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作家研究，除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之外，郁达夫、废名、丁玲、钱钟书、萧红、孙犁、师陀等人也得到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本书在重要作家研究部分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人做了专论，此处不再赘述。

郁达夫是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郁达夫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时期以前的郁达夫研究由于受“左”的影响，尽管郁达夫1949年以后被认为是烈士，但在文学评价上却以否定性批评居多。1950年，丁易在《郁达夫选集》的序言中对郁达夫的思想、生活、创作道路等评价较低，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以丁易为代表的观点，在50年代出版社的几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较而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曾华鹏和范伯群的论文《郁达夫论》[※注]以及田仲济的论文《郁达夫的创作道路》[※注]，对郁达夫的创作思想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王瑶认为，郁达夫的所谓“感伤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王瑶基本上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曾华鹏、范伯群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对郁达夫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认为郁达夫创作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一定的积极价值。田仲济也对郁达夫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认为郁达夫作品所谓的“伤感”、“颓废”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进入60年代尤其“文革”期间，郁达夫研究就完全荒芜了。

进入新时期，郁达夫研究才真正展开，甚至掀起了一个热潮。1989年出版的张恩和编的《郁达夫研究综论》[※注]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郁达夫研究作了综合论述。2006年，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分别编辑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年）》[※注]和两卷本的《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注]，后者共收录49篇研究论文，对郁达夫研究成果作出了新的成果展示。纵观新时期的郁达夫小说研究，话题比较中在“颓废情调”、创作个性风格以及和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几个论题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情调”具体的表现为“颓废”倾向、“色情”描写和“零余者”形象等富于争议的问题。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注]、席建彬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述理路及文学史意义》[※注]两文专门分析了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和色情问题。许子东从背景因素、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和表现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郁达夫小说“颓废”倾向产生的根源，揭示了郁达夫“颓废”倾向、“色情”描写的积极意义。席建彬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出发，认为郁达夫欲望叙事的理路在于对身体性欲望的转移和压制，并没有表现出生命意义上的欲望满足效果，这使得叙述成为对欲望本义的改写，从而揭示了其欲望叙述的文学史意义。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谢炜如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零余者”形象的不同内涵。关于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探讨，主要涉及对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两个问题的论述。对郁达夫小说抒情风格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国祯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注]和杨义的《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注]。张国祯的文章考察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发展，并概括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主要特征。杨义的文章则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郁达夫抒情小说的独特价值。对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特征的论述，主要论文有赵园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注]。赵园认为，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为感伤的喟叹、愤激的控诉、直接的内心抒发、对自然美的陶醉以及以诗和散文笔法入小说。许子东着重考察了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的渊源和内涵。80年代中后期，郁达夫小说创作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注]和《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注]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郁达夫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的关系。前一篇从题材、人物、风格三个侧面考察了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后一篇中，作者认为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特色，如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无疑都受到外国文学较深的影响。其他如周云乔的《日本自我小说与郁达夫创作》[※注]、陈其强的《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注]等论文，分别探讨了郁达夫和自然主义、日本私小说的关系。此外，郁达夫和同时代的作家鲁迅、郁达夫、老舍等的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多。新时期以来，也出版了一些郁达夫小说研究的专著，有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欣赏》[※注]、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注]等。进入90年代，郁达夫小说研究除了延续以前的论题之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有所开拓，研究者从性别、精神分析、文化等视角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了更为深入和新颖的研究。[※注]

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个独异的存在，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前，李健吾、沈从文等已经就废名小说的晦涩文风、禅趣和诗味、乌托邦色彩、文体的创新、厌世观、悲观色彩、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前后期风格的转变等做过零星的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学术界主要关注废名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而很少重视他的文学成就。进入新时期之后，研究者开始重新挖掘被冷落近三十年的废名，从而一度掀起了“废名研究热”，其中，对他小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废名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很多研究者对其如何归类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他的小说应属乡土小说、田园小说、散文化小说、现代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等不同看法。早在1981 年，凌宇发表了《从 〈桃园〉 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注]认为废名是较早出现的以抒情的笔调写创作的乡土题材作家。而杨义则针对废名的早期作品《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将废名定位为“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派小说家”。杨义认为，废名是我国现代写景言情式抒情小说的先导，在我国现代抒情体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拓荒意义。[※注]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注]。格非在《废名的意义》[※注]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论者将废名的小说归入散文化小说，注意到了废名小说行文结构上松散、缺乏凝练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浓墨重彩的风景世俗画描写等特征。但有学者对此产生质疑，认为废名小说的特征不是散文化而是诗化。比如饶新冬认为，尽管废名善于借故事造意境，借意境以抒情，但诗化是废名小说的总体审美特征。[※注]杨剑龙在比较何立伟与废名小说的时候，也认为二人小说最大的共性是以写诗的手法写小说；废名小说具有语言简练含蓄、精心构造意境、意味隽永、诗意浓厚等特征。[※注]从诗化角度研究废名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吴晓东。吴晓东除发表了《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 桥〉 的诗学解读》[※注]等论文外，还出版了《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注]一书。吴晓东将废名认定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对其诗化小说做了文本细读，更为充分地阐释了废名的晦涩文体和文章之美。

对废名小说的归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涉及的是对艺术特征、思想内涵的考察。研究者除了认为废名的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抒情化等特征外，还特别重视分析其晦涩特点和叙事特征。陈建军认为，废名小说的晦涩除来自于简省、跳跃、用典、互文等文体特点之外，还与其小说思想内容的特色和周作人美学趣味的影响分不开，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废名自己独特的“文学即梦”的文学观和“尚晦涩”的审美观。[※注]田广在《废名小说研究》[※注]中着力于分析了废名的晦涩美学追求，并就其表现和成因展开了论述。格非也在废名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援用叙事学理论，对废名的小说进行了深度解读。在结构方面，他将废名小说分为内外两个叙事层进行研究；在时间方面，又探讨了表面的叙事时间与内在故事场景和细节不断拉长之间的关系。[※注]

研究废名小说所受的中外文学影响及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者注意到，废名受到了同时代作家鲁迅、周作人巨大的影响，也喜欢佛经、儒道、六朝文章，欣赏陶渊明、庾信、杜甫，对温李诗词更是倍加推崇，他还对莎士比亚、哈代、塞万提斯、契诃夫、波德莱尔、艾略特的艺术世界流连忘返。废名尽管受到了中外文学丰富资源的影响，但他能够独异存在，就在于他能够兼收并蓄，并自成一家。沈从文、萧红、凌叔华、师陀、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一批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其中，对废名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共同的话题。比如，杨义从文化视角论析了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并指出，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与废名基本一致，他们都采取传统的静观态度来观察世界，但沈从文比废名具有更为开阔的文化参照体系，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作为对立物加以描写。[※注]殷卫星则从思想意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废名的小说是经验性抒情小说，注重个人趣味，而沈从文的小说属于描写性小说，注重塑造生活。[※注]

丁玲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和独特创作个性的女作家，她也经常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对50年代的丁玲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围绕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两篇代表性的论文：陈涌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和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注]。陈涌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初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该文充分肯定了丁玲这部小说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丁玲一贯的描写人物心理的特长。冯雪峰则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的意义。他的结论是：“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式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以上两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50年代相继出版的文学史对丁玲也有论及，但并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水平。1955年，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分子，此后的丁玲研究也变成激烈的批判，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文革”开始后，丁玲从文坛消失了，丁玲研究也趋于停顿。

新时期以后，随着丁玲的平反，丁玲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学术界首先从对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重评开始，重要的论文有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注]，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注]，夏康达的《重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注]，赵园的《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蔡葵、臻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革命现实主义》[※注]，杨桂欣的《黑妮的申辩》[※注]。这一系列文章都就过去一段时间对丁玲的否定和污蔑进行了彻底的抗辩，重新肯定了丁玲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思想价值。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1984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首次丁玲创作研讨会为标志[※注]，丁玲研究从重评走向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涵盖了小说、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创作道路、创作个性、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都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新的方法也被普遍使用。新时期以来，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创作道路的变化及评价和创作个性成为丁玲小说研究中讨论得最为热烈、成果也较多的三个论题。丁玲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注]，钱荫愉的《丁玲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注]，王友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注]，张炯、王淑秧的《从莎菲到杜晚香》[※注]，陆文采的《浅论“莎菲型女性”和“时代女性”的美学价值》[※注]，林唯民的《莎菲……美琳……贞贞……陆萍……黑妮——丁玲创作个性研究中的一个视角》[※注]等论文都探讨了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注意到了这些女性形象性格上的变化，以及包含的女性意识。此外，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一些研究者注意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探讨女性意识的变化和作品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如王明丽的《丁玲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其作品的互文性》[※注]、徐仲佳的《革命时代自我定义权的丧失与女性主义写作的溃败》[※注]、王周生的《丁玲创作中女权思想的衰变》[※注]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这一变化过程并进行总结是丁玲小说研究中突出的问题，出现了蔡传桂的《丁玲的创作道路》[※注]，林唯民、陈惠芬的《丁玲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创作》[※注]，邹午蓉的《浅论丁玲1942年以前的小说创作》[※注]，张辽民的《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注]，袁良骏的《论丁玲的小说》[※注]等论文。除这些论文外，王中忱、尚侠的专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注]对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做了综合论述。1987年，严家炎发表了《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注]，对丁玲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作了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一年后，王雪瑛在《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注]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丁玲《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这部长篇小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根据王雪瑛的分析，丁玲创作道路的变化是一条走向失败的道路和轨迹。90年代，彭漱芬的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注]梳理了丁玲小说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客观公允地考察了丁玲各个阶段小说的不同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做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而且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关于丁玲的创作个性，主要有钱荫愉的《丁玲小说的心理描写试析》[※注]、郭成的《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注]、张大雷的《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注]等论文。钱荫愉认为，丁玲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心理描写手段，为自己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找到了最合适的样式。郭成认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严格遵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创作原则；二、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该文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丁玲作为“心理小说派”作家的特点。张大雷分析了丁玲创作中的忧郁性及其历史性的变化。相对而言，对丁玲创作个性和艺术特征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钱钟书是现代文化、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围城》在国内鲜为人知，文学史上也不曾提起。尽管国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国外对钱钟书及其《围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钱钟书的小说研究逐渐增多，并且绝大部分围绕《围城》展开，涉及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等多个方面[※注]。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钟书研究丛书”，共收九部专著，涉及了钱钟书的生平传记、学术思想、文学世界等各个方面，其中张明亮的《槐荫下的幻境——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和周锦的《〈围城〉面面观》是两部研究《围城》的专著。关于《围城》的主题意蕴，代表性的论文有李频的《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围城〉的主题思想》[※注]、温儒敏的《〈围城〉的三层意蕴》[※注]、解志熙的《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注]、程致中的《〈围城〉主题新论》[※注]等。李频认为，作者的基本意向是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温儒敏认为，小说有三层意蕴，第一层是社会描写层面，描写了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第二层是文化反省层面，作者对新儒林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第三层是哲理思想层面，小说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和孤独感。解志熙认为，《围城》的主题是批判现代文明，揭露人生危机。程致中认为，《围城》的主题是多层面的，既写了爱情婚姻，又写了文化精神和人生社会，是“穿着恋爱的衣装，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围城》的主题具有多层面的特点。方鸿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研究者对这一人物也各抒己见。代表性的论文有呈凤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论〈围城〉中的方鸿渐》[※注]、张大年的《方鸿渐性格新论》[※注]、解志熙的《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注]、胡尹强的《方鸿渐论》[※注]等。以上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方鸿渐形象的内涵和意义。对钱钟书艺术成就的探讨涉及艺术风格、结构、语言、讽刺艺术、修辞等，也兼及了他的短篇小说。金宏达的《钱钟书小说艺术初探》[※注]、何开四的《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是两篇从总体上论述小说艺术特色的论文。其他如黄维梁的《蕴藉者和浮慧者——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注]、郝利群的《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郑淑慧的《从〈围城〉看钱钟书艺术创作的审美品格》[※注]、宋延平的《〈围城〉结构三说》[※注]、胡范铸的《试论钱钟书〈围城〉的语言特色》[※注]、苏涵的《〈围城〉语言的艺术特色》[※注]、杨继兴的《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注]、吴福辉的《现代病态社会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创性》[※注]、张环的《〈围城〉讽刺艺术初探》[※注]、王卫平的《钱钟书对中国讽刺幽默文学的贡献》[※注]、田建民的《论钱钟书比喻的特点》[※注]等论文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钱钟书小说的艺术成就。对《围城》的文学史地位，研究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大致有两种：一种以敏泽、郭志刚为代表，认为围城是与《阿Q正传》、《子夜》处于相同历史地位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注]；另一种以杨志今、徐启华、赵辛予、唐金海为代表，认为《围城》只是一部现代优秀的小说，属于现代文学有价值的部分[※注]。

9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升温的“钱钟书热”，研究界也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其中不乏“《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这样的酷评，以及一些研究者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围城》进行的尖锐的批评[※注]。这些“另类声音”的出现说明，《围城》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孙犁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新时期之前的孙犁研究大多是对创作名篇的解读以及创作特征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黄秋耘的《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注]、方纪的《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注]、冯健男的《孙犁的艺术（上、中、下）》[※注]、冉淮舟的《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注]。以上这些论文围绕孙犁的主要作品展开论述，论及了孙犁创作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如擅长刻画妇女形象、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浓厚的抒情气息、优美的语言等。研究者对孙犁的创作大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孙犁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黄秋耘概括为“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冯健男概括为“清新、俊逸、婉约”，在评论文章中很少看到五六十年代政治化批评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时期的孙犁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80年代初期，周申明、邢怀鹏的《孙犁的艺术风格》[※注]和郭志刚的《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注]两篇论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孙犁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孙犁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抒情风格、人物形象、美学特征、创作方法与创作个性等成为主要的视角和论题，表明孙犁研究走向了深化。孙犁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抒情性，袁振声的《论孙犁小说的抒情艺术》[※注]、金梅的《孙犁小说状景抒情的独特性》[※注]、马伟业的《新牧歌文学的创造》[※注]、胡明珠的《孙犁小说的“诗美”》[※注]、郭志刚的《论孙犁的“诗意小说”》[※注]、李力的《试论孙犁短篇小说的散文风格》[※注]、曹书文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注]等一系列论文都探讨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特点，研究者提出了新牧歌、诗意小说、散文化等概念，这也说明对孙犁小说的抒情性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认识。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也是孙犁小说的一大特点。郭志刚的《富有时代色彩的儿女们——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一、之二》[※注]、李永生的《女性形象世界的艺术把握——孙犁“酵素小说”初探》[※注]、洪岷的《三境写人：再论孙犁塑造妇女形象的技巧》[※注]等论文，从女性形象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角度探讨了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其他如王桂荣的《孙犁小说的女性母题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注]、梁东方的《父亲视角与宗教化态度——孙犁创作女性意象的原形分析之我见》[※注]、姜胜安、王兆胜的《女性意识与孙犁的文学创作》[※注]则注意从社会、伦理、文化等多角度探讨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引发出对孙犁创作心理及思想价值的思考。

孙犁的小说体现了独特的美学追求，新时期以来研究者注意总结挖掘孙犁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乔以钢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意境》[※注]、李永生的《孙犁小说民族化探微》[※注]、金梅的《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注]、阎庆生的《论孙犁崇尚“平淡”的审美意识——兼论孙犁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注]等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孙犁小说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特征。关于创作方法，郭志刚和张学正都认为孙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孙犁的创作中浪漫主义倾向大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构成了他作品的基调[※注]。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这些批评范畴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揭示孙犁的创作个性。90年代以来，张景超的《再释孙犁》[※注]和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注]两篇论文，从作家主体意识的角度探讨了孙犁的创作个性及其复杂性，体现了孙犁研究所能到达的学术深度。张景超提出了家园意识、童年意象、情爱意象三个作家的主体意识特征，并对孙犁心理世界的矛盾和焦虑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孙犁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杨联芬结合孙犁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和思想的变化，深入而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和革命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力地解释了孙犁创作个性化追求的心理根源和文化根源。除了以上的论题之外，孙犁研究还涉及语言特色、比较研究等。

萧红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她的价值和魅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一系列的文学史，都会提及萧红，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是把她和萧军、舒群、罗烽、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东北作家”并称，指出他们在抗战前反帝爱国主义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萧红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生死场》是她创作的高峰，后期走了“下坡路”。

真正的萧红研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80年代初曾经掀起了一股“萧红热”。萧红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一样，随着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变化，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综观新时期的萧红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重要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的研究等方面。萧红的代表性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象。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注]、皇甫晓涛的《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注]和《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注]、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注]、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注]、高秀芹的《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注]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的主题和文学价值。关于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研究者挖掘出了如乡土意识、家庭意识、童年母题、寂寞情绪、生命意识等许多富有意义的论题。但相比较而言，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探讨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是研究的焦点，重要的论文有陆文采的《浅谈肖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注]、铁峰的《萧红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注]、曾利君的《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生死场〉等著作的思考》[※注]、李海燕的《绝望中的女性呐喊与徘徊——萧红及其女性人物论》[※注]、徐妍的《萧红小说中的女儿性》[※注]、单元的《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注]等。对萧红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抒情性散文化成为普遍的认识。赵园的《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注]、阎志宏的《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注]、秦林芳的《论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注]、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问题的独特素质》[※注]等论文提出了如“萧红体”、“戏剧性”等新颖的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萧红小说的文体特征。萧红小说美学特征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姜志军的《论萧红的美学特征》[※注]、陈汉云的《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特征》[※注]、张秀琴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特征》[※注]、李福熙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注]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萧红的小说是壮美和柔美的结合，并且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

师陀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致、文化品格和艺术体验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健吾、杨刚等人对《里门拾记》、《果园城记》等做了印象感悟和社会历史式的批评。从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之前，师陀的创作尽管得到了大陆文学史家的重视，但囿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他的研究并未取得显著成绩。1954 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对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描述，但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政治评判压过了审美判断，对他并未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该著对师陀作品的总结性评价是，“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还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在1979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中，唐弢从思想意识和艺术刻画两个方面，用三四百字提及了师陀的《里门拾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则对师陀做了专章论述，重点评述了《父与子》、《果园城记》、《马兰》、《结婚》等文本。夏志清的著作起到了开拓师陀研究视野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大陆研究者仅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师陀的偏颇，使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始重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之外的其他作品。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述中，师陀逐渐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86 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将师陀分专节论述，认为他是“多姿多采的小说体式的探索者”。杨义对师陀在北平与上海两个不同文化时空中的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创作追求的动态变化做了评述。钱理群等人撰写的初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注]只简单地提及了师陀，但在1998年出版的修订版[※注]中，作者用了较多的篇幅评述师陀作品中的中原文化意象、精神还乡结构、文体的模糊性特征等。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于2010年出版。该著在“抗战及40年代的小说”一章专辟一节，题为“师陀小说对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分解”。该节较为详细地论及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等，对师陀总体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师陀漫长的文学生涯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建树丰硕的20年，仅就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而言，《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五部小说都允称中国现代小说的杰作，虽然它们所描写的不出现代中国乡土社会或都市社会的范围，但作者观照的思路和表现的方式却非同一般，因而就具有了迥异于人的独特意味。”[※注]

新时期以来很多论文讨论了师陀的小说。刘增杰于 1982 年发表了《师陀小说漫评》[※注]一文。该文分析从《谷》到《果园城记》等乡土小说，揭示师陀小说创作思想上对黑暗的暴露和对劳动者精神美的发掘，分析师陀小说艺术包括景物描写、诗意抒情的风格、语言的运用及其浓郁的地方色彩等几方面。该文是中国大陆较早对师陀的小说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拉开了当代学界对师陀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序幕。杨义的《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注]也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论文。与以往研究者侧重于研究师陀的乡土小说不同，杨义把乡土与都市小说以同样的分量纳入研究视野。解志熙的《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注]将师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在中外文化资源的背景下，力图探寻其在小说史上的独到之处。该论文从“生活样式”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城乡社会生态，对比了师陀乡土小说呈现出的“反田园诗叙事”倾向和都市小说呈现出“反摩登叙事”的倾向，还将师陀与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巴金进行了比较。诸如此类对师陀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还有很多。除了总体性研究之外，有些学者着力于文本细读。钱理群的《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注]就属此类的优秀之作。该文认为，《果园城记》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深层意蕴，传递了师陀的哲学情思。还有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师陀的小说，焦玉莲的论文《师陀三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分析》[※注]就属此类。该文以《马兰》、《结婚》、《果园城记》三部小说为依托，分别从叙事者、叙述结构中心和叙述时空表现三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刻分析。师陀与京派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杨义在《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一文中指出，师陀“看似京派”，“不是京派”，他们的关系是“衣装相近而神髓互异”。吴福辉认为，作家早期以“芦焚”笔名写的小说可列入京派的范畴，但40年代“趋向左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