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认识和研究是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变化和收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大致在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而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二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与历史常常被纳入近代文学的范畴。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现与诠释改变了以往对现代文学历史起点的认识，也对晚清文学的性质形成了新的认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发现与研究从80年代由“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引发的文学史研究开始，之后相关的文学史著作都明确地把晚清文学纳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尽管阐述的方式和结论不尽相同，但许多论者都承认晚清文学包含现代的因素。在关于近代现代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也得到了凸显。9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性”理论的明确提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

一

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具体的时间为1917或1919年。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部分谈到，“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注]80年代，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海外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开端的不同看法。1982年，唐弢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的讲演中提到国外有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01年，还有一些要更早一些。“从清末开始，把清末一些作家都放在里面，《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都放在现代文学里边讲，日本人就说清末已开始酝酿中国的现代文学了。”[※注]所以，他说关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大家都从五四讲起，将来可能会改变。唐弢并没有明言为什么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20世纪初或更早的清末，但他提出了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说明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恢复和重建，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要重新叙述现代文学的历史，首先要处理晚清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甚至把晚清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后来又在《读书》杂志上就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阐发，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单是为了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命题的提出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他们把上限放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同时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表现在世界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主题、以悲凉为核心的美感特征、文体形式和艺术思维等层面上。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意识，体现了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的努力，强调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晚清文学的性质和意义的探讨并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文学史观念把五四文学之前近二十年的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后，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晚清文学现代性因素的探讨与这股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潮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深化。在新的文学史观和“重写文学史”的双重作用下，国内第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孔范今在导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他认为，从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上限应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至于下限，因为这一过程迄未完结，也不能预设在1999年。之所以把“新文学”的开始放在1898年，孔范今指出，“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表现出了更为彻底、更为强劲的叛逆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但从新文学所必备的基质和由其所决定的基本倾向而言，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一文学的历史变革早已开始，而这种文学也已萌生且自成规模了”。[※注]他从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文体格局的开辟和初创、新文学文化与审美基质的初步呈现、翻译文学热潮的出现和中国文学世界化趋势的启动四个方面，论证了“新文学”的文学革新运动早在1898—1917年间已开始。哪年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也相继问世。2010年由严家炎主编三卷本文学史也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该文学史通过对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的言文合一主张、陈季同对“世界的文学”观念的接受以及《黄衫客传奇》和《海上花列传》等作品的问世一系列文学史实的发掘，强调现代文学的源头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文学史用了很大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二十年间的文学活动，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碰撞，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注]

与此同时，受“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启发，谢冕在80年代末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1895年前后。后来，谢冕主持编写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主要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丛书的前两卷由谢冕和程文超撰写，两部著作题目分别为《1898：百年忧患》、《1903：前夜的涌动》，都以晚清文学作为论述的对象。《1898：百年忧患》以一个年代作为界标，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叙述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及其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谢冕认为，百年中国的基本母题是忧患，而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和动荡，是近代中国文学忧患主题的源头。该书主要从百年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叙述了诗界革命、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新小说的兴起、翻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活动，同时，还从“大文学”的观念出发，通过《清议报》的介绍，论述了报纸的盛行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晚清时务文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文体革命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关于京师大学堂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叙述也是该著较有新意的地方。和《1898：百年忧患》相比，《1903：前夜的涌动》更加明确地强调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程文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它于世纪之交就开始孕育，而在孕育期的文学与文化状态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第一，在现代性的内部，在其被孕育的同时，已经生长出与其对话的力量；第二，在现代性的外部，已出现了反抗现代性的声音”。[※注]程文超对苏曼殊、王国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人物和现象的历史叙述，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而试图在一个大的文学文化的氛围中展示这些人物和文学现象包含的现代性因素。

新的文学史观念的提出给文学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现代文学的上限被提前了二十多年，对清末民初文学现代性的认识在一系列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确实显得引人注意，但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并非没有争议，这主要反映在80年代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会后整理发表了《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2001年《复旦学报》开设专栏，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关于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以及对20世纪初文学性质的认识。综观这些讨论，研究者基本形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以王瑶为代表，主张现、当代合一，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王瑶指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之间不仅有彻底性和妥协性的差别，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五四文学革命并不是与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由数量的积累到逐渐深化的演进过程。曾庆瑞也认为，晚清文学是古典文学的尾声，它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形态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二种以任访秋为代表，主张近代、现代合一，称为“近代文学”。任访秋主张把近代（1840—1916）与现代（1917—1949）合在一起称为“近代文学”，理由是：第一，两段时期的社会性质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第二，从革命性质而言，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马良春也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划开了界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表现，反对八股文、提倡语体文—新文体—白话文—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中间虽有辛亥革命以后三四年短暂的荒凉时期，但是这个变革的潮流并没有停止，所以，八十年的近代文学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结成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可分割的、逐渐深化而终未变质的整体。第三种，一些学者认同“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认为应该把百年的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关爱和、解志熙、袁凯声等人认为，以1896年前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所发动的文学改良为标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九十年。[※注]第四种主张把从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章培恒认为，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这一阶段的文学，已经各自存在着与其相同的因素，所以，应该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注]郜元宝也持相同的意见，只是在具体的年份事件上，他更加强调鲁迅文言论文的文学史意义，因此，他把起点放在1907年。[※注]历史分期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是由于分期方法与标准的不同所导致的：是以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作为分期的依据呢，还是从社会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呢，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反映在对清末到五四的文学的认识上，虽然对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认识不尽相同，但许多学者基本认为清末到五四前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念，以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都主张把现代文学的上限前移，强调从历史的连续性看待从晚清开始的文学活动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以上提及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从现代文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从晚清开始的文学活动已经具有了现代文学的一些基质。许多论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酝酿，但他们在重新诠释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五四文学和它之前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就其规模，气势，还是就其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紧张对抗来说，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都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最具典范意义和深刻影响的一次启蒙运动”。[※注]

如何很好地理解五四文学和清末民初文学之间的关系成了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取得突破的是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注]。刘纳把从1902年左右开始到五四的文学变革活动作为论述的对象。她认为，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开始于1902—1903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它跨越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以及在这之间的一个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经历近二十年，由两代文学作者完成。刘纳在考察中国文学潮流“近代”嬗变阶段性的时候，主要划分出了三个阶段，尤其指出1912—1919年的文学，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之间的环锁，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期。解志熙在评价这部著作时指出，刘纳对辛亥革命时期新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注]在该书的“后记”中，刘纳曾坦诚地交代了“文学的延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是令她困惑的难题，而正是在对困惑的深入思考中找到了辩证地理解和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思路。刘纳在第四章梳理了从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近代性”变革的轨迹，探究了两个不同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刘纳主要强调了“近代”变革的问题，在她看来，20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是中国的“近代”文学，“近代”不但是一个标明时代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能够说明文学性质的概念。

二

80年代以来，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认识一直处于暧昧状态，其实这种暧昧体现了对何谓“现代”这样的问题的认识游移不定。整个80年代，王瑶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所谓现代文学的内涵，“就是用现代的语言现代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他从语言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三个层次总结了五四以来所追求的现代性，强调自五四迄今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所以80年代的“现代”基本上等同于现代化。相比较而言，进入90年代以后，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的认识无论是现代性观念还是历史性分析都更具突破性，当然也遭遇了一些批评，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明确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对晚清文学进行的讨论。

李欧梵并不单纯地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他大致勾勒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轮廓。首先，他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范畴来看，现代性的基本来源是“现代”这两个字，它们都是表示时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新的意义。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其产生的文化土壤有赖于晚清时期，具体来讲，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其次，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新的国家风貌的想象。他主要借鉴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讨了晚清时期由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催生的民族国家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并将其纳入中国文化传统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中进行综合考察，指出这些新的观念在中国晚清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从文学的意义来说，李欧梵认为现代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另外，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除了梁启超这样的一流人物之外，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的半吊子文人，在中国的现代性形成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恰恰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他们创作的五花八门、相互杂陈的文体，展现的正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摩登世界。这个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从文学的层面看，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叙述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晚清小说家在文体中作了一种重要的转化。李欧梵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性从20世纪初期开始，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注]

在分析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李欧梵还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比较。他主要借用卡林内斯库的理论，辨析了西方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意蕴：一种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的现代性，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那场所向披靡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观念的现代性，它主要指以象征主义和前卫主义的新思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前一种现代性观念的倾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他认为，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表现出某些明显的不同，出现了“中国”特色的重新解释。从美学的角度看，五四作家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有意气相投的时候，可是他们并没有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我们很难找到证据说明现代主义在嘲笑和反对自己，中国现代作家不是转向自身和转向艺术领域，而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的个性，并且把这种个性色彩打在外部显示上面。[※注]尽管李欧梵也强调世界上存在多种现代性，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现代作家和同时代西方作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不能够否弃“现实”，为了自己那种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所付出的代价，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感，这种痛苦负载着那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他不无遗憾地说，甚至连最深刻的鲁迅似乎也不能超越这种感时忧国精神；鲁迅本人转向左翼，是从20年代开始的文学政治化倾向的一个标志，最终导致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终结。李欧梵更加偏好的是倾向于浪漫与颓废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晚清以来的苏曼殊、林纾，五四时期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30年代的沈从文和新感觉派以及后来的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都可以纳入这个传统当中。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同题互文性的著名文章中，充分阐述了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评价和认识。王德威指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是开端于晚清。他通过对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类小说的分析，认为“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可是“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注]在王德威看来，五四精英的口味其实远较晚清的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弃或压抑其他已然形成的实验，因此，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而非开端。

李欧梵和王德威都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着眼点放在晚清，但实际上，他们两人的言说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李欧梵对晚清文学现代性图景的描绘只是要突破传统的五四起源说，把文学现代性的源头推向晚清，但王德威并无意去讨论晚清的现代性如何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一方面强调“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注]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性论述和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的方法。他认为，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由于我们沉浸于五四典范，而昧于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因此，他的目的是要重理20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的线索。

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论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些批评，主要的论文有张志云的《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注]、李建周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叙述策略与意识形态》[※注]、周新顺的《现代性的迷思——李欧梵、王德威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述评》[※注]、李扬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注]等。张志云认为，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述实际是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为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是抽离中国文化语境的误读，在推重晚清时却将五四误读和窄化了。李建周主要探讨了王德威的现代性论述与西方汉学界的传承关系，并挖掘了他的理论预设和文本修辞存在的内在矛盾，最终凸显了王德威的论述实际上暗含了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反转和颠覆。周新顺主要就两个人的现代性论述所包含的方法论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李欧梵是一种基于资料和考据的历史分析方法，王德威则是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其要义是在颠覆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和具有前因后果的历史本质主义。和前面几位的诘难式批评不同，李扬的文章不仅在于揭示王德威的论述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更在于试图凸显其中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王德威的观点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重写文学史”命题，因为他通过批评五四文学的霸权，确立了“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的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启蒙文学史和左翼文学史之外，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书写方式；其二，将其理解为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命题，该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挑战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起源论”本身。

大概在1993年以后，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现代性概念与理论，“现代性”成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逐渐进入学术文本。受李欧梵和王德威对晚清文学现代性诠释的影响，许多论者明确地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晚清文学的现代特征。陈平原对晚清文学的关注其实最早已经体现在他参与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里。后来，他又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是国内率先探讨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论著。在对晚清文学多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陈平原对现代文学的理论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在他看来，有两种著述决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种是《新民主主义论》，特别强调从五四开始的反帝反封建，这一曾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论述，在八九十年代受到很大的挑战；另一种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它对现代文学学科是一个根本性的建构，代表了五四新文化对历史的看法。80年代讨论现代文学的拨乱反正，实际上基本回到了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但以五四的立场看待晚清，对晚清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始终认为晚清和五四这两代人是同构的，或者说，正是两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转型。陈平原又强调，他对晚清魅力的挖掘并非是要像王德威那样贬低五四。他的基本思路是用五四来看晚清，用晚清来看五四，它们都有各自独立的品格，只有在不断的对话状态中，才能理解各自的价值与局限。[※注]余虹认为，20世纪的文学革命发端于晚清，标志是梁启超的新文学工具论和王国维的新文学自主论，他们的文学革命论与此前旧式文人所持的文学革新论迥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所持的现代性立场并不一致，如果说梁启超开创的是一条政治化的文化革新之路，王国维则从西方式的艺术现代性出发追求新文学的自主论。由于两种思路的并存，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文学革命的基本动力就来自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注]张颐武认为，对晚清现代性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视点和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是50年代以来的普遍看法，即晚清的现代性乃是五四现代性的先驱，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乃是五四新文学的先导，是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前提；一种是被王德威称为“被压抑的现代性”，即欲望的现代性，而对晚清的欲望的现代性的凸显和肯定与当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语境有直接的关系。[※注]栾梅健通过解读出版于1892年的韩庆邦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指出这部小说不仅最早给读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画面，而且表现了掩盖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新的社会伦理和思想内涵，同时其在艺术结构与文字语言上刻意为之的现代性探索，都是这部作品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竖起的界尺。[※注]王本朝从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从晚清到现代，中国文学逐渐实现了文学知识的社会化、文学组织的制度化和审美主义信念的建立，它们相互调适、运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由外到内的意义结构，并演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传统。[※注]

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注]是一部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探讨晚清文学的著作。作者将“现代性”作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效视点，既不想重复前人的路数，也无意于做“翻案文章”，完全是因为她自身强烈的历史感受正与“现代性”这个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意义相通。“现代性”其实是她为重写文学史找到的一种可以将其历史感受的全部复杂性“诉诸形式的话语方式”。既然现代性只是作者借以通过自己的体验、知识、感情来“触摸历史”、“进而理解历史的入口”，因此，研究重心就不在现代性理论本身的论证，也不在单纯地对文学转型进程加以客观描述，而在于思考如何将重写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相结合，有效地将视角的调整与对象的重构融合起来。杨联芬认为，晚清至五四其实首先是一个关于文学和审美的时间概念，她强调无论晚清还是五四，都是中国文学发展里程中的一个时刻，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不在这个变动的瞬间产生。通过对晚清新小说、林纾的翻译、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的浪漫主义、晚清到五四的国民性问题、曾朴的《孽海花》等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历史还原式的解读，作者钩沉析疑，就人们熟知的若干老话题阐释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新见解，厘清了一系列有关晚清与五四关系的误读性叙述。一方面，与王德威志在打破历史叙述的不可逆性不同，著者并没有忽视历史发展的潮流之所向。另一方面，由于著者尽力避免叙述主体的价值“僭越”与干扰，因此也没有因为对晚清现代性之“过渡性”的认知而压抑贬低它。张光芒指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杨联芬做了极有特色的努力：其一是深入发掘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与偶然性；其二是试图以一种相对超越的客观立场来对待晚清与五四这两个长期以来被“隐喻化”并额外增添了许多价值立场标签的对象；其三则是展现现代性流动的多层次性及其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结构关系。[※注]

从“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到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从对现代化范畴的倚重到现代性理论的借鉴，说明文学史观念的变革和相关理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叙述。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也从和五四文学的历史关系探讨逐渐过渡到现代性内涵的阐释。由于现代性理论所蕴含的意义的丰富性，以及在价值上的矛盾性，“五四”和晚清的对照关系、欲望现代性的挖掘、文学革命论、社会伦理思想问题、发生学视角等等，都为现代性为晚清文学的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认识视野和更为广大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