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后现代/主义”概念早在国门开放伊始就进入了中国。文学界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的是董鼎山。1980年，董鼎山在《读书》第12期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向人们介绍了“后现代派”小说。1982年，袁可嘉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1 期上发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理论大家（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纷纷被邀请来华讲学：1983年，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者之一哈桑（Ihab Habib Hassan）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为詹明信、詹姆森等）在北京大学开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Douwe Fokkema）又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其中，杰姆逊1985年在北大的授课[※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转折点或起点。在演讲中，杰姆逊从文化谈起，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文化分期”，并对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主义特征，如平面感、深度的消失以及大量的复制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注]。

如果从杰姆逊的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在1986年的问世算起，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有30 多年的历史，其间出版了多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译文集和著作，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直到目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依然在继续[※注]。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介绍几部对中国后现代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的译著和个人著作。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和繁盛，应该是在20 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有三本译著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分别是佛克马、伯顿斯编，王宁等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岳川、尚水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哈山（即后来通用的“哈桑”）著，刘象愚译的《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年版）。几乎同时，《文艺争鸣》杂志、《文艺研究》杂志分别于1992年第5 期、1993年第1 期集中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笔谈，它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后现代”热的兴起。

《走向后现代主义》是荷兰的两位后现代主义学者杜威·佛克马和汉斯·伯顿斯合编的一本后现代主义论文集。这本论文集集中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四个主题：（1）后现代主义术语的适用范围，究竟这一专有名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文类，还是仅能适用于像小说或是戏剧这样专有的文类？（2）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与现代主义完全对立，还是可以将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派包含其中？（3）如何确立后现代主义的准则？（4）对后现代主义特征界定的方式[※注]。从内容上看，这本论文集的讨论范围主要集中于北美地区，主题则聚焦文艺，且多为对后现代主义原典的二次解读，对国内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还缺乏应有的针对性，但作为国内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首次集中译介，这本书的翻译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仍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尝试”[※注]。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应该是第一本国内学者自己编选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集子，选文范围大大地超越了文艺，进入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代序”中，王岳川从后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其理论景观、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矛盾、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后现代知识状况与出路、后现代文化逻辑及其平面模式五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及其论争作了一次全面的鸟瞰，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深层本质：文化精神。这是国内当时比较早地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概述。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形态”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收录了包括丹尼尔·贝尔、伊哈布·哈桑、利奥塔、杰姆逊等人的文章或著作节译。在第二部分中，收录了包括福柯在内的西方学者论述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诗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在第三部分中，则收录了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绘画、电影等方面的文章或节选。应该说，这是一本较为全面地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对当时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的转向》是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桑对自己从事30年之久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一个总结，他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序幕”、“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确立”、“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和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尾声”四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发生、发展及走向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经典。《后现代的转向》中译文的出版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意义深远，译者刘象愚说：“它不仅以清晰的脉络，充实的内容回顾了历史，辨析了异同，指明了特征，而且以不偏激的态度指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应采取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从这些意义上说，它确是有关后现代主义讨论迄今尚无出其右的第一本书。”[※注]

经过90年代初期对后现代主义的整体译介之后，西方一些后现代主义大家的专著开始被完整地翻译过来，如詹明信（即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特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雅克·德里达的《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中国学者也开始结合中国的文学（文化）实践，展开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实践。这方面的代表性的人物有陈晓明、张颐武、王宁、王岳川等。

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时间，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反中心性、反二元论、反体制性和反整体性，并分新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五个流派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评析。

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是较早运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现象的著作。该书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文学创作的‘实验化’、批评与理论的‘解构化’以及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隐私化’。”[※注]张颐武的另一本著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描述了在全球化及市场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想象及生活空间的形态的变化，探讨了由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浪漫的“现代性”向90年代的平和、多元、务实的“后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涉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民族认同、文学、电影及大众文化，跨国资本与市场、城市空间与时尚等议题。作者追溯思潮变动的脉络，探究文化转型的运作，并对90年代一系列多有争议的话题作出回应[※注]。

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性”归纳为八个方面：（1）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世界观；（2）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观；（3）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4）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5）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本文）快乐的艺术态度；（6）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7）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同事实与虚构；（8）“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注]。

王宁自1991年主译《走向后现代主义》之后，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本论文集，完成了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三部曲”，也形成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认识：（1）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2）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因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观念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其价值观念也无法与现代时期的整体性同日而语；（3）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衰落后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4）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或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的崇尚，后现代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式叙述中被消解了；（5）作为一种阐释代码和阅读策略的后现代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它不仅可用来阐释分析西方文学文本，而且也可以用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6）作为与当今的后工业和消费社会的启蒙尝试相对立的一种哲学观念，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同时扮演了表现出合法性危机特征的后启蒙之角色；（7）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用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主义、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策略，它在某些方面与有着鲜明的对抗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策略相契合；（8）作为结构主义衰落后的一种批评风尚，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具有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色彩的批评话语，它在当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注]。

张颐武和王宁的后现代研究开始突出“第三世界声音”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源自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消解中心等后现代尝试，应该包括来自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在《超越后现代主义》一书的《序》中，王宁指出他写作《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初衷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从北美到欧洲乃至风靡全世界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终于日趋衰落。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以便把我们的研究视角指向整个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和文学研究？”[※注] 王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诸如性别政治和怪异研究、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以及近几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伺机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在实际上消解了帝国话语的中心地位。”[※注] 王宁在本书别的场合把女权主义理论、性别研究、后殖民与第三世界批评也归入文化研究（参见本书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的多处论述），所以，王宁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之后是文化研究的时代，或者说，文化研究即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

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文化研究（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显然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与非中心化立场，许多文化研究的名家都受到后学的深刻影响（比如福柯之于萨义德）；但同时，文化研究又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简言之，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关系，清理这种关系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王宁看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显然与后现代主义的扩散存在重要联系：“经过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一切假想的‘权威’和‘中心’意识均被消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限已不复存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一夜之间消除，纯文学和‘亚文学’文类的界限正在变得日益模糊，因而使得长期从事经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产生了某种‘学科性’（disciplinary）的危机感。”[※注] 这个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正是借助“后学”的非中心化与非权威化的力量，文化研究才得以拆除横贯在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等级与鸿沟。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是有继承的扬弃而不是全然的否定。这一“近缘关系”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文化研究向宏大叙事的蜕变[※注]。

（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语境

那么，作为产生于西方的当代文化分析范畴的后现代主义，能否在中国语境中扎根，恰当地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它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形？这是学者们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徐友渔认为，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如何理解和对待后现代思潮，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一直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单一哲学认识模式的挑战，对以现代性为标榜的单一偏狭的思维习惯（比如一味强调实证性、可操作性、价值中立性）的批判，对我们有警醒和借鉴的意义。然而，徐友渔指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区别。如果说西方后工业社会的阙失面是思维方式过分规范的话，那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刚好是失范。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在思想、学术、文化上失范，在道德、价值上失范，在写作、批评方面失范。总之一句话，我们面临话语的失范，还有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多的失范现象。后现代主义的反对建构、倡导解构，可能起到加剧失范的作用。”[※注] 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发达的认识论，盲目跟随后现代主义只会造成学术思想的损失。又如，“五四”运动倡导科学民主精神，这个历史使命至今尚待我们完成，如果去模仿别人，把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奉若神灵，就可笑亦复可悲了。徐友渔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回应。

比如陶东风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是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否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紧密相关的。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心，是因为现代主义已经极大地制度化，成为制度（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艺术制度）的价值根基。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这种被制度化的文化压抑、文化中心的反叛。这样，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叛一方面的确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这种反叛对于稳固的社会制度而言又只能是“语言革命”、“纸上谈兵”，很难从根本上消解制度化了的现代性价值系统。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系统尽管在“五四”及20 世纪8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中得到大力提倡，但却始终未曾得以制度化，相反一直是处于边缘位置，更谈不上成为什么文化的霸权了。如果说现代主义在中国曾经是或已是文化的中心，未免有点危言耸听，甚至让人怀疑是人为地在树一个中心以作为攻击的靶子或作为推出后现代主义的策略。

徐贲则以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为例，剖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中的片面性：“在詹姆森那里，‘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描述概念，而是一个为批判目的服务的‘协调性’概念。这个概念使得社会文化批判者可以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社会制度来认识文化形象，并从文化现象来认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质。”但是“‘后新时期’理论中所缺乏的恰恰是詹姆森的历史意识和这种历史意识所体现的道德感和批判精神”[※注]。

2002年底，李扬在一篇回顾和总结性文章中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么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仅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大声喝彩，而对那些依然坚持启蒙立场和批判姿态的知识分子则大加挞伐，甚至指责他们为‘文化冒险主义’。这种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注]

与这种观点不尽相同的是，有的学者尽管不否认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但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或表征，比如王宁、陈晓明等人。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工业发展固然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水平，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发生是多重历史力量作用的结果，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极其频繁，而计算机和电子网络更是为交流提供了方便。在经济、社会、物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思想文化可以通过交流使后现代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何况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后现代迹象，比如大众文化方面的广告、流行音乐、时装模特、歌厅、舞厅、大型游乐场，等等。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就说明后现代主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文学或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变体，比如先锋派写作、新写实小说以及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等[※注]。

不过，即便是赞同和肯定中国文化（或文学）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有的还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文学）中后现代主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王宁在强调后现代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时，阐释了中国先锋文学中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他指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是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背景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熏陶、当代生活经验的制约，这三者交互作用，使它有别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呈现出较复杂和独特的创作风貌。此外，作为一种带有被动性和局限性的选择或接受影响的创作，尽管它不缺乏某种创造，但终究只能以一种实验或探索性的成果出现，其作品中的“后现代性”或许在探讨中国文学的“将来时态”时能有较大意义。即便单纯从创作风格和模式看，先锋小说证明所谓“后现代技巧”并非西方的专利[※注]。

另外，后现代主义又的确是当今中国诸多文化分支中的一支，如果完全否定当今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那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范畴又有一定的适用性。这样，完全排斥或全盘搬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都是不可取的，理智的态度是有条件有限度地使用这一概念，并使之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寻找适合的分析构架而不是从僵化的理论构架出发制造问题、宰割现实。这应当是目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价值取向上看，陶东风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双面性，它是有力的消解手段与批判武器，怀疑一切原则与中心；同时也可能滑向一种嬉皮士式的游戏一切的“潇洒”，在无限度的自由背后是真正的自由的丧失。联系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话语领域的放荡不羁、无限度主体扩张，恰好与现实政治与生活领域中集权主义的强化同时出现，与一种新的统治方式——技术专制主义、传媒霸权主义同时出现。后现代主义既体现了现代人对这种新的统治的激烈的发泄反抗，也包含了发泄反抗后的无奈与妥协。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这种反抗“现在不再使任何人感到震惊，不仅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下来，而且还使自身成为制度化的，与西方社会的官方文化结合起来”[※注]。

的确，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崇尚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思潮，它的力量与局限、积极性与消极性从来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种有力的解构武器，后现代主义可以有效地消解在中国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专制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就有了不可否定的积极的批判意义。像王蒙这样本质上属于精英阵营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所谓“痞子文学”持基本的肯定态度，其出发点就是要借助它来消解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一元主义。王蒙尽管也承认所谓“痞子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但其消解与批判作用是主要的，因为即使从建构人文精神的角度说，人文精神的对立面首先也绝不是什么大众文化、痞子文化，而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独断论、一元论、绝对论，因而虽然王蒙不曾明确地宣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但其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其对中心、终极、绝对的拒斥无疑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但是，后现代主义是一面双刃利刀，它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与可能性，它的极端相对主义的确隐藏着虚无主义的因子，甚至可能发展为无原则的宽容、滑头、玩世玩人生，更不用说玩文学玩文化。这样，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精神就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在表面的激进背后是与真正的专制的妥协共处，或使自己的激进立场停留于语言造反、纸上谈兵，接受现实安于现实；它的怀疑一切的态度有可能使得人类的基本价值准则、伦理规范也无从建构，使所谓的多元蜕变为无规则的无序与混乱[※注]。

总之，在中国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变性，需要我们谨慎辨析和认真对待，既不能不考虑中国语境的无的放矢，也不能过分夸大中国语境的特殊性。陈晓明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后现代知识与当代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不协调之处，这种不协调主要是后现代的阐释者与批判者的教条主义立场导致的……把中国的历史语境，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前提抛在一边不加理会，而去集中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精神灾难（和社会危机），那不能说是高明之举。至于有些论者以反省‘现代性’的立场来看待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试图给中国提供一条超越现代化的普遍标准的特殊道路，有些论者甚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更像是政治投机主义的论调，充其量也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简单套用。”[※注] 这样的警示对我们接受西方文论、西方文化都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