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起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不仅在重要的年份有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文学的历次转折变化总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对五四的诠释不仅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方法、学术观点，甚至有的观点之间有激烈的争论。从总体上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方式，这也影响到了对五四文学思潮、新文学初期社团与流派的认识和研究。

一

1939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并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作为文化革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明确而充分的阐发。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指出，以五四作为界限，中国的文化革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其性质而言，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从领导权上看，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注]

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性质、领导权、历史意义等的评价形成了新民主主义五四论述的基本观念。这些评价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到8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诠释。1949年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当时正值解放前夕，吴玉章在纪念文章中，首先指明了这次五四纪念活动的特点，“今年纪念五四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获得伟大胜利，南京已经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已宣告灭亡，革命很快就要得到全国范围的胜利”。[※注]1949年出版了《五四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收录了吴玉章、茅盾、胡风、周建人、何干之、杨振声等人的纪念文章。文集也辑录了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一些言论，并在“编者按”中说如何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估价其历史意义和影响，今后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论中都有英明的指示。汇集这些言论的目的是供学习、研究之用。实际上，文集中其他人物对五四的认识和论述都受到了毛泽东言论的影响。吴玉章、茅盾、胡风等人认为，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又是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在思想方面看，主要是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注]但是他们指出，在思想分野上主要有两派或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改良主义的，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是实验主义的。[※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无产阶级马列主义的代表是李大钊。吴玉章甚至认为，胡适等不仅不是新文化的领导者，也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相反，真正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李大钊。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何干之认为五四时代的两个基本口号，科学和民主代表了五四的革命精神。[※注]周建人持相同的看法。但他们同样认为，由于在联合战线内有各阶级的代表，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阶级的要求不同，即使在同一战线内，对这两个基本口号也有不同的要求。民主，既有胡适等人倡导的由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欧美式的民主，也有李大钊所提倡的由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人民民主。科学思想也由于五四运动是各阶级的联合，在中国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既有胡适提倡的杜威的实验主义，也有罗素、柏格森的唯心主义等，但这些唯心主义是反科学的。五四时代首先宣传辩证法与唯物论的是李大钊，这是战斗的、革命的哲学。

毛泽东在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绝对的坏，所谓好的，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注]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五四”之前，这一批评后来却演变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批评。

1974年是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的社论，《红旗》杂志也发表了史众《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纪念文章，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所以对五四的论述重点放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评，尤其是对孔孟之道的批评上。对五四的纪念一方面盛赞五四时期的批孔斗争，但主要批评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的局限性。史众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是适应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除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外，还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的。史众肯定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主将是鲁迅，与鲁迅相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吴虞、胡适虽然也都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尊孔，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五四论述主要以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蓝本，以五四运动为界，从阶级论的立场出发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内容和历史意义：一方面，肯定了从五四之前开始的文化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同时又认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存在明显缺陷；另一方面，认为五四之后，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文化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重要的年份都会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后编选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共三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解放的缘故，中国知识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出现了以“新启蒙”为旗帜的思想运动。所谓“新启蒙”是相对于五四启蒙而言的。在“新启蒙”运动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解释模式，形成了一种启蒙主义的解释模式。

启蒙主义的研究思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余英时曾经指出，“启蒙运动”一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于五四。新启蒙运动是其始作俑者。[※注]但据张艳分析，最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了；并且，左翼文化人在使用启蒙运动为五四定性的时候，并非如余英时所言是用比附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礼赞，相反，他们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注]从30年代开始，共产党人就使用启蒙运动来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论述中，我们也会看到偶尔使用启蒙运动或思想启蒙这样的字眼，但他们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和有选择的，这一认识模式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或新民主主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周扬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周扬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打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注]周扬对五四的分析尽管有阶级论的色彩，但他肯定了从五四运动之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这次纪念活动中直接使用启蒙运动称谓的是彭明，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又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注]80年代以来，逐渐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认识方法，大家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比如李泽厚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传统为特色。汪晖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启蒙运动。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思想启蒙运动，关于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的认识和讨论是五四研究中突出的问题。一般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是由于五四运动不仅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而且包括整个新文化运动，所以关于五四精神的认识和概括也不尽相同。许全兴认为，广义的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五个精神是互相渗透的，其中最基本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注]郭德宏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注]对五四颇有研究的周策纵提出，五四精神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爱国运动、以批判的态度重估一切，和思想界的自由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五四的基本精神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注]也有学者认为，五四精神概括地讲，指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以及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但五四精神的精髓是不妥协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注]张灏则认为，对五四核心思想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科学这些抽象的观念上面，而应该关注究竟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了解它们；更重要的是，五四是一个多层面的运动，有其复杂性。因此，要认识五四，不能停止在代表五四形象的几个观念，必须正视其复杂性，从多层面去探讨其实质。他认为，五四思想实质的复杂性在于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主要表现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和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些两歧性的发展正反映了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注]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从反封建的角度和立场看待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毛泽东曾经盛赞五四是一场彻底地反封建的文化革命。80年代，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主要强调反封建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并具有现实的意义。在肯定反封建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反思反封建的局限。胡绳认为，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反封建传统，的确反了应该反的东西，但也反了不应该反的东西，他们没有对传统作细致的分析，并且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注]胡绳尽管对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有一定的批评，但以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为前提，对五四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对五四启蒙意义的认同。

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作历史的分析，肯定其历史意义，体现启蒙主义阐释立场的代表性论文有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注]、孙玉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平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注]、欧阳哲生的《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与儒学的关系为中心》[※注]、张艳国的《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注]。欧阳军喜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批评的儒学、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实际上指的是礼教，他们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并且新文化派的非儒言论大都针对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发，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孙玉石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教和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解读。一方面，他指出《新青年》反对孔子之道与孔教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文化与政治批判相联系，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他认为《新青年》发表的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文字，呈现了三种主要的孔子相，这三种形态，形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结构张力，如果缺了第三种激进偏激的形态，启蒙思潮本身的生命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对五四反孔的激进性要作同情的理解。欧阳哲生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这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超阶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学术层面能将孔子和后来的儒学儒教区别开来，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成就作了平实的评估。张艳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以三条相互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和发展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三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和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之途，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三条线索在空间上平行发展，在思想逻辑上层层递进，由此掀起了新文化的激流。

五四启蒙运动中断或失败的原因也是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李泽厚后来提出“告别革命”，但80年代他却是启蒙思想的鼓动者，他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就五四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启蒙思想的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李泽厚认为，专注于文化批判的启蒙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仍然复归于政治斗争，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五四时期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注]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是从启蒙运动的外部寻找中断的原因，那么，五四启蒙运动的悲剧性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危机呢？汪晖认为，五四思想启蒙在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科学以及有关自由的现代命题，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种思想学说仅仅是在态度的同一性支配下构成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前提的丧失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另外，汪晖还指出，在态度同一性基础上形成的启蒙思想运动，同时包含了对启蒙的思想原则的否定，这些主义在更为基本的前提和精神上与启蒙原则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混乱和启蒙运动的迅速分化与解体。[※注]在汪晖看来，五四思想启蒙的危机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分化只是促成了危机的爆发。

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学术界对五四的诠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形成了一种重估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许多研究者强调继承传统，注重挖掘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态度。这种看法，最早见于海外的学者。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认为五四的思想特征在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虽然林毓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五四的批评，却表达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的认识。1986年，林毓生的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更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化表现为彻底与传统决裂。1993年，陈来发表了《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注]一文，对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全面反思。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更是对重估五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研究者从文化复兴的民族性要求出发，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

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首先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指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要求彻底地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从世界史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看，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认为，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一是普遍王权的瓦解，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为五四反传统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性，使他们把传统思想的模式当成全盘性攻击中国的武器而加以利用；二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的工具，将中国传统看作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整体而加以抨击。[※注]除了从思想的角度上探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之外，林毓生也对五四时期全盘攻击中国传统的直接背景——袁世凯的统治和张勋复辟——作了历史分析。总之，他认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必须从深入人心的历史力量和当时政治事件的相互作用中寻求，这种相互作用对反传统主义者本身曾起过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还在于把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上的反传统行为联系起来。林毓生指出，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贯穿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甚至后来出现的许多保守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也残留着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决非偶然。同时，这两次文化革命，都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立场。[※注]余英时在他的演讲中也强调，中国经过五四，否定了自己的传统，思想激进化历程持续发展，到“文革”时期，这种激进化达到了高潮，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总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过的社会秩序都成为被诅咒的对象。[※注]王元化在80年代曾经反对过林毓生对五四的批评，但进入90年代以后，他也开始反思激进主义。王元化说：“五四和文革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呢？我认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王元化还尖锐地指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密切的关系。”[※注]80年代曾经很有影响的李泽厚，到了90年代思想也起了变化，他在政治上批判激进主义，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注]，也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

显而易见，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的批评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也有在着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意义都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唐弢、严家炎等人对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的论调给予批评。唐弢否认五四是一个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运动，他认为，“五四的确否定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但经过扬弃，他否定的只是应当否定的东西，并不如有些人所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恰恰相反，经过外来思想的冲击，吸收新的血液，中国文化倒是有了更为健康的发展。”[※注]严家炎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问题：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的存在。[※注]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面反传统，反而用现代意识重新整理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注]在严家炎看来，把“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批评了林毓生等人的全盘反传统的说法，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不能把“五四”和“文革”混为一谈。[※注]

近年来，随着学术理念的更新、学术范式的演进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日趋深化，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注]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五四”作为一个话题更是引起了大家的热情关注，一方面是反思意识的持续高涨，有学者在批评五四运动反传统是偏激和错误的前提下，提出了儒学和中国的命运这样的时代课题；[※注]另一方面是要求重温五四精神，捍卫启蒙的呼声。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五四的诠释和认识已趋于多元化、理性化。

二

1949年以后，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的认识，也受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断的影响，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看待这场文学运动的，着意于对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与作用的阐发。5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的文学史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立论的核心理念。几部文学史在论及五四文学革命时，都极力突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作用，主要强调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对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两位重要的人物胡适和周作人，要么以批判为主，要么避而不谈。关于胡适，几部文学史都有所涉及，但都以批判为前提，“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者是文学史家对胡适的基本评价。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建设上的核心观念，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只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了他，其他的文学史都没有论及，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也随之被掏空，变成了一场只有政治性的社会运动。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到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的研究也越来越片面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问题。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注]一文，从毛泽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论断出发，系统论述了五四文学的领导思想。他认为，“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是当时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翼”，而文学革命运动的盟长就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论断在夸大具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把整个五四文学简单地纳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王庆生和陈安湖的《“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注]一文指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文学运动。尽管五四时期，在文学运动方面，社会主义虽然只是初步的因素，但给文学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此，该文贬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否定了一些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把五四文学运动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对胡适的批判最为激烈。以群的《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注]一文，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成就。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清除“左”倾思潮影响，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重新探讨和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成为研究的热点。最早的有严家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注]一文，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历史过程的仔细考察，认为“无论把文学革命从始至终简单笼统地看作旧民主主义性质或者新民主主义性质，都是不科学的，只有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才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之后，如税海模的《文学革命性质质疑》[※注]、朱德发的《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注]、许志英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再探讨》[※注]等论文都质疑传统的看法，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进行了重新探讨。税海模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论据虽然不少，可惜都不那么充分，似乎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许志英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实际。1983年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许志英等人的文章受到批判，但随着“清污”运动的结束，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和性质问题也成为过去的事情，“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基本完成。

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阐释方式，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受到极大的关注。比如，刘再复的《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注]一文认为，五四作家和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西方人文精神最先的接受者，发挥了先锋的作用，但这种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不久就逐步地被淡化、削弱乃至否定。刘再复不仅肯定了五四的启蒙精神，还对启蒙精神的失落进行了思考。钱理群的《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注]系统梳理了五四时期“人”的观念，认为五四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有个人主义的特点，也因为对妇女、儿童，以及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更显示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性质。叶子铭的《人本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学》[※注]探讨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的兴起、特征与弱化的原因，进而论析了人本主义思潮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和创作的影响。关于五四文学运动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李今的《个人主义和五四文学》[※注]和张先飞的《人的发现——五四文学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注]两部专著。李著围绕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论述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个人主义的传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而主要分析了自我意识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的个人主义意识及表现形态，五四新文学自我意识的表现特征等问题。张著通过周作人“人的发现”这个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在较为阔大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理论深度上，层层递进地考察论述了现代西方文学，“白桦”、“新村”为核心的日本文学，与《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之间密切关联而又发展影响的脉络，对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这一富有东方色彩的文学思想作了“再出发”性质的历史回眸与理论阐释。

进入9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五四文学思潮的研究也走向综合和深入。首先是出现了对五四文学运动及其思想作综合研究的著作，如刘中树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注]和许祖华的《五四文学思想论》[※注]都注重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作整体的观照。刘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整体论述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根源，主张及其历史评价，倡导者对外国文艺思潮的介绍等重大问题；下编着重介绍了“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取得的成就，以及文学社团的发展状况。许著从整体上描述和分析了五四文学思想的基本状况，从文学的主体精神和艺术本体两个方面论述了五四文学思想的特质和历史地位，对“何种五四，如何现代”的大命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他如许志英、朱德发等人的五四文学史论著也对五四文学思潮和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除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探讨之外，对五四文学思潮内涵的认识趋向深入，研究者注意探讨其复杂性。重要的著作有刘为民的《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注]、俞兆平的《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注]、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注]、陈平原的《触摸历史 进入五四》[※注]等。刘著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作家运思方式、五四新文学实绩及文学批评等方面阐释了“科学”对五四新文学巨大而细微的影响。俞著从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分析了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三大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和变异。陈方竞对众多五四人物进行层层深入的辨析与剥离，在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的基础上，展示了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的多重对话，提出了一系列核心话题，推进了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认识。高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阐释了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转型之间的关系。陈平原本着“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的策略，通过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若干个案的辨析，引领读者进入五四，触摸历史，显示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研究者肯定五四文学运动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思的声音。1993年郑敏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文言文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固然需要改造，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陈独秀他们却是从推倒传统出发来革新汉语言文字，更有甚者，他们要彻底否定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是犯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之后，有范钦林的商榷文章，反驳了郑敏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重新肯定了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意义。[※注]此外，杨春时《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注]一文全面总结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给予五四文学革命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90年代以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和批评，和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在文学领域，也和对现代文学的性质以及历史发展的重估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王德威等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范伯群推崇通俗文学，提出的“两个翅翼”的看法，都从不同的侧面动摇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经典地位。袁良骏《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注]一文，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新儒学派”、“国学派”、“新鸳鸯蝴蝶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非难和挑战。

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有《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是思想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以来，关于《新青年》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注]但主要着眼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功绩的阐发。从现有的成果看，把《新青年》作为文学社团的研究比较欠缺。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注]是国内较新的专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的专著，但没有专论《新青年》社团。朱寿桐认为，“《新青年》尽管也称‘社’，不过它的运作方式甚至它的表述语气都明显呈现出杂志编辑部而不是社团的做派”。朱寿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符合《新青年》的历史实际。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注]把《新青年》的作者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新青年》是“同人杂志”，所以，今天学界一般认为《新青年》为“同人”刊物。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注]把“新青年—新潮社”并列在一起阐述，认为《新青年》聚集了一批思想倾向和艺术观念大体相近的新文学作者，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和流派，但在具体论述中并没有阐述“新青年”文学社团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新青年》研究代表性的成果还有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注]、陈平原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注]和庄森的专著《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注]等。王晓明从“同人杂志”的角度论述了《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变化与分歧，刊物的文化个性，以及它对新文学的提倡。陈平原采用思想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解读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等问题，发掘了“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庄森的著作是目前唯一一部把新青年作为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著从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相结合的视野入手，立足《新青年》的文本，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中心，描述了《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的历史事实，全面准确地解读了《新青年》，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揭示了新青年社团的孕育、形成、文学主张及最后解体的过程。

《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之际，2005年6月10—13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了以“《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七十名专家、学者就《新青年》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新青年》研究态势的反思与建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论坛呈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动态、研究成果，以及对《新青年》研究的反思和叩问，体现了对《新青年》研究的新的认识深度。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社团之一。50年代王瑶、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都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过程。刘绶松对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阐述更为深入。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的《略叙文学研究会》[※注]一文。作为文学研究会当年的发起人，他记述了文学研究会成立过程中的一些事实以及主要刊物创办的情况。

真正的文学研究会研究直到新时期才开始。80年代初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整理方面，重要的有贾植芳主编的《文学研究会资料》[※注]，这是目前关于文学研究会研究最齐全的一套资料。另外，还有王晓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注]，编选了对整个文学研究会的评论、对一些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等方面的文章。研究著述方面，苏兴良的《文学研究会》[※注]对文学研究会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作了综合阐述。陈敬之的专著《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注]，分析了这个社团的性质、机关刊物、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并论述了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五位重要人物的生平、作品、对文学研究会的影响。这本书的特点是从人事的角度研究文学研究会，但论述有些简略，也缺乏整体性的分析。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一文，其中对文学研究会的论述虽然稍显简略，但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揭示了文学研究会的特殊性质。王晓明强调要注意文本之外的现象，“不仅看那些会员写了哪些作品，更要看那个社团本身，看他的发起人名单，他的组织机构，他的宣言和章程”。受王晓明的启发，朱寿桐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第五篇《中心话语与文学研究会社团特性的弱化》，主要从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话语”、“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对文学职业化意识的消解、“新民”传统组构的文坛中心三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文学研究会。到目前为止，最具开拓意义的著作是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注]。该著作是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之一，以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为重点，从刊物的发展过程、人事关系、编辑风格、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进行了全面论述。该书着重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内部发展史、人事发展史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对社团的创作和美学方面的论述比较简略。

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文化意蕴、主要刊物，以及和创造社、鸳鸯蝴蝶派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注]。但从文学研究会研究的现状看，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正如朱寿桐所批评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社团，它的影响几乎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但对“这样一个重要对象不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漏洞”。[※注]

创造社是五四时期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化社会批评的影响，对创造社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挖掘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性质，浪漫主义倾向则被视为是消极的、颓废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很少提及。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主要强调创造社表现了中国的现实人生，并反抗着现实的人生。整个50年代，除了文学史的论述和郑伯奇陆续发表的回忆性文字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创造社的研究著述。60年代，重要的有蔡师圣《对于早期创造社文学主张的几点理解》[※注]一文，该论文尽管没有摆脱当时的研究模式，但对创造社早期的文学主张作了相对比较肯定的论述。作者认为，早期创造社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主张主要是强调表现“自我”，显示了对封建因袭传统和旧礼教的蔑视和反抗，在五四时期起了进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西欧某些唯心主义美学、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思想影响。

新时期以后，创造社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综观新时期以来的创造社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主张、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关系、后期转向和文学研究会的论争等论题。[※注]1991年5月26—30日，为了纪念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在北京举行了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建树”和“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个性”的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更是掀起了创造社研究的高潮，与此同时编辑出版了七卷本的“创造社丛书”，其中包括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新时期以来，就专著而言，主要有朱寿桐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注]、魏建的《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注]、黄淳浩的《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注]和《创造社通观》[※注]、咸立强的《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注]。朱著是创造社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以大量的材料表明，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共同归趋是自我情绪表现的文学。该著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独特的切入视角——情绪说，令人膺服地闸释和评说了创造社的文学创作现象。魏著从激进主义文化视野，运用综合透视的立体多维研究范式，探讨了前期创造社主要的文化精神、人格形象和创作特质，对创造社研究中的诸多学术难点作了条分缕析。王富仁认为，这部研究专著标志着创造社研究新阶段的开始。黄著的第一部前半部分论述了创造社的兴起和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详尽分明地勾勒了创造社的历史轨迹和整体风貌；后半部分剖析论证了创造社浪漫主义的文艺倾向与思想，以及后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理论问题。该书资料翔实，在具体的论述方面也有系统性，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黄著第二部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拓展了创造社研究领域。咸著是近年来从人事与社团活动角度切入创造社研究的重要论著，通过对社团内各种发展取向之间相互激荡的细微梳理和辩证，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创造社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过程。作者在突出人事研究的同时，力图打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将泰东图书局和出版部作为创造社活动的两大基地，把文学活动的场所作为研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