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初期社团流派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起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不仅在重要的年份有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文学的历次转折变化总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七十年的历程中对“五四”的诠释不仅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方法、学术观点，甚至有的观点之间有激烈的争论。从总体上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方式，这也影响到了对“五四”文学思潮与运动、新文学运动社团与流派的认识和研究。

一

1939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20 周年，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并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作为文化革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明确而充分的阐发。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指出，以“五四”作为界限，中国的文化革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其性质而言，“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从领导权上看，“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注]

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分期、性质、领导权、历史意义等的评价形成了新民主主义“五四”论述的基本观念。这些评价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到8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诠释。1949年是五四运动30周年，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在纪念文章中，首先指明了这次“五四”纪念活动的特点，“今年纪念五四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获得伟大胜利，南京已经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已宣告灭亡，革命很快就要得到全国范围的胜利”[※注]。1949年出版了《五四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收录了吴玉章、茅盾、胡风、周建人、何干之、杨振声等人的纪念文章。文集也辑录了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一些言论，并在“编者按”中说如何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估价其历史意义和影响，今后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论中都有英明的指示。汇集这些言论的目的是以供学习、研究之用。实际上，文集中其他人物对“五四”的认识和论述都受到了毛泽东言论的影响。吴玉章、茅盾、胡风等人认为，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又是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在思想方面看，主要是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注] 但是他们指出，在思想分野上主要有两派或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改良主义的；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是实验主义的。[※注]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无产阶级马列主义的代表是李大钊。吴玉章甚至认为，胡适等不仅不是新文化的领导者，也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相反，真正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李大钊。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何干之认为“五四”时代的两个基本口号，科学和民主代表了“五四”的革命精神。[※注] 周建人持相同的看法。但他们同样认为，由于在联合战线内有各阶级的代表，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阶级的要求不同，即使在同一战线内，对这两个基本口号也有不同的要求。民主，既有胡适等人倡导的由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欧美式的民主，也有李大钊所提倡的由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人民民主。科学思想，也由于五四运动是各阶级的联合，在中国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既有胡适提倡的杜威的实验主义，也有罗素、柏格森的唯心主义等，但这些唯心主义是反科学的。“五四”时代首先宣传辩证法与唯物论的是李大钊，这是战斗的、革命的哲学。

毛泽东在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绝对的坏，所谓好的，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注]。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五四”之前，这一批评后来却演变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批评。

1974年是五四运动55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的社论，《红旗》杂志也发表了史众《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纪念文章，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所以对“五四”的论述重点放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评，尤其是对孔孟之道的批评。对“五四”的纪念一方面盛赞“五四”时期的批孔斗争，但主要批评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的局限性。史众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是适应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但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除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外，还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的。史众肯定“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主将是鲁迅，与鲁迅相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吴虞、胡适虽然也都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尊孔，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五四”论述主要以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蓝本，以五四运动为界，从阶级论的立场出发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内容和历史意义：一方面，肯定了从“五四”之前开始的文化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同时又认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存在明显缺陷；而另一方面，认为“五四”之后，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文化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重要的年份都会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后编选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共分三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解放的缘故，中国知识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出现了以“新启蒙”为旗帜的思想运动。所谓“新启蒙”是相对于“五四”启蒙而言的。在“新启蒙”运动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解释模式，形成了一种启蒙主义的解释模式。

启蒙主义的研究思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余英时曾经指出，“启蒙运动”一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于“五四”。新启蒙运动是其始作俑者。[※注] 但据张艳分析，最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了；并且，左翼文化人在使用启蒙运动为“五四”定性的时候，并非如余英时所言是用比附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做出最高程度的礼赞，相反，他们则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注] 从30年代开始，共产党人就使用启蒙运动来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论述中，我们也会看到偶尔使用启蒙运动或思想启蒙这样的字眼，但他们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和有选择的，这一认识模式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或新民主主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讨论会上，周扬作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周扬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打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注]。周扬对“五四”的分析尽管有阶级论的色彩，但他肯定了从五四运动之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意义。这次纪念活动中直接使用“启蒙运动”称谓的是彭明，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上的爱国运动，又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注]。80年代以来，逐渐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认识方法，大家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比如李泽厚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传统为特色。汪晖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启蒙运动。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思想启蒙运动，关于“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的认识和讨论是“五四”研究中突出的问题。一般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但是由于五四运动不仅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而且包括整个新文化运动，所以关于“五四”精神的认识和概括也不尽相同。许全兴认为，广义的“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五个精神是互相渗透的，其中最基本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注] 郭德宏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振兴中华民族。[※注] 对“五四”颇有研究的周策纵提出，“五四”精神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爱国运动、以批判的态度重估一切、思想界的自由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五四”的基本精神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注] 也有学者认为，“五四”精神概括地讲，指“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以及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但“五四”精神的精髓是不妥协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注] 张灏则认为，对“五四”核心思想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科学这些抽象的观念上面，而应该关注究竟“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了解它们；更重要的是，“五四”是一个多层面的运动，有其复杂性。因此，要认识“五四”，不能停止在代表“五四”形象的几个观念，必须正视其复杂性，从多层面去探讨其实质。他认为，“五四”思想实质的复杂性在于“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主要表现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和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些两歧性的发展正反映了“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注]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是从反封建的角度和立场看待“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毛泽东曾经盛赞“五四”是一场彻底地反封建的文化革命。80年代，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主要强调反封建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并具有现实的意义。在肯定反封建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反思反封建的局限。胡绳认为，“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反封建传统，他们的确反了应该反的东西，但也反了不应该反的东西，他们没有对传统作细致的分析，并且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注] 胡绳尽管对“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有一定的批评，但以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为前提，对“五四”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对“五四”启蒙意义的认同。

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做历史的分析，肯定其历史意义，体现启蒙主义阐释立场的代表性论文有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注]、孙玉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平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注]、欧阳哲生的《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与儒学的关系为中心》[※注]、张艳国的《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注]。欧阳军喜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作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批评的儒学、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实际上指的是礼教，他们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并且新文化派的非儒言论大都针对当时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发，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孙玉石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教和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解读。一方面，他指出《新青年》反对孔子之道与孔教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文化与政治批判相联系，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他认为《新青年》发表的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文字，呈现了三种主要的孔子相；这三种形态，形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结构张力，如果缺了第三种激进偏激的形态，启蒙思潮本身的生命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对“五四”反孔的激进性要作同情的理解。欧阳哲生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这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超阶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学术层面能将孔子和后来的儒学儒教区别开来，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成就作了平实的评估。张艳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以三条相互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和发展道路，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三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和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之途，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三条线索在空间上平行发展，在思想逻辑上层层递进，由此掀起了新文化的激流。

“五四”启蒙运动中断或失败的原因也是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李泽厚后来提出“告别革命”，但80年代他则是启蒙思想的鼓动者，他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就“五四”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启蒙思想的命运做了深入的探讨。李泽厚认为，专注于文化批判的启蒙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仍然复归于政治斗争，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五四”时期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注] 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是从启蒙运动的外部寻找中断的原因，那么，“五四”启蒙运动的悲剧性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危机呢？汪晖认为，“五四”思想启蒙在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科学以及有关自由的现代命题，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种思想学说仅仅是在态度的同一性支配下构成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前提的丧失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另外，汪晖还指出，在态度同一性基础上形成的启蒙思想运动，同时包含了对启蒙的思想原则的否定，这些主义在更为基本的前提和精神上与启蒙原则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混乱和启蒙运动的迅速分化与解体。[※注] 在汪晖看来，“五四”思想启蒙的危机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分化只是促成了危机的爆发。

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学术界对“五四”的诠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形成了一种重估“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许多研究者强调继承传统，注重挖掘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态度。这种看法，最早见于海外的学者。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认为“五四”的思想特征在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虽然林毓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五四”的批评，却表达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的认识。1986年，林毓生的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更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化表现为彻底与传统决裂。1993年，陈来发表了《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注] 一文，对“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全面反思。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更是对重估“五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研究者从文化复兴的民族性要求出发，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

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首先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指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要求彻底地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从世界史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看，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认为，“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一是普遍王权的瓦解，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为“五四”反传统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性，使他们把传统思想的模式当成全盘性攻击中国的武器而加以利用；二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的工具，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整体而加以抨击。[※注] 除了从思想的角度上探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之外，林毓生也对“五四”时期全盘攻击中国传统的直接背景——袁世凯的统治和张勋复辟——作了历史分析。总之，他认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必须从深入人心的历史力量和当时政治事件的相互作用中寻求，这种相互作用对反传统主义者本身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还在于把“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上的反传统行为联系起来。林毓生指出，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贯穿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其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甚至后来出现的许多保守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也残留着“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绝非偶然。同时，这两次文化革命，都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立场。[※注] 余英时在他的演讲中也强调，中国经过“五四”，否定了自己的传统，思想激进化历程持续发展，到“文革”时期，这种激进化达到了高潮，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地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了猛烈抨击，总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过的社会秩序都成为被诅咒的对象。[※注] 王元化在80年代曾经反对过林毓生对“五四”的批评，但进入90年代以后，他也开始反思激进主义。王元化说：“五四和文革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呢？我认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王元化还尖锐地指出：“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密切的关系。”[※注] 80年代曾经很有影响的李泽厚，到了90年代思想也起了变化，他在政治上批判激进主义，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注]，也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

显而易见，文化保守主义对“五四”的批评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意义都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唐弢、严家炎等人对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的论调给予批评。唐弢否认“五四”是一个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运动，他认为，“五四的确否定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但经过扬弃，他否定的只是应当否定的东西，并不如有些人所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恰恰相反，经过外来思想的冲击，吸收新的血液，中国文化倒是有了更为健康的发展”[※注]。严家炎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问题：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的存在。[※注] 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面反传统，反而用现代意识重新整理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注] 在严家炎看来，把“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批评了林毓生等人的全盘反传统的说法，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不能把“五四”和“文革”混为一谈。[※注]

随着学术理念的更新、学术范式的演进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日趋深化，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展。[※注]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五四”作为一个话题更是引起了大家的热情关注，一方面是反思意识的持续高涨，批评五四运动反传统是偏激和错误，提出了儒学和中国的命运这样的时代课题[※注]；另一些声音则要求重温“五四”精神，捍卫启蒙。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五四”的诠释和认识已趋于多元化、理性化。

在否定性的反思意识和重申启蒙意识的呼声中，对“五四”的阐释不免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也有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对“五四”的阐释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陈平原指出，面对“五四”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必须保持一种理性、审视、通达的学术立场——既非坚决捍卫，也不是刻意挑剔；既考虑新文化人的初衷，也辨析其实际的效果；既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也尊重对象自身的逻辑。杨念群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注] 探讨了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在对以往研究方法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作者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的关联中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过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郭若平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注] 也从新的视角，通过不同层面的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探讨“五四”阐释的意义再生产，分析了“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了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正是在这样一种理性的学术立场的倡导下，对“五四”的研究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势。陈漱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一文从大量史料出发，以史实为依据，对“五四”新文化研究中的诸多热点话题比如学生火烧赵家楼是否合法、谁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五四”精神是民主和科学吗、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辨析，反驳了长期以来在“五四”文化运动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化的研究倾向，论述客观中肯。[※注] 欧阳哲生的《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注]、陈平原、夏晓虹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注]、吴静的《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注]、杨华丽的《“打倒孔家店”研究》[※注] 等著作都以原始的资料为依据，试图回到历史现场，从一些重要的人物、刊物或现象入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符合历史面貌的客观解释。张宝明的《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注]、姬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流变》[※注]、陈明彬的《文化意识的更新与再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层解读》[※注]、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注]、刘黎红的《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注]、杨剑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注] 等著作则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意识及其内涵作了比较深入的阐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方面，汪晖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对“五四”有浓厚的兴趣，研究成果也非常具有创见。“五四”70 周年，在《文学评论》第3 期和第4 期上发表的《预言与危机——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他用“态度的同一性”来概括“五四”启蒙运动的特点，认为在“态度同一性”基础上形成的启蒙思想运动与欧洲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基础不大一样，本身包含了对启蒙思想原则的否定因素，也必然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分化、解体和转向。200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在下卷第二部，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范畴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与科学家共同体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运动，即一个将科学信念、方法和知识建构为“公理世界观”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可以被视为一些以科学家自命的人文学者，他们的使命与那些用即物穷理的方法探知天理并力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践行此天理的理学家们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理学的旗帜下展开的建构科学宇宙观的努力也可以被理解为创建“新理学”的尝试。“五四”90 周年之际，他又撰写了长篇论文《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注]，如果说二十年前他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解体，多年之后他要回答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和转化，论文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中国知识人对于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为什么转向文明问题的讨论；中篇以《新青年》《新潮》杂志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20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这篇论文在文化与政治的多重关系以及复杂的历史脉络里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和转化。

近年来的“五四”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也是引人注目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2015年6月19—21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联合主办的“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以及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本次研讨会不仅旨在回到历史现场，重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而且希冀在科学与民主两大现代主潮之中抑或之外，重估新文化运动的遗产。2019年在北京举行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大会。此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了纪念五四运动都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活动。

二

1949年以后，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的认识，也受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断的影响，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看待这场文学运动，着意于对“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与作用的阐发。5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的文学史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立论的核心理念。几部文学史在论及“五四”文学革命时，极力突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作用，主要强调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对“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两位重要的人物胡适和周作人，要么以批判为主，要么避而不谈。关于胡适，几部文学史都有所涉及，但都以批判为前提，“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者是文学史家对胡适的基本评价。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建设上的核心观念，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只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了他，其他的文学史都没有论及，“五四”文学革命内涵也随之被掏空，变成了一场只有政治性的社会运动。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到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的研究也越来越片面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问题。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注] 一文，从毛泽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论断出发，系统论述了“五四”文学的领导思想。他认为，“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是当时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翼”，而文学革命运动的盟长就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论断在夸大具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把整个“五四”文学简单地纳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王庆生和陈安湖的《“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注] 一文指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文学运动。尽管“五四”时期，在文学运动方面，社会主义虽然只是初步的因素，但给文学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此，该文贬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否定了一些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把“五四”文学运动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对胡适的批判最为激烈。以群的《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注] 一文，基本完全否定了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成就。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清除“左”倾思潮影响，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重新探讨和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成为研究的热点。最早的有严家炎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注] 一文，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历史过程的仔细考察，认为“无论把文学革命从始至终简单笼统地看作旧民主主义性质或者新民主主义性质，都是不科学的，只有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才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之后，如税海模的《文学革命性质质疑》[※注]、朱德发的《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注]、许志英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再探讨》[※注] 等论文都质疑传统的看法，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进行重新探讨。税海模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论据虽然不少，可惜都不那么充分，似乎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许志英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实际。1983年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许志英等人的文章受到批判，但随着“清污”运动的结束，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和性质问题也成为过去的事情，“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基本完成。

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阐释方式，“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受到极大的瞩目。比如，刘再复的《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注] 一文认为，“五四”作家和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西方人文精神最先的接受者，发挥了先锋的作用，但这种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不久就逐步地被淡化、削弱乃至否定。刘再复不仅肯定了“五四”的启蒙精神，还对启蒙精神的失落进行了思考。钱理群的《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注] 系统梳理了“五四”时期“人”的观念，认为“五四”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有个人主义的特点，也因为对妇女、儿童，以及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更显示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性质。叶子铭的《人本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学》[※注]探讨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的兴起、特征与弱化的原因，进而论析了人本主义思潮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和创作的影响。关于“五四”文学运动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李今的《个人主义和五四文学》[※注]和张先飞的《人的发现——五四文学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注] 两部专著。李著围绕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论述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个人主义的传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而主要分析了自我意识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的个人主义意识及表现形态，“五四”新文学自我意识的表现特征等问题。张著通过周作人“人的发现”这个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在较为阔大的视野和更加潜入的理论深度上，层层递进地考察论述了现代西方文学，以“白桦”“新村”为核心的日本文学，与以《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之间密切关联而又发展影响的脉络，对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这一富有东方色彩的文学思想作了“再出发”性质的历史回眸与理论阐释。

进入9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五四”文学思潮的研究也走向综合和深入。首先是出现了对“五四”文学运动及其思想作综合研究的著作，如刘中树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注]和许祖华的《五四文学思想论》[※注] 都注重对“五四”文学思潮运动作整体的观照。刘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整体论述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兴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根源，主张及其历史评价，倡导者对外国文艺思潮的介绍等重大问题；下编着重介绍“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取得的成就，以及文学社团的发展状况。许著从整体上描述和分析了“五四”文学思想的基本状况，从文学的主体精神和艺术本体两个方面论述了“五四”文学思想的特质和历史地位，对“何种五四，如何现代”的大命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他如许志英、朱德发等人的“五四”文学史论著作也对“五四”文学思潮和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除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探讨之外，对“五四”文学思潮内涵的认识趋向深入，研究者注意探讨其复杂性。重要的著作有刘为民的《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注]、俞兆平的《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注]、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注]、陈平原的《触摸历史进入五四》[※注]。刘著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作家运思方式、“五四”新文学实绩及文学批评等方面阐释了“科学”对“五四”新文学巨大而细微的影响。俞著从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出发，重新分析“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和变异。陈方竞对众多“五四”人物进行层层深入的辨析与剥离，在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的基础上，展示了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的多重对话，提出了一系列核心话题，推进了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认识。高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阐释了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的转型之间的关系。陈平原本着“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的策略，通过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若干个案的辨析，引领读者进入“五四”，触摸历史，显示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者在肯定“五四”文学运动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思的声音。1993年郑敏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文言文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固然需要改造，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陈独秀他们却是从推倒传统出发来革新汉语言文字，更有甚者，他们要彻底否定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是犯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之后，有范钦林的商榷文章，反驳了郑敏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重新肯定了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意义。[※注] 此外，杨春时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注] 一文全面总结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给予“五四”文学革命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90年代以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和批评，和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在文学领域，也和对现代文学的性质以及历史发展的重估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王德威等人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范伯群推崇通俗文学，提出的“两个翅翼”的看法，都从不同的侧面动摇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经典地位。袁良骏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注] 一文，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新儒学派”“国学派”“新鸳鸯蝴蝶派”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非难和挑战。

“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有《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是思想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以来，关于《新青年》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注]，但主要着眼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功绩的阐发。从现有的成果看，把《新青年》作为文学社团的研究比较欠缺。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注] 是国内较新的专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的专著，但没有专论《新青年》社团。朱寿桐认为，“《新青年》尽管也称‘社’，不过他的运作方式甚至他的表述语气都明显呈现出杂志编辑部而不是社团的做派”。朱寿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符合《新青年》的历史实际。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注] 把《新青年》的作者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新青年》是“同人杂志”，所以，今天学界一般认为《新青年》为“同人”刊物。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注] 把“新青年—新潮社”并列在一起阐述，认为《新青年》聚集了一批思想倾向和艺术观念大体相近的新文学作者，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和流派，但在具体论述中并没有阐述“新青年”文学社团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新青年》研究代表性的成果还有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注]、陈平原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新青年〉研究》[※注]和庄森的专著《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注] 等。王晓明从“同人杂志”的角度论述了《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变化与分歧、刊物的文化个性，以及它对新文学的提倡。陈平原采用思想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解读了《新青年》同仁的自我定位等问题，发掘了“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庄森的著作是目前唯一的一部把新青年作为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著从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相结合视野入手，立足《新青年》的文本，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中心，描述了《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的历史事实，全面准确地解读了《新青年》，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揭示了新青年社团的孕育、形成、文学主张及最后解体的过程。

《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之际，2005年6月10—13日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以“《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七十名专家、学者就《新青年》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新青年》研究态势的反思与建议等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论坛呈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动态、研究成果，以及对《新青年》研究的反思和叩问，体现了对《新青年》研究的重视和深化。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社团之一。50年代王瑶、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都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过程。刘绶松对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阐述更为深入。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的《略叙文学研究会》[※注] 一文。作为文学研究会当年的发起人，他记述了文学研究的成立过程中的一些事实以及主要刊物创办的情况。

真正的文学研究会研究直到新时期才开始。80年代初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整理方面，重要的有贾植芳主编的《文学研究会资料》[※注]，这是目前关于文学研究会研究最齐全的一套资料。另外，还有王晓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注]，编选了对整个文学研究会的评论、对一些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等方面的文章。研究著述方面，苏兴良的《文学研究会》[※注] 对文学研究会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以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作了综合阐述。陈敬之的专著《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注]，分析了这个社团的性质、机关刊物、对新文学的重要作用，并论述了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五位重要的人物的生平、作品、对文学研究会的影响。这本书的特点是从人事的角度研究文学研究会，但论述有些简略，也缺乏整体性的分析。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一文，其中对文学研究会的论述虽然稍显简略，但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揭示了文学研究会的特殊性质。王晓明强调要注意文本之外的现象，“不仅看那些会员写了哪些作品，更要看那个社团本身，看他的发起人名单，他的组织机构，他的宣言和章程”。受王晓明的启发，朱寿桐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第五篇“中心话语与文学研究会社团特性的弱化”，主要从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话语”“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对文学职业化意识的消解、“新民”传统组构的文坛中心三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文学研究会。目前为止，最具开拓意义的著作是石曙萍的《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注]。该著作是陈思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之一，以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为重点，从刊物的发展过程、人事关系、编辑风格、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进行了全面论述。该书着重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内部发展史、人事发展史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对社团的创作和美学方面的论述比较简略。

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文化意蕴、主要刊物，以及和创造社、鸳鸯蝴蝶派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注]。但从文学研究会研究的现状看，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正如朱寿桐所批评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社团，它的影响几乎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但对“这样一个重要对象不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漏洞”[※注]。

创造社是“五四”时期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化社会批评的影响，对创造社研究主要着眼于挖掘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性质，浪漫主义倾向则被视为是消极的、颓废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很少提及。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主要强调创造社表现了中国的现实人生，并反抗着现实的人生。整个50年代，除了文学史的论述和郑伯奇陆续发表的回忆性文字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创造社的研究著述。60年代，重要的有蔡师圣的《对于早期创造社文学主张的几点理解》[※注] 一文，该论文尽管没有摆脱当时的研究模式，但对创造社早期的文学主张作了相对比较肯定的论述。作者认为，早期创造社文艺思想和文学主张主要是强调表现“自我”，显示对封建因袭传统和旧礼教的蔑视和反抗，在“五四”时期起了进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西欧某些唯心主义美学，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思想影响。

新时期以后，创造社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综观新时期以来的创造社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主张、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关系、后期转向、和文学研究会的论争等论题。[※注] 1991年5月26日至30日，为了纪念创造社成立70周年，在北京举行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建树”和“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个性”的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更是掀起了创造社研究的高潮，与此同时编辑出版了七卷本的“创造社丛书”，其中包括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新时期以来，就专著而言，主要的有朱寿桐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注]、魏建的《创造与选择——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化艺术精神》[※注]、黄淳浩的《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注]和《创造社通观》[※注]、咸立强的《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注]。朱著是创造社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以大量的材料表明，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共同归趋是自我情绪表现的文学。该著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独特的切入视角——情绪说，令人膺服地阐释和评说了创造社的文学创作现象。魏著从激进主义文化视野，运用综合透视的立体多维研究范式，探讨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化精神、人格形象和创作特质，对创造社研究中的诸多学术难点作了条分缕析。王富仁认为，这部研究专著标志着创造社研究新阶段的开始。黄著的第一部前半部分论述了创造社的兴起和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详尽分明地勾勒了创造社的历史轨迹和整体风貌；后半部分剖析论证了创造社浪漫主义的文艺倾向与思想，以及后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理论问题。该书资料翔实，在具体的论述方面也有系统性，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黄著第二部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拓展了创造社研究领域。咸著是近年来从人事角度与社团活动切入创造社研究的重要论著，通过对社团内各种发展取向之间相互激荡的细微梳理和辩证，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创造社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历史过程。作者在突出人事研究的同时，力图打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将泰东图书局和出版部作为创造社活动的两大基地，把文学活动的场所作为研究的关键。

第二节 “左联”及30年代革命文艺研究

以“左联”为核心的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发端于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到30年代时掀起了一股被称为“红色十年”的文学潮流。对于这一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文学思潮，研究者或者称为革命文学，或者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如果将其放在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中，把以“左联”为核心的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称为左翼文学思潮也许更为恰当。

一

中国成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是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由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左翼文学思潮不仅在1949年以后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且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进行。受制于1949年后浓厚的政治化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的探索上，形成了一种“革命式”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批评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从时间上来说，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被认为是“文艺黑线”而遭到了彻底否定，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其形成历史的叙述上，文学史写作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主要的方式。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规范，这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把“文学史”与“革命史”直接对应起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变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分支”，最具“革命性”的左翼文学思潮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主流文学现象。从1951年9月到1953年8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陆续出版，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潮流。王瑶认为，中国新文学史既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其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其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注]。正是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性质的认定基础上，王瑶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其中1928年到1937年的第二个阶段被命名为“左联十年”。王瑶一方面分析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形成的激烈的政治冲突环境，提出了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革命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了“左联”成立后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指出了鲁迅在左翼文学思潮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下，此后出版的文学史著述大多数承接了王瑶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基本观点，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特征。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认为，左翼文学运动是在“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下”[※注] 展开的，左翼文学运动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方向，而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文艺自由论”“论语派”等“反动文学倾向”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虽然没有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那样过于突出鲁迅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关系的强调则是一贯的。在论及左翼文学思潮时，这些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一方面强调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突出了左翼文学思潮在尖锐复杂的政治矛盾斗争中的革命性追求，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支流和逆流的观点，肯定了左翼文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如同蔡仪所说：“新文学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翼，它是决定于革命运动，服务于革命运动的；它和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也随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左翼文学思潮的政治化特征明晰地显示了出来，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地位逐渐得到了加强。

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形成历史进行文学史叙述的同时，针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学术研究也相继开展了起来。由于新旧时代的转换所导致的研究队伍的匮乏，从事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仍然是文学史的撰述者。由于他们在1949年以前就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具有很深的左翼的文化背景，因而他们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和文学性质的论断，这也就决定了1949年以后将近30年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政治化特征。对于他们来说，强化左翼文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寻求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意义，论证左翼文学思潮与政治革命的合理性是他们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因此，他们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其实是对文学史著述中关于左翼文学思潮内容的政治简化，并没有表现出学术研究的学理性。

5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主要有丁易、李何林、刘绶松等人。从1951年开始，丁易陆续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专门研究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系列论文，包括《1928—1930年的革命文学运动试论》《文艺第一次和兵农结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1930—1932年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左联和反动文艺的斗争》《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对当时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文章以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心，依照不同的问题展开论述，梳理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革命文学”论争、文艺大众化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的文学思想斗争等重要问题。然而，由于丁易过于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后导致了研究者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理性，提出了像苏区的文艺运动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是“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主流之一”这样一些完全违背文学史实的观点。[※注] 李何林的《“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本来是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授“新文学史”的讲课稿，因而对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的描述相当完备。除了对左翼文学运动进行文学史式的一般性介绍外，该文以“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论述30年代文学的核心概念，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主导性，总结了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内容，并认为“中国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文学”[※注]。

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中，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常常扭曲了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真实状况。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研究者已经形成的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共识。在1957年以前，研究者虽然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极力强化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一些基本史实的评析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然而，1957年以后，研究者就只能根据左翼文学思潮参与者的政治地位来评价其文学活动。比如，对于冯雪峰在“左联”成立前后的文学行为，1957年以前的研究者都是积极肯定的。丁易认为，冯雪峰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写了一篇《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站在巩固统一战线的立场，诚恳坦白地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苏汶等，平心静气，不躁不矜，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注]。刘绶松认为，“洛扬在致《文艺新闻》的信中严正地指出了胡秋原的反动面貌和狡诈手段，指出了‘胡秋原的主义，是文学的自由，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强调，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之取消’”[※注]。而1957年以后，对冯雪峰的评价就完全变了。1958年年初，刘绶松发表了《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对1932年的“第三种人”论争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重新进行了评价。刘绶松从冯雪峰对苏汶、胡秋原的个人关系和苏汶、胡秋原对冯雪峰文章观点的“认同态度”，冯雪峰对瞿秋白、周扬文章观点的“否定态度”和苏汶、胡秋原对其他“左联”作家的批判倾向，冯雪峰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宣传文艺思想的错误等现象出发，论证了冯雪峰在“左联”时期“一贯的反党立场”和“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注]。至此，文学研究完全沦为对个人进行政治批判的工具，学术合理性完全被政治合理性取代了。

随着“左联”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逐渐进入高潮。首先，发现和出版了一批“左联”的新史料。其中产生一定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开始影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和1961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出版了近50种，《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到1963年共出版3辑。《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发表的新史料包括丁景唐整理的《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瞿光熙整理的《蒋光慈著译系年目录》《洪灵菲研究资料编目》等重要内容，丰富了研究者对“左联”的进一步认识。其次，发表了一批专门研究“左联”文学活动的文章。唐弢的《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是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唐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论述，而是依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出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论断，肯定了“左联”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上取得的成绩。唐弢也对左翼文学思潮之外的“一切黄色的或灰色的”文学，像张竞生、章克标、邵洵美、曾今可、穆时英等人的创作提出了批评。[※注] 值得注意的是，唐弢并没有完全从“革命史”和“文学史”相互印证的角度去论述“左联”十年的左翼文学潮流，尽管有些看法与文学史实有一定出入，但是却代表了当时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最高水平。

刘绶松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斗传统》也是为纪念“左联”成立30周年而专门写的一篇文章，延续了其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的基本观点。该文除了一般性地概述“左联”成立的经过和解散的原因、肯定“左联”的意义等之外，提出了“左联”开拓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代“沿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和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的观点。[※注] 也就是说，刘绶松在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将左翼文学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前进却是以违背文学史实为前提的，时代的政治意识极大地限制了作者对左翼文学思潮真正的认识。

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部专门研究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论文集，收入了陈瘦竹、魏绍馨、包忠文、邹恬、叶子铭等人的12 篇文章。他们力图通过对“左联”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活动的介绍，发现和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经验”之间的关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大众化与政治革命的统一”、“作家的世界观和生活斗争经验与创作水平的关系”等。同时，他们在文章中也适时地批判了“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个人主义野心家冯雪峰”的“反动理论”。[※注]

二

新时期开始以后，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洗刷对左翼文学思潮罗织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名，力图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恢复到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状态之中。因此，这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其实仍然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社会历史批评，论证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依然是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为了使人们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认识回归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者所认同的那种革命性理解当中，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必须首先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文学资料。因此，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于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到1984年时共出版了5辑。其中第5辑刊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史料选刊”，第6辑刊发了“左联”成员的回忆录，第7 辑刊发了“左联”成员的创作，引起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陈瘦竹主编的《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于1980年出版，书中收入了1929年年底到1936年年初“左联”和其他左翼社团的文学活动资料，涉及左翼文学社团的活动纲领、章程、决议等，以及国民党当局禁止左翼文学社团活动的相关密令、条例等，为还原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提供了极大便利。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 周年，当年参与过“左联”活动的成员分别撰写了回忆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为《左联回忆录》一书，于1982年出版。

在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资料编辑出版的同时，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拨乱反正的“革命式”研究也在同时进行。1978年，《文学评论》集中发表了一批针对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论文。吴黎平的《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陈荒煤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唐沅的《关于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杨占升的《评“两个口号”的论争》等文章，力图通过还原30年代左翼文学活动和文学论争的真实状况，达到肯定左翼文学思潮革命性的目的。1980年，由陈瘦竹主编的《左联时期文学论文集》出版，收入了包忠文的《左联文艺斗争中的几个问题》、方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现实主义问题》、骆寒超的《左联时期的诗歌》、王文英的《左联时期的戏剧运动》等论文。这些论文重新评价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统一战线和文艺上的反‘围剿’”“文艺思想中的教条主义、机械论”“文学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化和公式化概念化”“歌颂与暴露”等。此后，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思路逐渐开阔起来，刘柏青的论文《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该文并没有从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大多数是日本留学生这个基本因素出发论述问题，而是以中日之间有“大体相同的资产阶级文学传统”和“大致相同的革命任务”等共同性为中心，从文学思潮角度分析了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受到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的福本和夫、青野吉季、藏原惟人等人的影响。[※注]

从“革命式”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一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仍然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发现了左翼文学思潮所独具的“革命性”，但“革命性”也缚住了研究者的手脚，无法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此同时，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启蒙式”研究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兴起，并随着一系列新命题的提出而获得了极大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了极其活跃的阶段。然而，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不但显得有些沉闷停滞，而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面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窘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于1985年“左联”成立55周年时邀请一部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开展“笔谈”，寻求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路径。丁景唐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要有所突破不仅要加强新史料的挖掘，更要注重新史料的辨识，不仅要强调研究的历史性，更要注重研究的科学性，让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回到“左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去。[※注] 陈瘦竹对“从形式和技巧出发，重艺术轻思想，因而对于非左联作家和左联作家作过分的褒贬”的不科学的研究现象和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要求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分析”[※注]。王富仁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只有如此才能对各种复杂理论现象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才能对“左联”的历史功过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判断。[※注] 张大明认为，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尚待开拓的课题还很多，比如“左联”的组织关系、左翼文艺运动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历史局限与消极影响研究等。[※注] 应该说，这些学者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存在的弊端的认识是准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突破点也是有针对性的。

以1985年“左联”成立55 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反思为起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呈现出两种类型。其一是仍然延续第一阶段固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但是开始注重对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在评述左翼文学的理论主张、创作潮流时逐渐趋向客观。更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开始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善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去思考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统一概念下，研究者注意左翼文学思潮内部的复杂性，“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大众化”“中国诗歌会”等不同概念相对应的流派内涵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研究者不再把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单纯看作是“革命史”的图解，而是努力挖掘其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所包含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价值。林非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注] 从时代性角度分析了“革命文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启蒙”，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沈永宝的论文《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注] 则详细分析了“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徐瑞岳、李程骅的论文《试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注] 把“革命文学”纳入无产阶级文学的总体框架中，阐明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大众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大明的专著《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注] 是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既有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史料搜集和整理，也有对左翼文学思潮发展过程的历史描述；既有对左翼文学思潮宗派主义历史根源的探索，也有对左翼作家创作的评述。作者从“左联”作为一个政党式社团的组织关系、人员组成等方面，揭示了其在30年代对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开始走向现代化，现代性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用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主体精神、审美意识等作为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集体精神、宣传功能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了严厉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潮流，以充满偏颇的激情批判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证，形成了以否定性为倾向的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并在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达到了高潮。一方面，“文化热”的兴起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主观地认为，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完全政治化的，缺少文学所必备的文化内涵，理应受到批评。吴俊的论文《论“革命文学”与三十年代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注] 不仅对30年代开始兴起的“革命文学”进行了全面否定，而且也对“革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消极影响提出了批评。刘再复、林岗的论文《20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注] 就“站在人道的立场上”看待革命文学。在作者看来，“革命文学其实是僵冷的文学，缺乏人性、人情、人道光辉的文学”。“人性、人道原则”固然是文学的重要特征，但文学也同样是不可能远离政治的。当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在充满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的时代里兴起时，它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越加紧密了。为了突出文学的“人性、人道原则”而全面否定左翼文学思潮，也是偏颇的。

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在90年代后仍然持续着。林伟民的论文《左翼文学：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背离与超越》[※注]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20年代后期开始“趋于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背离与超越。周葱秀的论文《前进中的困惑——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错误消长的扫描》[※注] 不仅列举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具体错误，而且分析了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宋剑华的论文《论左翼文学现象》[※注] 认为，左翼文学善于引导和宣泄下层社会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并且能够从下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运用粗糙的艺术表现方式为他们描绘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因而左翼文学从30年代以后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当左翼文学一旦丧失了它原有的社会批判功能，直接转化为为现实政治体制粉饰太平的“歌德”工具时，不但背离了起初渴望追求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活目标，反倒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中国古典主义传统文化诸多本质特征的承袭。从总体上来看，90年代出现的这类对左翼文学的否定性研究潮流既没有发现有用的新史料，也没有提出多少新观点，大多数是重复80年代后期的一些看法。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日趋复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左翼文学又一次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相比，“左翼”成为第三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核心概念，“革命”“大众”“阶级”“集团”“宣传”等名词都是在“左翼”的范畴下加以论证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左翼文学思潮的整体性、左翼文艺运动的复杂性和左翼文学遗产的现实性。研究者既不是一味地全盘肯定左翼文学思潮，也不是盲目地全盘否定左翼文学思潮，而是力图深入左翼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现场，显现出独特的历史意识。单一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被更加多元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文献方法取代，研究者不再只是充满激情地主观判断，而是进行冷静客观的事实分析。

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视角是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极大地限制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的认识，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长期徘徊在单纯地否定或肯定的状态中。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渐走向了多样化。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主要有五种。一是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左翼文学思潮的倡导者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由此导致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强烈的政治化追求，这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诟病。朱晓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认为政治化是30年代文学思潮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并非左翼文学思潮所独有。从政治文化入手，作者发现了左翼文学社团的“亚政治文化性”、左翼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立场”、左翼文学阅读的“政治文化心理”、左翼文学创作的“集团化倾向”、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化思维”和左翼创作主体的“政治激情”等。[※注] 贾振勇的专著《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注] 除了涉及政治文化视角外，主要以左翼文学思潮表现出来的“理性”为中心，分析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意识形态价值坐标”和左翼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的政治移情”特征。

二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左翼文学作为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审美行为，而是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是30年代的社会生活极大地影响了左翼文学思潮，使左翼文学变成了一种生产和消费行为。因此，研究者从文学杂志、书籍出版、都市消费等不同角度进入左翼文学思潮，让人们看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属性。旷新年的专著《1928: 革命文学》集中探索了革命文学发生的社会机制。作者认为，“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它们在现代文学生产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1928年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革命文学”就是利用杂志和报纸把有一致倾向和共同追求的作家组织在一起，发起了“一场‘杂志之战’”，并“把《文化批判》的声音不断放大和复制，从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注]

三是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视角。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翼文学思潮由于被认为是张扬政治性和抑制启蒙性而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否定。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现了左翼文学思潮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随即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程光炜的论文《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运用现代性文化理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为起点的“批判理论”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的“核心理论”，而这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之间存在着“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化’”的矛盾，这种现象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困惑。[※注] 杨春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现代理性精神”，30年代的“革命文学”是一种革命的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典文学的理性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注]。

四是文献梳理的研究方法。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之所以呈现出否定性的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轻视。一方面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史料没有被发现，另一方面是已有的文学史料没有得到运用。90年代以后，在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提议下，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也开始注重文学史料的搜集，研究者通过相关史料的分析来论证左翼文学思潮的独特性。程凯的论文《“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依据创造社成员、鲁迅、“革命者”等不同身份和立场的批评者的发言方式、言论意图及其对“革命文学”言论的编纂，分析了他们关于“革命文学”的不同叙述模式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识。[※注] 吴敏的论文以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30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分析了30年代初“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中国共产党关于“右倾”政治的变更、“左联”内部较为激烈的思想情绪冲突等情形，显示出“左联”存在发展的尴尬处境以及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注]

五是左翼文学思潮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研究外，东北哈尔滨的以“生的斗争”“血的飞溅”和“粗犷自然‘力’”[※注] 为特征的左翼文学，以及北京、天津和青岛的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出于对1949年以后形成的“革命史”和“文学史”相互印证观点的不满，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大多数把左翼文学思潮看作政治的演绎，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复杂性，导致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长期停滞不前。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视角的调整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左翼文学思潮形成的复杂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外关系的研究。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受关注的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绝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自身的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是对左翼文学思潮与日本、苏俄文学复杂关系的多角度探析。艾晓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注] 详细考证了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的转变与日本福本主义、太阳社与日本“新写实主义”、苏俄的“拉普”与中国的“左联”等之间的统一而又矛盾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左翼文学思潮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艺等同时期国内文学潮流互动关系的梳理。葛飞的论文《文人与革命：从“第三种人”问题生发的左翼诸面相》[※注] 以“第三种人”问题为中心，分析了鲁迅、茅盾、冯雪峰与胡秋原、杜衡之间不同的身份、地位、功能及其对“左联”的态度。同时，鲁迅、周扬等人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姜振昌的论文《“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异体同质和异质同构——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注] 提出了鲁迅在“大众”立场和文化基点上与“左联”建立关系后出现的“孤独和焦虑”心态。张景兰的论文《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注] 认为，鲁迅、“左联”与“第三种人”之间是一种“伦理之敌”。曹振华的论文《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注] 认为，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关系“反映着鲁迅的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二是对左翼文学思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研究。支克坚的论文《中国现代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注] 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特殊的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是要求文艺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且要求文艺必须与实际的政治运动相配合或相结合”。该文不仅肯定了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可以说抓住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关键之所在。陈方竞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注]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正在兴盛的左翼文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形成，并导致了其“杂芜性”的特点。

三是对以“左联”为主体的左翼文学社团组织结构复杂性的研究。曹清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史稿》梳理了“左联”成立后的“身份建构”和组织框架中的“身份动作”。作者认为，“左联”除了通过机关刊物、政治纲领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规训”外，还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性。[※注] 姚辛的《左联史》则详细描述了“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的过程，涉及了上海以外的分支机构的组织关系，史料相当丰富。[※注]

90年代以后，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因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关注社会下层的传统引起了左翼文学研究者的共鸣，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左翼文学思潮留下来的理论遗产，并进而挖掘左翼文学思潮的现实意义。当然，一部分左翼文学研究者关注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也根源于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冷漠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漠视，由此形成了一部分因反对自由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现实态度而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反思最有深度的是支克坚。他的论文《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注]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心，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革命文学的理论核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革命文学”兴起后接受的并不是最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是经俄苏文艺理论家阐释过的“俄苏版”，其理论核心问题是不允许文艺脱离政治、脱离党的事业的轨道。左翼文学思潮就是以此为理论中心向前发展的，并且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现了中国化。这种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既有正义性，也有局限性。

2000年，孟繁华发表了《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注] 一文，认为中国在进入资本神话时代以后的无产者写作必须继承3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战斗性和理想主义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推出了重点栏目“左翼文学与现代”笔谈，其中旷新年的《断岩深处的历史》、孟繁华的《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和王富仁的《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左翼文学的理论遗产与现实意义问题。尽管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着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潮流，但旷新年认为，在未来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左翼文学思潮终究会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在重提“人民文学”口号的前提下，旷新年指出，“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现实批判和对人民性的强调，是其主要叙述特征”，也是其最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遗产。孟繁华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的最大价值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要求”；“我们在当下文学中已经很难再读到浪漫和感动。而左翼文学最大特点可能就是它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性。”这些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者从当下文学现状和社会状况出发，思考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将学术研究的现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中国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左翼文学研究者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也进一步走向深入。2006年1月，汕头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同年第2 期推出了“左翼文学研究特辑”。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黄修己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贫富差距突破了国际警戒线，左翼文学思潮的价值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韩国的林春城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左翼文学思潮所体现的平民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战斗精神等左翼文学的基本精神特别值得重新重视和关注。[※注] 王富仁在大会的闭幕词《今天研究左翼文学的意义》中，结合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生命体验、价值追求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提出了自己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看法。他指出，研究左翼文学思潮就是要总结左翼作家追求中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找寻我们自己的一条文化道路，一条继续成长的路，从而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崇高一些。[※注] 王富仁是从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的，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如果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那么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就一直会存在下去，并且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影响下，新世纪以来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除了继续探索左翼文学的理论遗产之外，又形成了以下两个新的研究方向。一是以“左联”为主体的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上海鲁迅纪念馆策划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包括孔海珠的《“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乔丽华的《“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曹树钧的《“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吴海勇的《“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五部著作，于201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将文献整理和研究对象扩大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总”“美联”“剧联”“电影小组”等不同文艺领域的社团组织和机构，是对20世纪80年代“左联”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将左翼文学的起点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的1920年，终点放在1932年年底，包括了革命文学的酝酿、普罗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学的兴盛三个阶段，是广义上的左翼文学。材料来源于当时出版的大量文学报刊，“具象地呈现出左翼文学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长久保存和流传的真真正正的中国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撰著”[※注]。

二是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话语研究。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生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整合了20世纪上半期一切领域的社会变革运动，并得以生成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左翼文学话语。李跃力的专著《革命与文学的深层互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以“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主轴，通过一些典型个案的分析，深入探讨‘革命话语’缘何进入文学，‘革命话语’唤起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又丰富了‘革命话语’，二者互为体用，循环往复，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国家、社会、个人的彻底革命化”[※注]。该书展现了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家与政治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剖析“革命话语”如何再生产“革命信仰”“革命伦理”和“革命美学”，并深入挖掘了其深层作用机制。程凯的专著《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则在1924—1930年的“大革命”政治文化语境中，展现了“五四”一代文学青年经历的从文学到政治的冲击与转变，并由此探求了左翼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复杂性。作者认为正是新文化自身的危机导致了新文化群体从弃绝现实政治转向萌发新的政治意识，“与其说外来政治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不如说新文化运动中已孕育了由思想革命进入社会革命的基因”。对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左翼十年’，而是要在从‘五四时代’到‘左翼十年’的历史连续性中去把握”，左翼文学正是在“大革命”促生的文化与政治的交互实践中展开的，“其实就是结合于共产革命的‘非决定性’历史因素”[※注]。

第三节 “讲话”及延安文艺思潮研究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文艺整风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在5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引言》，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等。在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指出革命文学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不仅对延安文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基本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发展的政策和方向。

一

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既总结了一个时代的延安文学的发展状况，也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延安文学的研究范式。此后，延安文学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随着政治潮流和学术趋向的变化而升沉起伏，显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复杂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是延安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由于在新政权建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的特殊性，这个时期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被强烈地政治化了。社会历史批评虽然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在延安文学思潮研究中却常常被充满激情的赞美式的政治批评所代替。这个时期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基本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核心，每一次文艺运动都是以强化毛泽东的“讲话”对延安文学思潮的规范为目的，从而使延安文学思潮研究最终沦为政治意识形态解读的符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以毛泽东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就完全变成了政治阴谋的注脚。

对延安文学思潮的研究首先出现在文学史的撰述中。由于延安文学思潮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密切相关，因而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毛泽东的“讲话”放在了一个特殊位置。所有的文学史著述者都非常重视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全部将毛泽东的“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新旧历史的分界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新文学史，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如此。在“绪论”部分，作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将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1942—1949年的延安文学思潮属于第四个阶段。作者说：“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就因为这讲话实在太重要了。”[※注] 作者还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作为第四编的标题，全面分析了“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也概述了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中带来的新变化。[※注]

此后出版的其他一些文学史都对毛泽东的“讲话”影响下的延安文学思潮予以特别的关注。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将毛泽东的“讲话”放在文艺大众化的发展历史中，突出了“讲话”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分析了“讲话”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分期中的标志性意义。蔡仪在第五讲“新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第六讲“大众化的倾向”里，通过对1942年“讲话”发表前后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对比，提出“讲话”的发表“不仅使文艺理论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使文艺创作明确了一个新方向，把文学运动引上了一个新方向”[※注]。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注]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分析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思潮的一条主线。作者认为，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指导着延安文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作者以“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标题，全面论述了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前后国内外的政治和军事状况、延安的文化和思想现状，分析了“讲话”的具体内容及其指导下的延安文学创作运动。

随着“讲话”的特殊地位在文学史著述中的确立，针对延安文学的学术研究也相继展开。然而，由于受毛泽东的“讲话”的巨大影响，延安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分析一些代表性作品的“大众化”特征的分析上，专门探讨延安文学思潮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在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把分析毛泽东的“讲话”作为重点。1952年5月，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除了《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和周扬的文章《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10周年》继续阐释“讲话”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外，其他许多著名作家也纷纷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表态，比如有郭沫若的《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做一名文化尖兵》、曹禺的《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老舍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茅盾的《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赵树理的《决心到群众中去》、丁玲的《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等文章。这些表态性文章表达的中心意思是紧跟“讲话”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坚持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文艺与群众的结合。李何林的论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在1953年的第二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写的，因而将1942年以后的文学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论文分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延安作家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欧化及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提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必然性。[※注] 江超中的《解放区文艺概述》是最早出现的一部专门研究延安文艺思潮的著作，作者将论述的时间界定在1941年延安文艺整风到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间。除了像一般文学史一样对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延安“文艺界基本情况及一般的理论与创作倾向”进行介绍外，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对“讲话”发表之后延安的工农兵文艺运动和创作潮流的详细概述上。在“讲话”的总体格局下，这些研究成果强调“人民本位，群众本位”，大众化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对于大众化概念的理解也完全一致，即不是要让欧化的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趣味、艺术形式去“化大众”，而是要创造出符合民族审美习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并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1962年，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延安文学思潮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但是，此时的延安文学研究已经完全变成对毛泽东的“讲话”的解读。唐弢的《论作家与群众的结合——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是众多纪念文章中最为突出的一篇。作者以丰富而渊博的文学史实，全面分析了“讲话”中提出的“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去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作家深入工农兵并与群众结合”。作者指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与群众结合是贯串在《讲话》里的主要精神”[※注]。尽管当时的学术研究已经完全政治化了，但唐弢并没有为迎合政治形势而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去分析“讲话”，而是从文学与群众的关系角度去谈论问题，显示了其分析问题的独特性。林志浩的论文《工农兵方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注] 主要分析的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作者提出，“《讲话》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的成熟”。吴宏聪的论文《继“五四”之后的文学大革命——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20周年》[※注] 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强调了“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的意义及其对当时文学创作上的指导意义。许怀中的论文《最辩证、最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学习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注] 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从当时的政治任务和实际情况出发，充分研究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最全面、最系统、最彻底、最辩证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为革命的文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严家炎的《改造文学队伍、改造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纲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20 周年，兼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的形成问题》[※注] 主要分析了“讲话”在改造中国现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无产阶级作家队伍过程中发挥的功能。由于毛泽东“讲话”的权威性，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文艺现状对毛泽东文艺观点的简单阐释，没有多少独创性可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研究却一直在继续。然而。此时对“讲话”的研究已经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少学术价值可言。1966年4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公开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文艺黑线。与此相配合，《红旗》杂志于1966年6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批判“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在此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研究者根据斗争需要肆意曲解毛泽东的“讲话”。例如马家骏的论文《文艺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必须“努力使文艺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者认为，“文艺要更好地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反映工农兵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的火热生活，反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共产主义萌芽，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注]。该文章完全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分析毛泽东的“讲话”。

二

新时期开始以后，延安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根据学术观念的变化与研究视角的更迭，第二个时期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新时期之初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阶段。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延安文学思潮的偏激否定，研究者力图使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回归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状态中。由于毛泽东“讲话”的特殊性，研究者常常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对延安文学进行全面的肯定，社会历史批评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每个研究者的眼中，毛泽东的“讲话”是作为党的文艺政策和路线而存在的，因而这个阶段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不可能摆脱毛泽东“讲话”的规范，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研究者大多只是重复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的学术观点。

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同样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开始的。1977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在〈讲话〉 照耀下的解放区文艺运动——兼评“四人帮”的“空白论”的反动实质》一文，开启了新时期以来延安文学思潮研究的先河。该文在否定“四人帮”提出的“空白论”的基础上，主要重申了毛泽东“讲话”的“工农兵方向”。文章认为，“《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延安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注]。该文的重要性在于从总体上对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思潮进行了肯定，对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出现的小说、叙事诗、新歌剧等创作潮流做了全面评述，基本上恢复了延安文学思潮发展的概貌。紧接着，严家炎发表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貌》[※注] 一文，作者以对包括丁玲、萧军、艾青等延安作家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为例，提出了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严家炎只是以延安作家为例证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性问题，但是却引发了对延安文学研究的热潮。随着对延安作家政治上的平反，他们艺术上的贡献也开始得到确认，针对丁玲、赵树理、艾青、孙犁、周立波、萧军等几乎所有延安作家创作的学术论文大量涌现，而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对延安文学创作现象进行总体评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

随着198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 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延安文学思潮研究转向了对“讲话”的解读。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的歪曲，此时的研究文章大多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政治高度全面肯定了“讲话”的内容。朱寨的论文《恢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本来面目》认为，过去研究中的“《讲话》先验论”“《讲话》敌对论”和“《讲话》片面论”都“偏离了《讲话》的原意”，对“讲话”的研究必须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注] 但作者并没有进行深入探索恢复了面目的“讲话”是否符合艺术创作和批评规律。王瑶的论文《从现代文学的发展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将毛泽东的“讲话”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艺作家队伍五个方面，分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注] 周绪源的论文《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40周年》认为，“《讲话》的发表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贡献”[※注]。可贵的是，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已经不在一般意义上重复毛泽东“讲话”中的观点，而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也就是说，对“讲话”的研究已经开始孕育着突破。此后，对“讲话”的研究的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是在当时党的文艺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研究者常常在总体上肯定“讲话”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前提下，对抑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局部论点提出了批评。因而，这种反思是在理性规范下进行的，是一种有限度的学术反思。

1985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促使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强化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延安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实，延安文学思潮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早已产生，只是在以前的研究中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已。一方面，来自延安的那些接受了“讲话”教育的老作家，出面组织成立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和创办《延安文艺研究》，极力维护“讲话”的权威地位，反对对“讲话”的文艺思想进行学术反思，在新时期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呈现出保守的姿态。另一方面，随着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潮流的推进、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文学本体论与审美论等观念的引入，“讲话”本身存在的历史性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引起了一些注重思想性学者的批评性反思。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这两种观点不同的研究者常常处于相互冲突当中，表现出鲜明的主观性和激烈的情绪性。他们大多仍然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化的批评。由于是在一定的政治态度下从事延安文学思潮研究，因而这种研究的学术性也就大打折扣。就前者来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以这批老作家为中心相继举办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其活动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在每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像魏巍、贺敬之、胡采、林焕平、张学新等人都会写一些表态性的文章，明确维护“讲话”开创的“工农兵文艺的方向”。

从80年代中期开启的对延安文学思潮的批评性反思在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中达到了高潮。李泽厚是延安文学思潮的最早反思者之一，尽管他没有专门写过延安文学思潮方面的文章，但是他的《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20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等论文都直接涉及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延安文学思潮问题。李泽厚从“启蒙”与“救亡”相互变奏的角度出发，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提出的观点“都不是从文艺特别不是从审美出发，而完全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从当前的军事、政治斗争要求出发”，所以毛泽东必须“强调文艺的功利性、政治标准第一，批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人民大众的黑暗”等观点[※注]。由于“讲话”的影响，“中国文艺中终于出现了起初的农民群众、真实的农村生活及其苦难和斗争。知识者的个性、知识给他们带来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致消失了。”[※注]应该说，李泽厚的反思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指出了“讲话”对1942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造成的弊端。但是，这种激情式的“政治批判”的方式也为站在其对立面的维护者以后的“反批判”留下了依据。

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1989年的刊物上出现了大量反思“讲话”的文章，像《百家》第4 期的《对毛泽东一个文艺观点的反思》，《文艺争鸣》第4 期的《五四精神的迷失与回归》，《书林》第5 期的《当代文学的困境与“讲话”》《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如何锻就的》《文学的理性与文学的奴性》，《天津文学》第7期的《当代文学：摆脱民粹主义的框范与奴性自缚》等都是以批评方式评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在这类文章中，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最具影响力。与此前一些反思性文章不同，夏中义将反思的重心放在毛泽东“讲话”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作者认为，“讲话”所导致的“文艺在政治迷宫中失落其审美本性”经历了两个时期，前期是“胡风意见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挑战”和“周扬写真实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修正”，后期是“样板戏原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注]。对“讲话”的反思因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迫中断，以《历史无可避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章受到了广泛批评。批评者认为，“《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武断地判定‘坚持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即‘工具论’又是非科学、非美学的，它把‘样板戏原则’和‘阴谋文艺’说成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和‘终结’。这表明作者的基本倾向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全否定”[※注]。对延安文学思潮进行批评性反思的，还有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郑波光的《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等文章。他们认为，“赵树理方向”是“背离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的”的“逆流”。[※注] 作为一种“政治方向”，它代表的是“单一化的、狭隘的农民文学方向”[※注]，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相关的。由于受到《历史无可避讳》等文章的影响，“重写文学史”潮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90年代以来，伴随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逐渐消解，延安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为学术观念的自主性。研究者不再受相关文艺政策或政治权威左右，而是依据文学史料的分析做出判断。二为主体心态的理性化。研究者不再因为主体情感的好恶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意的褒贬，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学史料进行理性的分析。三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仍然被研究者使用，但是文化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比较文学等更能揭示研究对象内涵和特征的研究方法被研究者广泛运用。四为研究视野的开阔性。研究者不再将研究视野单纯局限在“讲话”及其影响研究上，而是将研究目光投向延安文学思潮整体，从而形成了延安文学思潮研究的整体感，延安文学思潮研究由此获得了有效的突破。

90年代以前，由于“讲话”的巨大影响力，研究者普遍关注延安文学思潮的“工农兵的方向”，其他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被完全忽略了。90年代以后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打破了以“讲话”为中心的单一现状，努力寻求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研究的多样化。其中，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山药蛋”派。席扬、段登捷的论文《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注] 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分析“山药蛋派”的独特性。作者认为，“山药蛋派”作为一个相当单纯的审美现象，在文明与愚昧、传统与西方、都市与乡村、“五四”艺术理性与延安艺术理性、浪漫精神与务实精神交错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显示了农民文化的传统性。杨矗的论文《“山药蛋派”: 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实践形态的接受美学》[※注] 认为，“山药蛋派”体现了接受美学的“实践形态”，其审美追求表现为：“文学创作应为读者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尤其是为广大农民读者所喜闻乐见、所接受。其对象是广大农村读者，内容是现、当代的现实生活，形式是我国传统的民族化、大众化即通俗化的艺术形式，价值观是以农民读者的审美接受为中介的政治功利价值观。”

叙事话语也是研究延安文学思潮经常采取的研究角度，研究者由此发现了延安文学思潮的独特内涵。知识分子话语受到了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吴敏的论文《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注] 梳理了延安文坛“小资产阶级话语”形成过程、独特内涵及其现实功能。作者认为，“小资产阶级”主要“意指着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既形成一种等级的序列，也构成明显的对立局势，两者之间变成了‘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忏悔者’—教导者、受教育者—教育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袁盛勇的论文《难得自由：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注]展现了初到延安的文人的自由心态，揭示了这种自由气氛的产生与当时整个延安的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黄科安的论文《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注] 分析了延安文人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独特功能。作者认为，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共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从大众话语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杜霞的论文《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注] 考察了作为延安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的大众话语，指出延安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延安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延安文学的大众话语仍然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在对知识分子话语、大众话语等叙事方式的考察中，延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彻底显现了出来。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思潮既开拓了延安文学思潮的研究视野，也揭示了延安文学思潮发展的复杂性。对文学报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日报》上，对其他报刊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李军的专著《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 〈解放日报·文艺〉 研究》专门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解放日报·文艺》立足于延安现实的文化土壤，是在初创期延安文艺有了很大发展的文化环境中诞生的，而主编丁玲“创建文艺发展的平台”的独特编辑观念为《解放日报·文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解放日报·文艺》上发表的大量“另类”作品既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一种“善意批评与革命建构”，也是他们的革命情怀的一种表达。《解放日报·文艺》的停刊显示了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标志着延安文艺界创作路向的调整。[※注] 韩晓芹的论文《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 〈解放日报〉 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注] 主要运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解放日报》的副刊。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自产生一直在走向大众化，但是直到延安时期才真正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文学转型，并出现了像赵树理那样终身致力于文艺大众化创作的作家。这种转型与“文化中心的西移和读者的分化”密切相关，“以最广大的民众和士兵为代表的现实读者是延安文学转型的现实基础，以延安文人为代表的专业读者是延安文学转型的催化剂，以老干部为代表的‘标准读者’则是规训延安文学前进方向的风向标，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不仅是各种读者聚合的文化窗口，也是不同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阵地”。延安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创办过很多文艺报刊，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解放日报》显然是比较狭窄的，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

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学制度的层面对延安文学思潮展开研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很快走向了体制化，文学制度的建构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郭国昌的论文《文艺奖金与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思潮》[※注] 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解放区文艺奖金设立数量变化的对比，揭示了解放区文艺奖金设立的现实功利目的，分析了文艺奖金在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思潮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黄科安的论文《文艺方针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注] 分析了文艺方针与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毛泽东将文艺工作看作是推行中共新的意识形态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必然会作为文艺方针得到执行。袁盛勇的《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注]和郭国昌的《集体写作与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思潮》[※注] 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在延安文学制度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郭国昌的论文《“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注] 分析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真人真事”写作方式，揭示了这两种写作方式在延安文学大众化思潮发展中的建构意义。从文学制度层面研究延安文学思潮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只是有些属于文学制度层面的内容还没有被研究者挖掘出来。

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热”也催生了一些从文化角度研究延安文学的学术成果，但是很少有人从延安文学思潮的总体发展高度来思考问题。90年代以来，从文化角度研究延安文学思潮的论文大量涌现。朱晓进的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注] 把“山药蛋派”的审美特性与三晋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从价值取向看，三晋文化中的崇实精神和延安的文化倾向相一致；从审美取向看，山西作家源于三晋文化崇实精神的重实用、重实利、重本土的审美追求与抗战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民族精神也相合拍”。当然，对解放区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已经非常普遍了，像东北、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不同解放区所属的研究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他们未必都以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倪婷婷的《战争与新英雄传奇——对延安战争文学的再探讨》[※注] 虽然没有冠之以“文化”名义，但也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思考解放区文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新英雄传奇是根据地民众英雄的传奇经历的缩写，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能广泛而普遍地为40年代关心抗战现实的根据地作家所选择，说明它对这个时代具备多重的适应性。周维东的论文《“突击文化”与延安文学引论》[※注] 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突击”现象中提炼出了“突击文化”的概念，用来概括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军事化特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以及普遍的“突围”心理。“突击文化”使延安文学显示出整体“突击”的特征，反映了延安文学的内在丰富性。苏春生的专著《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注] 从文化角度将解放区的文学思潮分为主流政治型、知识分子型和农民本土型三种类型，描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文学思潮以主流政治型为轴心的整合过程，最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战时文化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工农兵文学审美形态。

当围绕在毛泽东的“讲话”上的神圣光环被祛除以后，对延安文学思潮发展中的文艺观念的研究也走向了深入。支克坚的论文《从鲁迅到毛泽东》[※注] 探讨了由鲁迅开创的革命文艺思潮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由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潮转变为一种政治家的思潮的过程，揭示了政治在文艺观念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袁盛勇在《延安文学及延安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反思了90年代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认为延安文学在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延安文学研究的重大价值日益显现。他的《民族主义：前期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和《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注] 等论文着力于探求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作者认为，延安文学的文艺观念前后期是不同的：前期延安文学的文艺观念的产生根源于“民族主义”，呈现出“民族—现代性”的双重内涵；后期延安文学的文艺观念逐渐走向单一化，在“阶级—民族—现代性”的演进中逐渐确立了“党的文学”的核心观念。宋剑华的论文《〈讲话〉 与解放区文学的思想规范运动》[※注] 分析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作家的文艺思想观念的规范。作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作家思想规范运动，“知识分子作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彻底告别了‘五四’人文主义的文学信仰，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全面转向无产阶级政治理想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延安文学前后不同时期文艺观念的差异，暴露了延安文学思潮发展中文艺观念由复杂向单一的转变过程，显示了延安文学思潮发展中文艺观念的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的延安文学思潮研究伴随着一系列与延安文艺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而日趋活跃，并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术方向。一是对延安文艺研究的学术史反思。赵学勇的论文《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肯定了延安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认为延安文艺“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注]。李洁非、杨劼的专著《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将延安文学放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认证，提出了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等问题对后来新中国文学的影响。[※注] 袁盛勇的论文《延安文学研究的还原性特征》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延安研究的“还原性特征”，作者认为，“还原”既是“一种对于历史原初风貌的揭示”，也是“一种历史态度和写作立场”。[※注] 袁盛勇主编的《延安文艺研究年鉴2015—2016》更是对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总体梳理和检阅，既强调学术观点的表达，又注重文献史料的呈现。[※注]

二是对延安文艺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的反思。赵学勇、田文兵的论文《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提出延安文艺的产生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作者认为，延安文艺自形成以来“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注] 赵学勇的论文《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文学》指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既是对‘五四’精神的承续和转换，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问题”。作者认为，延安文艺“作为‘中国经验’的集大成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既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注]。

三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张炯的论文《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生成》和《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播与影响》两文既从争夺民族民主革命的文艺领导权、总结“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艺论争等方面论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生成，也梳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传播情况和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的天赋以及他对当时延安文艺问题的调查研究”[※注]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生成。张旭东的论文《“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内在论述逻辑出发，分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活着的历史文献”的理论可能性。作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观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提供了政治自律性内部对文艺的规定，同时也为日后国家—社会关系中重建文艺的一般关系提供了契机”，“作为革命机器一部分的文艺文化工作者，承担教育者和服务者的双重功能，其先锋性和终极意义取决于他们同历史总体性的关系”[※注]。郭国昌的论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论析了在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进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延安文艺政策的建构经历了前期以‘民族—国家—个人’为中心向后期以‘阶级—政党—大众’为中心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作为一种文艺思想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逐渐被固定化，成为延安文艺政策的理论核心。延安的作家从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人’转变为自觉执行延安文艺政策的‘党的文艺工作者’，通过特殊的文学生产方式参与到解放区的群众文艺运动中。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逐渐确立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注]。

四是延安文艺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赵学勇、王鑫的论文《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梳理了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作者认为，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以“革命的个人意识与较高的艺术创造力”发现了“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并在“‘人民性’的追索中呼唤与塑造‘大众英雄’”，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相辉映，推进了“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一道参与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创造，将个人话语汇入中国新时代的话语，完成了其文化身份的‘重述’”[※注]。郭国昌的论文《从上海到延安：“文学旗手”建构的空间政治诗学——延安文艺体制中的高尔基形象塑造》分析了延安文艺体制中的高尔基形象建构。作者认为，“高尔基和鲁迅一样，在解放区通过一系列纪念大会被赋予了‘文学旗手’的功能，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被纳入了延安文艺体制当中，成为解放区独具特色的文艺生产方式。高尔基的人生历程、创作道路、道德追求、政治倾向等都被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高尔基不再作为一个有个人情感和思想矛盾的独立作家而存在，而是变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集体符号”[※注]。

五是延安文艺体制研究。周维东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将延安文学置于民国文学的宏大背景中，展现了“统一战线”“突击文化”与延安的文学生产活动。[※注] 杨琳的专著《回归历史的现场：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延安文学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并揭示了延安文学的生产机制、意义建构、媒体形态的融合及拓展。[※注] 郭国昌的论文《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梳理了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建立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延安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延安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延安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延安后期文学发展中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注]。张武军的论文《民国机制与延安文学》借用“民国文学”范式，将延安文学放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运用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机制要素，有效地阐释延安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观念的变迁。作者认为，“延安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和变迁，与民国这个大语境及国共关系密切相关”[※注]。

六是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朱鸿召的《延安文艺繁华录》以编年方式详细梳理了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延安的文艺活动。[※注] 艾克恩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以历史发展为经，以艺术形式为纬，全面论析了延安的文艺活动和创作成就。[※注] 孙国林编著的《延安文艺大事编年》同样用编年方式，以文艺事件为中心详细概述了延安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文艺事件的来龙去脉。[※注] 延安文艺文献的整理出版为延安文艺研究的再出发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为认知延安文艺的“中国经验”确立了文献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