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左联”为核心的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发端于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到30年代时掀起了一股被称为“红色十年”的文学潮流。对于这一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文学思潮，研究者或者称为革命文学，或者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如果将其放在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中，把以“左联”为核心的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称为左翼文学思潮也许更为恰当。

一

中国成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是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由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左翼文学思潮不仅在1949年以后迅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且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进行。受制于1949年后浓厚的政治化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的探索上，形成了一种“革命式”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批评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从时间上来说，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被认为是“文艺黑线”而遭到了彻底否定，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其形成历史的叙述上，文学史写作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主要的方式。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规范，这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把“文学史”与“革命史”直接对应起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变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分支”，最具“革命性”的左翼文学思潮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主流文学现象。从1951年9月到1953年8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陆续出版，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潮流。王瑶认为，中国新文学史既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其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其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注]。正是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性质的认定基础上，王瑶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其中1928年到1937年的第二个阶段被命名为“左联十年”。王瑶一方面分析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形成的激烈的政治冲突环境，提出了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革命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了“左联”成立后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指出了鲁迅在左翼文学思潮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下，此后出版的文学史著述大多数承接了王瑶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基本观点，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特征。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认为，左翼文学运动是在“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下”[※注] 展开的，左翼文学运动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方向，而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文艺自由论”“论语派”等“反动文学倾向”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虽然没有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那样过于突出鲁迅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关系的强调则是一贯的。在论及左翼文学思潮时，这些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一方面强调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突出了左翼文学思潮在尖锐复杂的政治矛盾斗争中的革命性追求，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支流和逆流的观点，肯定了左翼文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如同蔡仪所说：“新文学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翼，它是决定于革命运动，服务于革命运动的；它和革命运动密切相关，也随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左翼文学思潮的政治化特征明晰地显示了出来，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地位逐渐得到了加强。

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形成历史进行文学史叙述的同时，针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学术研究也相继开展了起来。由于新旧时代的转换所导致的研究队伍的匮乏，从事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仍然是文学史的撰述者。由于他们在1949年以前就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具有很深的左翼的文化背景，因而他们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和文学性质的论断，这也就决定了1949年以后将近30年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政治化特征。对于他们来说，强化左翼文学思潮的主流地位，寻求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意义，论证左翼文学思潮与政治革命的合理性是他们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因此，他们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其实是对文学史著述中关于左翼文学思潮内容的政治简化，并没有表现出学术研究的学理性。

5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主要有丁易、李何林、刘绶松等人。从1951年开始，丁易陆续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专门研究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系列论文，包括《1928—1930年的革命文学运动试论》《文艺第一次和兵农结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1930—1932年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左联和反动文艺的斗争》《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对当时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文章以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心，依照不同的问题展开论述，梳理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革命文学”论争、文艺大众化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的文学思想斗争等重要问题。然而，由于丁易过于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与革命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后导致了研究者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理性，提出了像苏区的文艺运动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是“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主流之一”这样一些完全违背文学史实的观点。[※注] 李何林的《“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本来是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授“新文学史”的讲课稿，因而对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的描述相当完备。除了对左翼文学运动进行文学史式的一般性介绍外，该文以“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论述30年代文学的核心概念，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主导性，总结了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内容，并认为“中国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文学”[※注]。

在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中，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往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常常扭曲了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真实状况。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研究者已经形成的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共识。在1957年以前，研究者虽然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极力强化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一些基本史实的评析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然而，1957年以后，研究者就只能根据左翼文学思潮参与者的政治地位来评价其文学活动。比如，对于冯雪峰在“左联”成立前后的文学行为，1957年以前的研究者都是积极肯定的。丁易认为，冯雪峰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写了一篇《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站在巩固统一战线的立场，诚恳坦白地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苏汶等，平心静气，不躁不矜，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注]。刘绶松认为，“洛扬在致《文艺新闻》的信中严正地指出了胡秋原的反动面貌和狡诈手段，指出了‘胡秋原的主义，是文学的自由，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强调，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之取消’”[※注]。而1957年以后，对冯雪峰的评价就完全变了。1958年年初，刘绶松发表了《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对1932年的“第三种人”论争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重新进行了评价。刘绶松从冯雪峰对苏汶、胡秋原的个人关系和苏汶、胡秋原对冯雪峰文章观点的“认同态度”，冯雪峰对瞿秋白、周扬文章观点的“否定态度”和苏汶、胡秋原对其他“左联”作家的批判倾向，冯雪峰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宣传文艺思想的错误等现象出发，论证了冯雪峰在“左联”时期“一贯的反党立场”和“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注]。至此，文学研究完全沦为对个人进行政治批判的工具，学术合理性完全被政治合理性取代了。

随着“左联”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逐渐进入高潮。首先，发现和出版了一批“左联”的新史料。其中产生一定影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开始影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和1961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出版了近50种，《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到1963年共出版3辑。《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发表的新史料包括丁景唐整理的《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瞿光熙整理的《蒋光慈著译系年目录》《洪灵菲研究资料编目》等重要内容，丰富了研究者对“左联”的进一步认识。其次，发表了一批专门研究“左联”文学活动的文章。唐弢的《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是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唐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论述，而是依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出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论断，肯定了“左联”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上取得的成绩。唐弢也对左翼文学思潮之外的“一切黄色的或灰色的”文学，像张竞生、章克标、邵洵美、曾今可、穆时英等人的创作提出了批评。[※注] 值得注意的是，唐弢并没有完全从“革命史”和“文学史”相互印证的角度去论述“左联”十年的左翼文学潮流，尽管有些看法与文学史实有一定出入，但是却代表了当时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最高水平。

刘绶松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斗传统》也是为纪念“左联”成立30周年而专门写的一篇文章，延续了其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的基本观点。该文除了一般性地概述“左联”成立的经过和解散的原因、肯定“左联”的意义等之外，提出了“左联”开拓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代“沿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和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的观点。[※注] 也就是说，刘绶松在以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将左翼文学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前进却是以违背文学史实为前提的，时代的政治意识极大地限制了作者对左翼文学思潮真正的认识。

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部专门研究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论文集，收入了陈瘦竹、魏绍馨、包忠文、邹恬、叶子铭等人的12 篇文章。他们力图通过对“左联”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活动的介绍，发现和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诸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经验”之间的关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大众化与政治革命的统一”、“作家的世界观和生活斗争经验与创作水平的关系”等。同时，他们在文章中也适时地批判了“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个人主义野心家冯雪峰”的“反动理论”。[※注]

二

新时期开始以后，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洗刷对左翼文学思潮罗织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名，力图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恢复到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状态之中。因此，这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其实仍然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社会历史批评，论证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革命性依然是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为了使人们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认识回归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者所认同的那种革命性理解当中，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必须首先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文学资料。因此，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于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到1984年时共出版了5辑。其中第5辑刊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史料选刊”，第6辑刊发了“左联”成员的回忆录，第7 辑刊发了“左联”成员的创作，引起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陈瘦竹主编的《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于1980年出版，书中收入了1929年年底到1936年年初“左联”和其他左翼社团的文学活动资料，涉及左翼文学社团的活动纲领、章程、决议等，以及国民党当局禁止左翼文学社团活动的相关密令、条例等，为还原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提供了极大便利。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 周年，当年参与过“左联”活动的成员分别撰写了回忆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为《左联回忆录》一书，于1982年出版。

在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资料编辑出版的同时，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拨乱反正的“革命式”研究也在同时进行。1978年，《文学评论》集中发表了一批针对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论文。吴黎平的《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陈荒煤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唐沅的《关于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杨占升的《评“两个口号”的论争》等文章，力图通过还原30年代左翼文学活动和文学论争的真实状况，达到肯定左翼文学思潮革命性的目的。1980年，由陈瘦竹主编的《左联时期文学论文集》出版，收入了包忠文的《左联文艺斗争中的几个问题》、方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现实主义问题》、骆寒超的《左联时期的诗歌》、王文英的《左联时期的戏剧运动》等论文。这些论文重新评价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统一战线和文艺上的反‘围剿’”“文艺思想中的教条主义、机械论”“文学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化和公式化概念化”“歌颂与暴露”等。此后，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思路逐渐开阔起来，刘柏青的论文《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该文并没有从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大多数是日本留学生这个基本因素出发论述问题，而是以中日之间有“大体相同的资产阶级文学传统”和“大致相同的革命任务”等共同性为中心，从文学思潮角度分析了30年代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受到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中的福本和夫、青野吉季、藏原惟人等人的影响。[※注]

从“革命式”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一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仍然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发现了左翼文学思潮所独具的“革命性”，但“革命性”也缚住了研究者的手脚，无法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此同时，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启蒙式”研究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兴起，并随着一系列新命题的提出而获得了极大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了极其活跃的阶段。然而，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不但显得有些沉闷停滞，而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面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窘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于1985年“左联”成立55周年时邀请一部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开展“笔谈”，寻求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路径。丁景唐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要有所突破不仅要加强新史料的挖掘，更要注重新史料的辨识，不仅要强调研究的历史性，更要注重研究的科学性，让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回到“左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去。[※注] 陈瘦竹对“从形式和技巧出发，重艺术轻思想，因而对于非左联作家和左联作家作过分的褒贬”的不科学的研究现象和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要求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分析”[※注]。王富仁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只有如此才能对各种复杂理论现象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才能对“左联”的历史功过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判断。[※注] 张大明认为，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尚待开拓的课题还很多，比如“左联”的组织关系、左翼文艺运动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历史局限与消极影响研究等。[※注] 应该说，这些学者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存在的弊端的认识是准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突破点也是有针对性的。

以1985年“左联”成立55 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反思为起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呈现出两种类型。其一是仍然延续第一阶段固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但是开始注重对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在评述左翼文学的理论主张、创作潮流时逐渐趋向客观。更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开始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善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去思考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统一概念下，研究者注意左翼文学思潮内部的复杂性，“革命文学”“普罗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大众化”“中国诗歌会”等不同概念相对应的流派内涵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研究者不再把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单纯看作是“革命史”的图解，而是努力挖掘其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所包含的文学史意义和历史价值。林非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注] 从时代性角度分析了“革命文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启蒙”，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沈永宝的论文《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注] 则详细分析了“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主义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徐瑞岳、李程骅的论文《试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注] 把“革命文学”纳入无产阶级文学的总体框架中，阐明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大众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大明的专著《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注] 是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既有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史料搜集和整理，也有对左翼文学思潮发展过程的历史描述；既有对左翼文学思潮宗派主义历史根源的探索，也有对左翼作家创作的评述。作者从“左联”作为一个政党式社团的组织关系、人员组成等方面，揭示了其在30年代对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开始走向现代化，现代性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用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主体精神、审美意识等作为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集体精神、宣传功能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了严厉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潮流，以充满偏颇的激情批判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证，形成了以否定性为倾向的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并在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达到了高潮。一方面，“文化热”的兴起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者主观地认为，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完全政治化的，缺少文学所必备的文化内涵，理应受到批评。吴俊的论文《论“革命文学”与三十年代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注] 不仅对30年代开始兴起的“革命文学”进行了全面否定，而且也对“革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消极影响提出了批评。刘再复、林岗的论文《20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注] 就“站在人道的立场上”看待革命文学。在作者看来，“革命文学其实是僵冷的文学，缺乏人性、人情、人道光辉的文学”。“人性、人道原则”固然是文学的重要特征，但文学也同样是不可能远离政治的。当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在充满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的时代里兴起时，它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越加紧密了。为了突出文学的“人性、人道原则”而全面否定左翼文学思潮，也是偏颇的。

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在90年代后仍然持续着。林伟民的论文《左翼文学：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背离与超越》[※注]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20年代后期开始“趋于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背离与超越。周葱秀的论文《前进中的困惑——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错误消长的扫描》[※注] 不仅列举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具体错误，而且分析了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宋剑华的论文《论左翼文学现象》[※注] 认为，左翼文学善于引导和宣泄下层社会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并且能够从下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运用粗糙的艺术表现方式为他们描绘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因而左翼文学从30年代以后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当左翼文学一旦丧失了它原有的社会批判功能，直接转化为为现实政治体制粉饰太平的“歌德”工具时，不但背离了起初渴望追求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活目标，反倒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中国古典主义传统文化诸多本质特征的承袭。从总体上来看，90年代出现的这类对左翼文学的否定性研究潮流既没有发现有用的新史料，也没有提出多少新观点，大多数是重复80年代后期的一些看法。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日趋复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左翼文学又一次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相比，“左翼”成为第三个阶段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核心概念，“革命”“大众”“阶级”“集团”“宣传”等名词都是在“左翼”的范畴下加以论证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左翼文学思潮的整体性、左翼文艺运动的复杂性和左翼文学遗产的现实性。研究者既不是一味地全盘肯定左翼文学思潮，也不是盲目地全盘否定左翼文学思潮，而是力图深入左翼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现场，显现出独特的历史意识。单一的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被更加多元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文献方法取代，研究者不再只是充满激情地主观判断，而是进行冷静客观的事实分析。

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视角是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极大地限制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的认识，使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长期徘徊在单纯地否定或肯定的状态中。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逐渐走向了多样化。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主要有五种。一是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左翼文学思潮的倡导者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由此导致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强烈的政治化追求，这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诟病。朱晓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认为政治化是30年代文学思潮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并非左翼文学思潮所独有。从政治文化入手，作者发现了左翼文学社团的“亚政治文化性”、左翼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立场”、左翼文学阅读的“政治文化心理”、左翼文学创作的“集团化倾向”、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化思维”和左翼创作主体的“政治激情”等。[※注] 贾振勇的专著《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注] 除了涉及政治文化视角外，主要以左翼文学思潮表现出来的“理性”为中心，分析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意识形态价值坐标”和左翼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的政治移情”特征。

二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左翼文学作为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审美行为，而是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是30年代的社会生活极大地影响了左翼文学思潮，使左翼文学变成了一种生产和消费行为。因此，研究者从文学杂志、书籍出版、都市消费等不同角度进入左翼文学思潮，让人们看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属性。旷新年的专著《1928: 革命文学》集中探索了革命文学发生的社会机制。作者认为，“杂志和报纸副刊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它们在现代文学生产的调度中处于枢纽的地位”，“1928年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新的变化”。“革命文学”就是利用杂志和报纸把有一致倾向和共同追求的作家组织在一起，发起了“一场‘杂志之战’”，并“把《文化批判》的声音不断放大和复制，从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注]

三是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视角。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翼文学思潮由于被认为是张扬政治性和抑制启蒙性而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否定。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现了左翼文学思潮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随即成为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程光炜的论文《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运用现代性文化理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为起点的“批判理论”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的“核心理论”，而这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之间存在着“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革命化’”的矛盾，这种现象反映了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困惑。[※注] 杨春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现代理性精神”，30年代的“革命文学”是一种革命的古典主义，继承了古典文学的理性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注]。

四是文献梳理的研究方法。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之所以呈现出否定性的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轻视。一方面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史料没有被发现，另一方面是已有的文学史料没有得到运用。90年代以后，在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提议下，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也开始注重文学史料的搜集，研究者通过相关史料的分析来论证左翼文学思潮的独特性。程凯的论文《“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依据创造社成员、鲁迅、“革命者”等不同身份和立场的批评者的发言方式、言论意图及其对“革命文学”言论的编纂，分析了他们关于“革命文学”的不同叙述模式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识。[※注] 吴敏的论文以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30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分析了30年代初“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中国共产党关于“右倾”政治的变更、“左联”内部较为激烈的思想情绪冲突等情形，显示出“左联”存在发展的尴尬处境以及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注]

五是左翼文学思潮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进行研究外，东北哈尔滨的以“生的斗争”“血的飞溅”和“粗犷自然‘力’”[※注] 为特征的左翼文学，以及北京、天津和青岛的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出于对1949年以后形成的“革命史”和“文学史”相互印证观点的不满，90年代以前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大多数把左翼文学思潮看作政治的演绎，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复杂性，导致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长期停滞不前。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视角的调整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左翼文学思潮形成的复杂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外关系的研究。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受关注的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绝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自身的内部纷争和外部冲突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是对左翼文学思潮与日本、苏俄文学复杂关系的多角度探析。艾晓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注] 详细考证了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的转变与日本福本主义、太阳社与日本“新写实主义”、苏俄的“拉普”与中国的“左联”等之间的统一而又矛盾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左翼文学思潮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艺等同时期国内文学潮流互动关系的梳理。葛飞的论文《文人与革命：从“第三种人”问题生发的左翼诸面相》[※注] 以“第三种人”问题为中心，分析了鲁迅、茅盾、冯雪峰与胡秋原、杜衡之间不同的身份、地位、功能及其对“左联”的态度。同时，鲁迅、周扬等人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姜振昌的论文《“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异体同质和异质同构——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注] 提出了鲁迅在“大众”立场和文化基点上与“左联”建立关系后出现的“孤独和焦虑”心态。张景兰的论文《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注] 认为，鲁迅、“左联”与“第三种人”之间是一种“伦理之敌”。曹振华的论文《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注] 认为，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关系“反映着鲁迅的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二是对左翼文学思潮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研究。支克坚的论文《中国现代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注] 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特殊的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是要求文艺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且要求文艺必须与实际的政治运动相配合或相结合”。该文不仅肯定了这个“基本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可以说抓住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关键之所在。陈方竞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注]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正在兴盛的左翼文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形成，并导致了其“杂芜性”的特点。

三是对以“左联”为主体的左翼文学社团组织结构复杂性的研究。曹清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史稿》梳理了“左联”成立后的“身份建构”和组织框架中的“身份动作”。作者认为，“左联”除了通过机关刊物、政治纲领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规训”外，还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性。[※注] 姚辛的《左联史》则详细描述了“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的过程，涉及了上海以外的分支机构的组织关系，史料相当丰富。[※注]

90年代以后，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因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关注社会下层的传统引起了左翼文学研究者的共鸣，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左翼文学思潮留下来的理论遗产，并进而挖掘左翼文学思潮的现实意义。当然，一部分左翼文学研究者关注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也根源于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冷漠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漠视，由此形成了一部分因反对自由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现实态度而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反思最有深度的是支克坚。他的论文《论革命文学的理论遗产》[※注]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心，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革命文学的理论核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革命文学”兴起后接受的并不是最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是经俄苏文艺理论家阐释过的“俄苏版”，其理论核心问题是不允许文艺脱离政治、脱离党的事业的轨道。左翼文学思潮就是以此为理论中心向前发展的，并且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现了中国化。这种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既有正义性，也有局限性。

2000年，孟繁华发表了《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注] 一文，认为中国在进入资本神话时代以后的无产者写作必须继承30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战斗性和理想主义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推出了重点栏目“左翼文学与现代”笔谈，其中旷新年的《断岩深处的历史》、孟繁华的《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和王富仁的《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左翼文学的理论遗产与现实意义问题。尽管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着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否定性研究潮流，但旷新年认为，在未来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左翼文学思潮终究会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在重提“人民文学”口号的前提下，旷新年指出，“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现实批判和对人民性的强调，是其主要叙述特征”，也是其最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遗产。孟繁华认为，左翼文学思潮的最大价值是“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要求”；“我们在当下文学中已经很难再读到浪漫和感动。而左翼文学最大特点可能就是它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性。”这些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者从当下文学现状和社会状况出发，思考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将学术研究的现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中国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左翼文学研究者对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理论遗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也进一步走向深入。2006年1月，汕头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同年第2 期推出了“左翼文学研究特辑”。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黄修己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贫富差距突破了国际警戒线，左翼文学思潮的价值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韩国的林春城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了左翼文学思潮研究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左翼文学思潮所体现的平民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战斗精神等左翼文学的基本精神特别值得重新重视和关注。[※注] 王富仁在大会的闭幕词《今天研究左翼文学的意义》中，结合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生命体验、价值追求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提出了自己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看法。他指出，研究左翼文学思潮就是要总结左翼作家追求中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找寻我们自己的一条文化道路，一条继续成长的路，从而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崇高一些。[※注] 王富仁是从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的，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如果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那么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就一直会存在下去，并且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影响下，新世纪以来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除了继续探索左翼文学的理论遗产之外，又形成了以下两个新的研究方向。一是以“左联”为主体的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上海鲁迅纪念馆策划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包括孔海珠的《“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乔丽华的《“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曹树钧的《“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吴海勇的《“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五部著作，于201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将文献整理和研究对象扩大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总”“美联”“剧联”“电影小组”等不同文艺领域的社团组织和机构，是对20世纪80年代“左联”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将左翼文学的起点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的1920年，终点放在1932年年底，包括了革命文学的酝酿、普罗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学的兴盛三个阶段，是广义上的左翼文学。材料来源于当时出版的大量文学报刊，“具象地呈现出左翼文学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长久保存和流传的真真正正的中国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撰著”[※注]。

二是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话语研究。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生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整合了20世纪上半期一切领域的社会变革运动，并得以生成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左翼文学话语。李跃力的专著《革命与文学的深层互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以“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主轴，通过一些典型个案的分析，深入探讨‘革命话语’缘何进入文学，‘革命话语’唤起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又丰富了‘革命话语’，二者互为体用，循环往复，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国家、社会、个人的彻底革命化”[※注]。该书展现了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家与政治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剖析“革命话语”如何再生产“革命信仰”“革命伦理”和“革命美学”，并深入挖掘了其深层作用机制。程凯的专著《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则在1924—1930年的“大革命”政治文化语境中，展现了“五四”一代文学青年经历的从文学到政治的冲击与转变，并由此探求了左翼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复杂性。作者认为正是新文化自身的危机导致了新文化群体从弃绝现实政治转向萌发新的政治意识，“与其说外来政治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使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不如说新文化运动中已孕育了由思想革命进入社会革命的基因”。对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左翼十年’，而是要在从‘五四时代’到‘左翼十年’的历史连续性中去把握”，左翼文学正是在“大革命”促生的文化与政治的交互实践中展开的，“其实就是结合于共产革命的‘非决定性’历史因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