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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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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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爱玲于1952年7月悄然离开上海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的名字从此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消失将近三十年。新时期开始之后，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张爱玲开始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逐渐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张爱玲的作品是那样地陌生，又是那样地新鲜，与以往人们读到的主流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于是，张爱玲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吸引着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目光，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张爱玲热”。作者将张爱玲及其文学活动放在沦陷时期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审美趣味追求、人生道路选择等，还原了张爱玲及其文学活动的真实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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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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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现代文学 文学史 小说 女性 文学史地位 作品 张爱玲作品 红楼梦 文学 流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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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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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是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密切相关的。中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后不久就传到了大陆，帮助新时期开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了张爱玲创作的独特性。
张爱玲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是在1981年。这年11月，张保莘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张爱玲传奇》一文，最早将张爱玲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尽管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是它却拉开了张爱玲研究的序幕，张爱玲从此不仅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线，而且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新宠”。由于受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限制，再加上张爱玲政治态度的复杂性，80年代前半期的张爱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张爱玲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考察上。颜纯钧的《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注]是最早从学术角度对张爱玲进行研究的论文，显示了思想解放初期研究者的思想矛盾。作者完全将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分割开来进行评价，集中反映了80年代前半期张爱玲初入大陆时研究者的复杂心态，典型地代表了此时张爱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园也是较早将张爱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的学者，她的论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传奇〉》[※注]是80年代上半期张爱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作者认为，张爱玲小说的价值是对沪、港洋场社会“生活的发现”，更进一步探索了张爱玲小说特征形成的时代原因，以及张爱玲本人的“人心的荒凉”，同时也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的特色。赵园的论述似乎没有受到40年代傅雷评价张爱玲的影响，但其论文的观点与傅雷的看法有某种相合之处。这就是说，赵园对张爱玲小说的阅读感受是相当准确的。而且，90年代张爱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所谓“新观点”，其实在赵园的论文中早已提到了，这说明赵园对张爱玲的一些见解具有某种超前性。可惜的是，赵园未将自己的张爱玲研究继续下去。
与新时期开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周作人、沈从文的广泛关注不同，80年代上半期的张爱玲研究要显得冷清许多。许多研究者在艺术上对张爱玲的小说是积极肯定的，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人们并不认同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思想意义的过高评价。这种矛盾心态致使张爱玲研究裹足不前，研究成果极其有限。1985年4月，《读书》杂志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一文。此文虽属当事人的回忆之作，但是，作者认为，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注]在柯灵看来，张爱玲不属于主流作家，当然不能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去评价她，而要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去研究她。
80年代后半期，张爱玲研究终于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潮之中，研究者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不再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二元式的简单评判，而开始从整体上把握张爱玲的创作。
心理学研究视角的引入不仅让人们发现了张爱玲创作的复杂性，而且也让人们看到了张爱玲作品的丰富性。对张爱玲创作的心理学研究一方面是从创作主体入手进行的。宋家宏的论文《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与创作》[※注]分析了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赵顺宏认为，战乱的年代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和谐，形成了张爱玲对待人与人的反常心理，这种心理影响到创作上就决定了张爱玲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错位意识，写出了人在错位状态下的丑恶和刻毒。[※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直接从文学作品入手分析张爱玲创作的深刻性。比如，张淑贤的论文《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注]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张爱玲小说描写人性深刻性的心理根源。
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深入，80年代后半期的张爱玲研究逐渐摆脱了对张爱玲作品进行的单纯艺术分析，开始将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美的对象进行研究。有些研究者开始直接分析张爱玲作品的美学特征。比如，胡凌芝从象征手法的运用方式上发现了张爱玲小说的意象美，从心理活动的描写手法上揭示了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美。[※注]周筱华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四种审美意象，即比喻意象、象征意象、通感意象和过渡意象，论证了这些审美意象在小说建构中发挥的美学功能。[※注]也有研究者从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入手，分析张爱玲作品的美学倾向。比如，刘川鄂认为，张爱玲的审美心理中既包含了西方现代美学注重精神本体的独立性，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人与世界的统一性。[※注]饶芃子、黄仲年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感性美。[※注]在对张爱玲创作的美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两个方面入手。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是由张爱玲作品本身的美学内涵所决定的，研究者确实发现了张爱玲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美学属性。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张爱玲研究的模式化。
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张爱玲的创作主要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研究者最初不约而同地将张爱玲与《红楼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仅张爱玲在成名后谈到过自己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些著名学者在张爱玲成名之初也都提到过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关联，[※注]只是在人为“隔绝”了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才变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新向度。吕启祥是较早关注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学者，他主要选择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进行比较，揭示了张爱玲在创作中受到的《红楼梦》的影响。[※注]此后，张爱玲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一直持续着，并且成为90年代初期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角度。[※注]
除了将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进行比较外，有些研究者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更多的中外作家，但是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张爱玲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比较主要集中在张爱玲与丁玲之间。钱荫愉认为，张爱玲与丁玲各自以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以独具的历史意识，以完全迥异的时代认同，筑建了各自的人生意识、艺术观念和创作架构。[※注]钱荫愉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张爱玲与丁玲的区别上，虽然提出了张爱玲与丁玲在“女性意识”上的一致性，但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张爱玲与外国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分散的，其中张爱玲与毛姆之间的关系是较受关注的。吴晓宁指出，张爱玲之所以喜爱毛姆，正是由于毛姆那种“人世的挑剔者”的眼光，让她从中部分地找到了与自己心态相符的视角。[※注]该文在分析张爱玲与毛姆相似性的前提下，也指出了二人文学思想和艺术方式的差异性。
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受到海外张爱玲研究的积极影响，80年代国内的张爱玲研究获得了多角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这个阶段的张爱玲研究以对张爱玲创作的本体性探索为中心，对张爱玲作品进行艺术性分析的研究成果较为多见，而对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评价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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