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及战后文学思潮主要包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发生在国统区、沦陷区和“孤岛”等地域的文学运动和创作潮流，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的研究一直是在与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对比中进行的。不仅研究方法单一，而且研究视角相似，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这种研究状况直到新时期开始以后才有了真正的突破。

一

1949年7月，茅盾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既总结了抗战开始以后国统区和沦陷区文学的发展状况，也开启了1949年以后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中心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基本范式。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是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中的理论权威的逐渐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逐渐变成了不断寻求“革命性”的过程。对于“反动派压迫下”的抗战文学思潮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挖掘抗战文学思潮的革命意义更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种强烈政治化了的学术研究，社会历史批评是研究者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反动”与“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否定着反动派统治下抗战文学思潮发展环境的黑暗；另一方面肯定着革命文学作家从事文学运动的热情。思维方式的单一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简单化，研究者在凸显所要肯定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就遮蔽了所要否定的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史的撰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常常是在官方的规范下进行的。体制化的文学史撰述方式主要是为不同作家及不同文学派别进行政治上的甄别，并进而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在1950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列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要求“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随后公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抗战开始后的文学以1942年为界线被分为“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两部分。[※注]对于解放区文学思潮来说，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学思潮来说，这种划分却切断了其前后发展的统一性。1942年以前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是单独撰述的，而1942年以后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被一并纳入了毛泽东“讲话”的理论框架之中。研究者在撰述过程中，一再强调毛泽东“讲话”对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在内的抗战文学思潮的影响，完全脱离了这些抗战文学思潮发展的现状，变成了抽象的抗战文学思潮的“革命史”。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就是按照这种分期方法来叙述抗战文学思潮的。作者以“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将1937年到1942年的文学列为第三编，其中第11章为“抗战文艺的动向”。作者全面评述了抗战爆发后文学界面临的新的形势及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的重大贡献，包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潮流、“通俗文艺与大众化”运动和“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等。王瑶还集中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文学艺术的本身尺度”、“文学的艺术性第一”和“讽刺与暴露”等思想斗争存在的错误倾向。对于这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王瑶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对于1942年以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王瑶将其纳入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在“国统区文艺运动”一节里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传到国统区后“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新的文学风貌，并发生了极大的教育作用”，但由于国统区作家未能向现实社会努力挖掘“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他们的创作出现了“公式主义的偏向”，解决的唯一办法“只有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在实践中改造自己”。

此后出版的文学史著述不但大多承袭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撰述方式，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讲话”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指导意义，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了。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尽管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略有不同，但同样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为分界线，将抗战文学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于前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作者认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作家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形势下坚持“用各种方式作斗争”，但是总体上“这一时期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之中”。对于后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作者认为，依然存在“右倾偏向”，但随着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统区，进步作家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了进步文艺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任务”。[※注]丁易在论述抗战文学思潮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的是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以及“和错误的及反动的文学倾向的斗争”，强调“反动”与“革命”之间的思想冲突，文学运动潮流完全被文学思想斗争所取代。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王瑶和丁易完全不同。刘绶松以1945年抗战胜利作为分界线，将1937年到1949年的抗战文学思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把“文学史”完全变成了“革命史”。作者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论述突出了两条主线，一是“文艺与工农兵的结合”，二是“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注]

除了文学史撰述中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论述以外，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思潮的学术论文，但主要从戏剧、诗歌等文体角度入手分析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李何林的《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新文学》[※注]一文。该文全面概述了抗战的爆发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化：一方面，广大作家真正走向了人民大众，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大众化和通俗化；另一方面，作家队伍并未完全融合，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下文学抗战”面临着巨大困难，导致了一些作家情绪的低落，但经过对“与抗战无关论”、“讽刺与暴露”、“纯客观的写实主义”和“主观的理想主义”等种种错误文学思想的斗争，抗战文学思潮最后在整体上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此后，基本上再没出现过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思潮的论文。从总体上来说，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也正是以“讲话”为中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时期，因而对1937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学术研究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思潮就成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而对于较少受到毛泽东“讲话”影响的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中心的抗战文学思潮自然就少人问津了。

二

新时期开始以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新时期以来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摆脱了第一个时期的冷寂状态，迎来了全面的繁荣时期。以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为界，第二个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由于第一个时期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一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彻底否定和破坏，因而新时期开始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全新的状态。尽管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开始的，力图回归到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状态之中，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拨乱反正式的“回归”研究的限制。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新时期之初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有多高的水平。在整体的学术氛围的规范之下，当时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仍然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过第一个时期的沉寂状态，新时期开始后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相关文学史料相当匮乏。因而，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就成为新时期到来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基础。经过新时期之初对文学史料的充分挖掘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很快走向了全面繁荣。

研究者开始关注抗战文学思潮中的地域性潮流。由于战争带来的地域分割，要从总体上对整个抗战文学思潮进行宏观把握有相当的难度，因而第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注重地域性，强调不同地域带来的文学潮流的差异性。一方面，是从传统的国统区、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的划分角度进行研究。像马良春的《试谈国统区抗战文艺及其分期问题》[※注]、胡凌芝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侧面——沦陷区文学面貌管窥》[※注]、黄万华的《沦陷区文学鸟瞰》[※注]、陈梦熊的《上海“孤岛文学”运动概述》[※注]等论文都是从传统的国统区、沦陷区以及上海“孤岛”等不同政治和军事区域进行的整体性概述。另一方面，随着整体性的区域研究的逐渐展开，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地域文学思潮研究开始出现，像国统区的重庆、昆明、桂林、永安等地，沦陷区的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区先后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冯为群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概观》[※注]、王照清的《华北沦陷区文学概观》[※注]、张振金的《抗战时期的岭南文学》[※注]、郑勉己的《福建永安抗日文化活动的特点与起落》[※注]等论文和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注]、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注]、靳明全的《重庆抗战文学论稿》[※注]等专著都以不同地域的文学作为研究重点，努力梳理出该地域文学思潮的基本流向及其与抗战文学思潮整体上的统一性。

除了地域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以外，抗战文学思潮中的社团流派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这是抗战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七月派”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在1955年以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七月派”研究也完全停止。新时期开始以后，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七月派”受到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龙泉明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注]、郭小聪的《论七月诗派》[※注]等论文比较有代表性。除了一般性地概述“七月派”的来龙去脉以外，研究者能够深入“七月派”形成的时代、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对“七月派”的理论主张、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等进行整体的观照。

“抗战文艺右倾论”、“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等文学现象也得到了重新评价的机会。在50—6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中，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学现象都是作为“革命文艺”的对立面而受到批判的。新时期开始后，研究者对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学现象进行了重新反思。阳翰笙、陈白尘、罗荪、葛一虹等抗战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和苏光文、徐廼翔等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者对茅盾以及后来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抗战文艺右倾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苏光文的论文《“凋零”、“开倒车”，还是大发展》[※注]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运动、文学论争、创作成果、社会效能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全面地考察并论述了抗战文学的成就。作者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果实累累，而不是犹如含苞待放的花朵经大风暴的袭击遂纷纷凋零”。刘铭的《对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新评估》[※注]、张波的《“与抗战无关”论争的再认识》[※注]、孙续恩的《抗战时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注]等论文对1938年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当时对梁实秋的批判“不符合梁实秋的原意，因而也是错误的”。刘铭认为，梁实秋提出的意见“事实上是比较全面、正确的，而在‘与抗战无关’论上对他批判是有欠公正的”。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及其文学创作也受到研究者的重新评价。刘安章的《评陈铨剧作的“浪漫精神”》[※注]、文天行的《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注]等论文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了“战国策派”的意义，肯定了其历史地位。

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整体评价也逐渐趋向合理。由于50—6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中对抗战文学思潮的整体评价不够客观，新时期开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其影响，不仅对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总体评价偏低，而且对于抗战文学思潮中的一些文学现象持否定态度，极大地限制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进程。但随着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加快，如何公正地评价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成为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重要问题。华忱之的论文《我对抗战文艺的基本估计》[※注]认为，抗战文学可以和“五四”文学、左联文学并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座高峰之一”，“抗战文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传统，而且为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营养，称得起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徐廼翔的论文《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注]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入手，论述了抗战文学的意义。作者认为，“抗战时期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从百花齐放的‘五四’到左翼文学的兴旺发展的30年代，又进入全民抗日的文学统一战线时期的重大转折”。李春燕的《文学的沦陷与沦陷的文学》、冯为群的《是汉奸文学还是抗日文学》等论文针对一些人否定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倾向，指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是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30年代开始，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注]对抗战文学思潮的评价总体上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文学史料的分析中进行新的定位，这样才有助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走向深入。

经过80年代的全面繁荣之后，抗战文学思潮研究进入90年代后曾一度走向沉寂。然而，随着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抗战文学思潮研究再度开始活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第二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不再以平面化的综述为主，而走向了立体化的深入探索。

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中国的抗战文学思潮本身，而开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阔背景下，探索抗战文学思潮的世界性特征及其与国际战争文学思潮之间的相关性。徐文欣的论文《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几种创作模式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特点》[※注]在概述了世界反法西斯叙事文学的苏联模式、欧美模式、德日模式前提下，分析了中国抗战文学中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种不同地域文学的特点。苏光文的《抗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注]比较全面地概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作者认为，中国抗战文学“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的机遇，以民族解放意识为文学的灵魂，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开展多层次交往”，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往“开始趋向成熟”。陈春生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初探》[※注]分别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不同地域入手，分析了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主要接受了苏俄文学的功利性标准，从而完成了“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目的。房福贤的专著《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注]在全面反思六十多年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及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与划分抗战小说的类型，并将之放在世界战争文学的坐标系上进行新的审美认知和评价。2005年，《河北学刊》第5期发表了一组“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杨义的《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严家炎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王富仁的《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吴福辉的《文学和个人记忆》、黄修己的《对“战争文学”的反思》、刘增杰的《抗战反思文学思潮的独特品格》、秦弓的《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等论文反思了抗战文学思潮中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文学中的人类与人性意识、文学的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等问题，强化了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度。

研究视角的选择不仅影响着研究的广度，更决定着研究的深度。第二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研究者善于从不同的层面切入研究对象，走向对抗战文学思潮研究的立体化探索。谢纳的论文《现代传媒与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型》[※注]以传媒为切入点，分析了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戏剧春秋》、《烽火》等为代表的文学媒介在青年作家引导、大众文学观念传播、文学读者的培养等方面发挥的功能，探讨了文学大众化的变革。杨洪承的论文《“文协”的社群形态与抗战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阈》[※注]从文学社团的“社群形态”角度分析了“文协”在“组织上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与政治上的民族抗战的主张，文学上的抗战文艺、文学之宣传”与作为“现代文人聚散独有的教育途径、政治意识、文学主张、组织结构等精神风貌和生命形态”的双重性内涵，从而揭示了“文协”在抗战文学思潮发展中发挥的多重功能。王维国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注]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郝明工的论文《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区域分化与主导特征》[※注]从文学地域文化视角分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学的“宣传化”特征，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文学的“艺术化”倾向。

在第一个阶段的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抗战文学思潮的主题与审美内涵研究的重点是爱国主义、启蒙主义和“力”之美的探索。第二个阶段的主题与审美内涵研究不再局限于此，而在对文学、民族与国家的多重关系的探索中趋向深入。苏光文的论文《爱国主义：1937—1945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话语》[※注]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在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诸方面，获得了整体性的认同，一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歌唱，共同言说着爱国主义中心话语”。陈言的论文《抗战时期沦陷区“色情文学”新探》[※注]分析了沦陷区“色情文学”的形态、性质和成因，认为沦陷区的“色情文学”表现出了沦陷区生态和心态的双重贫瘠，是日伪政权麻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一种政治工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色情文学。张泉的论文《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注]分析了日本占领北京后实施的文化殖民政策，以及知识分子在抵制文化殖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意识。周燕芬的专著《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注]在全面细致地考察七月派的发生、演变和消隐的过程中，从现代性角度入手重点归纳了七月派的审美特征。黄万华的专著《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注]注意打通抗战时期不同地域文学的差异，既分析了不同地域文学主题的共同模式，也分析了不同地域文学主题形态的特殊性。

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在抗战时期虽然融入了整个抗战文学的发展潮流中，但仍然保持其独特性，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支克坚一直关注着左翼文学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变迁，对抗战及战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注]、《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注]、《冯雪峰、胡风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问题》[※注]等论文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抗战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中心论和以冯雪峰、胡风为代表的现实中心论两个理论流派，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论缺陷，这两种文艺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最后都失去了存在的生机。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胡风和冯雪峰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的探索上。王丽丽的论文《胡风的理论问题解析》[※注]在分析胡风文艺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清理了胡风的文艺理论之所以与当时的主流文艺理论发生碰撞的主要症结所在，展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从一般的文学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复杂过程。作者认为，双方理论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对于‘政治’的不同解释”，而理论分歧的形成又与双方的人格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张业松的论文《胡风理论的错位与遭际》[※注]围绕胡风理论的核心观念、基本特质和思想背景，梳理了其与强势话语之间的错位。作者认为，胡风理论是“以文艺理论的表现形式，对‘五四’以来困扰中国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广泛问题做出回应，构成一种在20世纪40年代日趋尖锐激烈的观念环境中极具竞争力和挑战性的意识形态”，从而与强势话语产生了冲突和碰撞。支克坚的专著《冯雪峰论》[※注]主要研究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揭示了其文艺观念中“政治性”和“艺术性”、“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随着抗战文学思潮研究中文学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挖掘，一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文学现象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向远的论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注]在阐述日本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概况的基础上，指出“这三次大会的召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把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的主要措施，也是日本的侵华文学发展到‘大东亚文学’阶段的重要标志”。张泉的论文《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注]分析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亲日文学现象，从殖民语境和沦陷区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提出了区分“汉奸文学”的五个原则。倪伟的论文《“抗建文艺”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注]在阐述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的基础上，分析了“民族主义在内在理念方面的致命缺陷”是国民党在“文艺抗战”上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被忽视和被遮蔽”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必须注意文学史实的辩证取舍，处理好“抗日文学”与“汉奸文学”、“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的关系。

三

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共两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变化，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注]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也进入了战后的转折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时期的历史复杂性，发现了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转变的必然逻辑。

所谓文学上的“转折”，当然是在新旧中国两种社会制度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学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由于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化是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中国文学在此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变革。洪子诚说：“文学的‘转折’在这里，指的主要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为选择最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所做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而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注]正是由于研究者对于文学上“转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不同视角。

一是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解放区文学潮流因素。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但规范了解放区文学思潮的发展路径，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基本力量，也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思想观念。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门以“文学的转折”为标题，从左翼文学界对“文艺新方向”的选择、毛泽东“关于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等关键问题的提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必然性。[※注]不过，在稍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洪子诚对“转折”的理解就变得复杂了。他认为，“转折”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出现”，而且还表现为“40年代不同的文学成分、文学力量之间的关系的重组，位置、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的过程”。由此，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当代文学生成”的多种可能性。[※注]萨支山的论文《“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注]分析了“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作者认为，总体上可以将“延安文艺”看成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但是这并不是说后者只是对前者简单的时间上的延续，它们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复杂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吴秀明、郭剑敏的论文《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注]提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合而不通的状态”下，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十分重大。作者认为，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首先要充分认识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正确理解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及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是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二是注重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中的国统区文学潮流因素。也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的国统区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国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整体转折才有可能。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抓住发生在1948年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政治、文化、思想、心理等不同层面描述了国统区以及解放区作家面临社会巨变时的复杂心态，展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来自不同文学阵营之间的较量，揭示了由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关头选择（接受）了革命”，并带来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巨大变革。[※注]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至50年代作家研究》以萧乾、冯至、沈从文等作家为个案，在呈现“40至5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格局和作家精神状况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揭示了“40年代现代作家的转向或者停顿，不能仅仅用毛泽东话语的控制作为唯一解释，而必须意识到作家在40年代的创作状况，他们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自身遭遇的困境，以及在转向或停顿过程中的内在逻辑”。[※注]侯桂新的论文《〈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注]以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揭示了《大众文艺丛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大众文艺丛刊》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论述依据，在解放区以外第一次对其进行大规模集中阐释，促进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和权威地位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大众文艺丛刊》学习和模仿《讲话》，形成了新的批评模式和批评文体，批评与权力的结合使得这种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钱理群、洪子诚、贺桂梅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研究，邵宁宁的论文《四十年代后期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注]主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复杂性入手分析了40年代后期文学转折的意义。作者认为，钱理群等学者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时间放在1948—1949年虽然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但是并不能全面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历史意义。40年代后期的文学转折应该有两次，另一次发生在1945—1946年之间。因为，如果“从‘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这一更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去看问题的话，便不难发现，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这一历史瞬间虽然短暂，却包含有无比丰富的历史意义”，40年代后期文学“既非‘当代文学’的‘起点’，也非二三十年代文学甚或抗战文学的简单延续”，而自有其独立价值。曾令存的论文《“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注]也在反思钱理群、洪子诚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研究的前提下，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作家队伍的更迭上。作者认为，20世纪40—50年代“转折”时期作家队伍的更迭，实际上“是左翼文学力量对40年代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的必然结果，预示着中国文坛的分化和重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研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种转折研究的成果还相当少，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