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上述种种思潮及现代文学学科成熟本身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在视阈与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新拓展，并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热点问题。

首先是晚清文学的地位及现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有关晚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前人研究多有触及。作为文学史重写标志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同样包含着对晚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地位的肯定。1993年，王德威的现代文学评论集《小说中国》在海外出版，其中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得到有关研究界高度的注意。该书提出的“传统解释新文学的‘起源’，多以五四为依归；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相对的，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的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过渡意义大于一切。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该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于五四的开创性”的观点，受到众多研究者的追捧。1998年该作以《想象中国的方法》为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更推动了晚清文学研究形成一种新热潮。而其主要论点则可以王德威一句著名的质问来表达：“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类似的追问态度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晚清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的论著，如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注]、郭延礼的《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注]等，并继而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发生学问题及“五四”的标志意义的见解不同的讨论。此后，有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关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提出了颇不相同的意见。如郑家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注]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当中，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审美特征等问题。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注]研究重心则并不在论证现代性理论本身，而在着力论述晚清至五四文学史的核心线索是现代性的发生。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针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尽可能地贴近历史，展开“多重对话”，分析了《新青年》的诞生、北大的学术氛围等。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致力于揭示五四激进主义的价值及其与五四新文学乃至新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栾梅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注]则从经济、文化、人才三个方面分析了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注]挖掘了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产生的影响，致力于揭示现代作家的心理情感动因和他们走向创造新文学的生命动力。研究者普遍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不能忽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也不能置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于不顾，只有将现代文学的发生置于繁复的历史语境当中，多侧面地、立体地展开分析，并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稳妥的结论。

对晚清文学的定位和现代文学的发生学讨论，特别涉及近现代文学的“转折”问题。就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定位到哪个时期、哪个年代，学术界展开了很多争论，也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如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从1898年开始，他亲自执笔写作的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便名为《1898：百年忧患》[※注]。范伯群等人主张将时间提前到1892年，因为这一年《海上奇书》杂志创办，《海上花列传》开始连载。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将现代文学的发端推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仍然有更多的学者认为，1917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决定性的意义不应被低估，现代文学的开端仍当从这里算起。针对学术界对现代文学转折点的不同提法，吴福辉提出了三个判断文学转捩点的标准：第一，它是文学求新求变的巨大契机，是文学重大的转折时刻；第二，要以一种有震撼力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为标志；第三，在这个文学时代逝去后，仍然保有它持久的影响力。[※注]有关这一问题，虽然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但研究的展开，无疑从一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现当代文学的“转折”研究也是一个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同样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注]一书中，主要从左翼文学入手，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必然性。而在稍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注]一书中，则开始注意“当代文学生成”的多种可能性。对现当代文学转折的研究不但对现代文学研究而且对当代文学研究都意义重大，除洪子诚之外，钱理群、贺桂梅、邵宁宁等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问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与论说[※注]。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是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热点领域，也是它的后现代特征的又一体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女性解放问题密切相关。但妇女解放问题一向主要在实践的领域，而很少充分的观念自觉，尤其是那种受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熏陶的自觉。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新变，外国现代生活观念的浸润，尤其是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等女性主义论著及观念的传入，人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开始逐渐超越原有的视野，女性主义视角也渐渐成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有研究者认为：“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注]，而最早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也主要在文学领域，到90年代以后才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显然为这一趋势注入了重要的动力。90年代以后，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继80年代戴锦华、孟悦开创性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又出现了包括殷国明、陈志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注]，刘思谦《娜拉言说——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注]，刘纳《颠踬窄路行——世纪初：女性的处境与写作》[※注]，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注]，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注]，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注]等数量庞大的女性主义研究著述。在张爱玲成为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宠的同时，包括丁玲、萧红、冰心、林徽因、凌淑华、苏雪林、秋瑾、石评梅、庐隐、梅娘、关露、苏青等在内的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女性作家，都从新的角度得到了新的发现与阐释。近年来有关这些作家的研究兴趣，有相当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与性别意识有关的领域。在揭示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民族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疏离上，刘禾分析萧红小说《生死场》[※注]的文章有突出的示范作用，文章揭示出了存在于民族国家及阶级话语与性别话语之间的裂隙，尽管其分析也存在某些不尽准确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其对作品复杂意蕴的揭示，显然超出了已往的研究水平。

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另一值得关注的新进展，表现在人们对民国通俗文学的更为积极评价上。通俗文学从80年代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80年代，人们对通俗文学的积极评价仍然是有限度的，是与一种相沿已久的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8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的研究，主要还是为它们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的话，到9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现实领域市民文化地位的抬升，通俗文学的研究已进一步发展出要求与新文学分庭抗礼的追求。

经过80年代的尝试、酝酿，90年代的通俗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收获期。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注]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通俗小说史著作，其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为以后的通俗文学史研究铺设了基础。其后，这类通史性质的现代通俗文学论著，还有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注]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注]、张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注]等。作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关鸳鸯蝴蝶派的研究，继1989年范伯群出版《礼拜六的蝴蝶梦》[※注]之后，先后有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注]等著作出版。鸳鸯蝴蝶派不但不再被视为一个反动派别或逆流，其意义甚至不断得到超出其实的抬升。除了少数明确表述反对的声音，致力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差不多都倾向于一种完全正面的评价，主张重新肯定这一流派文学的价值以及整个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之相应，对通俗文学作家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以肯定性评价为主的阶段。不但出现了如燕世超《张恨水论》这类专书[※注]，出现了像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注]、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注]等专门探讨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的雅俗互动关系的论著，而且也出现了像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注]和由他个人撰述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注]这样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范伯群提出的“两个翅膀论”。相比80年代为通俗文学所做的辩护，这种观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将现代文学中的雅、俗两大系统，平等地视做实现现代追求的两个“翅膀”，认为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单翅”的，是对历史的误解和误导。而这事实上也就是要求，不但要改变长期以来那种以新文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叙事，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五四”以来那种以启蒙工具论为基础的现代文学价值观。这一切的提出，当然与80年代以来的“金庸热”、“武侠小说热”等文学现象，以及90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市民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因而，虽然针对这一切也有袁良骏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发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质疑、批评文字[※注]，但事实上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它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有关观点至今拥有广泛的接受背景和接受人群。

现代文学界比较认真地讨论旧体诗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之后。90年代后渐成气候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当代“中华诗词”界的写作与活动，都给手握修史之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以很大的压力，同时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重新评价的成功也给各方面以很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旧体诗是否应入文学史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而问题所涉也不仅在旧体诗本身，更在“现代文学”观念的调整。钱理群《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注]从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说起，具体考察了一些新文学作家写作新诗与旧诗的情况，认为新文学革命之后，“新诗由不被承认的边缘性文体变成中国诗歌的主流与正宗，旧体诗词则由中心走向边缘，并面临不被承认的危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以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旧体诗词创作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在文学史叙述中，再也没有它们的地位了”。2001年，黄修己在《粤海风》发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明确认为应将旧体诗纳入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范畴。其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的《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一文，是他作为2001年5月25日中华诗词学会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第14届年会上唯一参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作的发言，其观点与前文大体相似。正如该文所言，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五四’后旧体诗词入史的必要。这不是因为有人抱怨，有人呼吁；而是因为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了，对文化革命特殊规律的了解比以前深刻了，看清了文化变革不是即刻的‘一刀两断’，而是有一个新旧并存、逐渐交替的长过程，20世纪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但即便如此，对于旧体诗是否应入现代文学史，以及如何处理新诗传统与旧诗传统的关系，至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明。

随着人们对“纯文学”观念的怀疑，9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文化研究热。与80年代主要关注家族文化、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宗教文化等有所不同的是，新的文化研究主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后现代文化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美国文化研究的观点，包括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布迪厄“文学场”、伯明翰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以及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在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也产生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涉及较多的是都市文化、政治文化、文学制度、文学传播、文学教育等问题。

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化研究较早涉及的是新文学内部一些描写都市生活的流派和作家、作品，特别是30年代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及包含更广的“海派”，和反映城市市民生活的通俗小说。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注]、宋炳辉的《茅盾：都市子夜的呼号》[※注]以及大量的通俗文学研究成果大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成果基本遵循的是较为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与之不同的是，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注]、赵园《北京：城与人》[※注]、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注]、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注]、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注]、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注]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现，在研究现代文学所展示的都市文化方面展现出不同的关注意识。比如，李欧梵选择1930—1945年间的上海，研究都市文化背景，通过印刷文本、电影等考察上海的现代性。赵园以“京味”小说提供的文学材料为基础，从文化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种角度入手，系统地考察了北京文化的基本风貌，并多方面地展示了北京城与北京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复杂文化关联。总体来说，这类研究更多地着眼于都市文化研究，文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素材而已。

在新的思想背景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得到了新的审视。有研究者把政治作为一种文化展开研究。朱晓进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一书[※注]，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30 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政治规范与制约下的 40 年代文学论争”等章节，力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全面梳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的复杂纠结和互动关系，分析文学现象背后的作家政治心理与社会审美风尚、主流话语规范之间的深层关系。

90年代以后，从报纸杂志、出版等传播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重视。阿英、唐弢等人都很重视报纸杂志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过在一开始，他们主要是在传统文史之学的意义上进行研究，但不久也就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与“新文学”，以及报刊与不同的文学流派的关系。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的报纸杂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包括王晓明对《新青年》的研究[※注]，李欧梵对《申报·自由谈》的研究[※注]，陈平原对《新青年》的研究[※注]，罗岗对《学衡》的研究[※注]，以及收入陈平原、山口守所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和为数众多的博、硕士论文[※注]，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的切入，不但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近期出版的此类著作还有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注]、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注]、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注]、张涛甫的《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注]等。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与出版机构的关系也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比如，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注]主要以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为载体，分析文学社团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涉及了郭沫若、成仿吾等与编辑、书局经理之间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由结盟走向决裂的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注]上编主要介绍了巴金、鲁迅、曹禺、李健吾等现代作家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交往过程，阐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对现代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下编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文学翻译类丛书、抗战时期的出版物等的出版过程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刘禾《跨语际实践》[※注]的第八章，通过讨论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探讨了包括当时的出版业和激进文学，编辑者与出版者的关系，以及“经典、理论与合法化”等一系列问题。

文学制度在文学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学制度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三四十年代已有相当规模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文学批评约束引导机制、职业作家创作机制、社会读者的接受机制。王本朝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注]主要从“文学制度的现代化”、“制度化的文学写作”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制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李秀萍的著作《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注]主要以“文学研究会”为载体，分别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等几方面展开制度体系分析。

从稿酬及作家生活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是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新的角度。栾梅健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注]是国内较早从文学生产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之一。同类论文还有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注]等。鲁湘元的《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商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注]、马嘶的《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注]、陈明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注]等，也都是从稿酬等经济角度展开，分析现代作家的现实生存状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栾梅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注]是一部综合考察现代文学发生语境的著作，其从传媒、稿费制度及科举制等角度展开的研究，也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在新的社会学层面上的开展。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教育问题也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文学报》2003年9月25日发表王晓明与杨扬的对话《今日中国的文学教育》。随后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注]、温儒敏《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注]和《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注]等论文也开始集中关注当下的文学教育问题。同时，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也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钱理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注]、李光荣的《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注]、陈思和的《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注]、李蕾的《1928—1937年北平大学文学教育观念考察——以清华大学为中心》[※注]等论文都涉及现代文学教育问题。《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注]一书收录了陈平原、钱理群等人的论文，绝大多数涉及现代教育和文学教育问题。与之相联系，对现代文学与校园文化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90年代中期，孙庆东、薛毅主持《九十年代校园文化调查》，邀请上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张新颖、罗岗等作关于大学教育与人文建设的对话，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有关大学教育与校园文化、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展开，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延安鲁艺等与现代文学发展关系密切的一些学校的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出现了如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注]、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注]、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注]、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注]、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注]等一批有特色的专题论著。

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的成熟，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阶段。2003年12月20—21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的多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论文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发表。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七十余人，部分会议论文在《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结辑发表。2006年9月2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在河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河南大学联合举办了“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会议。会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捩点研究》。2009年陈思和、张业松主编的《史料与阐释》集刊创刊。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纷纷选择史料或发掘具有史料整理意义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进入了学科全面自觉和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部分地借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视目录、版本、校勘，也开展史料整理与史实考订，凸显了一批专心从事现代文学史料学搜辑、整理的学者，如姜德明、陈子善、朱金顺、陈福康、解志熙、金宏宇、谢泳、傅光明、龚明德、刘福春等长期为此所作出的贡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对专业资料的搜集和作家文库的建立，也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铺设了良好的基础。为现代文学资料编目仍然是这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的资料编目工作也进入总结性的阶段。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贾植芳、俞元桂《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注]、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注]、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注]等。同类著述还有很多。[※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决定出版《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计划推出100余种，至今已出60余种。这些扎实的文献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家文本的修改问题的研究，一段时期内成为新的热点问题之一。1991年，胥智芬校《〈围城〉汇校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正逢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引出的“钱钟书热”，该书的出版蒙上了一层商业的色彩，也旋即引发了原书作者就版权问题提出的抗议和现代文学作品是否需要校勘的讨论。同年9月18日、12月4日，陈思和先后在《文汇报》、《文汇读书报》发表《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话》、《再为新文学校勘说几句话》，支持现代文学作品校勘工作。而与之相对，对明清版本深有研究的黄裳则主张：“在作者过世，作品已经成为古典时，研究者才能进行这项工作”、“当作者现仍健在，不得同意就进行汇校，不能不说是一种恶劣的粗暴的行为”。[※注]然而，尽管有不同意见，现代文学版本的校勘工作还是得到了开展。相继出现了一些从版本角度探讨有关作品问题的研究论著，如金宏宇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等。[※注]其他如对巴金名作《寒夜》版本的研究，也先后有乔世华、周立民等不断撰文进行专题研究[※注]。除了这些专题性研究，随着版本意识的提高，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越来越注意版本问题，一些研究者将校勘工作嵌入到文本细读中，力图通过对一些文本“修改与净化”现象的揭示，有效彰显文本变化中所蕴含的微妙思想问题[※注]。

除比较传统的编目、校勘等工作之外，辑佚也成为这一时期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影响较大者像陈子善编《周作人集外文》（上下）[※注]，张桂兴编《〈老舍全集〉补正》[※注]，以及日本学者山口守、坂井洋史对巴金早期与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的披露[※注]，解志熙、裴春芳对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佚文的辑录、重刊，解志熙《于赓虞诗文辑存》[※注]和《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注]、王风《废名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注]、孔范今《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注]等书的出版，均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成熟，建立一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的工作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80年代初，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注]、唐弢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注]等文的发表，已为这一学科反思奠定了基础。此后，从樊骏、严家炎、黄修己，到钱理群、杨义、王富仁、赵园、温儒敏、陈思和、陈平原、汪晖、李怡……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的不断回顾和反思，几乎贯穿了整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史。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的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樊骏以其自50年代初先后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习、工作，亲历了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重大事件独特优势。进入新时期后，不断撰写出一些有分量的论文，如《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注]、《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注]、《论文学史家王瑶》[※注]、《唐弢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注]等，无论是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开拓性人物的研究，还是对关系学科发展一些重要问题的系统梳理，无不给人以视野开阔、立意高远、资料翔实、分析透辟的感觉，成为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认识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文献。和他一样，严家炎也从新时期一开始就着力于学科的反思和学科史构建工作。从收录在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实集》中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一》、《现代文学研究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到9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注]、《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文学史分期之我见》[※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注]等论文，其目光始终不离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所论及的也常是不同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作为这一学术传统的后继，进入新世纪以后，温儒敏也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学科史、学科现状及文学教育等问题，先后发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注]、《“苏联模式”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注]、《40年代文学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学传统”》[※注]、《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注]、《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注]、《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注]等论文。其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及研究现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均具有学科建设的突出意义。

当然，一门深具学术史意义的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的建立，与研究者不断撰著的系统总结这一领域发展历程的专著的频频出现密切相关。进入90年代以后，从曾庆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注]，到冯光廉、谭桂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注]、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注]、刘勇的《现代文学研究》[※注]、温儒敏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注]，类似的著作不断出现。而作为现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之一，黄修己对此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其先后独撰或与人合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注]等著作，材料丰富，脉络清晰，观点鲜明，不但对全面总结学科发展历史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而且业已将这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