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当代的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念的变迁

如果从林传甲、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算起[※注]，文学史学科已建立百年有余[※注]。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谈的是当代（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状况。

1950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发布。对于“中国新文学史”，《草案》规定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着重在各阶级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注]。随后，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大纲，并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4期的“学术专栏”里发表。在《草案》及《大纲》的指导下，1951年和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注] 相继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建立的标志。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先生力图顺应当时的政治要求，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写这部文史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提出，“新文学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在分析作家作品时，《史稿》主要从阶级分析方法出发，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给予充分肯定，但也对资产阶级作家给予了一定的正面评价，并没有完全陷入阶级论的泥淖，也试图从文学性的角度，从风格、技巧、修辞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等层面客观、公允地评价作品[※注]。

《史稿》之后，各种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陆续出版，如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詹安泰等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著的上卷于20 世纪40年代初出版，下卷于1949年出版。1957年，修改重新出版）等。这些文学史在编写观念乃至体例上，与王瑶的文学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基本上都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强调文学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刘绶松在《初稿》的“绪论”中指出，研究现代文的首要任务，就是“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实况”[※注]，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注]。“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敌’，我们就要给他们的作品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不把主要篇幅花在他们身上。”[※注] 比如在对胡适的评价上，作者按阶级划分，把胡适定为“买办文人”、“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与此相应，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先驱者的角色被一笔勾销，其“历史进化论”思想也成了抹杀文学革命反封建的内容。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专述政治形势、运动与思潮，文学史被等同于革命史，文学批评更是被政治定性完全代替，政治化倾向比王瑶的文学史还要浓厚。在编写体例上，单列一章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人，单列一节的作家有瞿秋白、柔石、胡也频、殷夫四人。

以敌我划分的阶级分析方法，几乎贯穿在整个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史写作中。

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下册）问世（山东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此后，1962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科学出版社），1963年，《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编写，作家出版社，试印本）出版。

这三部著作[※注]的共同特点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党的文艺政策，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绝对权威的姿态高度自信地描述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发展进程，表现出鲜明的党性。三部著作一无例外地不惜花费大量篇幅高度评价、赞颂毛泽东在1949年后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思想斗争，并且把这种斗争视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动力，强调这种斗争的长期性[※注]。《中国当代文学史》“导论”称：“文学是最敏锐的阶级器官，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阶级斗争必然会首先在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推动了文学事业的成长和发展，今后在长时间，仍将是我们文艺发展的动力，没有思想斗争，文学就不能前进，这是基本经验之一。”[※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绪论”指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其根本问题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此，谁胜谁负的问题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只要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还存在，斗争就不会停止。……十一年来，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占领和扩大的。”“绪论”还强调：“没有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文艺运动就不能前进。这是十一年来我们取得的一条宝贵的经验。”[※注]《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绪言”中这样写道：“任何革命，如果称得起真正的革命，总是要与旧的事物作斗争，战而胜之，以扫清道路，建立和发展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一切过去的文学，是巨大的革命，因而解放后文艺思想方面的斗争激烈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解放以来文艺上的斗争不断在发展，也不断获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胜利，每次胜利都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新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于是又展开新的斗争。就这样斗争不断向深入发展，我们也在斗争中不断前进、不断提高。”[※注] 这表明，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那时当代文学史写作是作为革命斗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而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样体现在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比如1962年中国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和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之，从1949—1978年的30年时间，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把文学史简单地视为上层建筑，并确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要求把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同社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文学史家们的思想受到压抑禁锢，加之学术问题因经常上纲为政治问题而弄得“空气”十分紧张[※注]。

“文化大革命”后，文学史学科发展迅速，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 出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较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部文学史一方面基本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观念，强调文学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在《绪论》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比如唐弢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注]“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注]“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注] 还有，“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级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注]。这些提法与“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什么不同。也正由此，该书特别重视文艺斗争和思想斗争内容的叙述，并清楚地表明论争的性质。如在叙述完胡适与新文学革命派产生分歧的经过以后说：“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注]

不过在另一方面，作为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成果，这部文学史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和客观性。比如一些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文学也被认可为“新起白话文学”诞生时的一种推动力量，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在对一些所谓非无产阶级性质的流派和作家的评价上，也趋于客观。比如对新月社，该书评价道：“创作上发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新月社早期曾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军阀统治的愿望，但也同时流露出浓重唯美、感伤和神秘倾向，后期则趋于没落反动。”[※注] 在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上，虽然在结论处往往还是归结到阶级斗争、阶级意识上，但在评价中却也体现了一种对文学性的关注（比如对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评价）。

在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方面，新时期之初有：张钟、洪子诚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二十二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0、1982、1985年出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83、1984、1989年出版），以及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对于这几部文学史，董乃斌等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它们比起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那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它们反省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狭隘的艺术观念给予中国当代文学造成的损害和负效应，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有了比较辩证的认识，并且强调了尊重艺术规律的重要性，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更加宽泛、更有弹性的指导性原则。在对文化思想战线上历次思想斗争和批判运动的评价中，注意到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否定了过去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肆意上纲上线的做法，态度比较诚恳、中肯。在这其中，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尤为突出。这部著作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厚重的学术含量，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升到了学术的层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运用，并且显示了与同行平等对话的学术风度。直到现在，本书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注]。

不过，董乃斌等人也指出，这几部文学史毕竟是在拨乱反正初期，对以《讲话》为经典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依然表现出了绝对的尊奉，它们把1949年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看作党的文艺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而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理论本身也有某些问题；认为只要纠正了偏差，就能无往而不胜。另外，这些文学史著作依然沿用单向的社会—历史决定论和文学反映论模式，忽视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作家的心灵世界[※注]。

如果说新时期之初（约1978—1988年）是文学史的更替期的话，那么，从1988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实践到20世纪末，则可以看作文学史研究的突破期[※注]，其间涌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开始出版），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注]。除了当代文学史方面的成就之外，在古代文学史方面，则有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文学史观趋向多元化，关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努力从多方面理解文学。比如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就试图从民族心理以及美学的角度论述中古诗歌文学发展过程，“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我们民族审美心理建构中的各种因素是如何更替、萌生、组合的”[※注]。王钟陵自己也说，《中国中古诗歌史》“尽力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过程上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注]，具体包括民族思维的发展、社会思潮的流变以及审美情趣的变化、审美心理的构建，这都显示了综合性的文学史观。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试图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注]。以此为基础，他们又进一步从人类发展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分析作品之所以打动人的原因。他们通过马克思关于人性的阐述指出：“在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全部都有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人类本性’——的内容，也都有根据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不符合‘人类本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内容。”[※注] 由此，他们强调不能只看它在一时一地感动读者的程度，要从广阔的时空中去考察一部作品是否打动人，因为越是重要的作品，其体现人类本性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浓烈，从而也才能够与后代的人们、与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注]

与王钟陵和章培恒等人强调文学发展的文化与人性因素不同，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则强调文学发展的艺术性，强调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总绪论》中，袁行霈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2）要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而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3）此外，要注意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发展[※注]。

由以上我们的简略概述可以看出，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是丰富的[※注]，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显然源于编写者的文学史观，而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形成的，陈平原先生就曾指出这些因素有：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注]。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史学理论所关注和考察的。

（二）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

1.何谓文学史学

何谓文学史学？简单地说，就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是对文学史书写实践的总结、研究，其研究对象并非“文学的本来面目”即文学本体或原生态的文学史实，而是已有的文学史实践，包括各种文学史著述和研究，总结其特征与规律，研究其态势与走向，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而系统的文学史理论用以指导今天及以后的文学史实践。可以说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对文学史主体思维的再思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称为“文学史哲学”[※注]。“文学史哲学”是陶东风在其同题著作中提出的命题。他指出，文学史哲学，不是对于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而是“对于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如果说，文学史研究，即是对具体的、国别的、时代的文学现象的‘思’，那么文学史哲学就是对于这种‘思’的‘思’，也就是‘反思’。……这，就是文学史哲学的性质”[※注]。陶东风指出，文学史哲学是一种元文学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用以重构、评价过去了的文学事实的框架、依据、标准，它要问的是：这些框架、模式、依据、标准是否合理？文学史是如何可能的？文学史思维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评价史实的价值尺度？简单地说，文学史哲学解决的是如何写作文学史的问题[※注]。

葛红兵在《文学史学》[※注] 具体阐述了文学史学要在三个层面上对文学史研究的反思或质疑。（1）本体论层面。“文学史”是否像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样是纯然客观的，不以研究主体的先在视野而改变的？我们究竟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在使用“文学史”一词？等等。（2）认识论层面，是向文学史家的质疑。文学史的认识何以可能？文学史家何以有权对文学史说话？他可能怎么说话？说什么性质的话？他为谁而说？等等。（3）方法论层面。文学史到底是解释学的还是科学的？它的基本的法则来源于“理解”还是“反映实在”？历史陈述的模式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等等[※注]。

2.文学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前对文学史的讨论并不多，即便讨论，也主要是以大批判的形式进行[※注]，对文学史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少正面作用。“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对文学史的反思和讨论也开始启动，文学史学开始建立。

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文学史编写的讨论，被有的论者看作是中国文学史学的“象征性起点”[※注]。这次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学史的目的、宗旨。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林岗的意见，他将文学史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叙述性的，“将文学发展历程当作实体性的知识来思考历史”；一种是解释性的，“对文学发展历程进行‘理性重组’，对其演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历史的叙述在这里已包含了第二级的评说”（《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9月27日）。这种分别其实涉及文学史编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文学史的客观与主观的问题。纯粹客观的文学史几乎是没有的，文学史往往都会渗透着编写者的意图和倾向，但过分主观的文学史也容易遮蔽文学发展的“史实”，如何处理主观与客观问题，是文学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光明日报》的这场讨论中，也有论者提出文学史编写的多层次性，认为文学史应该“成为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能够反映学术界各种成果的综合性著作”（胡小伟《文学史要有多层次结构》，7月26日）[※注]。总体上看，这次讨论并不深入，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文学史学的”概念。

1986年，《文学遗产》第3 期刊发《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示》。次年3月，《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等单位在杭州召开“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这次征文和会议虽然针对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但也涉及了整个的文学史的理论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应分四个基本层次，即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宏观层次和理论（哲学）层次，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形式特点、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只有使研究的层次性和方法的多元性得以紧密结合，才能显示出建立古典文学研究科学体系的途径[※注]。其中的理论层次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史学或文学史哲学的层次，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条件，并没有深入展开。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突破性的研究还是在90年代。1990年，《文学遗产》开辟了“文学史与文学史观”专栏，并在同年10月与广西师大共同举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这成了文学史学发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关于这次会议有两大中心议题，一是文学史研究的总体理论问题，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关系问题等；二是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如文学史总体性阐释、特征研究、规律性研究、风格流派研究、文体研究、时代特征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讨论文学史原理的一些基本问题。

随着90年代初对文学史学的关注，文学史学的研究走向深入，不仅发表、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专著，各种关于文学史学的会议也多了起来。1991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有30 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为期两天的“文学史学研讨会”，对近年出版的众多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带共性的问题进行了研讨。有学者认为，客观地估价现有文学史著作的总体水平，探讨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史学的高度观照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就是“文学史学”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注]。

1994年4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江海学刊》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行。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更为集中和明确讨论了文学史学的诸多问题。与会者认为，从1986年开始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到1990年的以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为中心的讨论，再到本次会议以文学史观—文学史学建构为标志的探讨，明显体现了文学史学不断发展、逐步深入的趋向。会议就文学史观、文学史规律、文学史学建构、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门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997年12月，由《江海学刊》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的“文学史学研讨会”在福建莆田召开。这次会议对文学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建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文学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也进行了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文学史学研究上，有了非常明确的学科意识，这为文学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一直到21 世纪初，关于文学史与文学史学的会议不断[※注]，对文学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同时，关于文学史学的文章、著作也不断涌现，文学史学的理论体系开始建构起来。

对文学史学进行理论体系建构的，主要有以下几部著作：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钟优民主编《文学史方法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葛红兵、梁艳萍《文学史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宋吉述等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共3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董乃斌主编《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葛红兵《文学史学》（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