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肇始于刘再复，但从哲学思想的根源上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观念显然受到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可以说，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几乎都来自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理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李泽厚是我国主体性哲学流行起来的始作俑者”[※注]。因此，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理论。

（一）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理论

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注] 一书和《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注]《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注] 两篇文章中。在李泽厚看来，今天要为共产主义新人的塑造提供哲学基础，自觉地研究人类主体的自身建构就成为必要条件，而康德抓住了人类主体性的主观心理建构（尽管同样是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框架里），“他……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主体性问题，康德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他的……先验论体系。因为正是这套体系把人性（也就是把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注]。正是借助康德，李泽厚提出了他的主体性理论框架，这就是认识论中的“自由直观”、伦理学中的“自由意志”和美学中的“自由感受”，并认为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主体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注]。那么，李泽厚是如何理解主体性的呢？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中，李泽厚指出：

如果就人与自然、与对象世界的动态区别而言，人性便是主体性的内在方面。就是说，相对于整个对象世界，人类给自己建立一套既是感性具体拥有现实物质基础（自然）又是超生物族类、具有普遍必然性质（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能量和信息）。……动物与自然是没有什么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它们为同一个自然法则支配着。人类则不同，他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终于全面地建立了一整套区别于自然界而又可以作用于它们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这才是我所理解的人性。[※注]

在李泽厚那里，主体性与人性是可以等同的，作为主体的“人”既能够进行客观的物质实践，又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主观精神活动，从而在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其“本质力量”，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肯定、确证、发展、创造自己。在《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一文中，李泽厚具体分析了主体性的内容：

“主体性”概念包括有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这四者相互交错渗透，不可分割。而且每一方又都是某种复杂的组合体。从这种复杂的子母结构系统中来看人类和个体的成长，自觉地了解它们，便是《论纲》提出“主体性”概念的原因。[※注]

在这里，李泽厚把主体性置于一个结构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工艺—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群体性质和个体身心，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主体性结构。其中，人类的工艺—社会结构是根本，是基础，是历史的原动力，是构成人类主体性的本体现实，它决定并制约着主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向和性质。而主体性的个体意识，一方面受制于整个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群体意识或社会意识。在这里，李泽厚看到了制约主体性的结构系统，但他更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心理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个体主体性，正是这一点，体现了主体性的光芒。

李泽厚试图恢复或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理论探索，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刘再复就是其中一个。刘再复就是在李泽厚思想的启发下，把他的“主体论”思想推演至文学领域，发展成为“文学主体性”理论，并促成文学主体性的研究热潮。刘再复本人也不否认受到李泽厚的启发，他说：“李泽厚讲的主体性对我很有启发，他是中国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始作俑者，我使用了这个概念，并用以说明文学的本质。”[※注]

（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主要体现在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注]中，而在此之前，刘再复发表于1985年7月8日《文汇报》上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就已经开始引起人们对文学主体性的关注了。在此文中，刘再复指出了我国文学界近来研究的四种趋向，即研究重心从文学外部规律转到内部规律，从单向思维方法转到多向思维方法，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从封闭式研究到开放式研究。刘再复认为，除此之外，文学还应当有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思维空间，这就是应“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系统。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文学的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主体作为中心来思考”。刘再复的这一观点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举行了专题讨论，《文汇报》（1985年9月30日）摘要刊登了八位教师的发言，对刘再复的文章给予了较高评价和肯定。不久，《文汇报》又连续发表了支持和质疑刘再复理论的文章，开启了中国文学界对文学主体性的关注。而刘再复发表于1985年末1986年初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又就文学主体性问题组织座谈，并在1986年第3 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10 位学者的发言（《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思索》），既肯定了刘再复文章的意义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意见集中于如何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不忽视主体对客体的依存关系）。1986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了陈涌的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该文对刘再复的文章进行了较多否定，认为刘再复在否定以往的错误和缺点的同时，实际上连同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也一起否定了。

与此批判相呼应，敏泽也撰写了《论〈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见1986年6月21日《文论报》），对刘再复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刘再复的文章“是一篇地地道道的自由、博爱的宣言书”，“与其说出于认真的思考，毋宁说更多的是出于浅薄的玄想”。此后，针对陈涌和敏泽等人的文章，又有很多学者陆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刘再复，并给予了积极评价[※注]。

但随着国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兴起，刘再复的文章逐渐成为自由化的代表作而遭到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被一再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而且“还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注]。

《论文学的主体性》长达五万余字。该文系统阐述了作者的“文学主体性”主张，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主体及其能动性。刘再复认为，主体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概念。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作为存在是客体，而人在实践中、在行动时则是主体。人具有二重属性：一是受动性，一是能动性。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表现出受动性，即受制于一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作为行动着的人，实践着的人，则表现出能动性，即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在行动，支配着外部世界。

2.关于两种主体分类。刘再复把主体分为了“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主体。所谓精神主体，则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对于刘再复来说，他更强调的是人的精神主体性。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的精神能力被限制，即它的精神主体性丧失了后，那么人也就丧失了在实践中的主体性，这时人就变成了任人操纵的机器。刘再复认为，我们强调主体性原则，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

3.关于文学中的主体性。在文学中强调主体性，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刘再复把文学中的主体性分为了三种：创作主体性、对象主体性和接受主体性。创作主体性体现在作家超越了低层次的人的需要而升华到“自我实现”的精神境界。对象主体性则是指作品中描写的人物的主体性，其实现要求作家把笔下的人物当作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和偶像。接受主体性指人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在审美静观中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的、不自觉的、不全面的人复归为自由的、自觉的和全面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也就是把人的尊严、价值和作家意识，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审美再创造；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

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是有具体针对性的，这就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由苏联引进的文学反映论（这也是产生重大反响的主要原因）。刘再复试图通过主体性理论，从根本上把文艺活动和文艺理论的立足点从过去反映论所强调的客体方面转向主体方面，以实现由文学反映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转向。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应合了时代现实对理论的需要以及新时期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其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希望在艺术理论中全面确立人的主体价值和地位，正如何西来所指出的：“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的提法，它上承五十年代巴人、钱谷融等人受挫的理论开拓，跨越了一个重大的文化历史断裂并且接续了新时期几经沉浮的以周扬等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反省。”[※注] 刘再复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虽然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忽略了主体的物质前提，割断了它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血肉联系，而过多地从个体、自我、感性等角度来界定主体性[※注]），但“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重心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变，也可以说促成了文学界关于“向内转”的讨论。

刘再复等的主体性话语总体上归属于20 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它更侧重在主体的精神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自由解放，强调主观世界以及思想的绝对自由而不是自由所需的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因此它在学科的归属上当属哲学—美学而不是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包括刘再复在内的、活跃于当时文艺界的理论家热衷于区分所谓“外宇宙”（精神世界）与“内宇宙”（物质世界），并赋予后者以突出强调以及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参阅下文）。相应的，80年代的“主体性”言说也更强调所谓“精神主体性”，认为它是比“实践主体性更为深邃与根本的东西”（刘再复语），甚至把两者加以等同。很明显，刘再复把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主观化了[※注]。刘再复认为，主体性理论是对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而所谓“深化”也就是使“主体性”的内涵向主观、心理与精神方向倾斜，向“内宇宙”的延伸，它“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在艺术中，人对自身本质的占有，最根本的是人对自己的自由情感的占有。人的还原，归根结底，是人的情感的还原……是人重新获得人的自由情感的快乐”，“作家的主体意识，首先是作家的超越意识所造成的内在自由意识”，“作家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其结果就获得一种内心的大自由……因此，只有超越，才能自由。这种自由是作家精神主体性的深刻内涵”[※注]。依据刘再复，如果不突出这一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就会被鼓吹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者所盗用，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很明显，这样一套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话语根本上说是来自西方（尤其是德、法）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而且把德国传统思辨哲学的精神主体性与法国传统的自由解放焊接在一起。在以刘再复的文章中可以强烈感受到法国式自由解放的浪漫主义与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奇特结合[※注]。

（三）主体论文艺学的建构

在主体性理论的推动下，新时期有两部以主体为核心建构的文艺理论著作：陆贵山撰写的《审美主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畅广元主编的《主体论文艺学》（署名九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审美主客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辩证关系和“交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审美主体（文学主体）的“艺术个性”、“心理机制”、“审美理想”、“社会本质”，并对西方艺术哲学特别是对现代西方艺术哲学“主体论”的思想局限和合理内核进行了批判分析。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阐发了审美主客体的一般理论，论述审美主客体各自的构成及其特点；第二编侧重运用审美主客体的基本理论剖析艺术的创作、文本、欣赏和批评的过程；第三编对西方现代化艺术哲学的“主体论”进行了综合分析。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畅广元主编的《主体论文艺学》。

《主体论文艺学》也力求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主体的特殊活动”这一核心命题，并吸收了文学主体性论争中双方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建构起了自己的主体论文艺学体系。作者认为，提出“文学：主体的特殊活动”这样的命题，标志着文艺学理论的一种重点转移。第一，在哲学基本立场上，由原来抽象的“物质”、“客观”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范畴，转移到“主体”、“活动”范畴上。这种理论构成原则由客体论向主体论的转移，要求从主体的、能动的角度全面考察文学艺术，使主体原则成为文艺学最根本的理论出发点。第二，它将文学艺术纳入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统一之中，实现了由作品本体论向活动本体论的转移，确立了“活动”概念在逻辑上作为文学艺术唯一解释原则的地位，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内容。第三，它强调文学艺术过程与人的解放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是统一的。所以在考察问题的思维方式上，要求从指向主体之外的反映论向指向主体自身的价值论转移[※注]。

接着，该书从文学主体和文学活动两方面具体分析了文学活动与文学主体的一体化原则，从而论证了“文学：主体的特殊活动”这一命题。该书认为，活动与主体一体化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根本原则。它给我们主体论文艺学的建构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第一，给主体论文艺学提供了一个更高的逻辑前提：活动，它揭示的是文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第二，在活动的逻辑前提中内在地包含了文学研究的现实起点，即文学活动的主体，而且是文学活动的个体主体。由此，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和考察文学活动的透视焦点。第三，既然主体是文学研究的现实起点，由此出发也就决定了主体论文艺学理论内容上的构成特色。那就是，立足于文学活动的主体性，作家、作品、读者向主体还原，当作过程因素纳入文学活动的动态进程，在人类总体活动的基本联系中考察文学活动的规定性；突出文学主体的活动性，分析主体的行为过程及行为状态，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一般活动主体与特殊活动主体的统一中揭示文学主体的特殊地位，在文学活动与文学主体的辩证关系中说明活动、主体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从而说明自由的现实、历史意义。

主体论文艺学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重心从客体向主体、由“外”而“内”的转折，尽管还存在着逻辑不周严和论述欠妥当的问题，但它对于新时期文论革新的意义还是不可低估的。它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念注入文艺理论系统，带来理论的内部结构的深刻变革，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

（四）人类学本体论文艺学

1987年，《当代文艺思潮》第1 期发表了彭富春、扬子江的文章《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掀起了新时期关于人类学本体论文艺学的讨论。这个讨论与主体论文艺学是紧密相连的。该文强调“必须摒弃外在的一切妄念，而寻找艺术的本体，直接进入到艺术本体自身”，认为“只有在艺术本体论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去寻找艺术的本体”。而在何谓艺术本体的问题上，他们首先对当时已有的艺术本体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把艺术本体论等同于作品本体论，这是一种十分狭义的规定，它实质上将艺术本体论取消了”；而“把艺术本体论包揽宇宙、世界、天空、大地”，则又成为“过于宽泛的描述，似乎使艺术本体论等同于宇宙本体论了”。他们明确反对哲学上的两种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认为“科学方法论的文艺理论根本无法把握艺术现象的本体，而主体性的文艺理论也没有接触到艺术现象的本体”。接着他们指出：“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反思的理论体系。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可谓现代哲学的转向。人类学的文艺理论，或谓艺术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和人的艺术关系的思考（它的基础是哲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它构成了我们艺术理论的转向。”由于“一方面，从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必然走向艺术；另一方面，从人的艺术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人的生存”，所以他们断言：“艺术的真正本体只能是人类本体。”

紧接着，《文学评论》1987年第2 期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专栏首期发表了一组题为《我们的思考与追求》的综合性笔谈，其中就有一些论者强调发展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学。陈燕谷认为，艺术观念的根本变革有赖于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关键在于艺术哲学的基础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确切地说是人类学本体论转移。陈燕谷指出，艺术认识论也许能够说明艺术是什么（例如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艺术如何成为艺术（例如艺术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不能说明艺术的必要性，即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例如艺术为什么要反映生活以及为什么把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的反映就成为艺术）。艺术的必要性问题只能在人的生成过程中，在人类积极参与的存在自身超越和自身回归的过程中加以说明。艺术活动作为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殊存在方式，同人的存在乃至整个存在有着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将这些联系置诸脑后以求解决某些眼前的现实问题，这样做的成效值得怀疑。艺术理论当然不仅仅是艺术哲学，但它首先是艺术哲学。在获得了这样的哲学基础之后，真正的艺术问题才开始出现，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进入文学艺术的内部。孙文宪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渴望认识自己的生命冲动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它构成了文学活动的人类学内容，使文学本体远远超出了反映的范畴。

此后，许多学者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如杜书瀛、邵建、陆贵山等人。早在 1986年，杜书瀛就在《文学创作与审美活动》（《美学研究》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文中，就表现出要建立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的意向。1989年，他在《文艺理论研究》第3和第5期连续发文《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再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具体阐述了他要建立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的观点。在前文中，杜书瀛认为，用认识论文艺美学的老规范，很难解释清楚许多文艺现象，尤其是许多新的文艺现象。实践已向理论发起了挑战，认识论文艺美学的规范和观念，越来越丧失了它的权威性；而新的文艺实践急切地要求文艺美学进行变革、突破，要求建立新的规范、新的观念。由此，杜书瀛说：“我主张建立与认识论文艺美学不同的新的文艺美学，建立更适应文艺实践要求的新的文艺美学，建立更符合文艺自身规律同时又更与时代合拍的新的文艺美学，这就是人类本体论的文艺美学。”杜书瀛认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并不排斥和否定认识论文艺美学以及其他美学和文艺学理论的价值和合理因素，而是把它们的一切有价值的、有益的因素都吸收起来，以丰富自己、营养自己，变成自己身体的有机成分。但是，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又必须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文艺美学的质的规定性。这首先表现在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有着自己的与认识论文艺美学及其他美学理论不同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人类本体论哲学（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本体论文艺学和主体性文艺学的同源关系，李泽厚明确说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就是人类本体论哲学）。认识论文艺美学把审美看成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则不同，它认为审美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人的自由生命意识的表现形态。这是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的第一个基本观念。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的第二个基本观念是：文艺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审美与文艺有着自然的先天性的联系。审美活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而文艺活动在本质上是审美的，由此，文艺活动自然也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和形式之一。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文艺活动的人类本体论地位。第三，文艺的目的只能是人本身。文艺活动是人的生命本体的活动，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为了人——为了提高人自身，为了完善人自身，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为了使人得到高度自由和充分发展，为了使人更加审美化。在此基础上，杜书瀛指出要在关于文艺创作、作品本文、文艺欣赏方面改变观念，建立起人类论文艺美学的一系列新观念。

如果说在《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一文中，杜书瀛还强调结合反映论美学，肯定反映论美学的价值的话，那么在《再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中，他则主要从对比的论述角度，几乎否定了反映论美学，阐述了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的特征。

邵建在《从人类学本体论角度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建设问题》（《文艺争鸣》1992年第2期）中，希望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的文艺美学。他认为，人类学本体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都是把视线的焦点投注在人的生命的本体结构上，因此，“人的感性生命乃是人类学本体论进入文艺学的唯一通道”。在此基础上，“艺术不是别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生命本体一种自由的感性活动”。尽管有着这样的倡导者，但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文艺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仅如此，也有学者对人类学本体论进行了批评，比如陆贵山。

在《文学与人类学本体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3 期）一文中，陆贵山对人类学本体论给予了辩证的批评，他首先肯定了本体论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指出人类学本体论在批判十年浩劫对人权的剥夺，对人性的摧残，主张恢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和本体精神上，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实现了人的整体化和一体化，从而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包容着恢宏的覆盖面。陆贵山从四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首先，人类学本体论丰富、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内涵；其次，人类学本体论开掘和拓展了文艺反映生活的中间环节；再次，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心理结构上沟通了并建构起人和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联系；最后，人类学本体论是诱发文艺产生千殊万类的地域特色和五彩纷呈的民族风格的酵母剂。陆贵山指出，人类学本体论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但对它的缺点和局限性也必须进行系统的评判和剖析。

但是陆贵山接着指出，人类学本体论把人的本体抽象化，超历史化，一定程度上用非历史化的人的本体代替具体的真实的人的本体，从而导致它的本体理论的伪科学性质。陆贵山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学本体论的理论局限和缺失。（1）从人类和环境的关系看，人类学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对抽象的自然人的崇拜，人在它那里好像只是自然界中被依附的有机体，似乎还没有从这个母胎中脱生出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只囿限于自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自然界的内部关系。就此陆贵山指明：“人类学本体论者实际上是历史自然主义者，也即历史唯心主义者”。（2）从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看，陆贵山认为人类学本体论对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人类的精神生产和意识活动的群体性、集体性的过分强调和弘扬，压抑了人类思维的个体性。这种不适度地宣扬人类思维的群体性的倾向和意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诱使现代西方的思想界和文艺界掀起一股强劲的非个体化、非个性化的思潮。（3）从阶级差异性和人类普同性看，人类学思想作为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无法摆脱自身的思想局限。（4）从源和流的关系看，人类学本体论把文化和文艺的源、流关系完全搞颠倒了，认流为源，舍本逐末，用被社会存在决定的诸多意识形式来解释和演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的产生和发展。

应该说，人类学本体论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层面的命题，可以作为文艺学的一种指导思想，但是却不能代替文艺学研究，如果把它移植在文艺学上，文艺自身的独特性很容易被这一宏大的理论所掩盖或遮蔽[※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