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开始以后，赵树理研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六七年里，赵树理研究主要是清除“文化大革命”十年强加在赵树理头上的各种不实之词，恢复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应该说，这是赵树理研究的过渡时期。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似乎要回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研究状态中去。从李文儒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吴奔星的《赵树理小说的划时代的意义》、桑逢康的《谈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张恩和的《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色》等比较有代表性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所要论述问题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此时的赵树理研究依然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的社会历史研究。

当赵树理应有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恢复以后，赵树理创作的思想内容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研究者转而探讨赵树理创作的艺术风格。这种研究思路显示了研究主体的一种无奈心理。赵树理研究者希望恢复赵树理的原有文学地位，然而，恢复了原有文学地位的赵树理却仍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胜利者，探索其创作的意义必然会走上原来的老路。如果单纯从艺术特征的角度研究赵树理的创作，反而更能凸显赵树理的存在价值。因此，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追求、结构方式、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喜剧效果、讽刺手法、自然朴素的艺术风格等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大多是以民间性、地域性和大众性等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赵树理创作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内涵。比如高捷的《从流派的角度看赵树理创作的艺术特色》[※注]这样说：“最能表现地方特色的是语言。赵树理的文学语言都是活在山西农民群众嘴上的口语，‘山药蛋’味十足。”

有些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问题。早在“十七年”时期，已经有学者看到了以赵树理为主体的山西作家群体的存在，但“山药蛋”派的名称主要是在新时期开始以后才在研究界广泛使用的。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刘再复等的《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注]、刘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注]、楼肇明等的《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注]等论文陆续发表，对“山药蛋”派的基本内涵和流派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客观地说，从艺术多元性的角度来看，赵树理等人在特殊时代中所运用的特定艺术表现方法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山药蛋”派概念的提出扩大了赵树理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对此后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赵树理的创作起到了引导作用。

伴随着80年代中期学术界“方法论热”和“文化热”的到来，赵树理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开始走向深入时期的多样化研究。一方面，研究方法开始更新，研究思路有所拓展，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开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有所淡化，研究者开始从文化的多样性层面来思考赵树理创作的复杂性。在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首先需要提及的是黄修己的研究专著《赵树理研究》。[※注]该书虽然完成于1983年，但出版于1985年，正好赶上学术界正在兴盛的“方法论热”，因而给研究方法颇为单一的赵树理研究带来了走向深入的某种契机。《赵树理研究》一书摒弃了以往赵树理研究的政治批评和艺术批评的老路，借鉴了发生学、社会学、整体性、审美学、比较文学、传记批评等方法，对赵树理小说人物形象的产生、社会生活的内涵、人物与情节的关联、小说的本体特征、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该书作者也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移象作用”的原理，认为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魅力的一个来源，“就在于文字描写质朴无华，但写实与写意结合，给读者留下了再创造的空间，便于‘移象作用’的发挥”。[※注]

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方面，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席扬的论文《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赵树理文学价值新论》。[※注]该文不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从赵树理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分析了赵树理创作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紧接着，席扬又相继发表了《面对现代的审视——赵树理创作的一个侧面》、《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等论文，并于2004年出版了论文集《多维整合和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注]极大地推动了赵树理研究走向深入。

此后，文化视角成为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赵树理研究也由此获得全面突破。这种研究思路在90年代以后逐渐转化为对赵树理的文化研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分别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等不同角度入手，分析了赵树理创作的丰富文化内涵。比如李仁和认为，地理生存环境、经济活动方式和社会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敦行务实”的晋东南文化，内在地规范着赵树理的文学观念，而相对封闭的文学观念一方面使赵树理通过对“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切身体会而关注低文化的、贫穷的农民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局限了他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导致了他某些文学价值的偏颇”。[※注]王确从儒家传统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出发，认为正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中国文化总特征”，导致赵树理“坚决反对一切具有唯美倾向的文学主张，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念”。[※注]李永建认为，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内蕴不是表现在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上，而是体现在对人文风情、风情习尚的关注上。[※注]

深入时期的赵树理研究在1988年开启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中遇到了争议，这反映了80年代赵树理研究中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新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场争论主要以“赵树理方向”为中心，涉及了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事实上，“赵树理方向”是新时期以来的赵树理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只是此前研究者在总体上持肯定意见而已。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注]一文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因为“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容是“问题小说论”和“民间文艺正统论”。紧接着，郑波光等人对戴光中的观点予以响应，提出赵树理在创作中用民间形式“迁就读者”，降低了作品的艺术质量。[※注]在1990年召开的第三届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庄汉新对戴光中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赵树理“把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革命第一要著’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是“世俗意义的赵树理风格的主要标志”。[※注]庄汉新将赵树理与鲁迅联系起来，有意强调了赵树理对鲁迅传统的继承，忽视了二者的本质差异。论争的情绪化当然限制了对“赵树理方向”的学术性思考，此后虽然不时出现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学术成果，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肯定和否定之间，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

90年代以来的赵树理研究在追求“学术化”风气的影响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化时期。一方面，从研究主体来看，80年代所特有的研究者的情绪化研究风格逐渐减弱了，而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叙述开始增强了。另一方面，就研究思路来说，那种针对赵树理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的分析逐渐减少了，而针对赵树理作为解放区作家产生的复杂性和创作的矛盾性的分析开始增加了。研究者从更广泛的文化、社会、教育、出版甚至军事、经济等不同层面，对赵树理及其创作进行了广泛探索，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真正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多元化。

1994年年初，陈思和发表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注]一文，提出了包含西方“民间社会”内涵的“民间”概念，认为赵树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对生活现状的看法”，他的创作“不单单是拥有了形式上和枝节上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具有“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事实上，自《小二黑结婚》发表以来，“民间”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赵树理，“民间”成为评价赵树理创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80年代以前的赵树理研究中的“民间”，要么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之下传达主流思想的工具，要么只是在艺术风格的层面上构成民族形式的基本因素，剔除了“民间”作为意识形态的内涵。而陈思和的“民间”正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发现了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提出了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精神内涵。此后，许多研究者通过“民间”大做文章，以“民间”为中心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像蓝爱国的《民间性叙事：赵树理和他的乡村革命》[※注]、韩晓芹的《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注]、黄科安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注]等论文都受到陈思和的“民间”概念的影响。客观地说，“民间”概念的运用确实使研究者发现了赵树理创作中的一些新内容，但是过度的运用必然会导致研究角度的雷同。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理论，一个完整的传播行为必须具备传播者、传播渠道、接受者等环节，最终的传播效果要看传播者、传播内容和接受者之间相互容纳的程度。[※注]赵勇是较早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研究赵树理创作的，他认为，赵树理在战争年代里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文艺传播理论：“赵树理本能地把作为第一传播者的自己看成了卡里斯马式的人物”；[※注]为了保证农民能够顺利地接受自己的灌输，赵树理在创作中增强了作品“说”的功能以符合听众“听”的接受特点。也就是说，赵树理创造了一种“可说性的文本”。[※注]朱庆华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在解放区成功传播，主要在于，赵树理通过精心培育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亲密友善关系、敏锐把握和及时发送传播内容、把握接受者（读者）的特点实行有效编码等方式将自己的小说传播到了解放区的每一个角落。[※注]可以说，朱庆华借用文化传播理论将以往研究者一再论述的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而90年代相继出现的其他一些论文如王春林和赵新林的《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模式》[※注]、刘洁的《试论赵树理的文学模式》[※注]、杨新敏的《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注]等，虽然从叙事学、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赵树理的创作，但大多涉及了作者、作品、读者、接受方式等内容，得出的结论有相近之处，因而都可以归结到文化传播理论的大范围内。

现代性视角的运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既有的结论也因现代性的引入而变得充满争议。在80年代及其以前的赵树理研究中，赵树理的创作是与现代性无缘的。9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开始挖掘赵树理创作的现代性内涵。贺桂梅认为，赵树理打破了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的对立结构，也即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传统’看成是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并且强调无论何种形式的‘现代化’，必须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中生长”。另外，赵树理的小说在人物形象主体、作家个人意识等方面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注]温奉桥从现代性的多样性内涵出发，认为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本土性”的现代性规范，逐渐形成了“知识话语”与“民间话语”合二为一的现代文学表现特征，真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注]朱庆华认为，赵树理形成了始终不渝的现代启蒙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主人意识、民本意识、求实意识、科学意识、发展意识成为赵树理对农民兄弟进行现代意识启蒙的主要内容。[※注]现代性视角的引入虽然打破了人们关于赵树理创作的单一认识，但是，过于借重现代性视角也可能限制对赵树理创作的民间性、大众性等更符合赵树理作品内在特征的发现。

在赵树理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只是一种发现问题的角度，通过对赵树理与其他不同研究对象的对比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符合同时期的主流观点的，这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特点。比如董大中通过对比赵树理和鲁迅，指出了赵树理所受的鲁迅文学传统的影响，考察了赵树理大众化风格形成的重要来源，认为赵树理“在对自己描写对象即农民的态度上，竟和鲁迅那么相像”。[※注]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赵树理研究注重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发现赵树理的继承性和独创性的总体追求。深入时期的比较研究并不注重全面描述比较对象的异同点，而是从一个方面或一个角度切入比较对象，揭示了异同点形成的深层根源。比如，金燕玉通过对比赵树理和高晓声，指出了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位“为农民而写”，“真正达到农民化”的作家，他们对农民命运的关注来源于精神深处的农民情结。[※注]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赵树理比较研究的比较对象扩大了，比较角度更加多样化了。周云鹏通过对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对比，提出了两位作家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不同关系：赵树理虽然继承了启蒙（救亡）立场，但在艺术形式方面却坚持民粹立场，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爱玲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在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注]范家进通过对比赵树理和鲁迅、沈从文，从作家与文学结缘的不同方式、对乡村社会关注的不同起因和对关注乡村意义的不同理解等不同层面，揭示了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异。[※注]通过这样的对比，作者就揭示了中国现代作家关注乡村社会的深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