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展开，扩大研究的内容，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979年4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卷首语即云：“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

进入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以“发现”为标志的历史时期。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伴随着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发现，发现沈从文，发现钱锺书，发现张爱玲，发现汪曾祺，发现无名氏，发现徐訏，发现梅娘，发现……不但从前被遗忘、被忽视的这些作家需要发现，就是对于从前那些被看重或有选择地接受过的作家，如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从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到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一大批从前不算陌生的名字，如今也都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作家的发现，流派的发现，史料的发现……发现的浪潮席卷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一次“发现”，就是文学史秩序的一次重新调整与安排；“发现”构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的内容。

现代文学研究的“发现”浪潮，直接受到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对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家阵容的单薄，无论是作为三四十年代知名作家，还是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唐弢其实都是深感遗憾的，因而十分赞同夏志清“好的文学史要发现新作家和作品”的说法。在他看来，“注意发现作家、作品的确是一个文学史家的任务。有影响的要考虑到，有艺术特色的也要考虑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那些作品，科学地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有没有入史的资格。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轻易了，许多作家是有意见的，他们看得很重要。哪些作家可以入史，哪些作家不能入史，这是个关键问题，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文学史家的学问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文学史家衡量作家作品总有一条杠。主编的责任就要掌握好这个杠”。

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中指出：“要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作家，分析作品，就必须从几个角度考虑。第一是要能够发现作家，发现作品”，“一个文学史家，发现不了作家，发现不了作品，还算什么文学史家？”他也批评自己的文学史“在编写的时候，比较强调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新作家、新作品发现的很少”。1984年，他在为自己招收的首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出考试题时，就列举了于赓虞、王独清、叶灵凤、叶鼎洛、张资平、沉樱、周全平、罗黑芷、高长虹、倪贻德、陈铨、徐玉诺、曾朴、绿漪、穆时英十五位“在某个时期写了许多作品，起过一定影响，但因种种原因，目前一般现代文学史里很少论及，或根本不提”的作家，要求考生选答十人。其后，他又撰文对其逐一做了介绍，指出“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放大一些，正面和反面，成功和失败，各有经验可以总结。左中右都需要摸一摸”，同时在考题列举的十五个作家之外，又列举出一批“写了不少作品，在某种条件下有过影响的作家”，认为“其他如王以仁、古有成、左干臣、白采、顾仲起、尚钺、林徽音、金满成、段可情、刘大杰、胡云翼、彭芳草、章衣萍、滕固、罗皑岚、缪崇群等等，各树一帜，互有特点，何止三十个、五十个！尤其是政治倾向进步，艺术风格非常显著，如小说方面的蔡希陶、耶林，散文方面的梁遇春、黄裳，诗歌方面的方令孺、穆旦，剧作方面的宋春舫、杨绛，报告文学方面的杨刚、徐盈，也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足够的注意，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注]。

时至今日，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的确早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一些人，如穆时英、林徽音、梁遇春、穆旦、杨绛等甚至已相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但其中仍有一些人，如古有成、左干臣、顾仲起、金满成、段可情、彭芳草等，至今仍缺少认真的对待。

“文革”后现代作家阵容的扩大，首先表现在左翼文学队伍的重整。“革命文艺”队伍的重整，首先涉及的是对前述那些“文艺黑线人物”的重新评价，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口号”论争的真实意义，便在于此。接下去要涉及的，便是对那些在更早期的左翼文艺内部斗争中被排除出去的问题人物或异端人物的重新评价和认识问题。从丁玲、冯雪峰、艾青、胡风、萧军，一直到王实味，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像在文坛实际中的“归来”一样，在现代文学认识评价中，也是越晚被排除出去的作家，越早被重新纳入革命的阵营。而所谓“平反”，一开始涉及的主要是政治问题，接下去，则不得不面对作家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80年代以来对丁玲、冯雪峰、胡风、萧军、王实味等作家的研究，便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随着思想解放的展开，一批批原来一度被摒除出现代文学史视野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也开始回到了研究者的注意中。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事实上一开始只是要求否定“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论”，恢复“十七年”原有的文艺秩序。然而，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一部分重新浮出水面的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也表达了获得承认的欲求。也就是说，文学史重构的要求，同样也来自当年被认定为自由主义的一些作家。1980年，朱光潜在《花城》第5期发表文章《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称赞《边城》（原文中作《翠翠》）“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1983年，他又在发表于《湘江文学》第1期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明确指出：“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

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发现”，简单地归之于夏志清及其他海外学者研究的影响。这固然不无历史的根据，但也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的确，早在1961年，夏志清就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77年，美国学者金介甫又以沈从文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并在随后出版的《沈从文传》中将沈从文对乡土中国的描绘媲美于契诃夫。然而，就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些外来的影响，说到底只是一种诱因。朱光潜对恢复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呼吁，引证的虽是当时一些海外学者——所指应该主要是夏志清、金介甫——的研究，但其判断得以产生的根本，其实还是他与沈从文“相知逾半个世纪”的了解和共同的文学理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对于沈从文的这种肯定，也是和对整个“京派文人”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京派文人的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却是当时的事实，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当时京派文人培育起来的。”[※注]

对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成绩比较突出的领域。1980年7月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就曾集中讨论了新月派、现代派及文学流派的消长问题。其后唐弢、王瑶、严家炎等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讨论了文学流派研究的重要意义。唐弢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注] 一文中，更从学科史的角度，批评了以往研究对文学社团流派重视的严重不足，指出“应当有对‘五四’以来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并将之列为“我们一代人的责任”之一。

80年代初期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一开始就显出了相当的活力。除了以前讨论得较多的“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以及一度被作为逆流的学衡派、甲寅派等，继续得到重视外，包括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等，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981年，诗集《白色花》《九叶集》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和袁可嘉在各自所写的序言里，不但简略地介绍了两个诗歌流派的历史，而且对这个“九叶派”与“七月派”的定名和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从1985年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相继推出的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注]，孙玉石编《象征派诗选》[※注]，蓝棣之编《现代派诗选》[※注]《新月派诗选》[※注]《九叶派诗选》[※注] 等，书前皆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前言”。1982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其讲稿从1984年起，在《小说界》《北京大学学报》《文艺报》等报刊连载。这些文章，连同1985年他为《新感觉派小说选》撰写的三万多字的长篇“前言”，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称为“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注]，到1989年经整理、补充，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将80年代现代文学的小说流派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89年，吴福辉在《文艺报》和《上海文学》上分别发表《为海派文学正名》《大陆文学中的京海冲突》等文章，有关海派、京派的讨论，开始形成新的研究高潮。

社团流派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还有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注]、陆耀东的《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注]、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注]、蓝棣之的《正统的与异端的》[※注] 等研究著述。1993年出版的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也是流派研究的收获之一。这部书的编纂，“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共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目1082条，其中社团1035条，流派47条；正目667条，参考415条”[※注]，为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新时期现代文学范围的扩展，面对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现代派及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1978年，徐迟在中国文联一次会议上作《文艺和现代化》的发言，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再次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1980年至1985年，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卷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同年第8期《上海文学》又发表作家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将一个经受了长期压抑的问题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后，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渐加深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话题。1983年，王佐良发表《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注]，袁可嘉发表《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注]，对现代主义与四十年代诗歌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承认；田本相发表《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对包括郭沫若、田汉、洪深、曹禺在内的一批现代作家的戏剧创作与西方唯美派、表现派、象征派、颓废派的关系做出概括的论说[※注]；应锦襄发表《现代派对中国二十年代小说之影响》，对20年代小说与现代派关系做出论说[※注]。1985年，严家炎发表了《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注]，陈思和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会》[※注]。1987年，孙玉石发表了《面对历史的沉思：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源流的回顾与评析》[※注]。诸如此类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间的关系得到了学术界全面的正视与认真的对待。

对鲁迅创作（尤其是《野草》）所受象征主义及尼采的影响的研究，新时期之初就受到人们的关注。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的《〈野草〉 研究》。该著第七章“《野草》的艺术探源”以当时的旧报刊为基础，探讨了《野草》与波特莱尔等外国作家散文诗之间的艺术渊源关系。该著明确指出：“鲁迅《墓碣文》的巡视墓碣文、同死者相对的奇幻的艺术构思，在幻境的形象中揭示比较朦胧的思想的表现方法，明显地是受了波特莱尔象征主义影响的。”而波特莱尔对《野草》的最大影响就是象征主义方法的运用。吴小美也对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做了比较研究，指出：“正是鲁迅这位‘拿来主义’的倡导者，自己动手，从波特莱尔这位‘世纪末’的‘颓废诗人’那里‘拿来’甚多。其中并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只是‘拿来’了艺术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勉强把构思、寓意、哲理、形象等全都局限在表现手法中的话。‘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其新文艺。’”[※注] 作者从心灵的色形与深度，神秘、朦胧与真诚、自尊等角度对鲁迅与波特莱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对存在主义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研究，在80年代末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注] 对鲁迅哲学的阐发，就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 〈呐喊〉、〈彷徨〉 研究》[※注] 虽于1991年出版，但其代表的正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与之类似的还有解志熙于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留学德国的殷克琪的博士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该书2000年由洪天富译出，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来影响做出了全面的爬梳、分析，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从80年代初，对李金发、戴望舒及30年代“现代派”的评价问题，就进入了研究讨论的范围，出现了杜学忠等人的《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注]、丘立才的《李金发的生平及其创作》[※注]、凡尼的《戴望舒诗作试论》[※注]、阙国虬的《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注]、郑择魁的《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注]、应国靖的《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注] 等论文。其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扩展到新感觉派及40年代九叶派的评论中，出现了叶渭渠的《试谈新感觉派的特征》[※注]、吴福辉的《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注]、余清香的《论穆时英新感觉派都市小说》[※注]、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注]、陈维松的《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注] 等论文。

进入新时期之后，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增大研究的容量，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就连左翼文学的一些核心人物，也开始承认扩大文学史论述范围的必要性。据当事者回忆，唐弢本文学史编写重新启动时，唐弢就曾向周扬征求意见，周表示“对于像张资平这样在文学史上有过影响、写史绕不过去的作家，还是应该入史”[※注]。

不过，最早的构想，却或许并非由研究者提出，而更出自现代文学史的那些亲历者和参与者。除了前面说到的朱光潜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发出的呼吁，徐迟重提“现代派”与“现代化”的关系，唐弢对40年代中期上海文坛面貌的勾勒，革命作家中也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姚雪垠提出的“大文学史”构想。

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在写给茅盾的一封信里[※注]，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即只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或补充教材。另外有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姑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不是对一般读者写的。”这个“大文学史”的内容，“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还有“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包括茅盾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中讲到的柳亚子、苏曼殊等南社诗人的创作，茅盾、郁达夫、吴芳吉、于右任、沈祖棻等的诗词，包天笑、张恨水的小说，等等[※注]。不过，这种“大文学史”，“仍以‘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为骨架，旁及主流之外的各派作家和诗人，决不混淆主次之分。这样一部文学史将会较全面地反映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运动情况，丰富多彩，也能够回答读者所需要明白的问题。例如，所谓‘礼拜六派’，究竟是怎样回事儿……”

姚雪垠这封信涉及的五个方面：一、晚清文学的叙述与评价问题；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方法问题；三、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四、通俗文学评价问题；五、一些被以往的文学史忽略的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历史复杂性问题，可以说触及了现代文学研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扩容”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中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如现代文学史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文学史编写的一个问题。姚雪垠在这里提出编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的设想，以及有关“大文学史”内容、结构的构思，对促进现代文学研究中观念与格局的调整，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作用。对一些更具体问题的看法——譬如文中提到的叶圣陶、刘半农早期创作与“礼拜六派”的关系问题，徐訏、张爱玲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也都成为近30年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除传统的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受到众多关注外，一向处于被忽略地位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也开始取得重要进展。1980年，美国学者耿德华著《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在美出版，“超前地把中国沦陷区文学推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台”，由于该书对当时一些国内还不大敢论及的问题的挖掘，对张爱玲、钱锺书、周作人、柯灵、师陀、杨绛、姚克等作家及《秋海棠》一类作品的独到分析，旋即在国内研究界引起不少注意[※注]。与之同时，台湾学者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注]，也因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一些作家的缺乏审慎的评判，引起不少人的注意。80年代中期之后，大陆地区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首先在一些与东北作家有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随着沈卫威的《试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注]、黄万华的《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注]、金训敏的《“回归”: 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注]和《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注] 等研究论文出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走上正轨，但限于时间短促，其真正的收获则要等到历史进入90年代之后。

1980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会议，谈及扩大研究领域，就提出要逐步将港、台文学写进现代文学史，同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就发表了张葆莘的《台湾现代文学一瞥》一文。其后，随着聂华苓的《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注]、陈漱渝编《台湾省、香港地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研究著作要目》[※注]、张建勇的《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三十本）》[※注] 等作的发表，台湾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大陆学者的视野。1987—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白少帆、王玉斌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1989年，徐逎翔编《台湾新文学辞典》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视野，进一步扩展到海峡两岸。

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评价，开始于80年代初期。据范伯群回忆[※注]，事情的起因，缘于1979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社团流派丛书”，委托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编一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并请他担任主编。由于文学史先前对这个流派的批判，起初他们“很不情愿搞这个题目，但文学所说鸳鸯蝴蝶派多是苏州人、扬州人，你们江苏师范学院研究本地作家，资料也丰富，是理所当然的”。任务就这样分配给了他们。后来，经过三年时间的文献翻阅、查证，课题组从浩繁的材料中，“发现了鸳鸯蝴蝶派作品中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过去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公平的”。1981年，范伯群发表《试论鸳鸯蝴蝶派》[※注]，1982—1983年，刘扬体连续发表《病态文学的盛衰——鸳鸯蝴蝶派初探》[※注]、《关于认识和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注] 等文章，正式揭开通俗文学重新发现、评价的序幕。

1987年，范伯群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上的《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明确提出“通俗文学的定义、范围定界和研究对象以及评价标准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圆满答案才是研究通俗文学历史的‘基础工程’。否则，好似‘瞎子摸象’，主观武断，以偏概全”。1989年，他又发表《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评价之反思》[※注]《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注]，对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和申说。与之同期，朱德发、良珍、杨义、袁进等也撰文重新评价鸳鸯蝴蝶派。1989年，范伯群出版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注]，从作者形成、流派发展、思想艺术特点，以及主要作家作品等方面，对民国以来影响颇大的这一通俗小说流派，第一次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论析。

80年代后期以来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新发现，既是观念解放的结果，也与其时创作和文学阅读中通俗文学的受欢迎有直接的关系。范伯群的文章也提道：“近几年来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以鱼龙混杂之势，滔滔奔涌，有些‘通俗文学’比昔日某些鸳蝴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趣味还要低下庸劣。而它们的畅销又攫取大量读者，使‘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姑且容我用这两个不大确切的概念，……）的地盘大大缩小。连知名度极高的作家的选集订数也只有两千册，我们不得不惊呼：难道我们甘心做通俗文学汪洋中的纯文学小岛？文艺理论界也感到，通俗文学的魔力和必然复苏的问题，亟须研究；如何正确引导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应有卓识的对策。”范伯群的论述还涉及了人们对待通俗文学的一种复杂心态：“我们读一些优秀的通俗小说，有时为它富有魅力的情节所吸引，用‘手不释卷’和‘废寝忘食’这样的词汇形容，不算过分。可是当读完之后，我们又会批评它的肤浅，仅注重故事的魅力而忽视典型人物的塑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雅致。有时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深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长期受‘经典作品’的熏陶，始终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圈围中周旋；我们自制了一套价值标码，而广大的各层次的读者并不一定承认这种明码标价；而我们却不自制地顺着惯性进入了‘双重人格’的境界。”[※注]

为旧体诗的文学地位辩护也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文学将旧文学逐出了文坛，但旧体诗的创作并没有消失。新旧文学界对旧体诗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就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旧体诗从整体上是被长期排斥在外的。虽然50—70年代也有很多研究鲁迅旧诗的文章，甚至一再形成讨论。然而，5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从王瑶、丁易、刘绶松，到唐弢都不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当作论述对象。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继续对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旧体诗词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就旧体诗词不能“入史”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980年，姚雪垠在致茅盾的信中，就提出了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写入文学史的问题，认为“我所说的‘大文学史’中，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并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流传社会的旧体诗词之外，提到“新文学作家也有许多人擅长写旧体诗、词，不管从内容看，从艺术技巧看，都达到较高境界”，并具体举茅盾与郁达夫为例，此外，还特别提到柳亚子、苏曼殊及学衡派的吴芳吉、女词人沈祖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但就现代文学研究界来说，对姚雪垠的这种主张看法并不一致。姚雪垠在接受茅盾的建议将该信付诸发表前，“因为自己没有把握”，曾将之寄给多年研究近代和现代文学，当时担任着高校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老朋友任访秋，征求他的意见”，任的“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但时隔不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王瑶却明确表示，他对此有所保留，其理由，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过并且得到社会上一定评价的作品”，而老一辈革命家及新文学著名作家的旧体诗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致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同时，“新文学作家最多把写旧诗作为业余爱好，只在朋友间流传，最初并没有公之于世的意思”；另一方面，如吴宓、吴芳吉等的作品虽有出版，但“社会影响甚微，而且明显处于新文学对立面的范畴”。因此，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是否应该包括旧体诗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注]

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唐弢一方面表示：“我个人很喜欢旧体诗，但主张以新诗为主”，另一方面明确主张：“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将旧体诗写进去。……专章谈旧体诗，那不是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毛主席的旧体诗词，我也不主张放进现代文学史里去，因为那不是尊敬他，反而不伦不类。”这样主张的最重要的理由，则在于“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注]。

80年代再次提起这一问题，是1985年倪墨炎在《书林》杂志第5期发表《不应忽视旧体诗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一文，但在当时同样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后来，毛大风发表《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注]，在总结了自“五四”以后的旧体诗的发展及其成就后，认为现代文学史中“不谈旧体诗，是极不公正的，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原则的”。“‘五四’创立了新诗，只是结束了古典诗歌统治中国诗坛的历史，开始了新诗白话诗或自由体和旧诗并存的新局面，而决不是‘新诗取代了旧诗’，成为新诗独存、独尊的局面。”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辩护和讨论，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并未将旧体诗写进文学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