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自由主义文艺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受到激烈的批判。新时期开始不久，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一些作家和社团流派被重新肯定。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经济领域的变化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自由主义普遍受到青睐。自由主义热潮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对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的研究。

一

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曾发表由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对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是反动统治的代言人。40年代末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认识和评价的先声。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运动都有论及，但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学研究框架下，认为胡适、梁实秋、沈从文、胡秋原、苏汶、林语堂等人的文学思想及活动是和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主要以批判为主。比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论及胡适五四文学革命的活动时，批评胡适的“文学改良”和“国语的文学”只不过是文字工具的改革和文学方法的改进罢了，完全是一种讳言文学思想的形式主义的论调，暴露了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和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林语堂等的文学论争，则被视为是文艺思想战线上的“对敌斗争”。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和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等说法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艺术至上”论的一种“翻新”的表现。相比较而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论述显得较为客观，批判的味道要淡一些，更注重对文学史实的叙述。

5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后来因为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批判运动，对胡适的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胡适在现代文学中的活动，尤其是他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以群、钟敬文、刘绶松、王瑶、魏建功等人都撰文就胡适在五四文学运动中的活动进行批判。[※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群的《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文章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主要言论和活动的系统梳理分析，基本上否定了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尽管作者并不否认胡适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参加过五四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也不否认他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但是更强调他在参加文学革命时站在最右翼，始终没有参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以群认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业绩”是：宣扬文学工具论，仅仅把文学革命的任务局限在“用白话作文作诗”上，使它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文化革命运动；宣传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掩盖反映在文学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真面貌；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又片面地否定民族文学遗产的价值，盲目地颂扬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鼓吹文化艺术上的“全盘西化”。无论是文学史的写作或者是对胡适的批判，对现代文学中革命因素的强调成为主导性的叙述模式，这样就导致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可能会背离历史事实。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给现代文学研究也带来一些变化，比如汪曾祺认为对沈从文先生的估价是不足的，许杰也提出对胡适五四文学革命中改良主义活动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认为有关胡适的评价，应在坚持总体否定的前提下，适度肯定胡适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文革”以后，这样的提法马上被更加革命化的洪流所湮灭。

新时期以来，尽管思想文化界开始拨乱反正，但80年代前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并没有完全摆脱阶级论的影响。在20世纪70—80年代陆续出版的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三节的内容论及了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和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但该文学史主要把这些文艺现象看作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从而加以批评。1982年，苏光文发表《论中国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派别及其消长》[※注]一文。该文把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民主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的文艺派别放在一起，分析了它们“随着中国的基本矛盾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升沉而消长”的轨迹，并评价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整个80年代，从整体上论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可谓寥寥无几。90年代以来，知识界引介、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评价胡适，开始推崇顾准，形成了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90年代末，以一批研究自由主义文学论著的出现为标志，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沈从文热、张爱玲热的持续高涨，对左翼文学贬抑性的评价都是具体的表现。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对“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探讨。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看，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及相近提法在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同时就已经存在了。自由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形成是基于它和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思潮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后者在文学领域的体现。由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还有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对应关系，即使同一作家、流派的思想也有变化和复杂之处，所有种种都表明界定自由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自由主义文学”给予明确定义的是刘川鄂。他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界定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他还开列了一个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作家和流派的名单，属于此列的作家有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源、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萧乾、师陀、宗白华、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包括“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注]刘川鄂的界定，主要以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为依据，所以他的概括和描述有些过于宽泛。有人认为，他所概括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作家”，还不如说是“自由作家”，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诉求，原来公认的自由主义文艺，像“现代评论派”、“新月派”，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艺都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背景。以是否倡导文学独立来界定自由主义文学，恐怕没有顾及到自由主义自身的脉络，而将它等同于一般人对“自由”的理解，即“不受拘束”。[※注]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注]一文从现代性的角度揭示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学本体观的固执的坚持，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始终关注文学与自由的关系。另外，支克坚在长篇论文《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注]中，通过与革命文学思潮和鲁迅文艺思想的比较，探讨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特征。该文认为，首先，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致力于探求文学的独立本质；其次，人性论便成为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再次，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道德，往往包含着淡化政治甚至反对政治的目的；最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坚持人的精神活动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也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以上两人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特点的认识大体一致。

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以至终结进行历史的勾勒，也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王毅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性特征》[※注]一文，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演进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描述。该文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胡适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30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由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在20年代以后才变得更加明朗化，所以作者在谈到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时，也不得不承认，“从整体的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中单独指认一种鲜明的、与其他反传统文学思潮有明显差异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相当困难”。马俊山的《“反差不多运动”：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尾声》[※注]一文，勾稽了1936年末以京津两地报刊为主要阵地爆发的“反差不多运动”的有关史实，评述了争论过程、双方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思想史意义。

研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40年代往往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也因为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从观念形态上讲，更为自觉，以及它和革命文学思潮之间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和政治化。胡传吉的《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1945.8—1949.10）》[※注]一文是他博士论文的节选。该文以以塞亚·柏林消极自由的观念为出发点，探讨了1945—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生存状态。作者认为，与二三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与表现：前两个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学更积极，后者更偏向消极自由。从消极自由的观念入手，阐发艺术趣味和良心体系对研究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是一个深化。另外，刘淑玲借助1946—1949年《大公报》上京派文人沈从文、萧乾等人的言论，比较细致地梳理了自由主义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文学选择以及革命作家的批判，历史地呈现了4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风貌。[※注]

二

对代表性作家和流派的研究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重点之一。胡适被公认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刘川鄂的《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注]从泛功利的文学价值观、改良文学的态度与方法、对易卜生主义的鼓吹等方面论证了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并简要评价了胡适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作者的结论是：胡适五四时期的着眼点是相对于旧文学的新文学而不是自由主义文学，但他却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徐改平的《试论胡适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注]一文对胡适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的描述，认为“胡适是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这种不可分离主要是其精神上有大致相同的追求”。文章还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与胡适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胡适对文学的要求始终是既坚持文学内容的通俗易懂，又要求具有一定的美的感染力的。因而是既区别于某些左派文学家所一味强调文学的宣传功能，也有异于自由主义文学家的强调文学的纯然独立性的。”美国学者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作为研究胡适自由主义心态和命运的一部力作，在第三章系统分析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种种言论及其表现。作者认为，“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的、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为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注]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梁实秋。刘川鄂的《梁实秋与自由主义文学》[※注]是梁实秋文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文章。作者首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观念进行了阐释，指出“梁实秋对人性有多次解释，他注意到人既有生物属性又有人文属性，但显然更看重后者。……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外的普遍特性，超地域、阶级、种族和国界，固定不变”。梁实秋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强调创作自由，反对工具论的文学观。文章就此也做了一番辨析工作。作者还对梁实秋与左翼文学、三民主义文学以及“与抗战无关”等一系列的争论也作了辩证分析，认为无论是30年代的各种争论，还是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史研究，都扭曲了梁实秋的真实形象和真正贡献。

沈从文、林语堂、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邓年、张爱武的《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探》[※注]一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及其与胡适等新月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探讨了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郑万鹏的《戴望舒：“忧郁”的艺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注]指出，戴望舒与各种社会集团力量拉开一定距离，形成自己社会改造以及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不断地抒写“忧郁”，就是在将其寻找理想而不得的苦闷升华为审美情感，就是在不断地向理想发出怀恋，就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清醒的选择与痛苦的坚守。何小海的《幽默·性灵·闲适——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及其探源》[※注]从林语堂的作品出发，简要地阐述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认为造成林氏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中西文化的合围、社会的压迫、乡土情结和地域习俗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郑万鹏的《郁达夫：民族意识的化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注]指出，贯穿郁达夫创作的是民族意识，他的一生实现了从自由主义的左翼立场到自由主义的国家立场的转变。

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文学社团、流派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涌现出了一批成果。沈卫威的《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主要从政治文化入手，概括了从《新青年》到《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散落过程，描述了胡适派文人作为政治自由主义者被国共两党反对、作为文化自由主义者被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所不容，因此处于“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的角度考察“现代评论派”，并对其独树一帜的文艺思想、创作特色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现代评论派”作家以个人本位、人性自由为创作出发点，有意与现实保持审美距离，注重精神启蒙，提倡宽容态度，呈现出了共同的自由主义文学风貌。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注]一书，主要采用了美学视角，探讨了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不少现代作家先前大都信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在艰难时世中易生幻灭恐惧之感，随之对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产生共鸣。

京派、海派一直是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普遍的看法是，京派文学在政治上具有超越意识。《京派文学的世界》[※注]一书著者许道明就持这种看法：“如果文坛主导观念表现为文学对现实政治的依赖，作家对现实政治的依赖，那么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更着重表现为文学对现实政治的脱离，作家对现实政治的脱离。这是京派作家文学思想中最杰出的部分，同时也是最落后最不为时代所容的部分。”也有论者提出京派的文学观念中有“超然意识与介入意识杂糅”的状况，并逐渐注意到其不同于左翼文学的介入与干预社会现实的方式与思路。李俊国在《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注]一文指出，“30年代‘京派’文学功利观，是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利益和阶级观点的文学功利观。它不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益相联系，而是与一种宽泛意义的民族前途、‘人生观再造’的社会理想相联系”。京派杂糅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体现了不同于左翼文学的注重政治现实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选择，京派文学的文化学阐释无疑使得京派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白春超指出，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也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注]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注]一书从独特的文化视角出发，深刻地把握了京派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文化意蕴这一特质，对京派文学现象作了一番独到而细致的文化梳理，是对京派文学研究的突破。“京派”是一个活跃在三四十年代文坛的松散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不仅在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表现出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不同寻常的重视，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著的成绩。黄键的《京派文学批评研究》[※注]是京派文学批评研究方面重要的著作。该书回顾京派及京派批评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概况与历史境遇，并对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具有代表性的京派批评家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京派批评在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的道路上所进行的批评的理论建设及其实践成就。

吴福辉是新时期较早研究海派的人之一，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注]是他海派研究的专著。书中给海派文学正名，为海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并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海派小说的文化风貌等方面对海派文学的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该著作还对30年代的京派、海派之争以及这两个流派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了富有新意的探讨。吴福辉对海派的研究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许道明《海派文学论》[※注]从海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化、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中间路线等方面的关系去寻找海派文学的形成渊源、特质以及历史地位，认为海派文学有着“现代性”的品格，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都市文学”，是作家自觉倡导并实践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执著于人本位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注]也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开创精神的著作。该书第一部分以一些新的公共构造和空间如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为基础，描绘了上海的印刷、电影等都市文化的各个方面，重新绘制了一张上海的文化地图。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还有邵洵美、叶灵风、张爱玲共六位作家的文学世界，作者着力挖掘的是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和与之相应的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该著作从都市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角度为海派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深化了对海派文学都市化特征的认识。此外，如黄建生的《重看海派文学的商业性》[※注]一文，重新审视了海派文学的商业性对中国都市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作者认为，海派作家积极利用现代物质文明进行文体创新，把新文学语言和通俗故事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也迎合了现代都市读者，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海派文学是“20世纪新文学与市场结合的先声”。

30年代的“京派”、“海派”之争是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并未重视这场文坛争论。90年代以来，由于海派研究热的兴起，“京海之争”才开始受到研究者重视。长期以来，鲁迅对京派海派的论述被奉为“圭臬”，很多人认同鲁迅的论断：“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但是，高恒文《鲁迅论“京派”、“海派”》[※注]一文提出，人们误读了鲁迅的《论京派与海派》。他认为，鲁迅文中京派、海派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和当时讨论中所沿用的概念大有出入，而鲁迅的这篇文章是篇策略性很强的评论，批评的倾向性含而不露，并非是客观的评论。周葱秀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与鲁迅的批评》[※注]是一篇与高恒文争论的文章。作者认为，鲁迅当时所作的评价是长期考察“京派”、“海派”两种文化现象后，并联系当时的争论所作出的言简意赅、精辟的总结。鲁迅批评的是文坛上两种不良倾向，即隐士化和商业化，而并非如高恒文所说的是针对文坛的某几个人。徐美恒的《关于鲁迅论“京派”、“海派”》[※注]也认为，鲁迅关于京派海派的批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批评。吴投文《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注]和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注]都探讨了“京海之争”中的关键人物沈从文，对沈从文在当年京海之争中的地位与意义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也有研究者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京派和海派。李俊国的《“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注]是新时期较早的全面论述京派海派文学的论文之一，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文化形态与文学分野、文学立场和文学意识、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等方面，来比较京派与海派的异同点以及各自成型的原因。2003年，杨义出版了《京派海派综论》[※注]一书，采用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的方法，把京派海派当作精神文化现象和审美文化现象来对待，对京派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两派独特的个性等问题作了细致探讨，发现“京派和海派的文化智慧和审美探索，既存在着竞争创新的一面，又没有完全排除其互动互补、渗透并进的一面”。

三

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元化，诸如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探讨，说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一般认为，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运动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但是由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身的复杂性和流变性，所以，从整体的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中单独指认一种鲜明的、与其他反传统文学思潮有明显差异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关于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思潮的关系探讨，刘川鄂的《五四启蒙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注]一文是代表性的成果。文章辨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认为启蒙运动包含了自由主义启蒙的内容，但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自由主义只是“五四”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其精髓是人道主义。肖向明的《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的流变》[※注]一文，从“五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不同侧重与选择，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五四”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五四”文学由反传统文学、建立人的文学急促向阶级文学、革命文学流变的内在原因。

马俊山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传统人文精神》[※注]一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价值重建的角度，探讨了自由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在30年代开始向传统人文回归，既使五四精神更加贴近个人，世俗化，具体化了，也消除了现代人文精神和本土话语的张力，使其化入中国人文传统，成为新的国民意识。王兵在《左翼及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儒道传统思想》[※注]一文中指出，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这两大思潮虽是在五四外来文化的诱发下产生的，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这两种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更为内在的土壤和动力。和马俊山相比，王兵过分强调这两个文学思潮与传统思想的联系，而没有顾及西方思想和本土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个论述显得有些偏颇和牵强。

自由主义文学在新文学以及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马俊山的《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与新文学人文合法性》[※注]一文指出，自由主义文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从《现代评论》、《新月》、《论语》到《文学杂志》、《观察》等一系列卓尔不群的杂志期刊，从胡适、丁西林到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一大批各具才情的作家和理论家，形成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共始终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在整体上充实和提高了新文学的人文品位。王兆胜的论文《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文本——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反思》[※注]则认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在：它对塑造人的独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它注重文学性，使文学具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它强调对人生和人性的探讨。同时，他也指出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与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不相吻合，致使与中国其他形式的文学发生强烈的矛盾和冲突。第二，文学气质和审美方式的平淡与和谐，致使自由主义文学往往缺乏崇高感和伟力之美。

90年代以来，有关自由主义的话语再成热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一些人特别是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重新成为民族文化的精英，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成为民族的精英文化。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过分推崇自由主义作家拔高自由主义文学价值的现象，也有一些学者以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指出在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两股文学思潮中，说到生命力，那恐怕还得承认更强大的是前者，强调在高度评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地位和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的局限和不足。[※注]这都说明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摆脱了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之后，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