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自由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自由主义文艺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受到激烈的批判。新时期开始不久，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一些作家和社团流派被重新肯定。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经济领域的变化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自由主义普遍受到青睐。自由主义热潮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对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的研究。

一

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曾发表由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对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是反动统治的代言人。40年代末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认识和评价的先声。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运动都有论及，但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学研究框架下，认为胡适、梁实秋、沈从文、胡秋原、苏汶、林语堂等人的文学思想及活动是和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主要以批判为主。比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论及胡适五四文学革命的活动时，批评胡适的“文学改良”和“国语的文学”只不过是文字工具的改革和文学方法的改进罢了，完全是一种讳言文学思想的形式主义的论调，暴露了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和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林语堂等的文学论争，则被视为是文艺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和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等说法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艺术至上”论的一种“翻新”的表现。相比较而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论述显得较为客观，批判的味道要淡一些，更注重对文学史实的叙述。

5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因为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批判运动，对胡适的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胡适在现代文学中的活动，尤其是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以群、钟敬文、刘绶松、王瑶、魏建功等人都撰文就胡适在五四文学运动中的活动进行批判。[※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群的《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文章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主要言论和活动的系统梳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尽管作者并不否认胡适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参加过五四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也不否认他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但是更强调他在参加文学革命时站在最右翼，始终没有参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以群认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业绩”是：宣扬文学工具论，仅仅把文学革命的任务局限在“用白话作文作诗”上，使它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文化革命运动；宣传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掩盖反映在文学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真面貌；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又片面地否定民族文学遗产的价值，盲目地颂扬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鼓吹文化艺术上的“全盘西化”。无论是文学史的写作或者是对胡适的批判，对现代文学中革命因素的强调成为主导性的叙述模式，这样就导致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可能会背离历史事实。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给现代文学研究也带来一些变化，比如汪曾祺认为对沈从文先生的估价是不足的，许杰也提出对胡适五四文学革命中改良主义活动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认为有关胡适的评价，应在坚持总体否定的前提下，适度肯定胡适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文革”以后，这样的提法马上被更加革命化的洪流所湮灭。

新时期以来，尽管思想文化界开始拨乱反正，但80年代前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并没有完全摆脱阶级论的影响。在20世纪70—80年代陆续出版的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三节的内容论及了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和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但该文学史主要把这些文艺现象看作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从而加以批评。1982年，苏光文发表《论中国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注]一文。该文把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民主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的文艺派别放在一起，分析了它们“随着中国的基本矛盾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升沉而消长”的轨迹，并评价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整个80年代，从整体上论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可谓寥寥无几。90年代以来，知识界引介、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评价胡适，开始推崇顾准，形成了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90年代末，以一批研究自由主义文学论著的出现为标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沈从文热、张爱玲热的持续高涨，对左翼文学贬抑性的评价都是具体的表现。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对“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探讨。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看，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及相近提法在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同时就已经存在了。自由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形成是基于它和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思潮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后者在文学领域的体现。由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还有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对应关系，即使同一作家、流派的思想也有变化和复杂之处，所有种种都表明界定自由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自由主义文学”给予明确定义的是刘川鄂。他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界定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他还开列了一个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作家和流派的名单，属于此列的作家有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源、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萧乾、师陀、宗白华、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包括“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注]刘川鄂的界定，主要以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为依据，所以他的概括和描述有些过于宽泛。有人认为，他所概括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作家”，还不如说是“自由作家”，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诉求，原来公认的自由主义文艺，像“现代评论派”、“新月派”，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艺都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背景。以是否倡导文学独立来界定自由主义文学，恐怕没有顾及到自由主义自身的脉络，而将它等同于一般人对“自由”的理解，即“不受拘束”。[※注]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注]一文从现代性的角度揭示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学本体观的固执的坚持，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始终关注文学与自由的关系。另外，支克坚在长篇论文《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注]中，通过与革命文学思潮和鲁迅文艺思想的比较，探讨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特征。该文认为，首先，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致力于探求文学的独立本质；其次，人性论便成为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再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道德，往往包含着淡化政治甚至反对政治的目的；最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坚持人的精神活动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也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以上两人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特点的认识大体一致。

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以至终结进行历史的勾勒，也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王毅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性特征》[※注]一文，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演进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描述。该文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胡适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30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由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在20年代以后才变得更加明朗化，所以作者在谈到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时，也不得不承认，“从整体的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中单独指认一种鲜明的、与其他反传统文学思潮有明显差异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相当困难”。马俊山的《“反差不多运动”：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尾声》[※注]一文，勾稽了1936年末以京津两地报刊为主要阵地爆发的“反差不多运动”的有关史实，评述了争论过程、双方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思想史意义。

研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40年代往往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也因为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从观念形态上讲，更为自觉，以及它和革命文学思潮之间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和政治化。胡传吉的《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1945.8—1949.10）》[※注]一文是他博士论文的节选。该文以以塞亚·柏林消极自由的观念为出发点，探讨了1945—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生存状态。作者认为，与二三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与表现：前两个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更积极，后者更偏向消极自由。从消极自由的观念入手，阐发艺术趣味和良心体系对研究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是一个深化。另外，刘淑玲借助1946—1949年《大公报》上京派文人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言论，比较细致地梳理了自由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文学选择以及革命作家的批判，历史地呈现了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风貌。[※注]

二

对代表性作家和流派的研究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重点之一。胡适被公认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刘川鄂的《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注]从泛功利的文学价值观、改良文学的态度与方法、对易卜生主义的鼓吹等方面论证了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并简要评价了胡适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作者的结论是：胡适五四时期的着眼点是相对于旧文学的新文学而不是自由主义文学，但他却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徐改平的《试论胡适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注]一文对胡适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的描述，认为“胡适是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这种不可分离主要是其精神上有大致相同的追求”。文章还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与胡适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胡适对文学的要求始终是既坚持文学内容的通俗易懂，又要求具有一定的美的感染力的。因而是既区别于某些左派文学家所一味强调文学的宣传功能，也有异于自由主义文学家的强调文学的纯然独立性的。”美国学者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作为研究胡适自由主义心态和命运的一部力作，在第三章系统分析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种种言论及其表现。作者认为，“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的、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为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注]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梁实秋。刘川鄂的《梁实秋与自由主义文学》[※注]是梁实秋文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文章。作者首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观念进行了阐释，指出“梁实秋对人性有多次解释，他注意到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人文属性，但显然更看重后者。……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外的普遍特性，超地域、阶级、种族和国界，固定不变”。梁实秋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强调创作自由，反对工具论的文学观。文章就此也做了一番辨析工作。作者还对梁实秋与左翼文学、三民主义文学以及“与抗战无关”等一系列的争论也作了辩证分析，认为无论是30年代的各种争论，还是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史研究，都扭曲了梁实秋的真实形象和真正贡献。

沈从文、林语堂、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邓年、张爱武的《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探》[※注]一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及其与胡适等新月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探讨了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郑万鹏的《戴望舒：“忧郁”的艺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注]指出，戴望舒与各种社会集团力量拉开一定距离，形成自己社会改造以及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断地抒写“忧郁”，就是在将其寻找理想而不得的苦闷升华为审美情感，就是在不断地向理想发出怀恋，就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清醒的选择与痛苦的坚守。何小海的《幽默·性灵·闲适——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及其探源》[※注]从林语堂的作品出发，简要地阐述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认为造成林氏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文化的合围、社会的压迫、乡土情结和地域习俗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郑万鹏的《郁达夫：民族意识的化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注]指出，贯穿郁达夫创作的是民族意识，他的一生实现了从自由主义的左翼立场到自由主义的国家立场的转变。

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文学社团、流派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涌现出了一批成果。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主要从政治文化入手，概括了从《新青年》到《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散落过程，描述了胡适派文人作为政治自由主义者被国共两党反对、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被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所不容，因此处于“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的角度考察“现代评论派”，并对其独树一帜的文艺思想、创作特色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现代评论派”作家以个人本位、人性自由为创作出发点，有意与现实保持审美距离，注重精神启蒙，提倡宽容态度，呈现出了共同的自由主义文学风貌。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注]一书，主要采用了美学视角，探讨了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不少现代作家先前大都信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在艰难时世中易生幻灭恐惧之感，随之对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产生共鸣。

京派、海派一直是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普遍的看法是，京派文学在政治上具有超越意识。《京派文学的世界》[※注]一书著者许道明就持这种看法：“如果文坛主导观念表现为文学对现实政治的依赖，作家对现实政治的依赖，那么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更着重表现为文学对现实政治的脱离，作家对现实政治的脱离。这是京派作家文学思想中最杰出的部分，同时也是最落后最不为时代所容的部分。”也有论者提出京派的文学观念中有“超然意识与介入意识杂糅”的状况，并逐渐注意到其不同于左翼文学的介入与干预社会现实的方式与思路。李俊国在《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注]一文指出，“30年代‘京派’文学功利观，是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它不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益相联系，而是与一种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理想相联系”。京派杂糅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体现了不同于左翼文学的注重政治现实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选择，京派文学的文化学阐释无疑使得京派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白春超指出，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也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注]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注]一书从独特的文化视角出发，深刻地把握了京派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文化意蕴这一特质，对京派文学现象作了一番独到而细致的文化梳理，是对京派文学研究的突破。“京派”是一个活跃在三四十年代文坛的松散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不仅在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表现出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不同寻常的重视，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著的成绩。黄键的《京派文学批评研究》[※注]是京派文学批评研究方面重要的著作。该书回顾京派及京派批评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概况与历史境遇，并对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具有代表性的京派批评家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京派批评在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的道路上所进行的批评的理论建设及其实践成就。

吴福辉是新时期较早研究海派的人之一，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注]是他海派研究的专著。书中给海派文学正名，为海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并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海派小说的文化风貌等方面对海派文学的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该著作还对30年代的京派、海派之争以及这两个流派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了富有新意的探讨。吴福辉对海派的研究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许道明《海派文学论》[※注]从海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化、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中间路线等方面的关系去寻找海派文学的形成渊源、特质以及历史地位，认为海派文学有着“现代性”的品格，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都市文学”，是作家自觉倡导并实践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执著于人本位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注]也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开创精神的著作。该书第一部分以一些新的公共构造和空间如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为基础，描绘了上海的印刷、电影等都市文化的各个方面，重新绘制了一张上海的文化地图。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还有邵洵美、叶灵风、张爱玲共六位作家的文学世界，作者着力挖掘的是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和与之相应的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该著作从都市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角度为海派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深化了对海派文学都市化特征的认识。此外，如黄建生的《重看海派文学的商业性》[※注]一文，重新审视了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对中国都市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作者认为，海派作家积极利用现代物质文明进行文体创新，把新文学语言和通俗故事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也迎合了现代都市读者，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海派文学是“20世纪新文学与市场结合的先声”。

30年代的“京派”、“海派”之争是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并未重视这场文坛争论。90年代以来，由于海派研究热的兴起，“京海之争”才开始受到研究者重视。长期以来，鲁迅对京派海派的论述被奉为“圭臬”，很多人认同鲁迅的论断：“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但是，高恒文《鲁迅论“京派”、“海派”》[※注]一文提出，人们误读了鲁迅的《论京派与海派》。他认为，鲁迅文中京派、海派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和当时讨论中所沿用的概念大有出入，而鲁迅的这篇文章是篇策略性很强的评论，批评的倾向性含而不露，并非是客观的评论。周葱秀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与鲁迅的批评》[※注]是一篇与高恒文争论的文章。作者认为，鲁迅当时所作的评价是长期考察“京派”、“海派”两种文化现象后，并联系当时的争论所作出的言简意赅、精辟的总结。鲁迅批评的是文坛上两种不良倾向，即隐士化和商业化，而并非如高恒文所说的是针对文坛的某几个人。徐美恒的《关于鲁迅论“京派”、“海派”》[※注]也认为，鲁迅关于京派海派的批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批评。吴投文《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注]和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注]都探讨了“京海之争”中的关键人物沈从文，对沈从文在当年京海之争中的地位与意义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也有研究者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京派和海派。李俊国的《“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注]是新时期较早的全面论述京派海派文学的论文之一，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文化形态与文学分野、文学立场和文学意识、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等方面，来比较京派与海派的异同点以及各自成型的原因。2003年，杨义出版了《京派海派综论》[※注]一书，采用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的方法，把京派海派当作精神文化现象和审美文化现象来对待，对京派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两派独特的个性等问题作了细致探讨，发现“京派和海派的文化智慧和审美探索，既存在着竞争创新的一面，又没有完全排除其互动互补、渗透并进的一面”。

三

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元化，诸如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探讨，说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一般认为，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运动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但是由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身的复杂性和流变性，所以，从整体的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中单独指认一种鲜明的、与其他反传统文学思潮有明显差异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关于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思潮的关系探讨，刘川鄂的《五四启蒙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注]一文是代表性的成果。文章辨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认为启蒙运动包含了自由主义启蒙的内容，但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自由主义只是“五四”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其精髓是人道主义。肖向明的《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的流变》[※注]一文，从“五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不同侧重与选择，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五四”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五四”文学由反传统文学、建立人的文学急促向阶级文学、革命文学流变的内在原因。

马俊山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传统人文精神》[※注]一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价值重建的角度，探讨了自由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在30年代开始向传统人文回归，既使五四精神更加贴近个人，世俗化，具体化了，也消除了现代人文精神和本土话语的张力，使其化入中国人文传统，成为新的国民意识。王兵在《左翼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儒道传统思想》[※注]一文中指出，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这两大思潮虽是在五四外来文化的诱发下产生的，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这两种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更为内在的土壤和动力。和马俊山相比，王兵过分强调这两个文学思潮与传统思想的联系，而没有顾及西方思想和本土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个论述显得有些偏颇和牵强。

自由主义文学在新文学以及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马俊山的《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与新文学人文合法性》[※注]一文指出，自由主义文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从《现代评论》、《新月》、《论语》到《文学杂志》、《观察》等一系列卓尔不群的杂志期刊，从胡适、丁西林到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一大批各具才情的作家和理论家，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共始终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在整体上充实和提高了新文学的人文品位。王兆胜的论文《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文本——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反思》[※注]则认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在：它对塑造人的独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它注重文学性，使文学具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它强调对人生和人性的探讨。同时，他也指出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与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不相吻合，致使与中国其他形式的文学发生强烈的矛盾和冲突。第二，文学气质和审美方式的平淡与和谐，致使自由主义文学往往缺乏崇高感和伟力之美。

90年代以来，有关自由主义的话语再成热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一些人特别是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重新成为民族文化的精英，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成为民族的精英文化。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过分推崇自由主义作家拔高自由主义文学价值的现象，也有一些学者以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指出在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两股文学思潮中，说到生命力，那恐怕还得承认更强大的是前者，强调在高度评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地位和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的局限和不足。[※注]这都说明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摆脱了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之后，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

第二节 抗战及战后文艺思潮研究

抗战及战后文学思潮主要包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发生在国统区、沦陷区和“孤岛”等地域的文学运动和创作潮流，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的研究一直是在与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对比中进行的。不仅研究方法单一，而且研究视角相似，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这种研究状况直到新时期开始以后才有了真正的突破。

一

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既总结了抗战开始以后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的发展状况，也开启了1949年以后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中心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基本范式。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是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中的理论权威的逐渐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逐渐变成了不断寻求“革命性”的过程。对于“反动派压迫下”的抗战文学思潮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挖掘抗战文学思潮的革命意义更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种强烈政治化了的学术研究，社会历史批评是研究者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反动”与“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否定着反动派统治下抗战文学思潮发展环境的黑暗；另一方面肯定着革命文学作家从事文学运动的热情。思维方式的单一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简单化，研究者在凸显所要肯定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就遮蔽了所要否定的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史的撰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常常是在官方的规范下进行的。体制化的文学史撰述方式主要是为不同作家及不同文学派别进行政治上的甄别，并进而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在1950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列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要求“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随后公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抗战开始后的文学以1942年为界线被分为“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两部分。[※注]对于解放区文学思潮来说，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学思潮来说，这种划分却切断了其前后发展的统一性。1942年以前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是单独撰述的，而1942年以后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被一并纳入了毛泽东“讲话”的理论框架之中。研究者在撰述过程中，一再强调毛泽东“讲话”对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的影响，完全脱离了这些抗战文学思潮发展的现状，变成了抽象的抗战文学思潮的“革命史”。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就是按照这种分期方法来叙述抗战文学思潮的。作者以“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将1937年到1942年的文学列为第三编，其中第11章为“抗战文艺的动向”。作者全面评述了抗战爆发后文学界面临的新的形势及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的重大贡献，包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潮流、“通俗文艺与大众化”运动和“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等。王瑶还集中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文学艺术的本身尺度”、“文学的艺术性第一”和“讽刺与暴露”等思想斗争存在的错误倾向。对于这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王瑶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对于1942年以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王瑶将其纳入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在“国统区文艺运动”一节里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传到国统区后“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新的文学风貌，并发生了极大的教育作用”，但由于国统区作家未能向现实社会努力挖掘“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他们的创作出现了“公式主义的偏向”，解决的唯一办法“只有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在实践中改造自己”。

此后出版的文学史著述不但大多承袭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撰述方式，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讲话”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指导意义，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了。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尽管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略有不同，但同样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为分界线，将抗战文学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于前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作者认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作家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形势下坚持“用各种方式作斗争”，但是总体上“这一时期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之中”。对于后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作者认为，依然存在“右倾偏向”，但随着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统区，进步作家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了进步文艺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任务”。[※注]丁易在论述抗战文学思潮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的是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以及“和错误的及反动的文学倾向的斗争”，强调“反动”与“革命”之间的思想冲突，文学运动潮流完全被文学思想斗争所取代。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王瑶和丁易完全不同。刘绶松以1945年抗战胜利作为分界线，将1937年到1949年的抗战文学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把“文学史”完全变成了“革命史”。作者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论述突出了两条主线，一是“文艺与工农兵的结合”，二是“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注]

除了文学史撰述中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论述以外，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思潮的学术论文，但主要从戏剧、诗歌等文体角度入手分析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李何林的《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新文学》[※注]一文。该文全面概述了抗战的爆发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化：一方面，广大作家真正走向了人民大众，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大众化和通俗化；另一方面，作家队伍并未完全融合，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下文学抗战”面临着巨大困难，导致了一些作家情绪的低落，但经过对“与抗战无关论”、“讽刺与暴露”、“纯客观的写实主义”和“主观的理想主义”等种种错误文学思想的斗争，抗战文学思潮最后在整体上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此后，基本上再没出现过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思潮的论文。从总体上来说，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也正是以“讲话”为中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时期，因而对1937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学术研究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思潮就成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而对于较少受到毛泽东“讲话”影响的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中心的抗战文学思潮自然就少人问津了。

二

新时期开始以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新时期以来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摆脱了第一个时期的冷寂状态，迎来了全面的繁荣时期。以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为界，第二个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由于第一个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一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彻底否定和破坏，因而新时期开始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全新的状态。尽管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开始的，力图回归到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状态之中，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拨乱反正式的“回归”研究的限制。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新时期之初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有多高的水平。在整体的学术氛围的规范之下，当时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仍然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过第一个时期的沉寂状态，新时期开始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相关文学史料相当匮乏。因而，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就成为新时期到来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基础。经过新时期之初对文学史料的充分挖掘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很快走向了全面繁荣。

研究者开始关注抗战文学思潮中的地域性潮流。由于战争带来的地域分割，要从总体上对整个抗战文学思潮进行宏观把握有相当的难度，因而第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注重地域性，强调不同地域带来的文学潮流的差异性。一方面，是从传统的国统区、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的划分角度进行研究。像马良春的《试谈国统区抗战文艺及其分期问题》[※注]、胡凌芝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侧面——沦陷区文学面貌管窥》[※注]、黄万华的《沦陷区文学鸟瞰》[※注]、陈梦熊的《上海“孤岛文学”运动概述》[※注]等论文都是从传统的国统区、沦陷区以及上海“孤岛”等不同政治和军事区域进行的整体性概述。另一方面，随着整体性的区域研究的逐渐展开，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地域文学思潮研究开始出现，像国统区的重庆、昆明、桂林、永安等地，沦陷区的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区先后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冯为群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注]、王照清的《华北沦陷区文学概观》[※注]、张振金的《抗战时期的岭南文学》[※注]、郑勉己的《福建永安抗日文化活动的特点与起落》[※注]等论文和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注]、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注]、靳明全的《重庆抗战文学论稿》[※注]等专著都以不同地域的文学作为研究重点，努力梳理出该地域文学思潮的基本流向及其与抗战文学思潮整体上的统一性。

除了地域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以外，抗战文学思潮中的社团流派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这是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七月派”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在1955年以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七月派”研究也完全停止。新时期开始以后，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七月派”受到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龙泉明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注]、郭小聪的《论七月诗派》[※注]等论文比较有代表性。除了一般性地概述“七月派”的来龙去脉以外，研究者能够深入“七月派”形成的时代、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对“七月派”的理论主张、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等进行整体的观照。

“抗战文艺右倾论”、“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等文学现象也得到了重新评价的机会。在50—6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中，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学现象都是作为“革命文艺”的对立面而受到批判的。新时期开始后，研究者对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学现象进行了重新反思。阳翰笙、陈白尘、罗荪、葛一虹等抗战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和苏光文、徐廼翔等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者对茅盾以及后来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抗战文艺右倾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苏光文的论文《“凋零”、“开倒车”，还是大发展》[※注]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运动、文学论争、创作成果、社会效能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全面地考察并论述了抗战文学的成就。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果实累累，而不是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经大风暴的袭击遂纷纷凋零”。刘铭的《对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新评估》[※注]、张波的《“与抗战无关”论争的再认识》[※注]、孙续恩的《抗战时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注]等论文对1938年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当时对梁实秋的批判“不符合梁实秋的原意，因而也是错误的”。刘铭认为，梁实秋提出的意见“事实上是比较全面、正确的，而在‘与抗战无关’论上对他批判是有欠公正的”。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及其文学创作也受到研究者的重新评价。刘安章的《评陈铨剧作的“浪漫精神”》[※注]、文天行的《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注]等论文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了“战国策派”的意义，肯定了其历史地位。

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整体评价也逐渐趋向合理。由于50—6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中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整体评价不够客观，新时期开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其影响，不仅对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总体评价偏低，而且对于抗战文学思潮中的一些文学现象持否定态度，极大地限制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进程。但随着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加快，如何公正地评价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成为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重要问题。华忱之的论文《我对抗战文艺的基本估计》[※注]认为，抗战文学可以和“五四”文学、左联文学并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座高峰之一”，“抗战文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传统，而且为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营养，称得起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徐廼翔的论文《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注]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入手，论述了抗战文学的意义。作者认为，“抗战时期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从百花齐放的‘五四’到左翼文学的兴旺发展的30年代，又进入全民抗日的文学统一战线时期的重大转折”。李春燕的《文学的沦陷与沦陷的文学》、冯为群的《是汉奸文学还是抗日文学》等论文针对一些人否定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倾向，指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是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30年代开始，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注]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评价总体上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文学史料的分析中进行新的定位，这样才有助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走向深入。

经过80年代的全面繁荣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进入90年代后曾一度走向沉寂。然而，随着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再度开始活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第二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不再以平面化的综述为主，而走向了立体化的深入探索。

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中国的抗战文学思潮本身，而开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阔背景下，探索抗战文学思潮的世界性特征及其与国际战争文学思潮之间的相关性。徐文欣的论文《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几种创作模式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特点》[※注]在概述了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苏联模式、欧美模式、德日模式前提下，分析了中国抗战文学中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种不同地域文学的特点。苏光文的《抗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注]比较全面地概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作者认为，中国抗战文学“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的机遇，以民族解放意识为文学的灵魂，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开展多层次交往”，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往“开始趋向成熟”。陈春生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初探》[※注]分别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不同地域入手，分析了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主要接受了苏俄文学的功利性标准，从而完成了“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目的。房福贤的专著《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注]在全面反思六十多年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及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与划分抗战小说的类型，并将之放在世界战争文学的坐标系上进行新的审美认知和评价。2005年，《河北学刊》第5期发表了一组“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杨义的《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严家炎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王富仁的《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吴福辉的《文学和个人记忆》、黄修己的《对“战争文学”的反思》、刘增杰的《抗战反思文学思潮的独特品格》、秦弓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等论文反思了抗战文学思潮中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文学中的人类与人性意识、文学的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等问题，强化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度。

研究视角的选择不仅影响着研究的广度，更决定着研究的深度。第二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研究者善于从不同的层面切入研究对象，走向对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立体化探索。谢纳的论文《现代传媒与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型》[※注]以传媒为切入点，分析了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戏剧春秋》、《烽火》等为代表的文学媒介在青年作家引导、大众文学观念传播、文学读者的培养等方面发挥的功能，探讨了文学大众化的变革。杨洪承的论文《“文协”的社群形态与抗战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阈》[※注]从文学社团的“社群形态”角度分析了“文协”在“组织上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与政治上的民族抗战的主张，文学上的抗战文艺、文学之宣传”与作为“现代文人聚散独有的教育途径、政治意识、文学主张、组织结构等精神风貌和生命形态”的双重性内涵，从而揭示了“文协”在抗战文学思潮发展中发挥的多重功能。王维国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注]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郝明工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区域分化与主导特征》[※注]从文学地域文化视角分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学的“宣传化”特征，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文学的“艺术化”倾向。

在第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抗战文学思潮的主题与审美内涵研究的重点是爱国主义、启蒙主义和“力”之美的探索。第二个阶段的主题与审美内涵研究不再局限于此，而在对文学、民族与国家的多重关系的探索中趋向深入。苏光文的论文《爱国主义：1937—1945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话语》[※注]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在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诸方面，获得了整体性的认同，一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歌唱，共同言说着爱国主义中心话语”。陈言的论文《抗战时期沦陷区“色情文学”新探》[※注]分析了沦陷区“色情文学”的形态、性质和成因，认为沦陷区的“色情文学”表现出了沦陷区生态和心态的双重贫瘠，是日伪政权麻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一种政治工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色情文学。张泉的论文《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注]分析了日本占领北京后实施的文化殖民政策，以及知识分子在抵制文化殖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意识。周燕芬的专著《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注]在全面细致地考察七月派的发生、演变和消隐的过程中，从现代性角度入手重点归纳了七月派的审美特征。黄万华的专著《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注]注意打通抗战时期不同地域文学的差异，既分析了不同地域文学主题的共同模式，也分析了不同地域文学主题形态的特殊性。

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在抗战时期虽然融入了整个抗战文学的发展潮流中，但仍然保持其独特性，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支克坚一直关注着左翼文学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变迁，对抗战及战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注]、《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注]、《冯雪峰、胡风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问题》[※注]等论文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抗战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中心论和以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现实中心论两个理论流派，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论缺陷，这两种文艺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最后都失去了存在的生机。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胡风和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的探索上。王丽丽的论文《胡风的理论问题解析》[※注]在分析胡风文艺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清理了胡风的文艺理论之所以与当时的主流文艺理论发生碰撞的主要症结所在，展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从一般的文学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复杂过程。作者认为，双方理论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对于‘政治’的不同解释”，而理论分歧的形成又与双方的人格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张业松的论文《胡风理论的错位与遭际》[※注]围绕胡风理论的核心观念、基本特质和思想背景，梳理了其与强势话语之间的错位。作者认为，胡风理论是“以文艺理论的表现形式，对‘五四’以来困扰中国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广泛问题做出回应，构成一种在20世纪40年代日趋尖锐激烈的观念环境中极具竞争力和挑战性的意识形态”，从而与强势话语产生了冲突和碰撞。支克坚的专著《冯雪峰论》[※注]主要研究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揭示了其文艺观念中“政治性”和“艺术性”、“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随着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文学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挖掘，一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文学现象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向远的论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注]在阐述日本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概况的基础上，指出“这三次大会的召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把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的主要措施，也是日本的侵华文学发展到‘大东亚文学’阶段的重要标志”。张泉的论文《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注]分析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亲日文学现象，从殖民语境和沦陷区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提出了区分“汉奸文学”的五个原则。倪伟的论文《“抗建文艺”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注]在阐述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上，分析了“民族主义在内在理念方面的致命缺陷”是国民党在“文艺抗战”上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被忽视和被遮蔽”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必须注意文学史实的辩证取舍，处理好“抗日文学”与“汉奸文学”、“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的关系。

三

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共两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变化，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注]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也进入了战后的转折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时期的历史复杂性，发现了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转变的必然逻辑。

所谓文学上的“转折”，当然是在新旧中国两种社会制度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学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由于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化是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中国文学在此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变革。洪子诚说：“文学的‘转折’在这里，指的主要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为选择最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所做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而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注]正是由于研究者对于文学上“转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不同视角。

一是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解放区文学潮流因素。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但规范了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径，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基本力量，也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思想观念。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门以“文学的转折”为标题，从左翼文学界对“文艺新方向”的选择、毛泽东“关于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等关键问题的提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必然性。[※注]不过，在稍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洪子诚对“转折”的理解就变得复杂了。他认为，“转折”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出现”，而且还表现为“40年代不同的文学成分、文学力量之间的关系的重组，位置、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的过程”。由此，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当代文学生成”的多种可能性。[※注]萨支山的论文《“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注]分析了“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作者认为，总体上可以将“延安文艺”看成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但是这并不是说后者只是对前者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它们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复杂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吴秀明、郭剑敏的论文《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注]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合而不通的状态”下，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十分重大。作者认为，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首先要充分认识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正确理解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及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是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二是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国统区文学潮流因素。也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的国统区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整体转折才有可能。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抓住发生在1948年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政治、文化、思想、心理等不同层面描述了国统区以及解放区作家面临社会巨变时的复杂心态，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学阵营之间的较量，揭示了由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关头选择（接受）了革命”，并带来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巨大变革。[※注]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至50年代作家研究》以萧乾、冯至、沈从文等作家为个案，在呈现“40至5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格局和作家精神状况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揭示了“40年代现代作家的转向或者停顿，不能仅仅用毛泽东话语的控制作为唯一解释，而必须意识到作家在40年代的创作状况，他们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自身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转向或停顿过程中的内在逻辑”。[※注]侯桂新的论文《〈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注]以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揭示了《大众文艺丛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大众文艺丛刊》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论述依据，在解放区以外第一次对其进行大规模集中阐释，促进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和权威地位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大众文艺丛刊》学习和模仿《讲话》，形成了新的批评模式和批评文体，批评与权力的结合使得这种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钱理群、洪子诚、贺桂梅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研究，邵宁宁的论文《四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注]主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复杂性入手分析了40年代后期文学转折的意义。作者认为，钱理群等学者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时间放在1948—1949年虽然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但是并不能全面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历史意义。40年代后期的文学转折应该有两次，另一次发生在1945—1946年之间。因为，如果“从‘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这一更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去看问题的话，便不难发现，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这一历史瞬间虽然短暂，却包含有无比丰富的历史意义”，40年代后期文学“既非‘当代文学’的‘起点’，也非二三十年代文学甚或抗战文学的简单延续”，而自有其独立价值。曾令存的论文《“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注]也在反思钱理群、洪子诚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研究的前提下，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作家队伍的更迭上。作者认为，20世纪40—50年代“转折”时期作家队伍的更迭，实际上“是左翼文学力量对40年代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的必然结果，预示着中国文坛的分化和重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种转折研究的成果还相当少，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第三节 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认识和研究是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变化和收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大致在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而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二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与历史常常被纳入近代文学的范畴。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现与诠释改变了以往对现代文学历史起点的认识，也对晚清文学的性质形成了新的认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现与研究从80年代由“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引发的文学史研究开始，之后相关的文学史著作都明确地把晚清文学纳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尽管阐述的方式和结论不尽相同，但许多论者都承认晚清文学包含现代的因素。在关于近代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也得到了凸显。9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性”理论的明确提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

一

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具体的时间为1917或1919年。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部分谈到，“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注]80年代，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海外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开端的不同看法。1982年，唐弢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的讲演中提到国外有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01年，还有一些要更早一些。“从清末开始，把清末一些作家都放在里面，《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都放在现代文学里边讲，日本人就说清末已开始酝酿中国的现代文学了。”[※注]所以，他说关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大家都从五四讲起，将来可能会改变。唐弢并没有明言为什么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20世纪初或更早的清末，但他提出了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说明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恢复和重建，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要重新叙述现代文学的历史，首先要处理晚清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甚至把晚清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后来又在《读书》杂志上就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阐发，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单是为了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命题的提出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他们把上限放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同时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表现在世界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主题、以悲凉为核心的美感特征、文体形式和艺术思维等层面上。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意识，体现了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的努力，强调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晚清文学的性质和意义的探讨并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文学史观念把五四文学之前近二十年的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后，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晚清文学现代性因素的探讨与这股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潮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深化。在新的文学史观和“重写文学史”的双重作用下，国内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孔范今在导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他认为，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上限应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至于下限，因为这一过程迄未完结，也不能预设在1999年。之所以把“新文学”的开始放在1898年，孔范今指出，“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表现出了更为彻底、更为强劲的叛逆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但从新文学所必备的基质和由其所决定的基本倾向而言，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一文学的历史变革早已开始，而这种文学也已萌生且自成规模了”。[※注]他从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文体格局的开辟和初创、新文学文化与审美基质的初步呈现、翻译文学热潮的出现和中国文学世界化趋势的启动四个方面，论证了“新文学”的文学革新运动早在1898—1917年间已开始。哪年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也相继问世。2010年由严家炎主编三卷本文学史也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该文学史通过对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的言文合一主张、陈季同对“世界的文学”观念的接受以及《黄衫客传奇》和《海上花列传》等作品的问世一系列文学史实的发掘，强调现代文学的源头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文学史用了很大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二十年间的文学活动，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碰撞，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注]

与此同时，受“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启发，谢冕在80年代末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1895年前后。后来，谢冕主持编写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主要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丛书的前两卷由谢冕和程文超撰写，两部著作题目分别为《1898：百年忧患》、《1903：前夜的涌动》，都以晚清文学作为论述的对象。《1898：百年忧患》以一个年代作为界标，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叙述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及其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谢冕认为，百年中国的基本母题是忧患，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和动荡，是近代中国文学忧患主题的源头。该书主要从百年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叙述了诗界革命、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新小说的兴起、翻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活动，同时，还从“大文学”的观念出发，通过《清议报》的介绍，论述了报纸的盛行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晚清时务文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文体革命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关于京师大学堂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叙述也是该著较有新意的地方。和《1898：百年忧患》相比，《1903：前夜的涌动》更加明确地强调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程文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它于世纪之交就开始孕育，而在孕育期的文学与文化状态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第一，在现代性的内部，在其被孕育的同时，已经生长出与其对话的力量；第二，在现代性的外部，已出现了反抗现代性的声音”。[※注]程文超对苏曼殊、王国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人物和现象的历史叙述，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而试图在一个大的文学文化的氛围中展示这些人物和文学现象包含的现代性因素。

新的文学史观念的提出给文学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现代文学的上限被提前了二十多年，对清末民初文学现代性的认识在一系列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确实显得引人注意，但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并非没有争议，这主要反映在80年代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会后整理发表了《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2001年《复旦学报》开设专栏，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关于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以及对20世纪初文学性质的认识。综观这些讨论，研究者基本形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以王瑶为代表，主张现、当代合一，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王瑶指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之间不仅有彻底性和妥协性的差别，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五四文学革命并不是与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由数量的积累到逐渐深化的演进过程。曾庆瑞也认为，晚清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尾声，它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形态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二种以任访秋为代表，主张近代、现代合一，称为“近代文学”。任访秋主张把近代（1840—1916）与现代（1917—1949）合在一起称为“近代文学”，理由是：第一，两段时期的社会性质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第二，从革命性质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马良春也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划开了界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表现，反对八股文、提倡语体文—新文体—白话文—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中间虽有辛亥革命以后三四年短暂的荒凉时期，但是这个变革的潮流并没有停止，所以，八十年的近代文学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结成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可分割的、逐渐深化而终未变质的整体。第三种，一些学者认同“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认为应该把百年的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关爱和、解志熙、袁凯声等人认为，以1896年前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所发动的文学改良为标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九十年。[※注]第四种主张把从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章培恒认为，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这一阶段的文学，已经各自存在着与其相同的因素，所以，应该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注]郜元宝也持相同的意见，只是在具体的年份事件上，他更加强调鲁迅文言论文的文学史意义，因此，他把起点放在1907年。[※注]历史分期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是由于分期方法与标准的不同所导致的：是以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作为分期的依据呢，还是从社会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呢，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反映在对清末到五四的文学的认识上，虽然对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认识不尽相同，但许多学者基本认为清末到五四前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念，以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都主张把现代文学的上限前移，强调从历史的连续性看待从晚清开始的文学活动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以上提及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从现代文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从晚清开始的文学活动已经具有了现代文学的一些基质。许多论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酝酿，但他们在重新诠释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五四文学和它之前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就其规模，气势，还是就其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紧张对抗来说，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都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最具典范意义和深刻影响的一次启蒙运动”。[※注]

如何很好地理解五四文学和清末民初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了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取得突破的是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注]。刘纳把从1902年左右开始到五四的文学变革活动作为论述的对象。她认为，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开始于1902—1903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它跨越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以及在这之间的一个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经历近二十年，由两代文学作者完成。刘纳在考察中国文学潮流“近代”嬗变阶段性的时候，主要划分出了三个阶段，尤其指出1912—1919年的文学，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之间的环锁，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解志熙在评价这部著作时指出，刘纳对辛亥革命时期新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注]在该书的“后记”中，刘纳曾坦诚地交代了“文学的延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是令她困惑的难题，而正是在对困惑的深入思考中找到了辩证地理解和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思路。刘纳在第四章梳理了从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近代性”变革的轨迹，探究了两个不同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刘纳主要强调了“近代”变革的问题，在她看来，20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是中国的“近代”文学，“近代”不但是一个标明时代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能够说明文学性质的概念。

二

80年代以来，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认识一直处于暧昧状态，其实这种暧昧体现了对何谓“现代”这样的问题的认识游移不定。整个80年代，王瑶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所谓现代文学的内涵，“就是用现代的语言现代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他从语言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三个层次总结了五四以来所追求的现代性，强调自五四迄今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所以80年代的“现代”基本上等同于现代化。相比较而言，进入90年代以后，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的认识无论是现代性观念还是历史性分析都更具突破性，当然也遭遇了一些批评，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明确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对晚清文学进行的讨论。

李欧梵并不单纯地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他大致勾勒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轮廓。首先，他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范畴来看，现代性的基本来源是“现代”这两个字，它们都是表示时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新的意义。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其产生的文化土壤有赖于晚清时期，具体来讲，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其次，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新的国家风貌的想象。他主要借鉴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讨了晚清时期由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催生的民族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中进行综合考察，指出这些新的观念在中国晚清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从文学的意义来说，李欧梵认为现代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另外，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除了梁启超这样的一流人物之外，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的半吊子文人，在中国的现代性形成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恰恰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他们创作的五花八门、相互杂陈的文体，展现的正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摩登世界。这个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从文学的层面看，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叙述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晚清小说家在文体中作了一种重要的转化。李欧梵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性从20世纪初期开始，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注]

在分析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李欧梵还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比较。他主要借用卡林内斯库的理论，辨析了西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意蕴：一种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的现代性，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那场所向披靡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观念的现代性，它主要指以象征主义和前卫主义的新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前一种现代性观念的倾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他认为，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表现出某些明显的不同，出现了“中国”特色的重新解释。从美学的角度看，五四作家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有意气相投的时候，可是他们并没有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我们很难找到证据说明现代主义在嘲笑和反对自己，中国现代作家不是转向自身和转向艺术领域，而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的个性，并且把这种个性色彩打在外部显示上面。[※注]尽管李欧梵也强调世界上存在多种现代性，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现代作家和同时代西方作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不能够否弃“现实”，为了自己那种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所付出的代价，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感，这种痛苦负载着那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他不无遗憾地说，甚至连最深刻的鲁迅似乎也不能超越这种感时忧国精神；鲁迅本人转向左翼，是从20年代开始的文学政治化倾向的一个标志，最终导致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终结。李欧梵更加偏好的是倾向于浪漫与颓废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晚清以来的苏曼殊、林纾，五四时期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30年代的沈从文和新感觉派以及后来的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都可以纳入这个传统当中。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同题互文性的著名文章中，充分阐述了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评价和认识。王德威指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是开端于晚清。他通过对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类小说的分析，认为“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可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注]在王德威看来，五四精英的口味其实远较晚清的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弃或压抑其他已然形成的实验，因此，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而非开端。

李欧梵和王德威都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着眼点放在晚清，但实际上，他们两人的言说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李欧梵对晚清文学现代性图景的描绘只是要突破传统的五四起源说，把文学现代性的源头推向晚清，但王德威并无意去讨论晚清的现代性如何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一方面强调“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注]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性论述和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的方法。他认为，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由于我们沉浸于五四典范，而昧于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因此，他的目的是要重理20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的线索。

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论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些批评，主要的论文有张志云的《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注]、李建周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叙述策略与意识形态》[※注]、周新顺的《现代性的迷思——李欧梵、王德威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述评》[※注]、李扬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注]等。张志云认为，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述实际是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为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是抽离中国文化语境的误读，在推重晚清时却将五四误读和窄化了。李建周主要探讨了王德威的现代性论述与西方汉学界的传承关系，并挖掘了他的理论预设和文本修辞存在的内在矛盾，最终凸显了王德威的论述实际上暗含了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反转和颠覆。周新顺主要就两个人的现代性论述所包含的方法论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李欧梵是一种基于资料和考据的历史分析方法，王德威则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其要义是在颠覆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和具有前因后果的历史本质主义。和前面几位的诘难式批评不同，李扬的文章不仅在于揭示王德威的论述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更在于试图凸显其中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王德威的观点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重写文学史”命题，因为他通过批评五四文学的霸权，确立了“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的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启蒙文学史和左翼文学史之外，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书写方式；其二，将其理解为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命题，该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挑战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起源论”本身。

大概在1993年以后，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现代性概念与理论，“现代性”成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逐渐进入学术文本。受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现代性诠释的影响，许多论者明确地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晚清文学的现代特征。陈平原对晚清文学的关注其实最早已经体现在他参与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里。后来，他又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是国内率先探讨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论著。在对晚清文学多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陈平原对现代文学的理论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在他看来，有两种著述决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种是《新民主主义论》，特别强调从五四开始的反帝反封建，这一曾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论述，在八九十年代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种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它对现代文学学科是一个根本性的建构，代表了五四新文化对历史的看法。80年代讨论现代文学的拨乱反正，实际上基本回到了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但以五四的立场看待晚清，对晚清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始终认为晚清和五四这两代人是同构的，或者说，正是两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转型。陈平原又强调，他对晚清魅力的挖掘并非是要像王德威那样贬低五四。他的基本思路是用五四来看晚清，用晚清来看五四，它们都有各自独立的品格，只有在不断的对话状态中，才能理解各自的价值与局限。[※注]余虹认为，20世纪的文学革命发端于晚清，标志是梁启超的新文学工具论和王国维的新文学自主论，他们的文学革命论与此前旧式文人所持的文学革新论迥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所持的现代性立场并不一致，如果说梁启超开创的是一条政治化的文化革新之路，王国维则从西方式的艺术现代性出发追求新文学的自主论。由于两种思路的并存，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文学革命的基本动力就来自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注]张颐武认为，对晚清现代性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视点和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是50年代以来的普遍看法，即晚清的现代性乃是五四现代性的先驱，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乃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导，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前提；一种是被王德威称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即欲望的现代性，而对晚清的欲望的现代性的凸显和肯定与当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语境有直接的关系。[※注]栾梅健通过解读出版于1892年的韩庆邦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指出这部小说不仅最早给读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而且表现了掩盖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新的社会伦理和思想内涵，同时其在艺术结构与文字语言上刻意为之的现代性探索，都是这部作品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竖起的界尺。[※注]王本朝从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从晚清到现代，中国文学逐渐实现了文学知识的社会化、文学组织的制度化和审美主义信念的建立，它们相互调适、运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由外到内的意义结构，并演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传统。[※注]

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注]是一部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探讨晚清文学的著作。作者将“现代性”作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视点，既不想重复前人的路数，也无意于做“翻案文章”，完全是因为她自身强烈的历史感受正与“现代性”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意义相通。“现代性”其实是她为重写文学史找到的一种可以将其历史感受的全部复杂性“诉诸形式的话语方式”。既然现代性只是作者借以通过自己的体验、知识、感情来“触摸历史”、“进而理解历史的入口”，因此，研究重心就不在现代性理论本身的论证，也不在单纯地对文学转型进程加以客观描述，而在于思考如何将重写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相结合，有效地将视角的调整与对象的重构融合起来。杨联芬认为，晚清至五四其实首先是一个关于文学和审美的时间概念，她强调无论晚清还是五四，都是中国文学发展里程中的一个时刻，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不在这个变动的瞬间产生。通过对晚清新小说、林纾的翻译、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的浪漫主义、晚清到五四的国民性问题、曾朴的《孽海花》等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历史还原式的解读，作者钩沉析疑，就人们熟知的若干老话题阐释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厘清了一系列有关晚清与五四关系的误读性叙述。一方面，与王德威志在打破历史叙述的不可逆性不同，著者并没有忽视历史发展的潮流之所向。另一方面，由于著者尽力避免叙述主体的价值“僭越”与干扰，因此也没有因为对晚清现代性之“过渡性”的认知而压抑贬低它。张光芒指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杨联芬做了极有特色的努力：其一是深入发掘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与偶然性；其二是试图以一种相对超越的客观立场来对待晚清与五四这两个长期以来被“隐喻化”并额外增添了许多价值立场标签的对象；其三则是展现现代性流动的多层次性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结构关系。[※注]

从“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到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从对现代化范畴的倚重到现代性理论的借鉴，说明文学史观念的变革和相关理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叙述。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也从和五四文学的历史关系探讨逐渐过渡到现代性内涵的阐释。由于现代性理论所蕴含的意义的丰富性，以及在价值上的矛盾性，“五四”和晚清的对照关系、欲望现代性的挖掘、文学革命论、社会伦理思想问题、发生学视角等等，都为现代性为晚清文学的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认识视野和更为广大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