文艺界的论争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为文艺正名的问题最后还是通过政治权力的介入而得到了基本解决。

1979年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文代会的召开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延续。三中全会否定了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决议，提出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还否定了“两个凡是”说，这些都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开拓了政治道路。会议由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

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理论界便开始了新一轮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报》1979年第1—9 期发表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如《文艺报》特约评论员的《解放思想迅猛前进》（1979年第1期）、祁宣的《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彻底解放文艺的生产力》（1979年第1 期）、赵岳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推倒》（1979年第1期）、《文艺报》特约评论员的《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1979年第2 期）、蒋孔阳的《严格按照“文艺规律”办事》（1979年第3 期）、曹禺的《思想要解放创作得繁荣》（1979年第6期）、陈登科的《文艺创作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979年第8期）、罗荪的《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批判 〈纪要〉》（1979年第9 期）等，这些文章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气氛上的营造。

第四次文代会是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文艺大军的盛大会师。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四”时期就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老一辈文艺家；有“五四”以后在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文艺家；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家；也有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文艺家。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台港澳地区的文艺家。“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注] 在这一点上，颇似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如果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

在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的《祝词》，是新时期文艺工作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也是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标志。在《祝词》中，邓小平同志对以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全面评价，为今后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澄清。

《祝词》对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年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基本估价。邓小平说：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注]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年的文艺工作，邓小平同样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评价，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注]。

对于今后的文艺工作，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方针：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注]

在这里，邓小平在强调要继续执行以前的正确的文艺路线方针（包括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之外，更强调文艺创作规律，强调文艺工作者的个性和创新，体现了对具有极强个性特色的文艺活动的尊重。邓小平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既是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纠偏，也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超越和发展。

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后还存在争议，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给予了澄清，他明确指出：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注]

邓小平从文艺创作规律出发，明确否定了政治直接干预文艺的粗暴做法，这对新时期文艺回到健康的发展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后来（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坚持 ‘双百’ 方针和 ‘三不主义’，“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注]

邓小平《祝词》的基本精神在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得到了全面阐发。周扬在报告中回顾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发展，指出：“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同我国的其他事业一样，经历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注] 反面经验就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和文艺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而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这个观点值得重视，它看到了“四人帮”的极“左”并非无中生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注]。周扬总结道：“无可否认，我们的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正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善于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汲取教训，以戒未来。”[※注] 这样的估价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能十分令人满意，但是在当时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极为敏感又无法绕过的问题上，周扬首先肯定了文艺不能离开政治，“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注]。但周扬也指出，这里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周扬就当时的文艺的政治性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也就是它的政治任务。因此，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把文艺说成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是不对的。

文艺离不开政治，但政治也绝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周扬指出，政策图解式的、说教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由于缺乏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力量，是不为人们所欢迎的，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的政治作用。文艺对政治发生影响，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采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作品的典型化程度越高，艺术手段越多样，感染人的力量越强，就越能对政治发生作用。无论在文艺的领导工作方面，还是在作家、艺术家本身，那种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思想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在这里，周扬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否定了文艺为政策服务，对破除僵化的文艺工具论有重要意义。

此外，周扬还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应当依靠群众，尊重专家，应当力求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绝不应当只凭个人感想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进行家长式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善于诱导；要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讨论和争辩，要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允许批评和反批评。这些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教训的总结[※注]。

除了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之外，周扬还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上，阐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前者表现在艺术实践上，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后者表现出的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

这个讲话虽然在很多基本方面依然是“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双百”方针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调整时期比较开明的文艺政策的延续，但是毕竟使得文艺以及文艺政策基本上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是不再动不动就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再拿这顶帽子来压人了。

针对有些同志指责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过了头”，造成了群众思想的“混乱”，甚至把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错误思想归结于文艺，周扬明确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的情况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是思想解放还不够，束缚思想解放的阻力还很大，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还大有人在。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首先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员自己带头解放[※注]。

总之，解放思想既是走向未来的途径，也是对过去教训的反思和超越。对于长期遭到“左”倾错误思想控制的文艺界来说，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这也是本次大会所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文艺上的解放思想又有多重含义。

茅盾在题为《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的发言中也指出，作家和领导都需要解放思想。就作家创作上的解放思想来说，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就创作方法来说，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一种创作方法更接近真理，将由实践来回答。规定死了，只能有害于文艺园地的百花齐放[※注]。

夏衍在《闭幕词》中，也就有人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解放思想的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夏衍指出，目前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而在中国，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新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注]。

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的第二天（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热烈祝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总结和高度评价。社论肯定这次大会“是总结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经验的大会，是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团结，同心同德进行新的长征，为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新时期而努力奋斗的大会”[※注]。社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会关于解放思想和坚持“双百”方针的精神。

社论指出，思想要有一个大解放，作风要有一个大改变。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同思想的解放是密切不可分的。思想解放就是要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这样做，文艺是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取得大的发展的[※注]。就领导工作来说，思想也必须要有一个大的解放，一定要站到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真正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成为这一革命潮流的促进派。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必须克服发号施令的“一言堂”作风，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艺术规律，要尽可能地变外行为内行，把工作做到点子上；一定要发扬艺术民主，提倡自由讨论的空气，听得进不同意见，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体察群众的脉搏和情绪，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注]。

关于“双百”方针，社论指出，检验“双百”方针是否正确贯彻，检验文艺工作的一切成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创作是否繁荣，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正当需要和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水平，是否出作品，出人才，出理论——文艺理论的目的也是创作的发展和提高开辟道路[※注]。

这次会议还恢复了周扬、茅盾、林默涵、巴金等老一辈作家、批评家的领导地位，新一届的文代会领导分别是：茅盾为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冰心、林默涵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