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刘再复在《文学评论》第3 期发表了论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注]，引起了文论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一直到1985年，刘再复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物性格的论文[※注]，并于1986年出版专著《性格组合论》[※注]，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性格问题的大讨论。这可以看作是典型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

（一）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刘再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研究性格问题时指出，以往的典型研究“一般都从塑造典型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什么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怎样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是思考性格塑造的一个根本角度，我仍然不放弃这个角度；但是，我想着重从性格结构及其性格组合这个角度来探索一下这个古老的课题。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达到把握典型性格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再复研究性格的目的，是要从另一个侧面研究典型，试图为典型研究开拓新的局面。那么，何谓性格的二重组合呢？

刘再复指出，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是一个自成独特结构的有机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原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但是性格的这二重内容都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各种性格原素构成的。这些性格原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一个较简单的性格世界，可能只是一组性格原素构成的，一个丰富的性格世界，则是许多组性格原素合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组性格原素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并形成自己的结构层次，使性格呈现出复杂而有序的状态。”“由于性格原素具有无数种组合的可能性，因此，性格的二重组合，实际上又是性格的多重组合。”这是刘再复对性格组合论的集中阐述。

在另一篇文章中，刘再复又具体阐述了性格二重组合的具体表现，这就是美—丑、善—恶、悲—喜、崇高—滑稽、崇高—秀美、勇敢—怯懦、圣洁—鄙俗、高尚—卑下、忠厚—圆滑、温柔—刚烈等。刘再复指出，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典型，其性格的构成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它们往往以其二极性的特征交叉融合，构成一个多维多向的立体网络结构。而典型性格则成为一个包含着丰富性格侧面的整体，类似一个圆球，它既不是线性的善恶并列结构，也不是平面的双色板[※注]。可以说，刘再复性格二重组合论的提出，目的不在于对性格进行简单的二极划分，而是要深入性格内部，通过分析二极之间的复杂运动，建立更为完整、丰富、立体的性格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典型、创作典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和它们在我国文学中的命运》中，刘再复又通过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进一步阐述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性格对照的三种基本方式是：（1）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对照；（2）同一人物的性格表象与性格本质的对照；（3）人物性格内部中两种对立性格因素的对照。刘再复进一步把这三种方式概括为：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性格表里对照方式和性格内部对照方式。其中，性格内部对照方式就是人物性格二重组合方式，而且它在塑造优秀典型所使用的三种对照方式中，起制约和决定作用。

在分析性格组合的基础上，刘再复区分了四种典型模式。（1）单一型性格模式。性格结构只有一极，它表现出来的只有单一的性格特征。（2）向心型性格模式。这种性格模式，是多种性格特征同时围绕着性格核心的组合形式。这种性格比单一化性格丰富一些。例如武松的性格，他的勇武，是通过其他各种正面的性格特征的合力而构成的，这样，他的勇武就与一般的简单的勇武就不同。再比如曹操，其性格核心是“奸”，而围绕奸，他又表现出多智，多疑，爱惜人才，有雄才大略等特征，因此，性格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3）层递型性格模式。这种性格结构，是性格从纵的方面逐步发展，有一个逐步演变推移的动态过程。比如高尔基作品《母亲》中的尼洛夫娜，就是这种性格模式。但这种性格模式还不属于二重组合。（4）对立型性格。这种性格结构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重组合，是性格正、反两极的对立统一。这种性格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的性格真实，揭示人的性格运动的内在矛盾性，因此，能表现得最动人心魄。如哈姆雷特、贾宝玉、阿 Q 等，就是这种性格。它属于性格美的最高层次。“文学上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性格，都属于这种性格组合模式。我们所讲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就是作家通向这一最高审美层次的一种桥梁。因此，二重组合原理，对于创造较高审美层次的典型，带有普遍的意义。”[※注]

刘再复在分析性格组合时，并不是要把它看作一个静止的系统，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运动的有机整体。刘再复指出，我们分析性格的二重结构，揭示这种结构中相反两极中的各种元素，只是暂时把性格假定为静止的性格，然后对组成性格的各种性格元素和结构形式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性格是一种流动物，我们所说的二重结构也是流动中的结构。性格运动与整个世界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刘再复指出，性格的流动变化过程包括空间的差异性和时间的变迁性。空间差异性是指主体的性格随着主体所处环境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动；而时间的变迁性则是指人物性格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而不断变更。性格中有性格的历史因素与性格的现实因素的二重组合，性格就更富有立体感，也更有性格的深度。时间的变异性和空间的差异性总是互相交织而造成性格运动的可能性。刘再复在强调了二重组合结构的流动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性格组合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强调不能忽视性格的整体性，“即在性格的二重组合中保持一种统治的定性，一种决定性格运动方向的主导因素”。具体来说，刘再复指出，在空间角度上，性格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异向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定向性。在时间角度上，性格运动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发生前后性格的二重组合显示出历史差异性，但是，在这种变动中又保存着某种稳定的东西，因此，运动又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刘再复说：“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只有当它是一元二重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

除了把性格组合的过程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外，刘再复还把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的过程看作一个模糊集合过程。刘再复指出，性格元素的模糊性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并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行。二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或者说，都包括正反两极。同一性格元素，既是 A，又不是 A，既是这一点，又不是这一点，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此外，刘再复还指出了造成性格元素自身模糊性的另外的原因，就是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而是常常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所以说性格元素自身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都可以发生转化的矛盾体。

刘再复在谈到性格元素集合过程的模糊性时，还提出了一个“模糊性中介”的概念。所谓“模糊性中介”，就是在各种性格元素与性格核心之间存在着某种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中介”。刘再复指出，这种“中介”不是明确的线性边界，而是摇摆于两极之间的交错地带，也就是模糊地带。性格相互矛盾的内容就在这个地带中互相冲突、互相交融、互相转化，形成活生生的生命。正是这种“模糊性中介”，融化了性格组合的机械性。形成“模糊性中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物情感内容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物情境的随机性。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性格元素集合的模糊性。

肯定性格模糊性，会牵涉到如何看待我们通常认为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的概念。刘再复指出，由于人物形象是一种模糊的集合体，“一些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性格就是这种模糊集合体，因此，人们就很难用 ‘好人’ ‘坏人’ 等概念来规范他们，甚至很难用‘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 这种现实的语言来规范他们”。这种正、中、反的划分在实践中限制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因此它对造成我们文学人物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和最后导致“三突出”、“三陪衬”等荒谬的理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注]。

除了以上我们介绍的对性格组合的分析外，刘再复还从哲学与心理两方面，阐述了性格组合的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刘再复指出二重组合的依据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组合，这种组合，简单地说，就是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具体来说，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而偶然性也正是双向可能性。刘再复指出：“凡是偶然的东西，总是既有这样的可能性，也有那样的可能性。这种对偶然性的见解……正是我们打开必然与偶然这对哲学范畴之门的钥匙，也是我们理解二重组合原理哲学基础的关键。”具体到典型塑造上来说，刘再复指出，必然性就是人物性格的共性，偶然性是人物的个性。必然性是抽象的存在，偶然性才是具体的存在。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偶然性是双向可能性，或二极的必然性，使得“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规定下的双向可能性的统一。就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这就是二重组合原理的哲学根据”[※注]。

在心理上，刘再复从人的双重矛盾欲求，即自然欲求和文化欲求、形而上的“灵”的欲求和形而下的“肉”的欲求来分析性格的二重组合。刘再复指出，每个人的心理世界中，都是存在着这一双重欲求，正是这两种欲求，形成了人的心理世界的两种内驱力，这两种内驱力又构成一种公力，推动着人的性格运动；但是，这两种力不是直线运动，而是互相碰击而又不断趋向统一的双向逆反运动。由此形成人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形态和各种丰富复杂的特性。此外，刘再复还从读者接受和欣赏的角度，分析了心理对位效应原理，即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平衡比较，把作品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替代，人物的内心冲突（即性格冲突）不知不觉地激起读者的内心冲突，从而成为读者从而成为读者心灵的象征。简单说，心理对位效应实际上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作品的产生的共鸣现象。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典型的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以前分析人物形象、典型所忽视的。很显然，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或心理对位效应，是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典型或形象的。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刘再复指出艺术典型的塑造“要表现出人性深处的颤动”。所谓表现人性的深度，刘再复认为包括两层意思。（1）“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 ‘人情’ 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这不是一种灵魂的呻吟，而是直接把灵魂深处的善恶矛盾，双重欲求而产生的内心情感颤动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分析、鉴赏、表现的对象。”（2）“写出人性世界中潜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所谓写出潜意识层，也就是要写出人性更深更广的世界。思想艺术容量更大的小说，更需要表现出人性深处的颤动。”刘再复明确提出，“测验一个典型是否属于具有较高审美价值 ‘上乘’ 的丰富性格，只要看这个人物形象是否容纳两种相反的东西，即人性深处具有两种相反思想情感的碰击。这种碰击正是人性美的内在源泉”[※注]。应该说，刘再复的这一说法与当时人道主义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对丰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有较强的系统性，几乎包罗万象，但是主旨在于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力求突破以前那种以社会政治尺度规范人物形象的机械套路，以性格的深层矛盾运动和无限复杂性归还艺术的真实性，创作出富有人性深度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典型。

（二）关于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论争

刘再复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提出后，文艺理论界也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不少学者对这一“原理”的科学性和普遍性提出异议，认为二重组合理论只能概括一部分文学作品人物形象，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何西来就指出，用人物二重组合来概括文学作品中一部分人的性格，是可以成立的，但把它作为一条普遍使用的“原理”来解释或指导一切性格描写，就可能导致另一种公式化。“事实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种类及其内在结构是相当复杂多样的，用绝对的 ‘一’ 固然概括不了，用绝对的 ‘二’ 或 ‘三’ 同样概括不了。在这里，任何固定的模式都难以奏效。”[※注]

陈晋也提出异议，指出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揭示事物的内部组合，在哲学上可以说是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但具体到独特事物，尤其是具有万花筒般丰富内涵的人物性格，则不免笼统而片面。性格复杂的内部构成因素，有诸多差别及其多样的联系形式，诸如对立、并列、包含、交叉、因果、递进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性格各因素一概界划成 ‘正反两极’，把它们的联系简单限定为 ‘二重组合’，因为矛盾联系只是性格组合的一种形式而绝非其全面形态”[※注]。

杜书瀛从创作的角度谈了二重组合的绝对化和片面性，指出，要写出复杂性格并不一定非要写出两极对立的性格特点，有的典型形象如此，但有的并不这样，如保尔、江姐等，虽然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丰富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但却不能说是用善恶、美丑、真假等对立的两极所组成[※注]。

随着论争的深入，有论者开始对性格组合论提出的理论依据表示了质疑。有人就指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虽然角度新颖，但作为“原理”并不科学，不完全符合文学典型人物塑造的美学实际。 “质言之，这个‘原理’ 是从一般哲学原理推导出来的一般性格矛盾的抽象哲学公式，而不是从特殊的性格美学规律概括出来的、渗透着和体现着人物性格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人物性格创造的美学原理。”[※注] 人物性格应是一个多种性格要素、层次、侧面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一个有序的、立体化的动态结构，即：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化的有机整体动态结构。这才是人物性格的结构和组合的美学原理。刘再复同志所提出的“两极构成”式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是认识和表现人物性格的内在结构和组合的一个哲学基础，还不是揭示了人物性格内在结构、组合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美学原理。也就是说，以一般的哲学原理来分析文艺问题，是不合适的，并没有真正把握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

有论者也指出，刘再复提到的恩格斯论歌德、托尔斯泰的话，实际上说的是世界观、生活态度的二重性，而不是讲性格的正反两极排列组合。刘再复引用的黑格尔的观点，“不是讲个体人的思想意识的自我分裂（分化）和克服（内部矛盾），恰恰是讲不同个体（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外部关系）”，由此“完全不能成为刘文提出 ‘二重组合原理’ 的哲学基础”。而刘文所引述的鲁一士的概念或观点，也不能成为性格二重组合的哲学基础。比如刘文所引用的鲁一士的“意识生活”，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相似，也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意识生活的矛盾和自我分化，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与分化，而不是强调个人的内心矛盾、自我分化。在刘文所引鲁一士谈“圣洁”的那段话之后，鲁一士强调的是人在与魔鬼、罪恶、丑恶敌人——外部的社会环境作斗争并战胜它们时才成为圣洁的，并未强调个人自身的意识矛盾，并未说圣洁、道德的人必定是自身包含着罪恶、不道德等对立因素这种“自我分化”，也并未说圣洁、道德的人是战胜自己身上的罪恶、不道德因素即“自我克服”的结果。可见，鲁一士的观点同样不能成为“二重组合原理”的理论根据[※注]。

除此之外，也有论者对刘再复性格二重组合的整体性、模糊性、心理依据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注]。

应该说，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对于典型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入了典型人物深层性格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典型研究的单层次、模式化的原有观念，赋予典型形象以多层次、多侧面、多重组合的复杂内涵；并致力于典型性格的内在结构和组合的探讨，力图创立以人本研究为基础的开放的具有丰富表现形态的典型观念，更迫近了典型形象的特殊的审美本质。然而，刘再复的思考最终未能离开一种哲学模式化的局限，他以哲学上具有永恒和普遍真理性的对立统一法则去对人物性格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进行抽象，甚至把它作为性格结构的普遍原理，难免陷入新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与此同时，在刘再复的“原理”中，生活中的人和艺术中的“人”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历史的人与文学的“人”被放置于一条等式的两端，因此艺术的典型性格的特殊性也随之被抹平。于是，刘再复的探索也不得不在人的性格的两极对立面前驻足，而难以深入文艺本体去深究文学典型的特殊的创造性因素与本质内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