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逐渐恢复正常，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解冻期现象。“文革”路线的否定，带来了思想解放的热潮。对一批从前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平反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重新认定，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化生活秩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学科重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背景和思想动力。

70年代末期当代中国文艺生活领域里的一系列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进程：1977年11月20日和12月2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相继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人民文学》在“彻底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里，发表林默涵的《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文章，正式揭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序幕；1980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开启新时期文学观念强调艺术自律的先声；同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撤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0月，第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一批在“文革”及之前的“反右”中被逐出文坛的人物：周扬、夏衍、丁玲、冯雪峰、艾青、萧军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以反思为特征的革命文艺秩序重建、重评和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更注重思想包容性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转换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连串学科重建的迹象：1978年《新文学史料》丛刊创刊；1979年12月12日，鲁迅研究会在京成立；1979年1月，在教育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注]，次年7月12—18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包头举行；1979年4月，由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1980年3月28日，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1980年12月21—23日，香港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19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78年7月开始陆续推出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包括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楼栖著《论郭沫若的诗》，叶子铭著《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凡尼著《论殷夫的诗》，吴中杰、高云著《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林非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陈永志著《试论 〈女神〉》，范伯群、曾华鹏著《王鲁彦论》，钱谷融著《〈雷雨〉 人物谈》等，尝试开辟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的同时，对前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总结。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出“文革”阴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像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一开始同样表现出一种以“平反”“恢复”为主的过渡期特征。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对《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否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1978年3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在北大图书馆召开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及“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会间杨占升、袁良骏、唐沅、邾瑢等研究者的发言及会后发表的邾瑢的文章《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杨占升的文章《评两个口号的论争》、唐沅的文章《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注]，均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还历史以真相的新的发掘和判断。其后，由陈荒煤、沙汀编写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左联回忆录》两书相继出版，新时期重整革命文学秩序问题的序幕，就此正式揭开。对“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重新审视，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历史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初突破口。

紧随其后的，是对一批革命文学作家的平反和评价问题。还在“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讨论期间，由冯雪峰“文革”时期的一份交代材料引发的有关冯雪峰、胡风等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注] 像冯雪峰、丁玲、艾青、萧军等一批在1957年的“反右派”中被打倒的作家，原本都是革命文学队伍中的重要人物。随着1978年4月右派分子帽子的摘去，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再成为问题，但其思想、行为在革命文学史中的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确定。获得政治上的“平反”“昭雪”“第二次解放”的他们，急切地想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中辩明自己的立场，确认自己的地位，而这也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推进提供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动力。胡风从50年代中期被打倒，随后被剔除出革命文学史，一批与之相关的作家作品也从而长期沦为被迫害被批判的对象，其涉及的思想和艺术认识问题更为复杂。从1980年中共中央初次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到1988年再次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与之相应，有关胡风的研究，也成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王实味问题。作为延安时期著名的“反动人物”，王实味因1942年发表《野百合花》被划为“托派”，其后又被错误地杀害。80年代初，经其遗属和部分当事人的努力，问题一步步地得到澄清，但直到1991年，中共中央才做出了《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以此为标志，现代文学领域的平反昭雪浪潮，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文学秩序的重整，基本告一段落。

对应于这种现实领域的革命文学秩序重整，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以“辩护”为中心的话语特点。还在推动80年代文学取得更大突破的各类“发现”之先，为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和人物“辩护”，指明事实真相，申说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就成了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途径。

首先是对一些先前已被归入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文学人物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些一度受批判的问题的辩护。从1978年起，《文学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涉及的作家，不但有茅盾、周扬、赵树理、夏衍、田汉、瞿秋白等“文革”中受冲击、批判的对象，也有丁玲、萧军、胡风、路翎等在其前的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历史人物，这些文章，如叶子铭的《评 〈林家铺子〉 ——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注]，李文儒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注]，陈俊涛、杨世伟、王信的《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注]，陈则光的《论历史讽喻剧 〈赛金花〉》[※注]，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 〈莎菲女士的日记〉》[※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丁玲小说 〈在医院中〉》[※注]，钱理群的《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注]，杨义的《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注] 等，中心的目的都在为那些一度蒙冤或遭受不公正评价的革命文学作家、作品辩诬，论证这些人物、作品的革命性，仍然是研究的主要目标。不过，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认识标准和评价尺度问题，也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止一位研究者于此都提出，将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由社会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而这同时也就使一批先前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批判的民主主义作家（或称“进步作家”“爱国作家”）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得到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老舍《猫城记》中的“政治错误”、郁达夫的颓废、冰心的爱的哲学，这类长期被视作作家思想中的“污点”，使他们抬不起头来的问题，至此也开始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

再接下去，一些原来被视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名字，也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中。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登出的文章，除了作为主体的鲁迅研究，左翼文艺运动、左翼作家研究，也出现了像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这类文章。1980年第1期该刊又发表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赵凤翔的《冰心简论》，陆树仑、李庆甲的《试评胡适的小说考证》；第2期刊出陆耀东的《评徐志摩的诗》，杨义的《论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第3 期又出现了陈金淦的《关于“现代评论派”》，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王文英、朱立元的《略论许地山的创作》；第4 期许志英的《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任广田的《从 〈隔膜〉 到 〈倪焕之〉 ——论叶绍钧二十年代的创作思想》，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张立国的《关于〈幻灭〉 评价的几个问题》，史承钧的《试论解放后老舍对 〈骆驼祥子〉的修改》，王德禄、吴三元的《关于胡适与 〈新青年〉 关系的一点考证》，凌宇的《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

显而易见，除了从前受重视的那些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像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一类在50—70年代的革命文艺史叙述中被批判、被删除的“反动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一些较为积极的评价。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变得较前远为开阔，那种纯粹以政治或革命为标准的文学研究话语，开始发生缓慢然而不可逆转的动摇、解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在上述研究中，评价的标准虽然放宽了，但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不同作家、作品与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仍然是衡量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基本依据。有关作家人生“道路”的探求，仍然是研究者所要着力阐发的主要问题。就如一位研究者当年对巴金“道路”的概括：“经过艰苦、漫长、曲折的思想发展道路，巴金终于找到社会解放的真理。他也由一个否定一切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法律和专政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成为了共产党的战友和新中国的热情歌手。”[※注] 这种经由曲折道路终于找到革命真理的叙事，堪称当年作家作品论的一种典型表述方式。

就在现代文学研究为革命文艺秩序如此忙碌的同时，来自高等教育领域的要求，也为这一学科的重建带来了新契机。随着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和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高校中文系有关课程的教学需要也给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出版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相继推出了一批重版的或新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其中包括王瑶、刘绶松50年代的著作，也包括60年代因故停顿，1978年9月重新启动，并于1979年、1980年先后出版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还包括一批仓促上马的文学史新著，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九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中南七院校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注]、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七省区十七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注] 等。这些论著，总体上均带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期特征。其中的旧作，固然仍然维持着先前那种以“革命”为中心的叙事格局，就是新著，同样也不脱“革命文学史”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继续强调“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继续突出“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突出阶级、路线、现实主义等范畴在判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中的标志意义。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具体的观点，却已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订，文学研究的视野有所拓展，评价的尺度也较前大为放宽。

80年代前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个人编史的重新出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黄修己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现在看来，它最主要的意义，或许还不在它的内容，而更在它对这种个人修史的撰述方式的恢复。这不但标志着对个人学术能力、学术劳动的尊重，更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从那种“计划经济”式的国家统制中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推动并改变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还有来自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直接挑战和启示。从70年代末开始，曹聚仁、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一系列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或直接或间接地被介绍入大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开始接触诸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曹聚仁《鲁迅评传》《文坛五十年》等研究专著，以其不同的观念、不同的选择，以及对“纯文学”的关注，引发了国内学界长期的模仿、学习潜流。这其中特别要提到的，首先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1979年由刘绍铭等译成中文，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统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分大陆学者也因之与它有了接触，并深受刺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除了它的不同政治立场，还有体现全书的纯文学追求，以及由之出发对中国现代作家成就的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抑扬取舍。最初的反应多是批判性的。1981年6月，李何林在南开大学做《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报告，其后半部分主要都是对以苏雪林、夏志清、曹聚仁、胡菊人为代表的港台鲁迅研究的激烈抨击，其要点，则主要在对不同“立场”的强调。然而，随着这些论著带来的新的认识的不断传播，也有人开始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与李何林的激烈排斥不同，唐弢的态度要微妙得多。譬如他在1981年参加香港现代文学研讨会后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注] 一文谈及这部书，除了指出“实际上他写的是小说史，不是文学史”这一事实外，还引述他自己在大连对丁玲“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的问题的回答，说国内已有人在批，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当然，有一些文章反驳也是需要的。”他还说自己前一年在“香港就作了这个工作”，但“作得很隐晦，没有点夏志清的名。因为目的是要多团结一些人”。

如果说李何林所受的刺激，主要是一个革命文艺家所受的刺激，那么，可以说，唐弢所受的刺激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史家的刺激，而他之所以在此前后一再否认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锺书的“发现权”，或许正是因为刘绍铭在译序中对这一点的强调，强烈地刺激了他。现在看来，唐弢当年对夏志清的小说史许多方面其实是相当认可的，就是他一再申说钱锺书、张爱玲并非夏志清的发现这一情况本身，也表明他已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夏氏对这两位作家的看重。有研究者注意到，“1981至1983年间，唐弢连续写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面向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多篇重要文章，就充满了与夏志清《小说史》‘对话’的味道。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提到夏志清的名字即有十次之多（这还不包括若干次提到‘他’）；受到夏志清掀起的‘《围城》热’影响，他的两万多字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也竟不自觉地用了八千多字去分析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足见夏著对现代文学界的冲击之大”[※注]。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也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注]

重建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恢复它的史学属性及学术品格问题。1980年7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问题。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一，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二，彻底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恢复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懈努力；四，扩大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加强研究深度。当时列举的“左”倾思潮对现代文学史研究造成的流毒，主要是：“主流论”“过时论”“本质论”和“人性论”。王瑶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注]，自此淡化文学研究的政治色彩，使其重归历史和学术的本位，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追求。

这种“历史化”认识的第一点，就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而非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注] 说：“现代文学史由于所研究的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此常常不免有超出学术范围的干扰；但科学地研究问题必须有勇气排除这些干扰，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与政治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注] 又说：“历史是过去的经过一定时间后稳定和凝结了的现实”，文学史和其他历史科学一样“只能研究已经相当稳定了的现实，不能在事物尚在变动状态，它的性质尚未充分暴露，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或反响尚未发生或尚未引人注意时，就匆忙地作出历史性的阐释和评价”[※注]。现代文学史学科奠基者对自己学科属性这种史学品格的强调，一开始的确与其试图将学术研究从一套“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有关。对于这一点，唐弢的表态同样明确：“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注]

在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品格的同时，对史料的重视，也再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唐弢1982年发表在《文史哲》第5期的《关于中国现代研究问题》再一次强调了史料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大力抢救资料”，要“请老人写回忆录，访问整理”，同时对回忆录里的东西“必须仔细分析，仔细辨别”。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1期发表了马良春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986年，朱金顺的著作《新文学资料引论》[※注] 出版；1988年，樊骏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长达八万字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学建设迎来了第一次全面的自觉。

80年代的史料整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从1979年起每年出版4 期，迄今发表各类文章近5000 篇。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并主持、陈荒煤担任主编、全国有关高校及科研单位参加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规划项目，自1982年起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10 余家出版社出版。丛书原计划200 余种，分甲、乙、丙三种，分别设立编辑委员会。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史上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资料，共31种；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收录从191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家的传略、生平活动、著译目录索引等资料，以及对作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评论等，以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料为主，也适当选录1919年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材料，按不同情况分为专集或合集，共170余种；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分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索引、现代文学总书目3种。进入90年代后，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陷于停顿，到新世纪为止，共完成其中60余种的编撰，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一时期史料整理工作方面的重要成绩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注]，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注]，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注]，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注]，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注]，苏光文编《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文学理论史料选》[※注]，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注] 等。另外，大量的现代作家书信得以收集出版，比如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注]，萧军编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注]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注] 等。

像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其他做法一样，对作家作品的版本校勘工作，最早也是从鲁迅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进入80年代，较早出现的现代文学版本校勘专著，有朱正著《鲁迅手稿管窥》[※注]、孙用编《〈鲁迅全集〉 校读记》[※注]、王得后的《〈两地书〉 研究》[※注]、唐弢等的《鲁迅著作版本丛谈》[※注]等。随后，桑逢康的《〈女神〉 汇校本》[※注]、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修改笺评》[※注]和《〈死水微澜〉汇校本》[※注]、朱泳燚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注]等，将版本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郭沫若、丁玲、叶圣陶、李劼人等著名作家。

新时期之初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另一重要变化，体现在对研究者学术个性的呼吁和尊重上，而这事实上也是对研究活动的主体性原则的一种曲折的肯定和维护。50年代后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削弱了研究者个人在学术活动中的意义。所谓“集体”写史，除了体现统一意志，实际也意味着对研究者个人品格和能力的不信任及对研究成果多样、多风格的排除。进入新时期之后，历史对此同样进行了反拨。在1980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研讨会上，有人就对当时的文学史著述方式提出了批评和新的要求，认为集体编著的现代文学史已经不少，集体编史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很大局限，今后更应提倡个人著史或几个观点一致、学术思想相近的少数人合作著史。针对夏志清小说带来的启示，唐弢同样提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文学史”，同时表示“我个人如果写，就写一家言，写我自己喜欢的，代表我自己的艺术欣赏标准”。对编史方式的这种评论，表达的其实是研究者想从学术活动中重新觅得个人主体性的一种努力。这一点，同样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唐弢个人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从黄修己开始，中国文化固有的个人编史传统，才得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恢复。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为新一代文学史研究者翘楚之一的杨义，才得以完成被苏联学者费德林称为“一个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