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新世纪的三部代表性教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本质主义倾向，反对那种普遍的、非历史的本质理论。但是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是否可能？反本质主义之后，文艺学如何建构？这个问题引起了目前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围绕着这个问题，有的学者批判了反本质主义所导致的取消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强调重构文学的本质。

首先，他们强调文艺学不能取消本质，不能放弃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注]。既然不能放弃对文学本质的追问，那么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我们要研究文学的什么本质？又如何研究？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显示了一种积极建构的努力。

陶东风的观点很明确，他反对的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并不否定文学的历史的、建构的本质，相反，他肯定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中，有存在于特定语境并受其制约的被建构的本质，由此，陶东风强调要对于所谓“本质”或“原理”采取一种历史反思的态度，把所谓的“原理”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由此重建文艺学的知识论（参阅前面）。

对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观点，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其中支宇的文章比较早也比较有代表性。支宇在《“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注] 中，结合陶东风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教材，首先肯定了陶东风这部教材的创新意义，但同时批判了反本质主义的三个“致命”缺陷：“知识碎片化”、“知识肥胖化”和“知识空洞化”。所谓“知识碎片化”，是将任何普遍性知识还原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否定知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从不试图以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来串联人类知识史上的文学观念。所谓“知识肥胖化”，是将古今、中外两个庞大的领域纳入自己论述视野。所谓“知识空洞化”，是指只思考过去而背离现在的高蹈状况和空洞状态，也即脱离了当下语境和中国经验的空洞无物的文艺学。

作者在如此批判了反本质主义之后，自己拿出了什么建设方案呢？在作者看来，中国文艺学反思和重建的目标不是“告别本质主义”，不是“反本质主义”，而是“重新个性本质化”。换言之，中国文艺学生产不应该走向极端解构的“反本质主义”，而应该倡导文艺学话语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作者还引用《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中的话，指出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与知识生产出现了“个人写作模式”的“新气象”，不过文艺学话语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仍然有待中国理论家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文艺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必须依赖“本质化”：一方面，多元性和个性化状态中的文艺学坚决反对唯一性的独断论真理；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根据当下中国具体的时空条件和个人化的视角来进行“本质化”努力，并根据这一“本质”评判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作者最后指出：“只有站在多元主义思想立场上不断进行‘本质化’，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才能真正获得生机与活力，才能出现真正非本质主义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支宇尽管一再强调“个性本质化”、多元化、个人化视角，但其思维方式却依然是本质主义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李涛认为这“依然难以掩盖它图谋‘中心’的梦想”。李涛评论道：“它的判断、推理以及对当代中国文艺学问题诊断的非准确性，决定它的美好设计可能永远只是一种纸上的设计。通过不断的本质化的文学理论建构，而迎来非本质主义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留给人的是天方夜谭式的想象。”[※注] 的确，支宇仍然坚持本质主义的知识观，他把“真理性”等于“普遍性”，他认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因为反本质主义，所以其必然结果只能是“根本无力建构一个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无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好像任何理论话语必然是本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就是反理论。这样，在支宇看来，反本质主义必然等于“理论的瘫痪”和知识的“无政府主义”，等于放弃理论研究。

显然，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支宇（也包括其他的质疑者）一致认定陶东风是反本质主义者，尽管陶东风在文章和教材中反复且明确表白自己不是反本质主义者而是建构主义者。建构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却不是反本质的主义，不认为关于本质的言说是不可能的。建构主义自己就是一种言说本质的方式。它认为一切这类的本质言说都只是众声喧哗的“意见”而不是定于一尊的“真理”。建构主义并不认为本质言说是不可能的，而是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合法的本质言说是不合法的[※注]。

实际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有本质主义才能有资格被称作“理论”，才能谈论“本质”，而其他言说方式一概不配或不能进行任何理论研究，更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建构主义认为任何理论建构都不是无条件的，都要受到建构者的存在境遇、视角方法以及特定时代的知识—话语型的制约，都没有无条件的普遍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或“理论的瘫痪”。按照支宇的逻辑，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膺本质主义，要么陷入无政府主义（反本质主义），后者等于放弃理论，等于理论的瘫痪。中间的知识形态和理论形态是不存在的。由于支宇坚信所有可能、有效、真实的知识只能是本质主义的知识，所以在他看来，建构主义者所坚持的“具体而特殊的知识”，必然也是虚假的、不可能的知识，他断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感和拒斥使得它充分认识到‘本质’的具体性、特殊性和虚假性：既然一切‘本质’都不过是从某一特殊角度和特定时空而得出的特殊结论，既然普遍必然的‘本质’和‘规律’根据不可能存在，那么文艺学还有什么必要去获取一个理论立场、建构一套文学话语、得出一个文学结论呢？”把对于“本质”的“具体”、“特殊”的知识等同于“虚假”的知识，明显暴露出作者的本质主义立场。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具体的、特殊的、受到各种因素限制的“本质”言说才是真实的。正因为“普遍必然的‘本质’‘规律’的根据”之不存在，才需要我们去获取，也不得不去获取一个特定的理论立场，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特定的、有局限的文学话语，得出一个特定的、有局限的“文学结论”[※注]。

支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不是知识上的“本质主义”，而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威权主义”。支宇说：“事实上，20 世纪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一直是意识形态进行权力争夺的重要领域，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断论色彩，它以‘真理’权威自居，不断命令文艺按它所谓的‘真理’眼界来看待现实、反映现实乃至生产现实。这样，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元叙事’，它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任何知识生产都只能遵循它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立场，它也只有它自己才是判断‘是与非’、‘真与假’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威权主义’知识生产机制中，文艺学当然注定只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衍生物。无论有多少理论家和理论著作，某一时期的文艺学知识生产都注定只能臣服于同一种意识形态元叙事，只能根据同一种意识形态元叙事来进行‘本质化’，只能发现同一个文学‘本质’。所以，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不在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在于‘威权主义’知识生产机制。”[※注] 支宇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陶东风在自己的反批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用它来批评陶东风似乎找错了对象，因为陶东风从来不反对任何一个个人自由地撰写自己的文学本质论。建构主义文艺学并不认为任何人无权谈论本质，也不主张只有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才是合法的文艺学或真正的文艺学。就像后神学时代仍然存在神学，后形而上学时代仍然存在形而上学一样，反本质主义时代仍然存在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区别只是在于它已经不能独霸文坛。如果反本质主义者利用非学术的权力不允许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如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理论、反映论的文学理论）存在，这同样犯了专制主义的错误。陶东风在他的其他文章中曾经一再提醒人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文学本质的界定权力被某些人或者机构所垄断，这是他警惕本质主义的根本原因。为此陶东风还专门论述了文艺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特别是教科书形式的生产和传播）的程序正义问题。他说：“我理解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合法性是一种程序合法性，它不询问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的具体内容是否合法，而只涉及关于文学本质的知识生产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人或群体都具有就文学本质作出陈述的权利，只要它的这种陈述是合乎程序正义的。如果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借助于非正义的程序独霸了文学理论场域，别人只能接受而不能质疑，更不能提出自己的本质言说，那么这种言说本质的程序就是非正义的，它必然陷入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专制主义——用支宇的话说大约就是“威权主义”。这个问题在文艺学教科书领域表现得尤其尖锐，因为大学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机构化知识传授机构，在一个价值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就文学本质达成实质性共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就文学本质的建构程序、教科书知识的建构和传播持续达成共识则容易得多。就像我们今天很难就何为“好生活”的实质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而就关于“好生活”的讨论方式、讨论程序达成一致意见则并不难。同样道理，经过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管其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差异多大，都应该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都不能借助于理性言说之外的权力（不管是政治的或经济的）来强行推行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由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界仍然受到外力的干涉，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注]。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的确不等于威权主义的知识生产机制，但是，最容易和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却必然是本质主义的知识论。我们很难想象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会和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结合。比如，种族本质主义不见得一定都会导致或者必然要导致政治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却必然建立在种族本质主义基础上（希特勒就是坚定的种族本质主义者，后者是他进行法西斯主义动员的主要“科学”依据）。我们很难想象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不是和种族本质主义（如犹太种族低劣论）携手，相反和反本质主义的种族杂交、种族混合理论结合。在现代社会，如果不是先在宣传上把特定种族妖魔化和本质化，怎么可能进而实施种族灭绝呢？同样道理，中国当代文艺学创造力的匮乏和生命力的衰弱固然不仅仅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使然。但凡是和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进而独霸文艺学界的，全部是，也只能是本质主义文艺学，无论是苏联的文艺学，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具论文艺学。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内在地包含对于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基本问题》对文艺学本质主义的反思，就并非如支宇说的“根本没有击中要害”。支宇认为中国文艺学反思和重建的目标不是“告别本质主义”，而是“从意识形态威权主义出走”，而在陶东风看来，告别本质主义（注意：不等于告别所有关于本质的言说）至少是“从意识形态威权主义出走”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学术上的反本质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如果说支宇从研究者的角度强调研究的个性（或如他所言个性本质）的话，那么杨春时则强调从文学活动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本质。他认为，文学的实体论本质可以被解构，而文学的超越性本质不能解构，它仍然存在并可以言说。这一言说可以通过对文学活动的认识得以呈现。因为文学活动具有统一性，文学体验具有共同性，文学的意义也有一致性。任何文学活动都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生存体验方式，其性质是确定的，那就是从现实存在到超越性存在的过程，是从现实体验到审美体验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存在于这个过程之中[※注]。显然，杨春时对于“超越性存在”、“审美体验”等的解释依然是本质化的。

单小曦提倡用“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代替“文学本质”研究，以作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基本文学观念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与文学本质研究虽同属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但并不属于同一层面。文学本质研究的任务是寻找文学本质，即在追问是什么根本属性使文学成其为文学。实际上，以往的文学本质研究，无论是本质主义的，还是非本质主义的，都没有深入文学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都还是在以某种特设的存在者解释文学问题。文学存在方式研究追问的问题较之于文学本质具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即追问包括文学本质在内的整体性的文学如何存在、何以可能，或者作为存在者的文学的存在依据是什么，它是文学本质研究尚未企及的、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文学存在论领域的问题[※注]。我们认为，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的研究的确不同于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它既可能是本质主义式的，也可能是反本质主义式的。

李俊在强调定义的“有限有效性”中指出，即使某种定义只适合某几种艺术形式，这种有限的有效性对界定“艺术”仍然是有益的，只有在承认一种有限有效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追求普遍有效性。因此，一种从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的艺术定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李俊提出要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知性对立，张扬有限的理性主义立场，建构言说艺术本质问题的新范式[※注]。

也有学者期望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获得对文学的新的认识。赖大仁就认为，我们应该将对文学的认识阐释，从被定义的转变为被理解的，从本质论的转变为价值论的，从知识论的转变为方法论的，以应对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变革，从而实现当代文论的进一步转型发展[※注]。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评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价和质疑的共同点基本上都包含着对反本质主义的质疑，唯独余虹的批评是认为《基本理论》的问题不是反本质主义反错了，而是反得不够，反得不彻底。余虹实际上是最早就陶东风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撰写评论文章的人。余虹指出了《基本问题》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即教材各个章节并没有很好贯彻《导论》部分提出的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和历史化、本体化的建构方案[※注]。这个问题并不独存在于陶东风的教材中，也普遍存在于当前的众多文艺学教材中，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1）余虹指出，过分强调建构甚至重构本质，往往会遮蔽我们对反本质主义的深入思考，甚至会造成“本质主义改头换面地溜进来”[※注]。反本质主义不应该是简单的不下定义或罗列上几个文学定义就可以，同样，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解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取消或否定，它其实是一种发掘，是一种对缝隙的发掘，它试图在解构中，发现固有思维模式中的裂缝，并由此进行新的建构。如果我们连裂缝都没有发现，又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建构？或者说，我们连要解构的对象都没有找到，又谈何建构？反本质主义的最大价值和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建构方案，它所要给予我们的是如何解构与发掘僵化思维模式的缝隙，只有这样，我们的下一步的建构才可能是有针对性的，可行的和真正具有发展性的。否则，我们很容易又会落入本质主义的深渊，无论我们怎样强调本质的多元性。

（2）历史主义的建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绝不是把关于一个问题的历史上的阐释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在一切即可，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细致发掘，在掌握大量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史学家的笔法予以呈现，甚至需要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协作，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产生这种文学观点，为什么是这种观点而不是那种文学观点流传下来，这种文学观点与当时的利益纠葛，与权威意识形态有何关联等极为繁难的学术课题，而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过程[※注]，但这却是反本质主义所必须的。反本质主义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真正坐下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