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文艺界发起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由郭沫若、沈雁冰等29人签名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纪念缘起》[※注]中指出：“中国新文学的基础渐见奠定了，老舍先生便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50年代，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老舍依然处于“非主流”作家的地位。老舍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认识。直到新时期以来，随着平反昭雪，老舍研究才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特别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老舍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中最具成绩和活力的领域之一”。[※注]

一

1949年到新时期之前这段时间，对现代文学阶段老舍文学活动的研究相当冷淡。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老舍的文学创作主要转向话剧，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许多是老舍话剧新作的跟踪性评论。此外，对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舍，一般把他归为“民主主义”或“进步作家”的行列，这也导致老舍研究无法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老舍及其作品受到迫害，老舍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五六十年代，一些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标志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初步建立。这些文学史著作对老舍及其创作的描述不仅篇幅很少，评价也都偏低。最早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对二三十年代老舍的小说几乎逐一介绍评价，对《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评价不高，但王瑶高度评价了《骆驼祥子》，认为在老舍的作品中，“这是最好的一部，虽然和社会背景的联系还嫌模糊”，“但是也说明了作者思想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进展”，另外，“作者写的相当成功，他用朴实的叙述来代替了幽默，却剩下了明快和简劲有力”。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注]认为，老舍早期的作品“大都是‘兴之所至’，写作者‘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该著虽然承认“《骆驼祥子》应当是老舍作品中最优秀的一篇”，但是批评说，祥子的结局是不真实的，是不应该的，故事的结尾太低沉、太阴惨。从文学史写作的状况可以看出，老舍往往被排除在文学史的“主流”之外，在肯定他的作品对旧社会进行暴露的同时，较多地指责了作家作品思想的局限。

这一时期主要的成果集中于对《骆驼祥子》的评论。尽管研究者在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认识上有不同，但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思基指出，老舍作为一个作家，在他的前期创作中，描写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骆驼祥子》无疑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注]思齐也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注]祥子的形象及典型意义是当时讨论的中心话题。思基认为，造成祥子悲剧的根本问题，是他生在了一个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时代，而他又企图通过个人奋斗达到目的。[※注]许多研究者则更多地强调祥子性格上的缺点和反抗意识的缺乏。比如蒋孔阳认为，作者“甚至连最低的反抗意识也没有暗示给他”。[※注]针对上述两人的意见，思齐指出，这种论断与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注]思齐也不同意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对祥子最后结局的看法。他认为，祥子的结局是低沉的、阴惨的，它没有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应该是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性。但他否认这种结局“不真实”的看法。

这一时期，关于老舍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创作的研究，除了对《骆驼祥子》的评论之外，对老舍其他作品或从整体上评论老舍及其创作的文章非常少。蔡师圣的《略论老舍早期的小说》[※注]是一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从老舍的思想变化入手，系统地论述了老舍20至30年代的小说创作，归纳出了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该文还高度评价了《骆驼祥子》的思想价值以及在老舍创作中的地位，但作者觉得，由于老舍当时尚没有突破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小说还存在以前作品就具有的一些缺点。文章还从语言和幽默讽刺两个方面分析了老舍小说艺术风格的成就，也指出了他在运用讽刺上的一些缺点。

二

1978年6月3日在八宝山举行了老舍骨灰安放仪式，沈雁冰致悼词，肯定他是著名爱国作家，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文学事业，在创作上积极勤奋，著作丰富，新中国成立前他写了《骆驼祥子》等许多文学作品，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荣称为“人民艺术家”。这标志着重新认识、评价老舍的时机基本成熟，老舍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老舍研究从对《骆驼祥子》等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的重新解读开始起步。

单篇作品研究成绩显著的首推《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他自己也称这部小说是他的“重头戏”，认为这部小说在自己的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小说自发表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樊骏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注]是新时期以来较早的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从全新的视野出发，通过严谨的分析、精彩的论述，得出结论：“《骆驼祥子》不只是作家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他代表性的论文有史承钧的《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注]、蓝棣之的《试解〈骆驼祥子〉创作之谜》[※注]、邢铁华的《论祥子与虎妞之婚姻》[※注]、苏常青的《试论祥子的性爱悲剧》[※注]、谢昭新的《〈骆驼祥子〉心理描写艺术分析》[※注]等，分别就结尾的修改、祥子的悲剧内涵及虎妞的形象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猫城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禁止出版，“文革”期间更是被指斥为“反动作品”，新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翻案的文章。[※注]论者总体上肯定了该作品的价值，均认为作品表现了作者的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和反帝思想，以及对国民性的批判。但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关于“革命”的描写依然是有争议的问题。针对国外对《猫城记》的推崇和国内一些研究者就小说中有关“革命”描写所作的辩解，唐弢提出了颇为引人注意的见解。他说：“这是一部有缺点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忽然这样推崇它？我们都是从三十年过来的人，都知道他影射革命政党。现在有人说他指的不是革命政党，而是王明的‘左’倾路线，这完全离开了历史的具体分析，为贤者讳。”[※注]此外，吴小美对被冷落了三十多年的皇皇巨著《四世同堂》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注]还有许多关于其他作品的评论文章，体现了老舍作品研究的新成绩[※注]。

随着单篇作品评论的全面展开及其不断深化，老舍研究也逐渐从局部研究走向了综合分析。从总体上看，80年代的老舍研究在注重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对“老舍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很多研究者认为，老舍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是因为他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创作个性。赵园从老舍小说选择的题材角度入手，探讨了老舍及其艺术的独特性。她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评者”，不仅仅局限于对繁复生活的描绘，也致力于对民族性格、民族命运作出艺术概括。[※注]老舍小说的“京味”或“北京风格”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孟琮认为，老舍作品的北京风格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老舍生动地刻画了老北京人的性格；二是老舍作品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北京；三是老舍用的是纯熟的、加工过的、优美的北京话。[※注]宋永毅主要从老舍对北京风俗的表现探究老舍的“京味”。[※注]关纪新则从民族身份的角度分析了老舍创作个性的满族素质。[※注]此外，李辉、韩经太通过分析老舍作品的主题内容、理性倾向、生活质感等方面，指出老舍的创作个性是对民族性的历史主题的执著表现。[※注]从上述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老舍创作个性的发掘越来越多元化，也更加贴近老舍的创作世界。

新时期以来，老舍创作艺术风格的研究涉及结构方式、语言艺术、幽默以及审美特征等诸多层面，体现了对老舍艺术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宋永毅指出，在老舍的作品中有五种来自西方文化的运思型范：《圣经》—绝望式，科学实验式，心理分析式，炼狱—涅槃式，文化比较式。老舍用这些型范来确立作品构思的框架，进而设置全部情节，决定人物命运，并剖析形象的灵魂。[※注]在老舍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艺术。章罗生指出，老舍“在语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即：俗白、清浅、形象、准确、细腻、鲜明，幽默、风趣。与此相联系，其语言风格也表现出大众化、民族化与抒情性和幽默感的统一”。[※注]马焯荣认为，老舍的语言不仅有民族化的特点，又有欧化的特色，他的文学语言是土洋化合的语言，对我国汉族文学语言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注]除语言风格类型的探讨之外，研究者或从修辞学或从句法现象等方面探讨其语言艺术魅力。周关东的专著《老舍小说比喻撷英》[※注]，从老舍的小说中选取了1057条生动活泼的比喻，按照比喻与喻体的属性分为六编，对老舍的设喻技巧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概括归纳了老舍运用比喻的特点：传神、俚俗、幽默。孙钧政的专著《老舍的艺术世界》[※注]是一部着重分析老舍作品语言美的专著，该书从句式、词语、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老舍语言运用的特点，发掘了老舍的语言魅力。

老舍的幽默风格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研究者认为，幽默之于老舍首先“是一种心态，幽默的实质主要在于心灵对客观现实中可笑事物的冷静、豁达、且喜且悲、亦讥亦怜的感悟与表述，在于这种感悟与表述连续重复所形成的心理定式”。[※注]黄循洛仔细分析了老舍幽默的思想内涵，并从人物刻画和情境描绘两方面归纳总结了老舍幽默的表现方式。[※注]另外，有研究者论析了老舍在中国现代幽默讽刺文学的发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章罗生认为，在现代讽刺、幽默文学发展史上，“真正把现代讽刺、幽默文学推向高潮的，还是老舍与张天翼——尤其是老舍，在他长达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都贯穿着讽刺与幽默，因而被称为讽刺幽默大师”。[※注]刘诚言的《老舍幽默论》[※注]是全面探究老舍的幽默艺术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分别从发展线索、幽默理论、表现手法、形成原因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有独到的见解，具有开拓的意义。在讨论幽默风格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开始深入到老舍作品的审美特征层面。王宁认为，老舍善于“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性的思想命题”，有些作品中悲喜剧因素的交织达到一种高度融洽。[※注]

随着老舍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从老舍的创作历程出发，探讨其文学发展的道路。重要的著作有佟家桓的《老舍小说研究》[※注]，李震潼、冉忆桥的《老舍剧作研究》[※注]，陈震文、石兴泽的《老舍创作论》[※注]，王延晞的《老舍论稿》。[※注]佟著采取综合概括的方法，就老舍小说的选材角度、形象体系、地方特色、幽默风格以及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冉、李的合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老舍剧作的专著，该书的上半部分从老舍先生的创作道路、吸收继承与融汇创造、史剧观点、戏剧人物、戏剧语言和第一幕的技巧等方面，总体论述了老舍的戏剧创作，下半部分从老舍的抗战戏剧和新中国成立后剧作两个方面，对老舍剧作进行了分期考察。陈、石的合著除了“绪论”和“结语”综述老舍创作道路和创作探源外，全书将老舍一生几乎全部中长篇小说与戏剧作品，按时序分列在十五章中加以论述，既做到了对每部作品有静态的剖析，又把每部作品放在大时代环境和作为作家整个创作链上的一环来加以评断，从而得出了较为客观切实的结论。

新时期以来的老舍传记有王惠云与苏庆昌的《老舍评传》[※注]、舒乙的《老舍》[※注]、郎云与苏雷的《写家春秋——老舍》[※注]、关纪新的《老舍评传》[※注]等。王、苏的评传是老舍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它把老舍六十七年的生命历程划分为九个阶段，清楚地勾勒了“人民艺术家”的一生，并且根据时间线索对主要作品进行了评析，不少论点有创新之处。舒乙的传记占有的材料比较充分。郎、苏的著作也偏重对作品的评价。关著全面梳理、总结和描述了老舍的整个文学生涯，并着重分析了作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这本传记富有新意的地方是作者对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作了详尽深入的剖析。老舍年谱的撰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舒济的《老舍年谱简编》[※注]、郝长海、吴怀斌的《老舍年谱》[※注]，杨立德的《老舍创作生活年谱》[※注]，甘海岚的《老舍年谱》[※注]，张桂兴的《老舍年谱》（上、下卷）[※注]等，都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老舍一生的活动与著述。老舍之死，是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老舍生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对此，也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全方位的论述。特别是傅光明自9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采用社会调查和文本研究结合的多种方式，在广泛采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所涉一切问题，均以严格的历史考察态度，深入追究，细致分析，先后出版《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注]、《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与郑实合作）[※注]、《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注]、《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注]等多部专著，对问题的考察步步深入，对老舍的认识也愈来愈逼近历史和人性的深层秘奥。

三

80年代的老舍研究，尽管在文本研究和传记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给大家揭示了一个“老舍世界”，但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对比较单调，基本上是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二元论的研究模式。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的兴起以及方法论的更新，给老舍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进入90年代，和郭沫若、茅盾研究比较，老舍研究没有出现沉寂或滑坡的现象，而是更加繁荣、更加深入，除了延续以前的一些研究课题之外，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趋于多元化。90年代以来，老舍研究热潮的出现，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及都市文学的繁荣有很大关系。

早在80年代末，杨义通过茅盾、巴金、老舍的比较分析，指出老舍属于风俗文化型作家。樊骏的长篇论文《认识老舍》[※注]进一步揭示了老舍创作中的文化意识。他认为，老舍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特别注意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90年代以来，从中外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作家主体的文化心理层面去揭示阐释老舍的文化意蕴成了一个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宋永毅的专著《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注]采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和方法，对“老舍世界”丰厚的文化内涵进行系统研究，明确肯定老舍是一位文化风俗性的大作家，像鲁迅、茅盾一样，是中国文坛的一座高峰。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注]虽说不是老舍研究的专著，但是涉及老舍的论述有十万字左右。作者从北京城与老舍、老舍与京味小说、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入手，在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交融中，对老舍创作心态、文化情感、小说艺术的地域文化意识作了最为独到而精彩的阐释。地域文化研究的著作还有甘海岚的《老舍与北京文化》[※注]，作者力图以老舍创作文本为依据，从北京地域文化的视角，对老舍的艺术世界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吴小美、魏韶华的《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注]将老舍的小说世界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产物，系统地开掘老舍作为一代文化伦理型作家的主要代表而表现出的思想特征、艺术风貌和真正价值，开掘他在双向文明批判中与同代文化人的共性及其独特个性。关纪新的《老舍与满族文化》[※注]探讨老舍文学与满族文化的关系，从满族社会变迁、语言艺术、文艺传统等多个方面，剖析了满族背景对老舍心理、性格和命运的影响。上述著作大多把老舍置于中外文化、地域文化的系统中，探讨老舍的文学世界所包含的文化意蕴。还有一些研究者着重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探究老舍的文化心理，[※注]问题集中在对老舍中西文化体系奇妙交合的心理机制的探讨上。

进入90年代，由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及老舍的女性观念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大多在分析老舍笔下女性形象的基础上，批判了老舍的男权意识。如张丽丽将老舍刻画的女性形象大致划分为两个系列：一类是圣洁的女性，美丽、贤惠、善良、温柔，默默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各种屈辱与压力；另一类女性丑陋、懒惰、贪图享受、性情粗暴歹毒而又妖媚惑众，以《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和《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为代表。她认为，“老舍创作中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男权意识对女性角色的价值规范和内在欲求”。[※注]和上述对老舍男权意识的批评不同，德国的凯茜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老舍作品中的两性关系题材正是他叙述艺术的一个重要母题。老舍作品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对父权制度的颠倒，然而这颠倒却又常常是短暂的：传统的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最终总要恢复。这一切只是为了把主要人物彻底地推向不幸，而且，恰恰是用这种原本制度的复辟对它提出了质疑，或预示着一次新的颠倒，由此暗示出这种制度正面临死亡。[※注]由虎妞或大赤包等形象的塑造而推断老舍有男权意识似乎有失简单和偏颇，所以，凯茜的看法无疑是对流行观点的一种矫正。相比较而言，李玲的探讨更为深入和复杂。作者认为，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他又深入抒写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并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谊；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表达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厌憎。老舍的性别意识，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注]

也有许多研究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老舍。研究者首先论及的是老舍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王萍主要分析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幽默风格对老舍的影响。[※注]董炳月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卢梭的儿童观念与儿童教育思想和“回到自然”的哲学思想对老舍创作的深刻影响。[※注]史承钧、伍斌的《老舍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注]一文，不但探讨了老舍曾经从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劳伦斯、福克纳、布莱希特等作家那里汲取了营养，还注意到了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对老舍的影响。此文大大深化了老舍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

除了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之外，还有老舍与古代、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比如，王晓琴在中国现代幽默思潮背景下，比较了老舍与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作家接受世界幽默理论的异同，指出其广收博取，扬弃整合，形成了多元互补的开放性特征。[※注]谢昭新则探讨了老舍对传统文学的接受问题，同时强调老舍在传统文学接受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注]成梅的《老舍小说创作比较研究》[※注]是一部从跨文化接受的角度全方位考察老舍小说创作的专著。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艺术心理学、现代阐释学以及思维科学等理论，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路驼祥子》与《无名的裘德》、《四世同堂》与《神曲》、《黑白李》与《双城记》、《马裤先生》与《匹克威克外传》片断、《新爱弥耳》与《爱弥儿》以及《一个小小的建议》在题材、主题、构思、情节、语言运用以及艺术表达上的联系与区别，阐释了老舍基于传统和外来文化双重影响的新发现、新创造，总结了老舍对现代叙事艺术的探索及老舍在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领域，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许多戏剧、散文以及新诗的研究成果。关于老舍的话剧研究，研究者大多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专门论述新中国成立前的较少。万平近的《老舍与抗日话剧运动》[※注]、李平章的《老舍的抗战剧作值得重视》[※注]、周国良的《试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注]、之林的《老舍抗战剧作论略》[※注]等论文分别论述了老舍抗战时期话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周国良指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取材于抗战生活，主题或歌颂抗战的民族英雄，或鞭挞抗战中存在的丑恶与腐败，民族立场和爱憎感情，在他的剧作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万平近认为，老舍抗战时期“剧本的戏剧性强弱不等，但从文学性角度考察，可以说无愧于抗日话剧运动，与那时著名戏剧家的许多优秀剧作相得益彰”。石兴泽主要分析了《残雾》的思想意义、文学史地位以及在老舍创作道路上的意义。[※注]以前很多研究者对老舍抗战时期的作品持否定态度，但苏光文《论老舍〈大地龙蛇〉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意义》[※注]一文，主要从剧作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人的解放”角度肯定了其文学史意义。另外，王栋对老舍抗战时期的旧剧、鼓词、长诗等很少被人论及的作品作了述评，并认为，这些作品是研究老舍创作历程时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注]

谢昭新对老舍抒情散文作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揭示了老舍散文的特征。作者指出，老舍的散文具有独特的个性，但明显“留有文艺发展中的历史的时代的烙印”，“他以忧郁的审美意识创造出来的色彩图案、音乐美感，对后代的散文作家将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注]对老舍的新诗创作，论者很少。曾广灿在关于老舍新诗的研究札记中指出，“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被掩遮了”，但他肯定了“老舍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注]

在现代作家中，老舍尽管不以思想著称，但研究者依然不同程度地挖掘和阐释了老舍的社会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孟广来、王家声、牛运清等人的论文分别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老舍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注]孟广来认为，20年代老舍是“爱国主义者，是反帝反封建的战士”，30年代他的思想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王家声主要探讨了老舍40年代在美国期间的思想状况，并认为，老舍是站在革命的、民主的阵线一边的。牛运清则肯定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思想“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上述对老舍思想的认识因为政治因素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也基本勾勒了老舍的思想历程。对老舍的思想作出深入阐释的是吴小美、古世仓的《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注]一文。该文从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入手，历史地分析了老舍参与革命建构的独特形式和基本的主体原因，以及他因此而被革命政治所建构而显示出的独特之处，非常客观地揭示了老舍的思想风貌与变化轨迹，肯定了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现代意义。另外，汤晨光就老舍与革命、政治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对20世纪这个中国的革命世纪来说，老舍是个局外人。不参加革命是因不同意革命思想和革命的行为，对于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老舍却另有一套，和革命派大有不同”。[※注]应该说，吴小美、汤晨光等人的论述更为贴切地揭示了老舍思想的实际状况。崔明芬的系列论文开掘了老舍的教育思想，[※注]开辟了老舍研究的新领域。朝戈金的《老舍——一个叛逆的基督徒》[※注]是较早关注老舍宗教思想的论文。作者指出，“老舍不是一个恪守教规的虔诚信徒”，“入教是为了改革社会，进而推动社会改造”。张桂兴的系列论文结合史料和小说文本，系统地阐述了老舍思想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注]杨剑龙则主要探讨了基督教思想对老舍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老舍对基督教的态度与其挚友许地山相近，他们不关注基督教的奇事神迹，而推崇基督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注]

老舍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舍有关小说、戏剧、语言等思想的评析。[※注]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老舍的文学语言观念。孙钧政、李润新、周思源等人的论文对老舍的文学语言理论及语言艺术观念作了探讨。二是对老舍文艺思想及不同阶段表现的阐释。曾广灿、刘秉仁提出30年代是老舍文学自觉的时期，“老舍的文艺自觉表现为创作上的积极参与和理论上的自我消化。理论修养体现于创作之中，表现为幽默的成熟和题材的扩展深入与典型化”。[※注]研究者大都认为，老舍40年代的文艺思想与3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石兴泽认为，抗战初期，老舍的“文学思想的各方面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急速的倾斜。与战前相比，几乎判若两人”，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特殊的蔓延，或对特殊情况的习惯，老舍的生活和思想开始向着一般回归”。[※注]关于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经验，孙洁从作家的主体意识角度探究了老舍在文艺大众化中的经验和矛盾，并从庶民身份、性格因素上分析了老舍投身通俗文艺的原因。[※注]对老舍的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是石兴泽的专著《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注]。作者既讨论了老舍文学思想理论的生成发展与现当代文学思潮、外国文学观念、古代文学理论、通俗文学传统、左翼文学思潮及社会主义文学学说等的碰撞与接受、扬弃与融合、抵触与趋同的种种复杂微妙关系，又历时性地描绘了老舍文学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该著作的贡献主要在于，纵横结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了作为文学思想理论家的老舍的个性特点及其在这个领域里的贡献与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