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王瑶在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时，曾一再强调“它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注]，到1994年，始终关注这一学科历史发展的樊骏终于做出了新的判断：“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注] 经过整个80年代的酝酿、积累，现代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后，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全面收获与突破的时期。在许多80年代即已展开的课题，逐渐开始收获总结性的成果的同时，受新的时代精神影响，研究思路与学科视野，进一步拓宽、扩大，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重心及讨论方法，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节 现代文学研究的收获期

9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进入了一个收获的时期。作为一场持续的运动，“重写”事实上也并没有因为当时那个栏目的停顿或其他的某些事件而终结，而是在经过一些新的反思与调整之后，持续散发其能量并深刻融入9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里。经过80年代的讨论和积累，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在业已展开的层面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均称硕果累累。

首先，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标志的文学史“重写”，取得了明显的成绩。1997年，王晓明汇集“五十多位研究者的八十余篇文章”编成三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集中展示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史“重写”成果，出版不久即获广泛好评，成为其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必备书籍。随后，又推出第四卷《批评空间的开创》，集中展示该学科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新的进展[※注]。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准备之后，多部致力于贯通和整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继出版，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注]，黄修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注]，皮述民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注]，唐金海、周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注]，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 等。与此同时，文学史的写作，在风格上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图景。除传统的以文艺运动和作家作品为主要叙事线索的各种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以编年方式梳理现代文学现象的著作，如刘长鼎、陈秀花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注]，陈鸣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注]，於可训、叶立文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注] 等。[※注] 1996年，由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注]，首开以图志的形式叙述文学史的先例。其后，又有一系列以“图志”“图典”的形式讲述文学史的著作，如唐文一、沐定胜、计雷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典》[※注] 等问世，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讲述文学史成为一时风气。此外，一些专题文学史，如女性文学史、文学翻译史、文学接受史等的编写，也取得了不小成绩，出现了一批如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注]、马以鑫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注] 等有特色的论著。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除出现了不止一种的批评通史，如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注]、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注] 等外，还有不少这一方面的专论，如支克坚的《冯雪峰论》[※注]《胡风论》[※注]《周扬论》[※注]，黄键的《京派文学批评研究》[※注]，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注]，庄锡华的《中国现代文论家论》[※注]等，使得有关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其次，有关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全面收获的时期，经过了80年代的“辩护与发现”，现代作家的阵容较前大为扩展，对他们的不同向度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许多现代文学大家名家研究，如鲁迅、郭沫若、老舍、曹禺、茅盾、巴金、沈从文、冰心、丁玲、赵树理、张爱玲、艾青、何其芳、周作人、萧红、钱锺书等，不但都已拥有一支人数不少且相对稳定的专业队伍，而且也不同情况地拥有一些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就是其他一些分量较轻甚或略有影响的作家，也都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者和分量不轻的有关论著。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论著的数量之巨，真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与此同时，作为研究基础的现代文学作品编集出版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郁达夫、徐志摩、叶圣陶、冰心、郑振铎，到俞平伯、田汉、沈从文、废名、戴望舒、卞之琳、艾青、何其芳、萧红、萧军、师陀、于赓虞、赵树理、穆时英、张爱玲……差不多只要是在一般文学史上能读到名字的作家，都已有不止一个版次的作品全集或选集问世。

在此背景下，有关现代文学经典性的问题，也一步步被推到了社会认识的前台，“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也“逐渐扩展成整个研究界的共识”[※注]。从1994年海南出版社推出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到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八卷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及海天出版社同年推出谢冕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再到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发起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活动，有关现代文学经典的评定和议论，一再掀起高潮。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观点，经典的认定，始终是一个伴随着形形色色争议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一系列文库、书系的编纂，既出于出版商争抢市场的需要，也出于研究界急于以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新认识重新定位这一学科领域的欲求。而这也不止是一两个学者的愿望。1999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评定，暗中呼应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评定由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复评、终评委员会，又联合多家有实力的出版机构（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协同行动，最后出版的51种小说、23种诗歌、17种散文、2 种报告文学、7 种戏剧，虽未必最终都能得到历史的承认，但其希望能“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丛书前言）的诉求，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在一个特定阶段所最焦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读，在不同力量的推动下，也几乎可以说是得到了全面的展开。除一些出版机构邀请专家编写了为数不少的名作解读、名作欣赏一类的著作外，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名校，在课程设置上，也相继尝试打破一向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育格局，推出不少以经典解读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细读的不断走向深入。

再次，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空间视域进一步拓展。除之前比较受重视的解放区、国统区、“孤岛”等地区外，对一些新的区域文学现象，如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以及同一时期台湾、香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就国统区文学而言，一些从前未得充分重视和展开的流派及现象，如对“七月派”“九叶派”（“中国新诗派”）、西南联大校园文学乃至“战国策派”等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展开。譬如对七月派的研究，就先后有李怡的《七月派作家评传》[※注]，周燕芬的《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注]等多本论著出版；对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的研究，也有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注]、李光荣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注] 等不止一本专著；就是“战国策派”，也有温儒敏、丁晓萍编的《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注] 等资料和一些相关研究论述问世。对上海“孤岛”文学现象的研究，也有了杨幼生、陈青生的《上海“孤岛”文学》[※注]、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注] 等较为系统的论述。解放区文学研究原本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9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像朱鸿召、王培元有关延安文人生活的论述，袁盛勇对延安文学“党的文学”性质的指认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90年代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同样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黄万华、张泉等人均在这一领域有所收获。徐逎翔、黄万华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注]，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注]和《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注]，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文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注] 等相关研究著述大量出版。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注] 更将沦陷区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基点，为研究者客观、全面地研究沦陷区文学提供了便利，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许多“想当然”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除此之外，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比较活跃的省市还出版了一些区域性的现代文学史，如李建平的《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注]，陈辽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注]，高翔的《东北新文学论稿》[※注]，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注]，高翔、黄万华等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注]10 等。

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的关系也发生了不同于前的变化。关系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开始更为关注港澳台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创作实绩。与此同时，文学研究和各类现代文学史叙述，都尽量将港澳台地区的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一些由两岸共同合作编写的文学史，或集中讨论两岸文学交流关系的论著大量出版。除了在整体性的文学史论著中增设台湾文学章节之外，一批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专著也相继出版。其中由大陆学者编写的主要有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注]，汪毅夫的《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注]，黎湘萍的《台湾的忧郁》[※注]《文学台湾》[※注]，丁帆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注]，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注]，方忠编的《台港散文四十家》[※注]，朱双一、张羽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注] 等。与之同时，台湾地区对台湾现代文学的研究也于同期全面展开，先后出现了包括李瑞腾的《台湾文学风貌》[※注]、吕正惠的《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注]、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注]、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注]、许俊雅的《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注]、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注]、陈昭瑛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注]等大量论著。进入9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界对香港文学的关注度同样明显提升。在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之后，1999年又有袁良骏著的《香港小说史》出版[※注]。同时，黄继持等香港学者编辑的《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亚文人作品选》等书的出版，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入新世纪之后，赵稀方著的《小说香港》等作的出版[※注]，更使有关研究进入了一个富有新的理论和思想容量的层面。就是相对比较薄弱的澳门文学，至今也有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注]、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注]、王剑丛主编的《香港澳门文学论集》[※注] 等多部论著问世。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有不少人倾注心力，并先后有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注]，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注]，黄万华主编《美国华文文学论》[※注]，郭惠芬的《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与当代》[※注]，彭志恒的《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注]，黄万华的《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注]，刘俊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注]，庄钟庆、陈育伦、周宁、郑楚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注]，王宗法的《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注]等多种论著推出。

又次，80年代兴起的思潮流派及文学社团研究，也于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少总结性的成果。虽然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不再像从前那样倾注大量的精力，但对这些领域问题的研究，同样出现了一些兼具总结性与开创性的论著，如朱寿桐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注]，罗成琰的《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注]，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注]，耿传明的《清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注]，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注]《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注]，陈顺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注] 等。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成为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不但像李金发、戴望舒、刘呐鸥等先前被认为属现代主义的作家得到反复讨论，就是对从前一批被简单认定为现实主义的作家，也陆续有人从中挖掘出了现代主义的因素。像严家炎对鲁迅小说与表现主义关系及其复调性的论说，王乾坤对鲁迅的生命哲学的梳理[※注]，均已从先前那种单一的视野，跳入一个更具生命深度，也更具世界视野的境界。而一大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的专著的相继问世，更为这一领域的探索增加出一种喧嚣的活力。这些研究专著，包括吴中杰、吴立昌主编的《1900—1949: 中国现代主义寻踪》[※注]，谭楚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注]，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注]，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注]，张同道的《探险的风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注]，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注]，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注]，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注]，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注]，徐行言、程金城的《表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注]，吕周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注]，张新颖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注]，赵凌河的《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史论》[※注]，解志熙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注]《风中芦苇在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片论》[※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研究》[※注]，殷克琪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注]，杨经建的《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注]，肖同庆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注]，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注]等，数量庞大，内容广泛，或深或浅，或通或专，均从不同的角度凸显出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

虽然80年代的“文化热”已过，但进入90年代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路向走势依然强劲。对乡土文学与乡村小说的研究，一向都是现代文学研究最热衷的领域，在1992年赵园富有开创性和精神探索意义的《地之子》和丁帆整体研究现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相继问世[※注]，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同时，一批批的有关论文，也不断发表出版。其中不少作家专论，如范家进著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等[※注]，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家族文化与家族文学的角度来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到90年代以后，依然是许多学者不断努力的方向。除了为数不少的论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以此为题的专著，如肖明翰的《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注]，聚焦于福克纳与巴金的家庭小说，以“文化与文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思维基点，在中、西比较格局中对“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互动性发展轨迹进行全程的、动态的考察与评判。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注] 主要以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张爱玲、路翎为个案，探讨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剖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家庭文化情怀及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母题。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注] 着眼于母题形态，致力于勾勒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精神特征，归纳出了“家园皈依意识与追寻母题”“男权制文明与审父母题”“重返母体与失乐园母题”“宗法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和“家族至上观念与复仇母题”五种文化母题模式。

对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虽然早在80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赵树理创作与晋东南地理》等文字[※注]，“沈从文热”兴起以后，对于他的创作与湘西文化关系的论述，也一再成为话题，但在当时，比较完整地论述某个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著述并不太多。9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刊载了顾琅川的《越文学与周作人》，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与吴越文化》，姚玳玫的《挣扎与回归——洪灵菲小说地域文化特征初探》三篇论文，集中讨论了三位作家的创作分别与不同地域文化的关系。1992年，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讨会”上，提出将区域文化研究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1995年至1998年，由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彭晓丰、舒建华的《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崛起》，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的《湖南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专著。这批著作的出版集中展示了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进展和突破。与此同时，在对不同作家、不同流派的研究中，也都有人将之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像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注]、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注]、刘一友的《沈从文与湘西》[※注] 等，均将讨论问题的视野与某个特定的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90年代以来对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研究，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更是形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领域。从1992年傅光明、梁刚翻译的美国学者路易斯·罗宾逊的专著《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出版，到其后包括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注]、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注]、刘勇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注]、胡绍华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注]、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注]、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注]、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注]、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注]、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注]、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注] 等一系列专著的问世，有关研究几呈过热之象。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佛、道等本土宗教关系的研究，相继也有罗成琰的《论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注]、谭桂林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注]、郭济访的《论道家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注]、杨义的《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注]等论文，以及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注]、哈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注]等专著出版。

90年代之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同样仍然是学者们乐于从事的事业。除在各种有关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论述中涉及外，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也有不少，比较突出者如尹鸿的《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注]，唐正序、陈厚诚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注]，范伯群、朱栋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注]，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注]，葛桂录的《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注]，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注]，靳明全的《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界留日生的研究》[※注]，刘立本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注] 等，均从不同的方面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层层深入。

第二节 现代文学研究的后现代、后革命、后殖民视角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受到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经过80年代的改革和发展，90年代以后的中国进入一个更求稳定、更重积累的渐进式发展时期。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攀升，以及社会生活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程度的加强，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一连串意义复杂的变化，种种意义上的后革命、后现代、后殖民思潮，开始对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指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回顾发生在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问题的争论，还是对晚清文学、民国通俗文学、旧体诗等文学现象历史意义的重新安排、发掘，围绕“胡适还是鲁迅”、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论辩，抑或以“纯文学”想象为中心的新文学价值困扰，其最深的思想根源都与此相关。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成为80年代知识文化建设重要动力的“启蒙”思潮开始退潮，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普遍淡化，或变得更为曲折，从一段时期的“思想淡化，学问凸显”，到其后的新的左、右分歧，许多思想界的微妙变化，都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了现代文学研究。同时，改革开放后教育、科研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如学位制度、职称制度、科研制度等，也从外部对知识生态和研究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都给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背景。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随着拨乱反正过程的完成，80年代以来作家“发现”的意义到90年代开始降低。毕竟，现代文学的内容是有限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家、现象也是有限度的。“发现”的浪潮在进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遇到难以为继的问题，作家越来越小，问题越来越琐屑，意义越来越模糊。这就激起了研究者对这种以“发现”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式的质疑：“总会因为有新的‘发现’而丰富的内容，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一个可以永远扩大容量、不断‘提升’无名作家地位的无限的空间呢？是不是一切存在过的现象都最终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传统’呢？”“显然并不是所有存在过的文学现象都为我们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也不是所有的被忽略的作家都包含了巨大的文学价值。”[※注] 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扩展的步伐，却并没有因此放慢，但与80年代那种以作家的发现、流派的承认为主要途径的领域扩展研究方式不同的是，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更注意于对一些过去被整体排除在“现代文学”之外的领域的重新发掘、整理和研讨。承续“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观，对晚清文学的研究持续成为热点；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并逐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旧体诗评价与入史问题的争论也时闻于耳。在较传统的研究领域内，对国统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更能正视其复杂性和突出成就，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在一种新的时代背景与知识视野中达到了新的水平，女性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期刊研究、出版研究、传播研究、文学教育问题研究、作家的经济生活问题研究，以及较为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城乡文化研究等，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作家作品研究的领域，经典的认定和重评，不时激起大众的广泛注意和学界的深入思考；对一些重要作家的重新评价，也在不断地建构—解构中走向深化；随着这一切进展，建立一门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渐渐浮出水面，学科史总结、反思也达到一种更加自觉、系统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文学学科“成熟”了。应该说，9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里仍然还留有许多可供开掘的空间，需要研究者孜孜不倦地探寻。

到90年代之后，以“纯文学”标榜的“重写”开始暴露出它新的偏激。1994年，海南出版社推出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四卷，分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四种文体，为其心目中的“文学大师”重新排定了座次。他们声称：“重重迷雾遮挡了文学的真实面目，在世纪的尽头，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穿历史真相，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再定座次，为21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一个纯洁的榜样。”[※注] 这个重新排定的“座次”是，小说卷：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诗歌卷：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戏剧卷：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散文卷：鲁迅、梁实秋、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贾平凹、毛泽东、林语堂、三毛、丰子恺、冰心、许地山、李敖、余秋雨、王蒙。紧接着，钱理群在1995年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看法。他说：“20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位足以与中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相并列的伟大作家，这就是鲁迅，这应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重大收获。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老舍、曹禺的文学史地位是早有定论的，近15年来，学术界对沈从文的独特价值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中，而在我们看来，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深层、潜在意义、超越价值，至今仍然认识不足，开掘不够。”[※注] 就这样，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建构起来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被打破了，而以沈从文、张爱玲为代表的具有“潜在意义、超越价值”的作家成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甚至出现了“神化”他们的潮流。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另一现象，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价值的怀疑。而这也是将80年代流行的“纯文学”观念落实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结果之一。80年代倡导“重写文学史”的王晓明，90年代将其“重写”的主要成果编成四卷《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其序言论及编选缘起，首先谈到的就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对于现代文学文学价值的怀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少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另一种更为严厉的判断逐渐生长起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间，虽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品流传到了今天，但从整体来看，这三十年间的文学成就其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注] 这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表述。将这种怀疑推到极端，并导致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做出否定性批判的，是临近世纪末，葛红兵发表的两份“悼词”。1999年6月，《芙蓉》杂志发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在这个叫20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他还声称：“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并对包括鲁迅、丁玲、沈从文、萧乾、巴金、周扬、唐弢、端木蕻良、郭沫若、废名等在内的现代作家做出了从人格、语言到思想的全盘批判。否定性思维的另一侧面，则是对鲁迅的批判性评价。与葛红兵的发难相先后，80年代以来渐渐走下“神坛”的鲁迅，也遭遇了一系列否定性思维的挑战。2000年，《收获》杂志第2期推出“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王朔的《我看鲁迅》、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林语堂的《悼鲁迅》三篇文章，其中的批判性观点引起了广泛反响。无论这些批判的学术含量如何，其意义都不容轻视。正如思想史学者所言，“鲁迅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道统，他的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象征资本。几乎每一次思想论争都会从他那里寻求合法性，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他。即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道统，也需要从对鲁迅的批判反思开始。”[※注] 同样的否定，也体现在对其他现代作家的评价中，比如，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东编选的《反思郭沫若》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也都是对郭沫若的缺点和失误的批评。而在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久负盛名的茅盾干脆落选，相反，一些从前并不太被看重的作家，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种对现代文学价值的怀疑或否定性思维，尽管有着明显的偏颇，但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出现，却不能不令人细加回味。

9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一再体现出寻找“经典”的冲动，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无真正的“经典”，仍然有人不无疑虑。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一讲论及文本细读，即云：“现代文学谈不上什么经典”，“‘经’是指经书，‘典’是指典籍，指那种经得起历史上反复被人引用被人阐发的文化资源”[※注]。但该书在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仍然结合现代文学发展的两种思潮（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种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意识），对包括鲁迅《狂人日记》、周作人《知堂文集》、巴金《电》、沈从文《边城》、曹禺《雷雨》、冯至《十四行集》、萧红《生死场》、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张爱玲《倾城之恋》在内的十二部现当代文学名作，给出了深入的剖析，为以作品细读为着眼点的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较成功的示范。

“反思五四”“超越五四”也是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五四运动及其与之相关的启蒙主义、激进主义的反思，成为很多研究的学术兴趣。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性反思，发端于80年代。1986年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的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从“五四”到“文革”都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中国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注]的讲演，尖锐批评“五四”激进主义。海外学者林毓生、余英时等的观点也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系列新变，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元化相继发表了《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注] 等文章，集中批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激进主义心态与思维模式，引发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新的思考。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在香港出版，其“告别革命”的主张，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明确提出要“超越五四文化模式”[※注]，“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注]，有人对与“五四”有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乐黛云、孙尚扬、魏建、贾振勇、沈卫威对“学衡派”的重估，王晓明对《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历史的论述[※注]，郑敏对新诗历史的百年回顾与反思[※注]，杨联芬对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论述[※注]等，其理论背景均与此有关。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坚持“五四”式的立场，坚持对“五四”启蒙主义历史意义的维护。例如严家炎便坚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全盘反传统，反而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整理。作为对海外新儒家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性回应，王富仁则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侵犯性的，新儒家学派文化思想的浸润性发展，实际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产生颠覆性的威胁。一个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思潮已经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必须像一个人保守自己的生命一样保守住‘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合理性。”[※注] 袁良骏则引用旅美华人学者张灏的话说：“今天我们对于‘五四’的态度，不应该是否定‘五四’，而应该是超越‘五四’。因为，‘五四’也看到一些传统的问题，是新儒家没看到的；而新儒家看到的一些东西，是‘五四’没看到的。因此，我觉得今天，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并补充说：“对于新儒家也要持同样的态度，不要否定而要超越。”[※注]

进入90年代后，曾经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领风骚的那些西方思想并未消除其影响，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新马克思主义，继续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在不少领域结出了更加成熟的果实。与之同时，一系列新的哲学、社会思潮理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又构成了新的推动和冲击，后现代、后殖民、后革命、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均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从60年代开始出现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更深入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性”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话语，同时成为评判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基本价值尺度。但对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却一直缺乏充分的反思。直到80年代中期，当汪晖向唐弢请教何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时，他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注]。对此，曾有学者评述说：“当我们将自己完全置于启蒙主义思想大潮的八十年代，在‘现代意识’漫天飞舞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对‘现代’这一思想或概念进行全面而冷静的考察，对现代性问题的注意首先并不来自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界，它启动于现代之后的西方思想界，又经‘新锐’的中国文艺学界及当代文学界的‘舶来’才对我们的九十年代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注]

进入90年代以后，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潮，尽管到目前为止，有关认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但至少已经不是学术界想当然地拿来借用的话语模式，而开始了审慎的思辨和界定。

在讨论和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大背景下，1994年年初，陈思和发表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的解释》一文，其中提出的“民间”概念：“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不啻是现代文学研究在摆脱革命史话语之后，试图再次超越80年代“现代性”话语模式的一次有力尝试。通过和这种与“国家权力”相对立的“民间”的结盟，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可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展，启蒙也可以在克服其原有的局限之后，更切实地达到它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目的。自此，以“民间”意识为切入点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也开始大量涌现。

总体来说，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评价尺度发生了一些变化，80年代极为盛行的“现代性”“人性论”等研究问题或视角得到了重新审视，有些研究者开始转向关注民族国家意识、性别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变得更为复杂化，80年代曾遭到否定或忽视的左翼革命文学，包括学衡派等在内的保守主义文学思潮、旧体诗、通俗文学等重新得到了研究界重视。另外，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也让研究者发现了一些作家的另一面或者说复杂性。

在这样的解构与还原进程中，研究界对胡风、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人做出了一些新的评价。90年代学术界开始更多地关注左翼文学，同时，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复杂性。比如，吴永平的《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从姚雪垠为何无缘第一次文代会谈起》[※注]一文，详细考察了现代文学史上胡风“清算”姚雪垠这一公案，在揭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同时，进一步展示了现代左翼文学内部思想斗争的复杂性，让人们在看到胡风性格为人的另一面的同时，超出了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的一味为当事人鸣冤、辩解，加深了对问题复杂性的认识。

同时，解志熙、裴春芳等对沈从文、张爱玲佚文的发现，也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拆解了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神话”。在发表《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一文[※注]，批评舒芜、陈思和、董炳月等人有关周作人研究的一些辩解性的说法之后，强调文学研究“必须接受历史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和约束”的解志熙，先后通过对一些历史资料的发掘，又将解构的手术刀指向了80年代以来持续走红的沈从文、张爱玲研究。通过辑校沈从文40年代的一些佚文和废邮，他所指出的沈从文40年代思想和创作中的“‘思变’而又‘复旧’”的现象，所传达的信息的意义，远不限于对一个具体的作家的认识问题；其论文《“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论张爱玲叙事艺术的成就与限度》和《走向妥协的人与文——张爱玲在抗战末期的文学行为分析》，所反思的张爱玲沦陷时期文学行为的意义[※注]，同样也有不限于具体的问题本身的意义。[※注] 与之相似的，还有刘永泰对沈从文“人性的贫困和简陋”的发现。与先前研究者交相称赞的“优美健康的人性”不同，刘永泰的研究，更将对沈从文的评价，放在了中国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对的困窘中：“我不能相信他的自我标榜，不能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不能认为湘西辰河边的人性真的就是诗意盎然优美健康的，我无法在他生前死后收到的太多太多的赞语颂词前无动于衷沉默无言。我要说，不，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注] 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但夯实了现代文学认识的基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构造的某种新神话。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城市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幅度提升。伴随着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的逐渐解体，城市生活形态和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大为增强。由于城市文化视角的介入，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的研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同于先前讨论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乡土文学作品时集注意于乡村经济的凋敝、乡人灵魂的麻木，或湘西农村的田园牧歌情调、解放区农民的翻身自立，这一时期有关乡土文学的研究，不仅增加了其与城市对照的因素，更突出了乡村社会向城市演化的主题。这一方面表现于一种对乡村神话的解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更深的心理基底透视伴随着乡土文化解体所发生的复杂伦理、美学问题。进入90年代，乡土不再诗意、家园已然破碎，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对这种现实，邵宁宁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巴金《憩园》、李广田《引力》等作中的人生意识和家园意识的讨论，力图将对问题的讨论引向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作家有关家、国、园等问题的体验与思考，引向蕴含其中的更具美学与伦理困局的文化心理领域[※注]；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探索，随着乡村生活根基的动摇，城市生活对于在那些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冰冷意义。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或主动或被动的“进城”，普遍意义上的“乡下人进城”，开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必须正视的一个突出问题。2005年前后，徐德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注]，开始从理论及当代生活中对问题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说明，2007年又于扬州大学发起召开“‘乡下人进城’: 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尝试将对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更加全面的，也更受社会重视的领域。与以往一些学者，习惯于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讨论有关问题不同，有学者开始尝试将对老舍30年代名作《骆驼祥子》的讨论，放在近代以来城乡文明形态转换的背景之下，着意阐发蕴含其中的，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解，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的亦将动摇，这一兼有历史认识和现实忧思的经济生活伦理问题[※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提醒人们注意“进城”作为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及伴随着生活的城市化而来的文明秩序重建问题[※注]。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受到学科队伍职业化的深刻影响。学科队伍的日益职业化是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正如汪晖所说，90年代以后“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一般研究者的专业化、职业化选择相反，在一些成熟的研究者那里，呼吁开放学科边界和尝试打破专业界限去探讨一些问题，同样成为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不少研究者都在有关论述中要求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永远拘囚在现代文学史一个学科里”[※注]。事实上，进入90年代之后，也的确有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越出原有的疆界，开始更具探索性的尝试。比如，杨义转向古代文学研究，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赵园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汪晖着力于近代思想史的探求；王晓明转向城市文化研究等。陈平原是代表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旨趣、范式、方法变迁的重要学者。他的硕士论文是对许地山的研究，对他的宗教意识、文化意识的阐发，明显带有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同时也显示了他侧重从文化理解文学的特点，预示了90年代后期的转变。其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注] 及其由之引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第一卷的叙事学角度，则明显体现出80年代后期形式—结构主义思潮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他在90年代后对晚清文学意义的发掘、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对学术史的兴趣、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以及对明清小品文的研究，都显示出一种变迁中的特点。他能够不断地站在思潮的前列，拓宽视野，开辟新路。

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转折，也是和该学科“第四代”“第五代”学者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发表了孔范今的《面对历史的沉思——现代文学研究三议》一文。该文开篇就提出了“第四代”所带来的问题：不少“第四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责难“第三代”研究者，但“置身中外汇流的新文化格局中，面对世界学术发展新趋势和中国‘第四代’自以为获得了世界性特征的当代学术观念的双重参照，‘第三代’的内虚感便不期然而生。”“这种情绪固然有可能动摇‘第三代’人的自信心，但又未必不是一种实现新超越的内驱力，因为危机恰恰是超越的前提。”这段话显然是站在“第三代”的立场上说的，虽然危机感在“第三代”中未必像他所说的那样普遍，但八九十年代之交，现代文学学科面临的调整与研究者队伍构成的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的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

这样的形势也促成了现代文学史观的一系列新的调整。90年代后，有关文学史观的讨论一再形成热点。如果说80年代之初王瑶、唐弢、严家炎们的反思，主要针对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史观念的话，这一次的反思所针对的，更是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发表了曾庆瑞的《我们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文学史观》一文，在将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区分为三种类型的同时，又批评了几种“新潮派”的文学史观，“其一，是‘形式主义文学史’”，“其二，是类似于‘结构主义’的‘审美的语言结构文学史’”，此外还有“阐释学的或者接受理论的文学史观”，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史观”都陷入了“现代文学本体研究论的迷宫”，“显然不能重写出新的、令人满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较早从文学史观的角度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提出批评意见。同年第3 期该刊又发表黄修己的《文学史的史学品格》一文。重申80年代初期王瑶关于“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议论，认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文学史，理应更加突出它的史学特征，同时更加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其中说：“我甚至感到，有朝一日现在兴师动众编的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被淘汰了；但现在做的那许多史料性工作，却是不朽的，会令后人感激不已的。”第4 期又发表田本相的《文学史哲学的思考》，认为“文学史的撰写，是科学的，但又是心灵的。把文学史家的工作仅仅看成是一种搜集整理、编纂剪辑自然是片面的，只要进入价值判断，不论是社会的美学的文化的价值判断，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的。一个杰出的文学史家，必然以他的全部生命，即用他的哲学的、美学的，甚至他的道德情感和美的心灵去拥抱他要构筑的历史世界。”这一切，都标志着，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重写，已然再次进入一个重要的观念调整时期。

进入新世纪后，有关文学史观的讨论，仍然不绝于耳。话题则主要集中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文化选择、现代文学研究与民族国家建设、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当代性”问题等方面。针对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主义倾向，及其导致文学研究越来越趋向思想史的现实，温儒敏发出了“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的质疑[※注]。与此同时，将研究的领域从现代延伸到古代，又从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怀里汲取了新营养的杨义，又提出了以其“文学三世说”为基础的“大文学观”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而从新历史主义认识角度，探索现代文学研究的建构性问题的观点，也时有所闻。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更深地受到海外的影响。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常规化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批研究者80年代后流寓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日益成为一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性的学科。除原居国外及港台等地区的学者之外，一批改革开放后因留学等原因从大陆移民到海外的新一代研究者，如刘再复、黄子平、许子东、刘禾、张旭东、李陀、唐小兵等，又组成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海外兵团”。这一切，都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光、立场和观点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继对80年代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夏志清、曹聚仁、司马长风、普实克等之后，更多后起的欧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也相继被相对完整地介绍进中国。美籍学者李欧梵的著作《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些观点，80年代就曾在国内引起反响，90年代初该书被全文翻译出版。随后，同一作者的《上海摩登》[※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注]《现代性的追求》[※注]《李欧梵自选集》[※注] 也相继出版。与之同时或稍后一些，其他一些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论著也相继被译介到国内，其中如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注]、刘禾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注]和《跨语际实践》[※注]、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注]、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注]、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注]、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注]、米列娜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注]、胡志德的《钱钟书》[※注]、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注]、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 等，或为作家研究领域不同凡响的专著，或为文学史某一线索的整体梳理，或引入新观点，或引进新方法，都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中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被大量译介出版。包括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注]、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注]和《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注]、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注]、丸山升的《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注]、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注]、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 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注]、坂井洋史的《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注] 等厚重之作。体现其中的异邦眼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也对同期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与之同时，一些围绕中国文学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频繁召开，在为中外学者展开交流创造平台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会议，比如1990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1994年高利克在斯洛伐克主办的“中国文学与欧洲语境”研讨会，以及其后不时召开于欧洲、美国、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其他会议，如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以“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均能吸引大批的海内外学者，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以及由之带来的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不断对现代文学研究造成观念、方法冲击的同时，也为它的不断创新、突破提供了可贵的动力。

第三节 一些新的视域与问题

受上述种种思潮及现代文学学科成熟本身的影响，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在视域与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新拓展，并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热点问题。

有关晚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前人研究多有触及。作为文学史重写标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同样包含着对晚清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地位的肯定。1993年，王德威的现代文学评论集《小说中国》在海外出版，其中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得到有关研究界高度注意。该书提出的“传统解释新文学的‘起源’，多以五四为依归；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相对的，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的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过渡意义，大于一切。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该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于五四的开创性”的观点，受到众多研究者的追捧。1998年该作以“想象中国的方法”为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更推动了晚清文学研究的开展。对晚清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热点。而其论点可以王德威一句著名的质问来表达：“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类似的追问态度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晚清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的论著，如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注]、郭延礼的《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注] 等，并继而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发生学问题及“五四”的标志性意义的见解不同的讨论。此后，有为数不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关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提出了颇不相同意见。郑家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注] 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当中，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审美特征等问题。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注]的研究重心并不在论证现代性理论本身，而是着力于论述晚清至“五四”文学史的核心脉络是现代性的发生史。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 针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尽可能地贴近历史，展开“多重对话”，分析了《新青年》的诞生、北大的学术氛围等。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 致力于揭示“五四”激进主义的价值及其与“五四”新文学乃至新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栾梅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注] 从经济、文化、人才三个方面分析了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注] 挖掘了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产生的影响，致力于揭示现代作家的心理情感动因和他们走向创造新文学的生命动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不能忽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也不能置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于不顾，只有将现代文化的发生置于繁复的历史语境当中，多侧面地、立体地展开分析，并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稳妥的结论。

对晚清文学的定位和现代文学的发生学讨论也涉及近现代文学的“转折”研究。就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定位到哪个时期、哪个年代，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争论，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观点。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从1898年开始，他亲自执笔写作的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便名为《1898: 百年忧患》[※注]。范伯群等人主张将时间提前到1892年，因为这一年《海上奇书》杂志创办，《海上花列传》开始连载。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注] 将现代文学的发端推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仍然有更多的学者认为，1917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决定性的意义不应被低估，现代文学的开端仍当从这里算起。针对学术界对现代文学转折点的不同提法，吴福辉提出了三个判断文学转捩点的标准：第一，它是文学求新求变的巨大契机，是文学重大的转折时刻；第二，要以一种有震撼力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为标志；第三，在这个文学时代逝去后，仍然保有它持久的影响力。[※注]

现当代文学的“转折”研究也是一个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同样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注] 一书中，主要从左翼文学入手，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转折的必然性。而在稍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注] 一书中，则开始注意“当代文学生成”的多种可能性。对现当代文学转折的研究不但对现代文学研究而且对当代文学研究都意义重大，除洪子诚之外，钱理群、贺桂梅等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问题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与论说[※注]。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是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它的后现代特征的又一体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女性解放问题密切相关。但妇女解放问题一向主要在实践的领域，而很少有充分的观念自觉，尤其是那种受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熏陶的自觉。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新变，外国现代生活观念的浸润，尤其是以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论著及观念的传入，人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开始逐渐超越原有的视野，女性主义视角也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维度。有研究者认为“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注]，而最早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也主要在文学领域展开，到90年代以后才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显然也为这一趋势注入了重要的动力。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继80年代戴锦华、孟悦开创性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又出现了包括殷国明、陈志红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注]、刘思谦的《娜拉言说——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注]、刘纳的《颠踬窄路行——世纪初：女性的处境与写作》[※注]、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注]、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注] 等数量庞大的女性主义研究著述[※注]。在张爱玲成为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宠的同时，包括丁玲、萧红、冰心、林徽因、凌淑华、苏雪林、秋瑾、石评梅、庐隐、梅娘、关露、苏青等在内的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女性作家，都从新的角度得到了新的发现与阐释。近年来有关这些作家的研究兴趣，有相当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与性别意识有关的领域。在揭示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民族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疏离上，刘禾分析萧红小说《生死场》[※注]的文章有突出的示范作用，揭示出了存在于民族国家及阶级话语与性别话语之间的裂隙。尽管其分析也存在着某些不尽准确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它对作品复杂意蕴的揭示，显然超出了已往的研究水平，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启示。

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进展，表现在人们对民国通俗文学的意义更为积极的研究和更高评价上。通俗文学从80年代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80年代，人们对通俗文学的这种积极评价仍然是有限度的，是与一种相沿已久的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8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为它们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水平上的话，到9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现实领域市民文化地位的抬升，通俗文学的研究已进一步发展到要求与新文学分庭抗礼的地步。经过80年代的尝试、酝酿，到9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收获期。

张赣生的《明国通俗小说论稿》[※注] 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通俗小说史的著作，其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为以后的通俗文学史研究铺设了基础，其后，这类通史性质的现代通俗文学论著，还有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注]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注]、张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注] 等多部著作。作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有关鸳鸯蝴蝶的研究，继1989年范伯群出版《礼拜六的蝴蝶梦》[※注] 之后，先后又有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注] 等著作出版。进入90年代，鸳鸯蝴蝶派不但不再被视为一个反动派别或逆流，而且意义不断得到新的抬升。除了少数明确表述反对的声音，致力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差不多都倾向于从一种完全正面的评价，重新肯定这一流派文学的价值以及整个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通俗文学作家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以肯定性评价为主的阶段。不但出现了如燕世超的《张恨水论》这类研究这一领域重要作家的专书[※注]，出现了像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注]、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注] 等专门探讨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的雅俗互动关系的论著，而且也现出了像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注]和由他个人撰述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注] 这样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而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范伯群提出的“两个翅膀论”。相比80年代为通俗文学所做的辩护，这种观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将现代文学中的雅、俗两大系统，平等地视作其实现现代追求的两个“翅膀”，认为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单翅”的，是对历史的误解和误导。而这事实上也就是要求，不但要改变长期以来那种以新文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叙事，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五四”以来那种以启蒙—工具论为基础的现代文学价值观。这一切的提出，当然与80年代以来的“金庸热”“武侠小说热”等文学现象，以及90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市民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因而，虽然针对这一切，也有袁良骏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发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质疑、批评文字[※注]，但事实上却至今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它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实际，有关观点至今拥有广泛的接受背景和接受人群。

对旧体诗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现代文学界比较认真地讨论旧体诗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之后。90年代后渐成气候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当代“中华诗词”界的写作与活动，都给手握修史之权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很大的压力，同时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重新评价的成功也给各方面以很大的启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旧体诗是否应入文学史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而问题所涉也不仅在旧体诗本身，也在“现代文学”观念的调整。

钱理群的《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注] 从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说起，具体考察了一些新文学作家写作新诗与旧诗的情况，认为新文学革命之后，“新诗由不被承认的边缘性文体变成中国诗歌的主流与正宗，旧体诗词则由中心走向边缘，并面临不被承认的危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以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旧体诗词创作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在文学史叙述中，再也没有它们的地位了。”2001年，黄修己在《粤海风》发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明确认为应将旧体诗纳入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范畴。其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的《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一文，是他作为2001年5月25日中华诗词学会在安徽合肥召开第14届年会上唯一参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作的发言，其观点与前文大体相似。唐弢、王富仁等现代文学研究者对现代旧体诗的复杂态度等都做出过自己的解释，同时也指出，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五四’后旧体诗词入史的必要。这不是因为有人抱怨，有人呼吁；而是因为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了，对文化革命特殊规律的了解比以前深刻了，看清了文化变革不是即刻的‘一刀两断’，而是有一个新旧并存、逐渐交替的长过程，20世纪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对旧体诗是否应入现代文学史，或新诗与旧诗的关系问题。

随着人们对“纯文学”观念的怀疑，9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文化研究热。与80年代主要关注家族文化、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宗教文化有所不同的是，新的文化研究主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后现代文化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美国文化研究的观点，包括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布迪厄“文学场”、伯明翰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以及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在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也产生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涉及较多的是都市文化、政治文化、文学制度、文学传播、文学教育等问题。

90年代以来，都市文化研究较为兴盛。涉及最多的是新文学内部一些描写都市生活的流派、作家、作品，一为30年代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及包含更广的“海派”，二为反映城市市民文学的通俗小说。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注]、宋炳辉的《茅盾：都市子夜的呼号》[※注] 以及大量的通俗文学研究成果大都属于这个范畴。更严格地说，这些成果基本遵循的是较为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但与之不同的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注]、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注]、黄献文的《论新感觉派》[※注]、包亚明等的《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注]、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注]、王宏图的《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注]、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注] 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现，在研究现代文学所展示的都市文化方面展现出不同的关注。比如，李欧梵选择1930年到1945年间的上海，研究都市文化背景，通过印刷文本、电影等考察上海的现代性。赵园以“京味”小说提供的文学材料为基础，从文化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诸种角度入手，系统地考察了北京文化的基本风貌，并多方面地展示了北京城与北京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复杂文化关联。总体来说，这类研究更多地着眼于都市文化研究，而文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素材而已。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得到了新的审视。有研究者把政治作为一种文化展开研究。朱晓进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一书[※注]，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政治规范与制约下的40年代文学论争”等章节，力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全面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的复杂纠结和互动关系，分析文学现象之后的作家政治心理与社会审美风尚、主流话语规范之间的深层关系。

对现代文学从报纸杂志、出版等传播角度展开分析，一直备受学术界重视。阿英、唐弢等人都很重视报纸杂志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过在一开始，他们主要是在传统文史之学的意义上进行研究，但不久也就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与“新文学”，以及报刊与不同的文学流派的关系。

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的报纸杂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包括王晓明对《新青年》的研究[※注]，李欧梵对《申报·自由谈》的研究[※注]，陈平原对《新青年》的研究[※注]，罗岗对《学衡》的研究[※注]，以及收入陈平原、山口守所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和为数众多的博、硕士论文[※注]，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的切入，不但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近期出版的此类著作还有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注]、刘淑玲的《〈大公报〉 与中国现代文学》[※注]、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注]、张涛甫的《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 〈晨报副刊〉 为例》[※注] 等。

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的出版机构也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比如，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注] 主要以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为载体，分析文学社团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涉及了郭沫若、成仿吾等与编辑、书局经理之间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由结盟走向决裂的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注] 上编主要介绍了巴金、鲁迅、曹禺、李健吾等现代作家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交往过程，阐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对现代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下编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文学翻译类丛书、抗战时期的出版物等的出版过程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刘禾《跨语际实践》[※注]的第八章，通过讨论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探讨了包括当时的出版业和激进文学，编辑者与出版者的关系，以及“经典、理论与合法化”等一系列问题。

文学制度在文学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学制度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三四十年代已有相当规模的文学出版奖励机制、文学批评约束引导机制、职业作家创作机制、社会读者的接受机制。王本朝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注] 主要从“文学制度的现代化”“制度化的文学写作”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制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李秀萍的著作《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注] 主要以“文学研究会”为载体，分别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社团组织制度”“文学研究会的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体制与传播制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等几方面展开制度体系分析。

从稿酬及作家生活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是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又一新的角度。栾梅健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注] 是国内较早从文学生产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之一。同类论文还有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注] 等。鲁湘元的《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商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注]、马嘶的《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注]、陈明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注] 等都从稿酬等经济角度展开，分析现代作家的现实生存状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栾梅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注] 是一部综合考察现代文学发生语境的著作，从传媒、稿费制度及科举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发人之未发，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在新的社会学层面上的开展。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经济篇”分别讨论“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中编“文化篇”计论“‘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大后方文学：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缩”“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等命题；下编“人才篇”分论“科举制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教育问题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文学报》2003年9月25日发表了王晓明与杨扬的对话《今日中国的文学教育》。随后吴晓东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注]、温儒敏的《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注]和《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注] 等论文也开始关注当下的文学教育问题。同时，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钱理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注]、李光荣的《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注]、陈思和的《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注]、李蕾的《1928—1937年北平大学文学教育观念考察——以清华大学为中心》[※注] 等论文都涉及现代文学教育问题。《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注] 一书收录了陈平原、钱理群等人的论文，绝大多数涉及现代教育和文学教育问题。

与之相联系对现代文学与校园文化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90年代中期，孙庆东、薛毅主持《九十年代校园文化调查》，邀请上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张新颖、罗岗等作关于大学教育与人文建设的对话，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有关大学教育与校园文化、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展开，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与现代文学发展密切的一些学校的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流派、作家关系的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集中出现了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注]、黄延复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注]、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注]、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注]、张玲霞的《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注] 等一批专题论著。

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的成熟，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阶段。2003年12月20—21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的多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论文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发表。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七十余人，部分会议论文在《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结辑发表。

2006年9月2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在河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河南大学联合举办了“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会议。会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捩点研究》。2009年陈思和、张业松主编的《史料与阐释》集刊创刊。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都选择史料或发掘具有史料整理意义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进入了学科全面自觉和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

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部分地借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既重视目录、版本、校勘，也开展史料整理与史实考订，出现了一批专事现代文学史料学搜辑、整理的学者，如姜德明、陈子善、朱金顺、解志熙、谢泳、傅光明、刘福春等。中国现代文学馆对专业资料的搜集和作家文库的建立，也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铺设了良好的基础。为现代文学资料编目仍然是这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的资料编目工作也进入总结性的阶段。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贾植芳、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注]、郭志刚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注]、刘福春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注] 等。同类著述还有很多。[※注]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决定出版《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计划推出100余种。这些扎实的文献工作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家文本的修改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新的热点之一。1991年，胥智芬校《〈围城〉 汇校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正逢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引出的“钱锺书热”，该书的出版蒙上了一层商业意图的色彩，旋即作者就版权问题提出抗议，继而引发了现代文学作品是否需要校勘的讨论。同年9月18日、12月4日，陈思和先后在《文汇报》《文汇读书报》发表《为新文学校勘工作说几句话》《再为新文学校勘说几句话》，支持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校勘工作。与之相对，对明清版本深有研究的黄裳则主张：“在作者过世，作品已经成为古典时，研究者才能进行这项工作”，“当作者现仍健在，不得同意就进行汇校，不能不说是一种恶劣的粗暴的行为”[※注]。然而，尽管有不同意见，现代文学版本的校勘工作，还是得到了开展。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从版本角度探讨有关作品问题的研究论文，例如对巴金名作《寒夜》的版本，就先后有乔世华、周立民撰文进行专题研究[※注]。除了这些专题性研究，随着版本意识的提高，一般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越来越注意版本问题，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将校勘工作嵌入文本细读中，力图通过对一些文本“修改与净化”现象的揭示，有效彰显文本变化中所蕴含的微妙思想问题[※注]。

除比较传统的编目、校勘等工作之外，辑佚也成为这一时期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影响较大者像陈子善编《周作人集外文》（上、下）[※注]，张桂兴编《〈老舍全集〉 补正》[※注]，以及日本学者山口守对巴金早期与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的披露[※注]，解志熙、裴春芳对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佚文的辑录、重刊等，均对现代文学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称道的还有解志熙的《于赓虞诗文辑存》[※注]和《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注]、王风的《废名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注]、孔范今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注] 等。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反省与学术自觉，建立一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的工作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80年代初，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注]、唐弢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注] 等文的发表，为这一学科反思奠定了基础。此后，从樊骏、严家炎、黄修己，到钱理群、杨义、王富仁、赵园、温儒敏、陈思和……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几乎贯穿了整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史。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的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樊骏自50年代初先后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工作，亲历了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重大事件。进入新时期后，他写于不同时期的一些论文，如《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注]《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注]《论文学史家王瑶》[※注]《唐弢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注]《编撰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注] 等，无论是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开拓性人物的研究，还是对关系学科发展一些重要的专题问题的系统梳理，无不给人视野开阔、立意高远、资料翔实、分析透辟的观感，也是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认识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文献。和他一样，严家炎也是从新时期一开始就着力于学科的反思和学科史构建工作。从收录在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实集》中的几篇论文《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一》《现代文学研究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到90年代以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注]《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文学史分期之我见》[※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注] 等论文，其目光始终不离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所论及的也常是不同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所面对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温儒敏也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学科史、学科现状研究及文学教育问题，先后发表《论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注]《“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注]《40年代文学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学传统”》[※注]《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注]《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注]《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注]等论文。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及研究现状中一些问题的论述也同样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

当然一门深具学术史意义的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的建立，与一些系统总结这一领域发展历程的专著的出现关系密不可分。进入90年代以后，从曾庆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注]，到冯光廉、谭桂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注]，以及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注]、刘勇的《现代文学研究》[※注]、温儒敏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注]，类似的著作不断出现。而作为现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之一，黄修己对此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其先后独撰或与人合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注] 等著作，材料丰富，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对全面总结学科发展历史，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这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