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散文研究是相对薄弱的。如果以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分界线的话，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期的研究视角单一，成果极为有限；后半期的研究视角多样，成果相对丰硕。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进入了歉收的前半期。前半期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最先出现在文学史的撰述中，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按照文体编排章节结构，在每一编中都设有散文专章，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伟大的开始和发展期”的散文“收获丰富”，“左联十年”的“杂文、报告文学、小品”取得了成功，“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的“杂文、报告文学和随笔”获得了大发展，在“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指导下的“通讯报告、散文游记”走向了大众化。[※注]作者不仅按照随笔、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进行了分类概述，而且也对一些代表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详细解读。此后出版的像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其他一些文学史都有类似的论述。可以说，除了文学史中的论述，50年代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有分量的专题研究论文。

随着上述文学史的相继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在60年代以后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注意。1961年，《人民日报》、《文汇报》、《长江文艺》等报刊相继开展了散文创作讨论，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散文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论文，然而，由于受政治化的学术环境影响，此时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一些著名作家和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烈士的创作上，其他散文作家的创作基本没有涉及。俞元桂的《现代散文特征漫论》[※注]和王瑶的《五四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注]等论文，从总体上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俞元桂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善于通过广泛的题材揭示思想意义及其哲理，按照中心思想的需要和生活的规律安排灵活的结构，运用简练的语言勾勒人物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了多样的艺术风格。王瑶认为，自由和批判的时代使“五四”时期的散文走向了全面繁荣，出现了叙事的、抒情的和议论的等散文类型。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春来第一燕——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注]和何以聪的《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注]属于个别作家的创作研究，都能根据作家的创作对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作品的把握比较客观准确。从总体上来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成果较少，基本上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历史的线性叙述，或者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二元结合的角度对一些代表作家进行的作品解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基本一致。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后半期。视野渐趋开阔，研究范围明显扩大，是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一大特点。以前很少被论及的丽尼、陆蠡、缪崇群等散文家被挖掘了出来，而诸如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等散文家得到了被重新评价的机会。大量散文作品的出版为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曾出版过较大规模的散文书系。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1917—1949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作家专集分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以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该丛书共五十卷，五十位作家分别为朱自清、郁达夫、萧红、鲁迅、夏丐尊、石评梅、叶紫、陆蠡、方令孺、俞平伯、丁玲、孙伏园、郑振铎、钟敬文、师陀、梁实秋、叶灵凤、周作人、谢冰莹、钱歌川、废名、袁昌英、丽尼、茅盾、苏雪林、徐志摩、梁遇春、庐隐、缪崇群、许地山、朱湘、鲁彦、何其芳、李广田、王统照、丰子恺、叶圣陶、孙福熙、郭沫若、曹聚仁、林语堂、老舍、黎烈文、施蛰存、沈从文、陈衡哲、胡适、冰心、巴金、凌叔华。这个名单基本囊括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名家。

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文体意识明显加强，散文诗、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文、随笔等散文门类都得到了专门研究。与前半期相比，后半期的散文研究也经历了研究对象由个别走向全面、研究视野由封闭走向开阔、研究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

在新时期开始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社团流派是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社团和流派的散文创作都有研究，其中语丝派、论语派和京派的散文创作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从流派角度进行的散文研究视角复杂，方法多样，显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整体性特点。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对散文流派创作特征的总体分析。王嘉良的论文《论语丝派散文》在总体透析语丝派散文的思想倾向、审美特色和文体风格的一致性前提下，也分析了不同作家创作的差异性，从而显示了“语丝体”散文的复杂性[※注]。陈啸的论文《京派散文流变论》梳理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不同阶段京派散文的创作特点，指出了京派散文变化中求统一的整体艺术追求。[※注]也有研究者从作家构成、地域文化、审美追求、文体风格等方面探讨不同流派散文创作的复杂性。吕若涵的论文《论语派散文的精神意象分析》从精神意象入手，分析了论语派散文“以旁观者的隐逸与超脱达到对人情物理的体味与观照”和“以适世者的世俗情怀探取日常的人生经验”的取向[※注]。丁晓原的论文《〈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认为，《语丝》是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因为不仅《语丝》作家具有自觉的散文文体意识，创作呈现了主体自主自由的现代性精神内质，而且《语丝》杂志完整地建构了“表示着现代散文作家精神存在的两种不同向度和形态”的杂文和美文并存的现代散文写作格局。[※注]

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散文的古代渊源，而且也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散文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并进而探究中国现代散文的复杂内涵。刘勇主要是以创作主体的精神结构层面揭示了中日现代作家接受的中外宗教文化影响，其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绪》[※注]论述的是现代散文家有鲁迅、许地山、林语堂、郁达夫、巴金等人，展示了佛教、基督教和儒家精神在作家创作中的基本特点，诸如“忍让”、“忏悔”、“逃避”、“超越”等。刘纳的论文《论“五四”新文学中的散文》在认同“五四”散文具有新文学的“新”内涵的前提下，详细分析了其在人生意趣、情感方式和审美意向方面与传统文学之间存在着的“相承性”[※注]。丁晓原的论文《论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结构性逻辑》从创作主体的“跨代关联”、“文界革命”和“文学革命”指涉上的互通、作为报刊文体“新民体”和“随感录”的快捷性等方面分析了“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注]。蔡江珍的论文《论英国essay与中国散文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从散文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英国essay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意义。作者认为，英国essay所“张扬的人格、个性和眷注人生的闲话方式，及其‘旁观者’姿态所内蕴的对文学的独立性品质的向往”，在精神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使其成为五四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来源之一[※注]。岳凯华、卢付林的论文《日本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走向》认为，日本随笔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平和冲淡的美文体式；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体式。[※注]

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相比，中国现代散文缺乏成熟的散文文体理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虽然80年代已有俞元桂、姚春树等人写的《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一文，但作者并没有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缺乏足够的创新。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整体进程。刘锡庆的论文《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回顾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历程，反思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由于“范畴论”的泛化，导致了特征论、创作论、批评与鉴赏论等理论建设失去了基本依据[※注]。范培松的论文《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梳理了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的历史，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言志说、社会学、文本说、政治化、多元化等散文批评类型[※注]。蔡江珍的论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散文现代性理论与公安派小品文》主要梳理了公安派的小品论理论与“五四”散文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五四”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以公安派为现代散文的源流之一，并选取“小品文”为现代散文名称，表明“五四”散文对“小品文”内含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本质的认同。[※注]由于中国现代散文包含着像随笔、杂文、小品文等不同的文类，因而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及其批评的文章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抓住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及其批评特征的却很少，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仍需不断深入。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在8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一些散文史研究专著，像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等，都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拓，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具有独特视角的整体性研究专著和论文。研究者从传媒、审美、语言、心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注]、汪文顶的《现代散文史论》[※注]、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注]、王兆胜的《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注]、庄汉新的《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注]等专著和席扬的《文化焦虑与文体选择——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注]、周海波的《现代传媒与散文的文体功能辨析》[※注]、黄健的《现代休闲文化与现代散文创作》[※注]、张艳华的《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散文语言》[※注]等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席扬主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作家追求“士文化”的心理动因与情感蓄势对散文表达方式和文体选择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转型的文化焦虑对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创造的时代性规范。周海波主要分析了“说自己想说的话，发表知识分子个人的意见”的现代报刊传媒的文化特征，认为现代报刊的传媒化既是古代散文“言志”传统的现代诠释，也是现代散文重要的文体功能，同时也使现代散文成为市民社会的消闲方式。黄健从现代休闲文化所具有的“为人们提供精神的自由和营造心灵空间的需要”的特征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为现代休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艺术审美性传播载体的功能。张艳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散文由于与启蒙事业相距较远，反而成为最有艺术成就的文学类型，不仅“散文家散漫随意的写作态度更接近于艺术创作的自由心态”，而且他们“文白相间的语言运用、诗文交融的意义构成、文乐相通的形式追求”更符合艺术发展的美学规律。由于切入角度的独特，这些文章对中国现代散文特点的分析是准确而且深刻的，显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多方面内涵。

二

随笔、小品文和散文诗研究主要是新时期开始以后才逐渐出现的，虽然同样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文体类型，但是研究者往往难以清晰地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那些专门探究随笔和小品文区别的文章，也常常是越分析越糊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英国“essay”的引入与中国传统“小品文”之间在文体特征上的重合所致。随笔、小品文和散文诗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90年代以来才逐渐出现的，在个别文体的研究上比较深入。

在随笔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都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现代随笔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黄科安的论文《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随笔的话语建构》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现代随笔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知识者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观念，将社会启蒙、社会变革、人生改造统一到随笔的创作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美学特质[※注]。王兆胜的论文《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流变》通过分析梁遇春、丰子恺、林语堂、钱钟书和张爱玲的散文创作，勾勒了中国现代随笔散文发展的内在线索，以及西方essay与中国散文艺术相融合的进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经历了由欧化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从梁遇春的西化派，到林语堂和钱钟书的中西融合，再到张爱玲的中国本土经验，西方的essay在中国经历了从移植到适应，再到扎根生长复杂过程。中国现代随笔散文借助于西方essay的优长，在“丰富的知识、结构的舒放自由”两方面突破了中国传统小品散文的限制。[※注]黄科安的专著《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注]是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随笔的重要成果。作者认为，随笔的精魂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兴之所致，任心闲话”、“个性精神，人格色彩”、“信笔涂鸦，雕心刻骨”是其基本美学特征，“非系统”、“闲笔”、“机智”、“反讽”、“诙谐”是其基本形态，知识分子以随笔作为自己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求和言说的主要载体，因此，通过考察中国现代随笔就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沧桑的精神史。

在小品文研究方面，既有对中国现代小品文发展历史的概述，也有对中国现代小品文中外艺术渊源的梳理；既有对其思想内涵的解读，也有对其艺术特征的归纳；既有对其审美追求的探索，也有对其现代性精神的分析。在众多的小品文研究论文中，王兆胜的论文《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辨析了小品文与杂文、随笔和散文诗的区别，认为小品文比“杂文”的纷乱和批评要清晰和轻松，比“诗的散文”的诗意要平淡委婉，比“随笔”的散漫絮语要短小精致，呈现出题材广泛、独抒性灵、闲适笔调、追求趣味和短小精致的特点。中国现代小品文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品味与伤怀”、第二个十年的“苦中作乐”、第三个十年的“理性与关爱”三个发展阶段[※注]。黄开发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品文》从小品文的特性入手，分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及其影响。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小品文是适应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需要，在西方essay的影响下，融入中国晚明小品、六朝散文等传统文学的质素而形成的“夹叙夹议式”的散文，闲适的笔调是其最主要的文体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尽管受到了人们的不断非议，但是作为个性解放的产物，小品文扩大了表现社会人生的领域，打破了传统“载道”散文的僵化体制，其积极意义是难以否认的。[※注]

在散文诗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数对中国现代散文诗进行宏观概括，而对散文诗作品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成果较少。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分析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史及其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凡尼的论文《略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程》在概述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从“五四”尝试期的“形式多样，没有规范，游离于诗与散文之间”，经20年代中后期的“象征手法的引进，寓言典故运用，抒情独白方式加入”，再到30年代以后的衰落[※注]。王珂的论文《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流变轨迹及特点》从文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的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具有诗的抒情性。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过程，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影响了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发展倾向。也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对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成就进行整体反思。[※注]王兆胜的论文《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成就》总结了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总体成就。作者认为，近百年中国散文诗在内容上脚踏实地，内含丰富，既能反映时代风云、社会现实，又能表现人生、人性、人情，还能深入生命的内部作细致体味，表现出较高的境界和品位。散文诗作品虽在艺术上具有超拔和灵性之美，以“物我相参，动态的双向交流”的方式进行叙事，吸收了绘画、音乐、梦幻等长处形成了“边缘化”的文体，但失衡感、因袭性和世俗性也限制了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进一步发展。[※注]王光明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散文诗》概述了20世纪中国散文诗发展的五个阶段，肯定了鲁迅《野草》的开创意义。然而，作者认为，由于复杂的时代条件的限制，鲁迅的传统在以后的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继承，并导致了在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缺乏美学与形式的自觉。因此，散文诗写作必须“自觉地把现代生活的感觉和情感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态处理材料”。[※注]李标晶的《中国现代散文诗》[※注]和车镇宪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注]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专著。李标晶主要梳理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生渊源、发展过程，总结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追求，注重通过材料的分析来勾勒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演变规律。车镇宪在界定散文诗基本范畴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产生的时代语境，从散文诗“小说化”和小说“散文诗化”两个方面分析了散文诗与小说文体的相互影响。

三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诸多类型中，杂文和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比较明确，与小品文和随笔的界限比较分明，因而，研究者很少从概念上进行必要的界定。新时期以前的杂文和报告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瞿秋白等少数左翼作家的创作上，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概括和分析的研究。新时期以后的杂文和报告文学研究的视野走向了开阔，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新时期以后的研究者大多从总体上概括杂文的发展历史、创作特点及演化动力等。姚春树的论文《中国杂文由古典向现代嬗变的历史文化合力》分析了中国杂文由古典向现代演变的历史文化合力，包括“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变革意识的滋长”、“科学和民主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兴起”、“封建士大夫的分化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文学观念的更新、新闻事业的发达和文学革新的探索”[※注]等方面。姜振昌的论文《压制与冲决压制之间——30年代杂文发展的基本动力》分析了政治力量对30年代杂文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幽默”色彩的浓化、文风趋向“隐”与“曲”等时代特点。[※注]

从创作群体的角度入手也是杂文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层面。其中解放区杂文和“鲁迅风”杂文受到了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袁勇麟的论文《徐懋庸和鲁迅风杂文》梳理了徐懋庸与鲁迅在30年代的关系，分析了徐懋庸继承鲁迅杂文传统而形成的“以对时弊的针砭和社会人生的分析为经，以中外史籍、文艺作品和报刊资料为纬，经纬交织，议论不多，点到即止”的特点。[※注]李东芳的《批判现实倾向的勃兴和消失》[※注]和黄金鹏的《王实味与延安鲁迅风杂文》[※注]等论文分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形成的杂文创作风潮及其与鲁迅传统之间的关系。对杂文的精神内涵及创作规律进行分析是杂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周海波的论文《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现代杂文》指出了杂文的“借助报刊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作者认为，杂文的言说方式是一种隐喻修辞，与符号世界相关，理趣、对话性以及多重反讽是文体上的基本特征。现代作家选择杂文作为“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艺术方式，既是对现代报刊文体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准确把握。[※注]姜振昌的论文《在整合和分化中嬗变发展——现代杂文流派漫论》通过对杂文流派的分析，总结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就是“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的杂文意识的自觉过程。[※注]值得一提的是，杂文史写作成为新时期以来杂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注]、姚春树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注]和《20世纪中国杂文史》[※注]、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注]显示了不同阶段的杂文研究水平。

报告文学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梳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方面，王晖的成果较为引人注目。他的系列论文《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变迁》[※注]、《意识形态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注]等从不同角度总结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流变特征：在意识形态视角上，经历了由左翼意识形态为主导渐进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规范，再到多元意识形态的众语喧哗；在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上，经历了由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从叙事性向非叙事性的转换和更替。在文体特征上，经历了由附庸到独立，显示出文体规范由不确定逐步走向清晰、明朗的总体态势。许多研究者也从地域流派的角度展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章罗生的论文《论问题报告文学》分析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色。作者认为，问题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主体人格、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它的发展强化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文体革命并向传统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注]丁晓原的论文《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主要分析了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在“斗争文学”的题材、报告“新人物”、多样化与大众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创新。[※注]对报告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关系研究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丁晓原的论文《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从传媒角度分析了近代文化的转型对报告文学发生的内在影响动因，揭示了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和“政治文化的载体”特征。[※注]王文军的论文《特殊的外来影响：共产国际和中国左翼报告文学》分析了在中国左翼报告文学的产生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的实际的精神领导作用。[※注]报告文学理论及批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王钟陵的论文《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之变迁》分析了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演化过程。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理论经历了从茅盾倡导的“小说化”和夏衍倡导的“论文式”写法，到融入作者议论的时代感最强的写人记事的写法的发展过程，强调了“纪实性”的核心意义。[※注]丁晓原的专著《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注]以“宏微相间、时空交错、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梳理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五个阶段，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写作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比如，该著认为，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经历了从“热心于译介、用心于借鉴”到“精心于创造”的中国化进程，40年代报告文学展开了关于本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理思辨等。

四

中国现代散文作家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够引起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至今并不太多，系统的、持续的探讨，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一方面是由散文这一文体在现代文学体裁系统中的较少受到重视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者在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时，理论方法上的某种力不从心。

冰心在诗歌、小说和散文方面都有创作，但是研究者更看重她的散文作品。新时期开始以后，冰心的散文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80年代的冰心研究主要是从艺术风格入手的。徐学的论文《冰心早期散文艺术初探》分析了冰心“五四”时期散文的“诗情化”的构思方式、抒情的表现手法、结构的缜密精巧、语言的精致典雅和节奏感等特点。[※注]周家渠的论文《冰心散文语言的音乐美》分析了冰心散文“反复吟咏，回旋盘绕”、“巧用词组，音调铿锵”、“匀称凝重，同中有异”、“抑扬顿挫，情韵毕现”等音乐性特征。[※注]这些论文大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入手，力图把握冰心散文的艺术特征。90年代以来的冰心散文研究转向了反思冰心的“爱的哲学”等内容。汪文顶的论文《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探讨了冰心散文的主要创作特征及其审美价值。作者认为，冰心“将爱作为其文学母题和价值尺度、并以布爱为天职”，冰心散文中的“爱的哲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历史深化过程。[※注]傅光明、许正林的论文《冰心散文：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分析了冰心的散文因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世界本质的“爱”的概括而呈现出的理性色彩、因受基督教的影响而显现的博爱人格、因对情感的珍视而展现的丰富的情绪内涵。[※注]

朱自清的散文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是朱自清散文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新时期开始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研究者大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研究朱自清的散文，像语言美、诗意美、至诚美、意境美、结构美、技巧美等是研究者最常选取的研究视角。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陈孝全的论文《朱自清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通过具体的作品，详细分析了朱自清“以文作画”的散文技巧，指出了“以文作画”的本质是刻意追求散文的诗情画意。[※注]朱曦的论文《朱自清散文创作的文化困境》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存在着“兴盛在前期，淡化在后期，丰收和歉收并存，绝唱和遗憾共存”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和主义”的创作心理所导致的文化困境的结果。[※注]可以说，该文是从文化心理角度对余光中的《论朱自清的散文》一文观点的正面回应。[※注]徐葆耕的《原父意识的补偿与升华——朱自清散文新释》[※注]、范培松的《论朱自清散文中的性压抑》[※注]等论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分析了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心理机制及其表现问题，研究者选取的角度比较新颖，但得出的结论与朱自清的创作实际有一定的出入。

郁达夫的散文类型多样，有日记、游记、小品文等，有些散文在文体上与小说相互混同，常常难以区分。80年代的郁达夫散文研究主要是对郁达夫散文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概括性评论，俞元桂的《“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郁达夫散文综论》[※注]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认为，郁达夫到杭州之前的抒情散文可称为“漂泊记”，表达的是一个带着“创伤的心”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的漂泊，具有浓厚的凄清和感伤情绪。到杭州之后的游记散文多写漂泊中的景物，充满了愤激之情。他的日记是思想感情最赤诚的自白书，他的杂文和随笔则批判性和趣味性共存。90年代以来的郁达夫散文研究既有对游记、随笔、小品文、日记等不同文体艺术特征的分析，也有从江浙地域文化角度挖掘郁达夫散文的精神内涵的；既有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郁达夫散文的文化精神的，也有通过散文创作探析郁达夫人格结构的。这些文章视角多样、手法新颖，但最后的结论都集中到了对“感伤”、“倾诉”、“孤独”、“洒脱”等内涵的解读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郁达夫散文研究中的这种特点正好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困境。

李广田虽然因《汉园集》而以现代诗派的诗人闻名，但他的散文创作却更具有个性。80年代的散文研究主要以分析李广田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为主。蔡清富的论文《琳琅满目的生活画廊——论李广田的散文创作》分析了李广田不同时期散文创作的特点，强调了作家创作中革命意识的逐渐增强。蔡清富认为，李广田早期的散文虽然反映的题材不够重大，视野不够广阔，但作者通过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向读者展示了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其中反映最多的是劳动者生活的种种不幸。后期的散文随着作家生活的变迁和思想的变化，创作视野逐渐开阔，题材更为多样，爱憎也更加分明，“文风由静美变得更具有战斗性了”[※注]。90年代以来，李广田散文研究的视角趋向多样。秦林芳的论文《乡间“画廊”中的人性之光——论李广田20世纪30年代乡土散文的思想倾向》分析了李广田乡土散文的人性主题倾向。作者认为，李广田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传统，从超越政治、关注人生的独特的文学功利观出发，通过乡间“画廊”展示了灿烂的人性之光，表现出弘扬健康人性、以文学的道德力量重塑民族性格的热望。[※注]肖剑南的论文《李广田早期散文与古希腊“画廊派”》探讨了李广田早期散文和古希腊“画廊派”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李广田散文中的宿命思想、静美恬淡的文风和诗境、“艰苦卓绝”的精神都来自“画廊派”的影响。[※注]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因提倡“闲适”和“幽默”而饱受争议。对林语堂的全面研究虽然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对他的散文研究基本上是从90年代起步的。由于林语堂散文研究的起步较晚，因而研究的视角比较开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林语堂的小品文精神内涵的分析。王兆胜的论文《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认为，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决定了林语堂的小品文注重性灵、激情和欢愉，追求表达方式上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灿烂流逸的韵致。[※注]施萍的论文《幽默何以成小品——以林语堂小品为例》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的幽默外化为小品文的文学实践，体现了“五四”后一部分文化精英在集体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坚守个性启蒙立场的话语策略。林语堂等人所说的小品文，突出了它在文体风格上的独特性，同时又强调小品文是针对“大品文”而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注]二是对林语堂的小品文与传统小品的关系研究。王兆胜的论文《林语堂与明清小品》认为，一方面，林语堂将明清小品视为自己精神和灵魂的源头，通过明清小品确立了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另一方面，林语堂在借鉴明清小品时存在着明显的超越意向，表现出明显的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注]三是对林语堂散文理论的研究。黄科安的论文《林语堂对现代小品文理论的建设与探索》认为，林语堂以“中西文化的印证”作为出发点，建构起以“闲适”、“性灵”和“幽默”为中心的小品文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注]在90年代以后的“去政治化”潮流中，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及其理论由于远离时代和政治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然而，文学毕竟与时代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林语堂散文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进展，就不能不从文学与时代和政治的关系入手去思考问题。

梁遇春尽管英年早逝，只留下了《春醪集》、《泪与笑》两本薄薄的散文集，但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学术界对其散文艺术特征的关注尤多。张仲谋的论文《论梁遇春散文的艺术风格》认为，梁遇春的散文具有独特警拔的观念、奇僻飞动的思致和快谈、纵谈、放谈的独特语言。[※注]张学军的论文《英年早逝者的泪与笑——论梁遇春的散文创作》认为，梁遇春的散文探讨人生热情率真、不乏真知灼见，谈论知识常常旁征博引，涉古论今，才华横溢，感情奔放，气势畅达。[※注]李光连的论文《忧伤、奇诡的美——梁遇春散文论》认为，梁遇春散文在新的美学观念支配下，突破传统美文以“善”为表现中心框架，引进社会“恶”的题材，弹奏低沉忧伤曲调，并以此抒发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哲学思考和深邃多蕴的内心世界。[※注]研究者除较多地关注梁遇春的艺术风格之外，也从其他角度展开了分析。林奇的论文《梁遇春与英国essay》指出，梁遇春虽然从题目、题材、形象、思想的断片、文体乃至艺术表现手法都借鉴了英国essay，但又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注]王明丽的论文《乐园、夸父与火——梁遇春散文的生态视境》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指出梁遇春所意想的、融于环境想象中的、理想的自然状态对照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性的、机械的生态现实。[※注]张素丽的论文《论梁遇春散文在“审美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指出，梁遇春的散文从行文内容到成文风格体现并丰富了“审美现代性”的含义，展现了审美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对“世俗的超越”的功能特质。[※注]

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既是闻名遐迩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因创作《雅舍小品》而享有盛誉的散文家。学术界从许多侧面展开了对《雅舍小品》的研究，但涉及最多的是艺术特征、美学风格等。汪文顶的论文《春华秋实，圆熟雅致——略论梁实秋的散文》在肯定梁实秋历史地位的同时，用“春华秋实，圆熟雅致”来概括其散文特征。[※注]李林展的论文《平凡的人性深度，简朴的文明标尺——略论梁实秋〈雅舍小品〉的艺术特点》认为，《雅舍小品》既描写人性，又表现人性，集中体现了梁实秋的人性文学观。[※注]何祖健的《反义处生情趣，轻松中见幽默——梁实秋“雅舍小品”反语修辞论》指出，梁氏小品是作者洒脱、诙谐、通达个性的流露，综观 《雅舍小品》不难发现，反语修辞是梁实秋建立幽默立场、表现闲适个性最常用的话语模式。[※注]王春燕的论文《略论梁实秋散文“雅幽默”的美学特征与意义》认为，梁实秋散文的幽默特色表现为一种学者加绅士的雅隽风格和高贵品位。这种高品位幽默是一种与“俗幽默”相对的“雅幽默”，是与“市民幽默”相对的“贵族幽默”。[※注]苗欣的论文《略论〈雅舍小品〉的生活美学及艺术见解》指出，《雅舍小品》是人生散文的精品，不仅因为它写了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在于它倡导和表达了一种健康的生活美学思想，同时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见解；在生活美学方面，梁实秋遵从自然，讲究实用，力求合度，崇尚充实。[※注]党鸿枢的《现实主义的童话——〈雅舍小品〉系列论略》认为，《雅舍小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题材广泛亘古罕有，包括京都市井风情录，忆旧感怀录，社会透视针贬录等部分。[※注]解志熙的论文《从“戏墨斋”少作到“雅舍”小品——梁实秋的几篇佚文及现代散文的知性问题》则指出，“就现代散文的发展而言，‘雅舍小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独具一格的‘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文坛的成功崛起”。[※注]尽管对散文特征和美学风格的关注是梁实秋散文研究的重点，但也有些研究者从其他维度展开分析。贾蕾的论文《谈雅舍小品与明清小品文的内在精神联系》认为，作为现代作家的梁实秋在精神气质上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很大，他的小品文与明清小品文相比，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雅舍小品》继承了明清小品文对市民文化的关注，并以现代文化的目光加以审视。[※注]高旭东的论文《论〈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指出，梁实秋在散文中融入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的倾向，这一美学特征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大陆在不同时代对他的接受倾向和价值定位。[※注]

在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发展史上，从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上海开明书店同人逐渐发展起来的“开明”作家群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风格，代表性散文家有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其中丰子恺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兼散文家、漫画家、艺术教育家于一身。新时期以来，较早对丰子恺的散文做出整体评价的是王西彦。他在《赤裸裸的自己——〈丰子恺散文选〉序言》[※注]中指出，丰子恺具有两重性格，一个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另一个是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爱憎感情的。而这两重性格经常在他心中剧烈交战，他的散文作品自然也就是他这种两重人格互相交战的记录。该文还对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征做了总结：就内容来说是直抒胸怀，就形式来说是信笔所至。关注丰子恺散文特征的研究者尤多。徐型的《论丰子恺散文对绘画艺术的借鉴》[※注]、余志明的《一泓清纯明澈的泉——浅论丰子恺散文的人性美》[※注]、彭书传的《论丰子恺散文的幽默美》[※注]、王建华的《丰子恺散文的语言形象》[※注]等论文都属此类。徐型认为，作为画家的丰子恺从重在表现瞬间、白描手法、“绘事后素”等方面借鉴了绘画艺术，形成了注重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瞬间的把握、以漫画式的勾勒再现人物形象和精神面貌以及“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等创作特色。余志明认为，丰子恺的散文蕴涵着他的独特的人品和文品——至真至纯的人性美，具有愈嚼愈香的魅力。彭书传认为，丰子恺的散文总是具有一种“比笑话更有深度，比微笑更有效果，比哈哈大笑更能感染别人”的幽默力量。王建华指出，丰子恺的散文尤其是“儿童相”散文，往往是由两套语言编制而成的；他一面用率真的语言编织出充满童趣的、活泼的话语形象，一面又用老成的语言塑造出厚重深邃的话语形象。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丰子恺散文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蕴。罗成琰的论文《论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指出，“诸行无常”这一认为世界万物皆为变化无常的佛教观点，对丰子恺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王泉根和王蕾的论文《佛心·童心·诗心——丰子恺现代散文新论》认为，丰子恺的散文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有独特的文品，佛心、童心、诗心三心构织成其艺术追求上的三昧境界。[※注]叶青的论文《佛光里的生命咀嚼——试论丰子恺小品散文的佛教意蕴》立足丰子恺学佛的态度，分析其散文中散发的佛理思想。[※注]朱晓江的论文《暂时脱离尘世——丰子恺的“闲情”散文及其文化内蕴》则指出，丰子恺的散文与漫画创作，是与他的“绝缘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在“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紧张、异化与窒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内蕴。[※注]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将丰子恺与朱自清等散文家加以比较研究。比如，殷琦的论文《读〈儿女〉——谈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注]指出，多愁善感、执着社会的朱自清写的《儿女》显示了他“诗人的气质、哲人的思考”，而慧眼独具、超逸脱俗的丰子恺写的《儿女》则表现了他“艺术家的眼力、居士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