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
三 “二为”方向的提出与党的文艺政策的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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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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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虽然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像“双百”方针这样的政策性口号。针对有人还坚持提“工农兵方向”，坚持提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贺敬之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为人民服务，具体的涵义是为广大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提只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更科学的。自此以后， “二为”方向完全确立起来，与“双百”方针一起，成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集中体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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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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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政治 口号 社会主义 政治服务 二为 为政治服务 方针 社论 人民群众 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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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为”方向的提出与党的文艺政策的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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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虽然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像“双百”方针这样的政策性口号。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文艺的“二为”方向。“二为”口号的提出，自第四次文代会到《人民日报》社论，经过了一个集体商讨的过程。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和会后，文艺界对文艺新方向如何表述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当时主持文艺领导工作的贺敬之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用“二为”来表述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说：“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 ‘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之下，加一句 ‘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注] 这项建议很快为党中央所接受。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就近年来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注]。周扬、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注]。周扬在讲话（《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年2月21日）中重申了要继续解放思想，认为只要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周扬指出：
我们提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比单提为政治服务更适合、更广阔吗？社会主义的涵义不只包括政治，还包括经济和文化。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不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要内容吗？[※注]
在这里，周扬延伸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提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过于狭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但这一口号并没有立即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和批准，期间又经过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商讨，才最终形成《人民日报》社论“二为”方向的明确提法[※注]。
社论在肯定“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陷，指出把为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作为文艺的唯一任务，要求一切文艺作品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都要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利用了“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把文艺紧紧地绑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战车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为此，社论肯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认为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具体到“二为”方向的内容，社论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特色的官方术语系统的特殊意涵，就不难体会到这样的提法和认识已经表现了党的文艺方针的重要调整。
社论还进一步重申了“双百”方针，指出，为保证文学艺术沿着正确方向不断繁荣起来，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为”方向的新口号被正式提出后，并没有立即得到学术界、文艺理论界的完全认同和接受，而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80年7月31日至8月15日，在江西庐山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就曾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有的肯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认为这一口号总结了革命文艺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比“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更全面、更科学，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文艺工作的任务和目的，反映了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也很符合文艺的规律。有的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即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道理和存在的价值，不宜轻易否定。有的则认为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区别，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的根本要求和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口号怎么提都一样，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实行艺术民主，以及保证艺术民主的政治民主[※注]。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人在当时都能理解和认同“二为”提法的。1980年12月，贺敬之在电影局召开的影片观摩学习会上，对这一口号作了论证和说明。针对有人还坚持提“工农兵方向”，坚持提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贺敬之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为人民服务，具体的涵义是为广大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提只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更科学的。文艺反映政治生活，对政治起重大作用，但文艺并不是只反映政治生活，只对政治起作用。”“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是不能完整地反映文艺的客观规律的。提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可以包括文艺反映生活和文艺社会功能的各个方面，又表述了文艺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质，因此是正确的、科学的。”针对有人认为既有“双百”方针，何必再提“二为”方向的看法，贺敬之认为这种认识“是不能使人同意的”。贺敬之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不能不指明方向。‘双百’ 方针不是明确表达社会主义方向的语言，这是不言而喻的。”紧接着，贺敬之具体阐述了“双百”和“二为”的关系。贺敬之指出：“贯彻 ‘双百’ 方针，是艺术民主的体现，是为了保障人民内部的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现他们的思想见解和艺术个性的。这种艺术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艺术范围的体现。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双百’ 方针是手段，也是目的。但它也不能说是唯一的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文艺还必须要求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 ‘双百’ 方针是为了要实现 ‘二为’ 方向。”[※注] 实际上，贺敬之的这番解释不仅是针对“左”的思想的遗留（比如仍然坚持只提“为政治服务”），同时也另有所指。他指出，过分强调“双百”方针，强调艺术民主，可能忽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一方向，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远离政治、脱离人民的倾向。可谓一箭双雕。
1982年6月，胡乔木在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届二次全委会闭幕后的招待茶会上，也针对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二为”方向，继续提“为政治服务”的情况进一步阐明了新口号的意义。胡乔木认为，提出这个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有很大不同。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因为人民，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这是我们一切工作所努力服务的对象，此外没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对象。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胡乔木接着阐述了政治与人民的关系，指出，“为政治服务”中的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政治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这才是目的。政治要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才是正确的；如果政治不从属于人民，不从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把直接的、根本的目标摆到了我们面前，而不需要经过一个间接的目标。因此，“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它的范围比“为政治服务”广阔得多。胡乔木最后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认为不必再进行下去了”[※注]。胡乔木的这番话已经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只有为人民的政治才是文艺应该服务的政治。当然，问题的根本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到底由谁来决定、评判特定时期的政治是否是“为人民的政治”？
自此以后，“二为”方向完全确立起来，与“双百”方针一起，成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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