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现代作家中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大革命以后被迫流亡日本，抗战期间积极参与抗战救国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身居高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给他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学术氛围的变化，郭沫若研究也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变化，以致相当长的时间里纠缠于对他政治与人格的评论。

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郭沫若去世是郭沫若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郭沫若尽管在政界和社会各界都具有很高的声誉，但郭沫若研究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出现急剧升温的现象，相反，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文革”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由于郭沫若的创作贯穿现代、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并且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各个领域都颇有成就，这个阶段的研究基本以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与思想研究为主，也主要集中在诗歌和戏剧方面。

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诗歌却是最为突出的，这一时期的研究也首先体现在诗歌领域。1953年《文艺报》第23号上的臧克家《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一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沫若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章指出，“郭沫若先生的《女神》，虽然不是‘五四’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却是‘五四’以后影响最大的一本诗集”。1957年，张光年发表了《论郭沫若早期的诗》[※注]。张光年指出郭沫若的早期诗作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尽管张光年对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民族性”特点的论述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却提出了与20年代闻一多批评郭沫若的诗歌缺乏地方色彩相反的观点。1959年，《诗刊》第4期刊载了冯至的《我读 〈女神〉的时候》。冯至从个人的切身体会出发，回忆了20年代他作为一个中学生阅读《女神》的感受以及对他的影响。此外，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一书里，重新阐发了《女神》的时代精神，还指出了郭沫若诗歌艺术上的缺点。[※注]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诗歌研究成果当数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其中一部分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研究》，1959年作为新中国郭沫若研究史上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以后又屡次再版。楼栖对郭沫若从《女神》到《新华颂》的整个诗歌创作，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了诗人思想和风格的发展过程，强调诗人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和革命现实的发展大体是合拍的。楼栖也指出了郭沫若思想和艺术之间的不平衡的问题。

关于《女神》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问题也有不少论述，甚至还有争论。1961年，韩瑞亭发表了《谈 〈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注] 一文，认为《女神》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有着根本不同，诗人的思想不仅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已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紧接着吴欢章写了《关于〈女神〉的浪漫主义》[※注] 与韩瑞亭商榷，认为《女神》所表现的诗人的思想是各种新旧因素的矛盾并存，里面有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个性解放，有泛神论思想，也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两个人的论述可以看出，虽然是在讨论创作方法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判定《女神》的革命思想，他们的论述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戏剧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郭沫若戏剧特征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瘦竹和王淑明的同题论文《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注]，二是对单篇剧作以及50年代新创作的两部历史剧的评析。陈瘦竹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人物形象、戏剧和历史的关系、悲剧精神、抒情性、创作方法、写作与修改过程等重要问题，逻辑严密，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王淑明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956年，当时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所以作者从“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立场出发，提出在郭沫若的所有历史剧中，有一个基本概念贯穿着：“人的尊严，把人当做人，能过人的生活。”王淑明的论述在一向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学研究领域显得独树一帜，但这样的论述马上遭到批评，其中唐育寿、刘献彪的《评王淑明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注] 最为突出。文章指责王淑明提出的“郭沫若所有的历史剧贯穿着人的尊严”的思想结论是片面的、错误的，还批评王淑明分析历史人物的悲剧根源时强调性格悲剧因素，也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表现。

关于具体作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仲浦的《郭沫若的历史剧 〈屈原〉》[※注]。该书作为50年代《屈原》的研究专著，主要对剧作中屈原、婵娟、钓者、卫士、宋玉和郑袖等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外，还有关于《虎符》主题的争论文章。[※注]

这一时期许多研究者的论述中尽管涉及郭沫若的思想问题，但专门研究郭沫若思想的成果比较少。比如张光年、楼栖都谈到了泛神论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但并没有把泛神论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肯定郭沫若思想中的革命因素，着眼于思想转变的过程。五六十年代，一般认为郭沫若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由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到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但是就具体的转变过程持不同的意见。艾扬把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注] 针对艾扬的论述，宋耀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注]和艾扬相比较，宋耀宗更加注重政治活动在郭沫若思想转变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两个人在讨论政治认识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发展状况。

二

时间进入1978年，这是郭沫若呼唤的“科学的春天”，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郭沫若研究也呈现出复苏的景象。恰好在这个时候，郭沫若溘然长逝。1978年6月18日，邓小平代表党和国家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称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一非常权威性的评论把郭沫若和鲁迅相提并论，赋予郭沫若在整个现代文化和文学中仅次于鲁迅的地位，这样的历史定位便成为1978年以来很长时间里对郭沫若的基本评价。由于思想解放潮流的涌现和对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的认识，郭沫若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以1979年10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为标志，郭沫若研究进入了一个异常繁荣的阶段，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92年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前后达到高潮，颇具规模的学术活动频繁举行，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资料公开出版。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到90年代初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资料和著作有五十多种。[※注] 更重要的是，研究领域得以全面扩展和不断深化，由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历史剧、前期思想研究拓展到了郭沫若创作的各个领域，研究思路和方法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

新时期以前的郭沫若诗歌研究，从闻一多、钱杏邨到周扬，都对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一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但是随着胡适的新诗拓荒者的地位被重新肯定，郭沫若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贡献也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考。朱光灿先后撰写了《应当正确评价 〈女神〉》[※注]和《再谈 〈女神〉 评价的几个问题》[※注]两篇文章，对“《女神》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奠定了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了一代诗风”等说法提出质疑。接着，刘元树撰文同朱光灿商榷，认为胡适的《尝试集》在内容上只是一般性的反封建，形式上旧体诗的痕迹很重，连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也谈不到，所以只能说是从旧体诗到新诗的过渡性作品。[※注] 吴奔星将《女神》和《尝试集》作了比较，肯定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的说法，并赞同闻一多所说的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第一诗人”[※注]。后来，尽管有些论者认为，“郭沫若不是中国新诗的倡导者，也不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位诗人”，对郭沫若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注] 新时期以来的这些争论促进了对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比较恰切的认识，宏观的历史考察必然要求就郭沫若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做出具体的回答。对这一课题有所突破的主要有两篇论文。一篇是王富仁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注]，文章提出并回答了“郭沫若的诗歌与中国古代那些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我们称之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它们是怎样产生以及它们的产生又怎样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呢？”等问题。王富仁的分析视角独到而新颖，整个论述纵横捭阖，发前人之未发。另一篇是吕家乡的《内在律：郭沫若对新诗的重要贡献》。[※注] 作者认为，就形式本身来说，郭沫若最根本的贡献是“内在律”的发现，并以此置换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外在律”。

除了文学史研究的视角之外，80年代初的郭沫若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女神》的思想内容的讨论，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爱国主义是贯穿《女神》全书的基本精神。比如高兰说：“诗人热爱祖国的思想一直贯穿在全集之中。”[※注] 李昌陟也持相同的意见。[※注] 二是集中在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方面。对郭沫若诗歌艺术风格的探讨，刘纳的《论〈女神〉的艺术风格》[※注] 最具代表性。她按照诗集《女神》中的三辑来区分作品的样式和风格，第一辑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第三辑大部分是小诗，有的作品“冲淡、朴素”，有的“缥缈迷离”；收入第二辑的诗是《女神》的精华、灵魂。她认为，震撼“五四”时期中国的，不是《女神》里那些平和、缥缈、清幽的小诗，而是第二辑里那些激情涌溢的诗篇。另外，任愫从郭沫若的整个诗歌创作出发，认为郭沫若诗歌风格的主导方面，是“雄浑豪放”，又有非主导的方面，便是“冲淡清新”。[※注]

因为郭沫若是一个主观型的浪漫主义诗人，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对郭沫若的性格气质和创作个性的把握。骆寒超的《想象·直觉·内在律——论 〈女神〉的艺术特色》[※注] 一文，从《女神》的创作论析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创作个性。黄侯兴把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概括为两个方面：主观性和主情主义。[※注]和新时期以前对浪漫主义的否定不同，这一时期大部分论者都强调诗人的个性气质等主观因素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个性气质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成了论述的焦点。许多研究者认为，郭沫若后期诗歌艺术上不如前期的《女神》，是因为作者“片面否定浪漫主义，片面强调现实主义”[※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文章是蓝棣之的《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注]，作者批评了有人断言郭沫若的气质个性只适合浪漫主义的说法。后来，蓝棣之在《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的演变》[※注]一文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女神》给文坛带来了一股奇异的浪漫主义的雄风，郭沫若的创作开端就是顶峰，但不能说《女神》之后郭沫若无诗。蓝棣之的论述调整了80年代以来只注重作家个性气质，否定后期创作的偏颇倾向，对艺术个性和创作方法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重新肯定了郭沫若后期诗歌的价值。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热”的出现和文学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潮流的兴起，郭沫若诗歌研究也摆脱了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研究模式，研究者对时代精神、爱国主义、主观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研究范畴的热情也慢慢减退，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出现了一种逐渐走向诗歌本体的趋势。贺建成的《〈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注]一文具体深入地剖析了《凤凰涅槃》的情绪发展过程，呈现了全诗的情绪结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李继凯的《献给女性的赞歌——谈 〈女神之再生〉 中的女神意象》[※注] 一文。该文采用原型批评的方法论析了“女神”意象的丰富意蕴，认为“郭沫若的文化与艺术观中的‘女神’（理想女性），导致了他——一位男性诗人——的‘女性崇拜’的情感意向及相应的作品的完成”。此外，邓牛顿对《女神》的节奏、姜力挺对《女神》语言符号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时期的历史剧研究除了延续60年代的一些话题之外，在两个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一是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念和悲剧艺术开始为人们重视，并逐步得到深化和系统总结，二是围绕着《孔雀胆》等历史剧的评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1983年，王瑶在《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注] 一文中指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主张已经形成了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体系。80年代，较早探讨郭沫若的史剧观念并取得不少成绩的是傅正乾。傅正乾结合郭沫若的言论以及西方的戏剧理论，强调郭沫若历史剧的基本性质是“剧”而不是“史”，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注] 后来，作者出版了系统研究史剧理论的专著《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注]。除史剧理论的探讨外，关于悲剧艺术的认识也有所深化。王文英认为，“郭沫若是一位自觉地追求悲剧的崇高美的剧作家”[※注]。吴功正分析了郭沫若历史剧的特征：一是“特别着眼于悲剧的时代因素”；二是“把命运悲剧改造成为性格悲剧，进而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三是“悲剧和崇高又是互相参和的”[※注]。

早在40年代，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孔雀胆》故事所反映的复杂历史背景，以及郭沫若本人对剧作主题前后不一致的阐释。80年代初，研究者仍就剧本的主题和题材争议不休。1981年，王晓祥对陈瘦竹、黄侯兴、谭洛非、陆文璧等人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孔雀胆》的主题是不明确的，剧作在人物题材的处理方面存在偏颇，最后指出《孔雀胆》的作用是消极的。[※注] 另外，鲁歌也不同意把《孔雀胆》的作用说成“永远是消极的”[※注]。田本相、杨景辉对导致《孔雀胆》主题模糊和紊乱的原因作了探讨，他们指出，由于“作家一开始创作，便对这个历史题材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考虑，缺乏由表及里的透视，他只是被阿盖这个人物吸引住了，而没有把握住造成这个历史悲剧的深刻而复杂的因素，也没有挖掘出这个历史悲剧潜在的含义，这便是造成《孔雀胆》的主题使人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注]。

80年代初中期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古与今、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剧与诗等问题上，在黄侯兴、田本相、傅正乾、高国平、吴功正、韩立群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学界不再仅仅局限于思想意义、史剧观念、美学风格等的研究，更趋向于把它放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多视角的综合透视，注重挖掘郭沫若史剧的文化意蕴，阐释史剧所体现的郭沫若的创造思维特征。比如，雷家仲的文章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郭沫若史剧意识中中西文化相胶着、相融会的丰富内涵，进而开启了郭沫若史剧研究的新的文化空间。[※注] 郑守江从文化学的视角阐释了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两个重要的文化特征：一是“人的发现”，二是“开放型的思维”。[※注] 潘晓生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分析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注] 高扬则从“想象”与“灵感”两个艺术层面探究了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注] 除了这些论文之外，这方面成绩最大的是周海波的专著《历史的废墟与艺术的王国——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命题的文学意义》[※注]。该书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在宽广的文化视野中整体把握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

泛神论是郭沫若思想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79年开始，楼栖、顾炯、陈永志、李保均、谷辅林等人都撰文就泛神论在郭沫若思想中的地位、作用、来源、性质和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陈永志的长篇论文《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注] 一文。文章首先分析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三个来源：以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泛神论哲学，我国的哲学思想，古印度的《奥义书》哲学思想。作者并从本体论、发展论、认识论三个层面综述了泛神论的基本内容，进而探讨了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随着泛神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泛神论对郭沫若思想的影响的估价，也在不断升级，因此，有论者认为，不可过分夸大泛神论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一方面想证明文艺的功利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这些矛盾现象构成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复杂性。许多研究者着眼于探讨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黄侯兴和蔡震的观点。黄侯兴认为，这一现象根源于郭沫若艺术功利观与政治功利观之间的矛盾。[※注] 蔡震则从郭沫若“自由和责任”的两难心态予以解释，认为这是郭沫若自我本位意识与社会忧患意识的冲突所致，以致最后后者压倒前者。[※注] 还有人认为，这是郭沫若理论思辨模式和实践行为模式不统一的缘故。另外，前期文艺思想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王世德从诉诸直觉和美化感情、表现自我和反映时代、审美概括和失事求似等层面，系统阐述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注] 8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地不再局限于浪漫主义的范畴，而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揭示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复杂性，提出了应该重视前期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启蒙主义、表现主义的特征。

除了诗歌、历史剧以及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外，研究面上的拓展也体现在小说、散文领域。邹水旺的《郭沫若小说创作初探》[※注]、张杰的《试论郭沫若小说的创作》[※注]、黄侯兴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注]、刘纳的《谈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注] 等论文，打破了郭沫若小说除鉴赏性解读外没有学术研究的局面。散文研究方面，王东明的论文《试谈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特色》[※注] 具有开创局面的意义。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研究的热潮也推动了郭沫若的生平传记研究。1979年，以郭沫若的悼念活动为契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呼唤春天的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悼念郭老》等。后来，卜庆华、黄侯兴、孙党伯等人推出了各种郭沫若的传记，显示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绩。

三

大致在1992年郭沫若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以后，郭沫若研究在持续前一阶段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逐渐从“热闹”走向了“平静”。无论是研究者的数量，还是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数量都有很大程度的减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温儒敏所指出的“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的现象”，即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注重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郭沫若作品的价值，另一种是“非专业的读法”，比较注重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太顾及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潮流的影响下，作家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由丁东编选的《反思郭沫若》一书，收录的文章对郭沫若的缺点和失误有比较严厉的批评，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反响。1999年，出版了针对《反思郭沫若》的《公正评价郭沫若》[※注] 一书。对郭沫若的“反思”抑或贬损，对从1978年他逝世之后树立起来的仅次于鲁迅的形象与地位构成很大冲击。“反思郭沫若”固然与90年代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但也显示了郭沫若作为20世纪知识分子代表的复杂性。种种因素使90年代以来的郭沫若研究，总体上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

文人与高官的双重身份，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双重价值品格，所以在“反思郭沫若”声浪之中，如何学理地看待郭沫若的人格与思想世界的复杂性，便是郭沫若研究中首先面临的挑战。作为全面、准确地把握郭沫若人格的一种学术努力，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树立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提出应以郭沫若自己概括的“球形发展的天才”去认识他。[※注] 正是抱着这种理解的态度和方法，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沫若的人格进行了探究。罗成琰在《郭沫若与屈原人格》[※注] 一文中指出，构成郭沫若人格结构三大支柱的个性意识、入世精神和爱国情操，鲜明地留下了屈原人格的痕迹。李生滨则对郭沫若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情怀给予了人性的阐释，指出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浪漫个性之中，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情怀，人生的张扬中表现为爱国之情和社会理想。[※注] 另外，桑逢康的《郭沫若人格辩》主要就“反思郭沫若”中出现的种种贬抑之词进行了反驳，体现了作者严肃和公正的批评态度。[※注] 除以上几篇论文外，研究郭沫若人格的重要著作是黄侯兴的《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注]。作者用“青春型”把握和概括了郭沫若的人格特征，指出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郭沫若的一生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范畴。

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90年代以来围绕着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学术界先后就“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郭沫若与乡土文化”“郭沫若与抗战文化”“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现代化”“郭沫若与儒家文化”“郭沫若的女性观与女性文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先进文化”“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等问题展开学术研讨。围绕这些研讨会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多发表在《郭沫若学刊》上，代表了9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水平。实际上，早在80年代末，一些学者就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在文化审视中拓展郭沫若研究的领域。马识途曾经指出，我们要“把郭沫若放到一个中国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上，加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我们以为，郭沫若之所以是郭沫若，是他在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铸造出来的。我们还企图从郭沫若这个中国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揭示出中国新文化的底蕴，从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其矛盾运动的得失中，展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注]。邓牛顿的《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一文论析了郭沫若和儒家文化及孔子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郭沫若信仰的是马列主义，可他有时行的是儒家之道”[※注]。杨炳昆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宏观角度，论述了郭沫若的文化心态。[※注] 关于郭沫若的文化学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吴定宇的《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注]。作者用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细致的分析，对身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激烈碰撞、交融的文化旋涡中的郭沫若，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文化“结算”。另外，税海模的《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注] 也是一部相当扎实的研究专著。作者论述了郭沫若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佛家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看法，分析了这些文化对郭沫若的影响。

研究者也开始关注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从涉及的国别看，主要有德、英、美、法、俄、挪威、印度、日本等；从作家的角度看，有歌德、雪莱、惠特曼、莎士比亚、庞德、泰戈尔等；文学思潮则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等。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看，一种是注重外国文学对郭沫若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影响；一种是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观照其得失，为中国文学研究确立了全球性的宏观视野。由于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开放性特征，自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尤其是与歌德的关系研究成为这方面最为热闹也最有成就的领域。[※注]90年代以来的研究逐渐摆脱了80年代的影响和平行研究视角，一些学者将中西文化撞击下产生的“郭沫若学”置于广阔的多视角、多学科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大大拓宽了视野，把研究引向了更广更深的领域。1991年，姜铮出版了专著《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注]，从哲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多视角地探讨郭沫若与歌德的关系。所有这些比较研究确实很好地梳理了郭沫若文学与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新世纪以来郭沫若研究界也出现了对这种研究方式进行反思的声音。有研究者指出，郭沫若早期诗学确实有着与各种外国文艺思潮不同方面的同一性，但整体风貌则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潮。事实上，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形成并非仅仅源于西方文艺思潮单方面的影响。准确地说，它应是西方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诗学建构主体所处文化境遇、创作实践诸因素互动的结果。对于这样一种自足于本民族的现实土壤、经受中西文化诗学综合影响、只有自身话语特征的富有生命力的诗学，却以西方的某种思潮加以命名，反映了命名者对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真相的巨大盲视，对所谓西方强势话语表现出无意识地认同与臣服。

四

新世纪以来，郭沫若研究注重佚文、手稿等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杨胜宽、蔡震主编的《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注] 是研究资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从史实、交往、文学、考古、历史、书法等类别汇编了1920年至2008年间的研究文献资料。蔡震近年来在郭沫若旧体诗词的整理与辨析、郭沫若著作版本的考辨以及郭沫若流亡十年的史料的挖掘上用力较多，相继出版两部著作，《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注] 在收集整理郭沫若生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证了郭沫若生平重要的史实，同时解读了郭沫若生平活动、思想发展、创作著述中的相关问题。《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注] 着眼于郭沫若作品版本的考辨梳理，从序文、后记、跋等的增删变化中揭示“尘封的史迹”。丁茂远的《〈郭沫若全集〉 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注]和王锦厚的《在郭沫若研究的路途上》[※注] 等，也都是郭沫若文献史料整理、考证方面的著作。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一方面可以弥补《全集》的不足，另一方面，为拓宽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作为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对完善作家履历、还原创作真实面貌起到了巨大作用。2017年，林甘泉、蔡震等编写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五卷本）[※注]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关于郭沫若生平事迹、创作历程、思想变化、文化活动等内容。

诗歌与历史剧是郭沫若研究的重头戏。陈鉴昌的《郭沫若诗歌研究》[※注] 将郭沫若的诗歌分为爱情诗集、焦虑诗集、革命诗集、散文诗等具体类型，并分别选取其中的代表性诗作加以探讨。武继平的《异文化夹缝中诞生的诗人：郭沫若留日与 〈女神〉 研究》[※注] 从日本文化的视角探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最新成果。吕周聚的《论郭沫若的“情绪”诗学观》一文，认为郭沫若在现代新诗发展历程中，以“情绪”为核心建构自己“内在律”的诗学观念，并试图建构与“情绪”相适应的语言形式。[※注] 朱德发的《“十七年”: 郭沫若对现代诗学的建树——读〈郭沫若书信集〉（下）有所思》深入探讨了“十七年”时期郭沫若在现代诗学方面的理论建树，从书信往来论述了“抒情说”“人格论”“化合论”等理论性观点，评析了诗人的本色。[※注] 历史剧除了对《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外，也侧重将作品置于文学与革命、审美与政治等多维关系中进行整体观照。贾振勇的《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认为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是“他政治遇挫在戏剧艺术王国的一次艺术移情”，展示了郭沫若独立自足的人文立场[※注]。傅学敏则注意到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得失，认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呈现出跨文体、跨时代、跨艺术的强大缝合性，张扬恣肆的人格意识又使得史剧创作缺乏深刻与回味。[※注] 唐文娟从商业演剧的角度分析了《孔雀胆》主题的歧义性，以及“政治冷”与“市场热”之间的深层互动。[※注] 王小强的《面向历史的心灵救赎：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注]和陈鉴昌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注] 是最近十年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郭沫若思想研究也取得了进展，研究者多采用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遵循历史求实和科学本真态度，试图准确而完整地理解郭沫若。周文的《以文入史：郭沫若的再选择》[※注] 重点考察了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史学思想。康斌、彭冠龙、张玫的《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注] 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入手，分析了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何刚与王海涛的《郭沫若文艺与史学思想辩论》[※注] 主要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郭沫若的文艺与史学思想。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注] 尝试将作家论与文学社会学相结合，集中探讨了抗战时期集诗人、革命家、剧作家、学者、政客乃至传统士大夫角色于一身的郭沫若人格的复杂性，以及郭沫若如何以这种“复杂的身份机制应对抗战与建国的时代问题”。2018年，王璞的《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璞通过梳理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再想象，思考了郭沫若的儒学观念和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机制之间的关联，认为“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的革命想象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对政治进程和历史变动的创造性介入，具有很强的理论生产的能动特征”。论文方面，李怡从“大文学视野”出发，认为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变化起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后期郭沫若对国家立场的重新审视，最终促使郭沫若由原先的“民国批判”走向了“共和国认同”。[※注] 关于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李怡认为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无原则肯定，而是指向一个“文化创造”的宏伟目标，“复兴”的根本是他心中的自由、自然、非功利的文化理想。[※注]李永东论述了“五四”时期郭沫若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含混性，指出“身边小说”的创作预示着郭沫若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流亡身份，拥有留日背景的混合文化身份和弱国子民心态决定了小说叙事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复杂交锋，并最终采取了阶级认同、怀古主义以及东洋西洋联盟的话语策略来缓解民族认同的危机。王本朝认为郭沫若将自身置于文学创造、社会革命与政治斗争的风陵渡口，在矛盾与挣扎中“将话语表达和行为参与啮合起来，实现思想、行动和话语的腾挪、隐遁和交换”[※注]。孟文博则从郭沫若文艺论著的版本校勘入手，系统地考察了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郭沫若的“民间文艺”观念与早期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紧密相连，呈现出“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鲜明特点。总体来说，对郭沫若思想的研究大都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学史三者有机结合，尽可能从贴切的时代和切身的同情之理解中进行评价。

文化视角一直是郭沫若研究的热点，新世纪以来，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李继凯的《才子的书缘：郭沫若的读书生活》[※注] 及其与冯超合著的《“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注]，从大文化视域考察了郭沫若的读书藏书、家学交游、行旅书写、书法才情，尤其对书法文化和诗墨情怀的发掘和阐释为认识郭沫若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从大文化视域进行郭沫若研究，进一步发掘了郭沫若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加深了郭沫若研究的历史深度，生发了郭沫若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从巴蜀地域文化视角考察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也是学界关注的方面，研究者多从郭沫若的家园想象、“回首故乡”的四川叙述、四川地域认同等角度入手，探究郭沫若地域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身份认同的变迁轨迹。邓伟在《试析郭沫若的四川地域认同及其意义生发》一文中指出，地域性写作的意义体现为“个人主体的成长完善”和“社会巨变在现代四川地域留下的深刻印记”，认为走上革命道路的郭沫若对四川“革命”传统做出重新的体认与发掘。[※注]

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推进。[※注] 2008年8月31日至9月2日，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与日本九州大学共同举办了“郭沫若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在福冈日本九州大学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的近40位郭沫若专家参加了学术研讨，并出版会议论文集《郭沫若的世界》。以这次会议作为起点，拉开了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序幕。2009年8月底，第一次国际郭沫若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学区召开。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北、中国澳门的30 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郭沫若学会。随后几年，在中国、俄罗斯、东京、维也纳、埃及等地陆续举办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郭沫若研究会的努力下，郭沫若研究获得了日渐广泛的国际关注和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自2010年至2015年，每年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年鉴》在单独开辟的“海外专栏”中也收录了重要的国外研究成果。杨玉英的《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注] 对英语世界关于郭沫若的译介传播和学术研究等作了非常详细系统的梳理和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