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地区彻底溃败，台湾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中国全境最后一块“国统区”。出于对自身政治、文化战略上的失败的反省，台湾当局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30年代文学及所有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长期充满了敌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封禁政策，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台湾青年所能读到的三四十年代文学，主要限于朱自清、徐志摩等少数几个人。但即便如此，一些赴台现代作家还是撰写了一些文坛回忆文字，如孙陵《文坛交游录》[※注]、蒋梦麟《谈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注]之类，而50年代的台湾文学青年与学者对现代文学也仍然有一些他们独到的选择和评论。比如1956年创刊的由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就曾刊出过一组包括夏济安的《旧文化与新小说》、劳干的《对于白话文与新诗的一个预感》、朱介凡的《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覃子豪的《现代中国新诗的特质》、夏志清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等研究论文。

进入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国民党的文化控制对现代文学的注意有所放松，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现代作家的著作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注]，当时的文坛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回忆及研究论著，如王平陵的评论集《卅年来文坛沧桑录》[※注]，梁实秋的《谈闻一多》[※注]，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注]、《郁达夫与王映霞》[※注]、《徐志摩与陆小曼》[※注]、《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注]，李牧的《三十年代文艺论》[※注]，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注]，蔡义忠的《从陈独秀文学革命到李金发象征派新诗》[※注]，侯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注]，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注]，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注]、《朱自清研究》[※注]，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等[※注]。1976年8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收录港台及海外学者论文19篇，包括夏济安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和《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姚一苇的《论境界》、林以亮的《论散文诗》、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颜元叔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刘绍铭的《现代中国小说之时间与现实观念》、叶维廉的《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李欧梵的《五四运动与浪漫主义》等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与整个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相互沟通的一面。1980年5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又集中推出由周锦主编的一套三十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过去十几年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检阅和总结。”[※注]

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香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独具意义的地区。一方面，长期以来香港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相当漠视，“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还是一门很少有人认识或注意的科目”。数十年来，出现在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都是毫无例外地由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所编写的”。[※注]另一方面，香港与同期大陆、台湾比较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却为学者相对独立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50年代始，香港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就独立于大陆、台湾之外，在政治倾向性问题上较多地显出超然的一面。50—70年代，香港地区出版了较多的现代文学作品。据有人统计，仅出现在1980年底香港132家出版社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举办的“香港中文图书展览”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类的书籍就有284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30余位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文选、选集等。与此同时，许多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在香港也能找到翻印、盗印的版本。[※注]

香港较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是来自大陆的现代作家，如曹聚仁、李辉英、赵聪等。这些人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均有一些独到的观察和认识，虽然也时有囿于所见和政治倾向性的问题，但总体来说，都有摆脱政治桎梏、记录历史真实的愿望，因而也对这一时期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方面、构成了重要的拨正和补充。香港出版的第一部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是曹聚仁著《文坛五十年》。曹聚仁本身就是一位现代作家，并且与现代文坛众多核心人物，如章太炎、吴稚晖、鲁迅、周作人、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等有过交往，政治上也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均有联系，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和眼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位自居“史家”而又栖身文学、新闻两界的重要人物，其前半生亲历亲闻了许多文坛事件。他写作此书，原本就是想以见证者的身份为历史保存一份真实，因而尽管其写作方式与“正式”的文学史很不相同，但著作的完成还是给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于大陆及台湾同类著作的材料和信息。首先是其标榜的超越政党的立场，使其在对现代作家的选择和评判上，表现出了一些足以补充、校正同期大陆、台湾有关现代文学认识的内容。比较突出者，如他对吴稚晖、胡适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对周作人、梁实秋文学贡献与写作水平的褒扬，以及对鲁迅“人性”的而非“神性”的理解，对王了一、钱钟书小品及文艺评论独到价值的点评等等，“都是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的地方，当中国大陆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里作家数目因着政治运动而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这种为文学作家及作品‘出土’的贡献还是不小的”。[※注]另外，他长期的报人身份也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出版界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深刻的认识：“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达史”；“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这一认识在写作中的落实，使该书成为“现有的新文学史中最多讨论报刊杂志的一种”[※注]。这本书分正、续两编，均于1955年推出，虽然由于其内容主要由作者见闻构成，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将之当作一部文学史，但其潜在的史学品格还是受到另一些人看重，被称作是一部“见证文学史”。[※注]曹聚仁50年代另一部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是《鲁迅评传》（1956年）。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曹聚仁在回答一位“比较知心的朋友”的问话时，明白说到：“我是为了要写许多人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第一部，就是要写《鲁迅评传》。”他甚至将之与蔡邕临死“只想续成《汉书》，黄梨洲、万斯同晚年唯一寄托就在编次明史”相提并论，将之视为他余生事业的最大者。在他看来，当时情形下，“那些接近鲁迅的人，都已没胆量把真实的鲁迅说出来了”，“……我若不赶快把所知道的写出来……说鲁迅的，也只能让聂绀弩、王士菁、郑学稼颠倒黑白，乱说一阵了；我把真实的事实，鲁迅的真面孔，摆在天下后世的人的面前”。[※注]该书一开篇，即回忆他1933年与鲁迅的谈话，声称要将鲁迅写成一个“人”，而非一个“神”[※注]。尽管由于立场和史料使用上的一些原因，该书在大陆出版后引出了一些颇为不同的看法[※注]，但在当时大陆地区造神运动日甚一日之时，从“人”的角度而非“神”的角度看待鲁迅，这样一种态度，的确有难能可贵之处。此外，曹聚仁与现代文学有关的著作，还有《现代名家书信》、《现代文艺手册》、《鲁迅年谱》、《书林新话》、《书林又话》、《我与我的世界》、《听涛室剧话》、《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甲编》、《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等多种，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

香港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李辉英，原来也是一位大陆作家，而其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开始于50年代。譬如早在1957年，他就曾以“林莽”的笔名，出版过一本《中国新文学廿年》，1958年又出版过《中国作家剪影》、《作家的生活》。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在香港大专院校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人”，时在1967年秋。[※注]他的重要现代文学研究论著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1970年）、《三言两语》（1975年）、《中国的现代戏剧》（1975年）等[※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为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其内容“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文学史料”，并引录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对作品的分析“相当贫乏”，编排方式与内容均参考了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内容，但不同于大陆著作的是，他并没有依据《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断来评断一切现代文学现象。

除了曹聚仁、李辉英的著述，60年代香港较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还有赵聪的《文坛泥爪》（后改名《五四文坛点滴》）和余思牧的《作家巴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末，香港文学研究社还编撰出版了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试图承续30年代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对1927—1937年的现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做出较大规模的选择和整理。进入70年代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有《现代中国作家剪影》（黄俊东著，1972年友联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列传》（赵聪著，1975年友联社出版），《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中国现代六百作家资料索引》（李立明编著，1977、1978年波文书局出版），《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香港甲文联合书院图书馆编，该馆印行），《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三百种提要》（苏雪林等合编，龙门书店印），《鲁迅旧诗笺注》（张向天著，1972年雅典美术印刷公司出版），《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璧华编著，1979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新文学丛谈》（司马长风著，1975年昭明出版社出版），《中国新文学思潮》（于蕾编著，1979年万源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等[※注]，而其中最重要、也对后来大陆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最突出影响的，首推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分别出版于1975年1月、1976年3月及1978年12月。作者司马长风原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1973年因到浸会学院代人讲授现代文学，才开始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系统研究、梳理。全书将30余年的现代文学历史分为诞生期、成长期、收获期、凋零期四个阶段，每一编先概述文坛动态，再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述评，每章后又以表格或附录的形式对正文内容做补充和说明，从史观、体例、笔法到内容，均表现出相当突出的特点。在作者看来，这不仅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而且是“以纯中国人的心灵所写的新文学史”。可以说，正是这两点，即某种与作者思想倾向密切相关的纯文学想象和他对欧化文风的厌恶和抨击，构成了此书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特点。

香港之外，这一时期，在新加坡的华人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倾注了不少精力。比较突出的，像郑子瑜、王润华，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意义独到的贡献。前者从1952年起就在香港出版过《鲁迅诗话》（大公书局1955年修订三版），1959年后又先后出版有《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实藤惠秀合编，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1968年版），《诗论与诗纪》（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版）等论著。论题涉及晚清诗人黄遵宪、郁达夫的旧体诗，鲁迅、周作人的新旧体诗等，其中对黄遵宪的研究和对中国现代旧体文学的研究，都在整个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意义。后者擅长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其对鲁迅、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也颇慧心独具。

这一时期，注意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还有苏联和东欧的学者。早在1950年初，《人民文学》第3期即发表过苏联学者费德林的文章《论中国新文学》。该文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者的角度评述中国现代文学，其重心当然首在革命文学的发展成就。50年代，由于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包括费德林、艾德林等在内的苏联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与评介一直抱有较高的兴趣，但其研究成果却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同一时期，在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出现了一位出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普实克。他早年受教于著名的瑞士汉学家高本汉，30年代初来中国居留两年，除熟悉了中国的生活与文化外，与现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徐志摩、胡适、郑振铎、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沈从文等均有所交往。早年所获充足的东西方文化学养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切身了解，加上五六十年代东欧国家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使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欧洲汉学家之一”[※注]，并使其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兼及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与世界文学影响，并娴熟运用结构主义的视野与方法，从“抒情的”和“史诗的”两条不同线索，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特征，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俗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见解。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叙事者作用的变化》、《茅盾与郁达夫》等，以及针对60年代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所撰写的批评文章，均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深刻洞察和同情的了解，有力地影响了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高利克、美国的李欧梵、中国的陈平原等在内的一批重要的后来者。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与港台地区有较多的联系。最早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多是40年代末或其后从大陆或台港赴美的华人。比如，许芥昱1959年就撰有博士论文《闻一多评传》，其后又编选、翻译《二十世纪中国诗选》，组织编纂《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传记辞典》等，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夏济安于1956年赴美，其英文代表作《黑暗的闸门》，尤其是其中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节，对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正是在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六七十年代之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76年，戈茨（Michael Gotz）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指出：“在过去20年左右，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严肃认真的研究已大大的发展起来，可以名副其实到了称为‘学科’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不再是附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它已经从语言、历史、考古、文字研究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中脱离，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注]

除前述两位外，周策纵、夏志清、陈世骧、柳无忌、林毓生、李欧梵、刘绍铭等华人学者，韩南、胡志德、金介甫、葛浩文等美国本土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如周策纵的论著《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刘绍铭有关曹禺戏剧的论文、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等，在80年代之后被逐渐译介到国内，均对其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产生了不小的启示和影响。

这一时期海外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当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最早于196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由于不同的立场、观点，早在英文版出版不久的1961、1963年，围绕该书采用的历史态度、批评方法及对一些左翼作家的评价，就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与作者之间的论战。70年代后期，又被港台学者翻译成中文在台港出版，此后通过种种不同途径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对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文学批评观念，这部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一种与同期大陆文学研究界有巨大差异的选择与评价。这一点仅从其章节安排就可明显看出。该书分三编，首叙初期（1917—1927），又分四章：第1章文学革命，第2章鲁迅，第3章文学研究会及其他：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许地山，第4章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第二编《成长的十年（1925—1937）》，包括八章：第5章30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第6章茅盾，第7章老舍，第8章沈从文，第9章张天翼，第10章巴金，第11章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12章吴组缃。第三编《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1937—1957）》，包括七章：第13章总论（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第14章资深作家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第15章张爱玲，第16章钱钟书，第17章师陀，第18章第二阶段的共产小说，第19章结论。书后附录文字三篇：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姜贵的两部小说。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读者，这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作者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作家的不同寻常的看重。从1949年到1978年，沈从文在大陆“文坛”几近消失，即使偶尔露面也是批判性的。夏志清在其书中给了他如此突出的地位，确实是让很多人感到惊奇的。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在大陆编写的文学史上，几乎都从未出现过，夏氏对他们的分析评价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除此之外，它迥异于大陆地区的研究立场和受新批评影响的注重文学性的研究方法，也给80年代以后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有力的冲击。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1934年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小野忍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刊行《中国文学月报》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就被系统地介绍到这个国家。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从1943年竹内好写作《鲁迅》始，这一研究就隐然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日本及亚洲近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独特的视角，严谨的学风，造就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作。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都有值得重视的成果推出，其中如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1951年）、小野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博士论文，1958年）、尾上兼英的《鲁迅与尼采》（1961年），北冈正子的《鲁迅的“进化论”》（1967年）和《〈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1972年）、丸山升的《鲁迅——他的革命和文学》（1965年）、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1975年）和《创造社研究》（合著，1979年）、木山英雄的《〈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1963年）和《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978年）等，都是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资料翔实的论作，但其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大多要延迟至70年代末以后才逐步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