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继鲁迅、郭沫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史上又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从192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开始，茅盾的作品就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1931年出版了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1933年又出版了黄人影编的《茅盾》，这两部书体现了早期茅盾研究的大致状况。《子夜》诞生以后，一时形成《子夜》评论研究的热潮，尤其受到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代表的左翼阵营的肯定和支持。1945年，在重庆举行了茅盾五十寿辰庆祝活动，《新华日报》为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发行专刊。王若飞发表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一文，称茅盾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廖沫沙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一文作为《新华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历数茅盾二十五年的创作功绩，说他代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所走过的光辉路程。从早期“革命文学”的批评到40年代的全面肯定，都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茅盾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以前的三十年是茅盾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的作品在国内外得到广泛介绍，一些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对茅盾的创作及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首先，在文学史著作中，茅盾被列为专章，都以较多的篇幅、显著的地位高度评价茅盾及其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赋予茅盾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其次，关于作品的研究论文和系统研究的专著纷纷涌现。但是，由于单一化的政治化社会批评方法的束缚，注重作品社会政治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对茅盾一些作品的评析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从而影响了对茅盾作品成就的认识。“文革”前夕，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评，也影响到了对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此后一段时间，茅盾研究也处于停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至70年代，国外的茅盾研究也比较活跃。[※注] 比如60年代初美国的夏志清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外影响很大，由于作者的反共立场，所以对茅盾的评价带有很大的偏见。大家公认，《子夜》是茅盾的杰作，但夏志清却认为，它比不上茅盾早期的《蚀》《虹》和后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三部长篇。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批评了夏志清对茅盾的曲解，充分肯定了茅盾的创作成就。苏联的汉学家从50年代就不曾中断过对茅盾的研究，其他如日本、欧美的汉学家都有关于茅盾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蚀》《子夜》“农村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的评论方面。《蚀》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茅盾在后来回忆写作《蚀》的经过时强调指出，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是与他在这段时期对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中的矛盾的深切感受分不开的。1952年，茅盾检讨了《蚀》的缺点，他说：“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即是不全面而且有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注] 长期以来，对时代的表现和革命斗争形势的估计成为评论《蚀》的主要切入点，五六十年代的评论认识也基本沿袭了“革命文学”当年的批评。比如樊骏等人认为，《蚀》概括了当时现实中一些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创造了几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但《蚀》又有显著的缺点。[※注]《虹》一般被看作是继《蚀》之后向《子夜》过渡的作品，许多论者往往把《蚀》和《虹》进行比较，从而突出《虹》的意义。刘绶松指出，《虹》的意义在于“成功地写出了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他也认为小说的后半部分存在爱情情节的处理不够妥善和结尾匆促的缺陷。[※注]

对《子夜》的评论当然是茅盾研究的焦点。和《蚀》《虹》比较，研究者首先高度评价《子夜》在现代小说史及其在茅盾思想和艺术发展中的地位，认为《子夜》“是一部大规模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一部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作品”，同时，“从《子夜》开始，茅盾终于确定了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由现实主义转向社会现实主义的杰出的作家之一”[※注]。在对《子夜》的评论方面，金申熊的《略论 〈子夜〉》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指出，《子夜》在人物塑造、语言运用、心理描写和结构方面有显著的成就，但在用小说的形式大规模反映社会生活时不无概念化之嫌。[※注]

吴荪甫的形象是《子夜》评论中的重要问题。研究者一般强调，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他的个人命运并没有脱离他们的阶级命运，他的“性格在各种矛盾关系上的复杂表现，归根结底，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本质的形象化的再现”[※注]。对吴荪甫形象的认识在注重阶级分析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王西彦从性格的意义上对吴荪甫形象所作的分析显得尤为可贵。他指出，“吴荪甫是一个形象比较丰满，性格也比较鲜明的人物”，“作者刻画吴荪甫的性格特征，并不是完全限制在企业经营和公债投机的范围里，同时也接触到了他的亲属关系、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等方面”[※注]。叶子铭的《谈 〈子夜〉的结构艺术》[※注] 是结构艺术研究方面代表性的论文。他指出了《子夜》在典型环境和情节安排上的特点。

关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也有一些评论文章。丁尔纲的《试论“农村三部曲”》[※注] 首先探讨了小说的主题，认为“作者用了现实主义的传神的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旧中国江浙农村的全景”，还肯定了茅盾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另外，何家槐的《读 〈林家铺子〉》[※注]和甘惜分的《论林老板这个性格》[※注] 都是关于主题和人物形象的评论文章。除以上对单篇作品的评论之外，黄侯兴的论文《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注] 系统地论述了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作者从茅盾的思想转变分析了小说题材、描写对象的变化，揭示了茅盾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作者也分析了不同阶段茅盾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和艺术技巧的不断提高。在散文研究方面，如叶子铭的《谈谈茅盾散文的象征性问题》[※注] 主要讨论了茅盾抒情散文中的象征性问题。

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茅盾研究也开始由作品的评论分析向系统的综合研究发展，先后出版了五种专著，代表了这一时期茅盾研究的学术水平。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注]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探讨茅盾作品的著作。王西彦的《论 〈子夜〉》[※注] 论析了《子夜》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缺陷。1959年，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注]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注] 相继出版。这两本系统研究茅盾文学道路的著作的出现，使茅盾继鲁迅之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对象。邵伯周力求把茅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艺思想斗争形势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评论，并着重把文艺思想与创作成就两方面结合起来，联系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来阐明茅盾在文学上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所经历过的道路，进而就他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和提供的经验作了初步的探索。叶子铭的著作结合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特点和茅盾在这些斗争中的地位，来评论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成就，同时又结合茅盾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发展，来评论他在各个时期作品的成就和缺点。两部著作都致力于探讨茅盾文学道路，但各有长处与不足。之后，出版的著作有艾扬的《茅盾及其 〈子夜〉 等分析》[※注]，这本书对茅盾的生平和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尤下功夫。

二

新时期以来，茅盾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茅盾逝世，中共中央关于恢复茅盾党籍的决定和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肯定了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和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对现代历史文化所作的贡献与成就，廓清了茅盾研究中的迷雾，推动茅盾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新时期伊始，茅盾研究主要是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对茅盾的创作和思想进行重新评价。比如最早出现的评《子夜》《蚀》《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野蔷薇》等小说的文章，大多带有重评的性质，体现了茅盾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努力。

恢复重评阶段，许多研究者对茅盾系列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重新加以肯定，并大多采用反驳论辩的形式。如叶子铭的《评 〈林家铺子〉》[※注]，在为《林家铺子》辩诬的同时，作者指出，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更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帮助读者从中认识过去的黑暗时代，而不能脱离历史，拿今天的要求去苛求过去时代的作品。在重评的潮流中，对《蚀》的评价最引人注意，许多研究者重新阐释小说的主题和社会意义以及写作上的特点。邵伯周的《心灵的历程，历史的缩影—— 〈蚀〉 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注] 是较早对《蚀》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进行辨析的文章。他认为，《蚀》的主题与茅盾自述的三个主题（幻灭——动摇——追求）并不相符，它所反映出来的大革命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追求——动摇——幻灭”，正好和三部曲题名相反。另外，周国良就小说的主题和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也进行了辨析，指出把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面貌，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注]

以重评为契机，和以前的茅盾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和视角也有所更新。比如曾光灿把《子夜》和《金钱》进行比较，探讨了左拉自然主义对茅盾创作影响的问题。[※注] 乐黛云的《〈蚀〉 与 〈子夜〉 比较分析》[※注] 一文从生活与创作关系、作家思想与人物关系，以及艺术结构、心理分析、描写技巧、语言特色等方面，对两部小说的不同创造作了比较分析。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近代经济史角度探讨《子夜》的内容，扩大茅盾研究的视域。孔令仁结合大量近代经济史材料对《子夜》中吴荪甫的企业经营活动作了细致的分析。[※注] 郑富成则从旧中国投机市场的情况分析了吴荪甫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注] 虽然上述两人在具体的结论上并无什么新见，但他们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比较新颖，有助于我们深刻、全面地理解《子夜》。

研究著作方面，除叶子铭、邵伯周等人的著作修订再版之外，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注]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注] 相继出版。孙著实际上在60年代已经完成，从总体上看，这两部著作和叶子铭、邵伯周的著作之间存在承袭关系，但是，“因为它们终究是在这几年最后完稿的，势必散发出新时期的气息，显出与邵、叶两著相区别的阶段性来。”孙、庄两著显要的特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把茅盾的全部创作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从中寻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来”[※注]。另外，侯成言编著的《茅盾》[※注] 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形式介绍了茅盾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是一本普及性质的读物。林焕平的《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注] 一书也于1982年出版，此书专讲茅盾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

1983年，茅盾研究学会成立。另外，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化热”和“方法论热”的兴起，茅盾研究也从恢复重评走向全面展开和深化阶段，掀起了茅盾研究的热潮，并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80年代以来，随着阶级论意识的逐渐淡化，对吴荪甫形象认识和评价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如前所述，乐黛云已经在吴荪甫形象的评论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随后冯镇魁对此作了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他指出，“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把吴荪甫当成一个‘反动的工业资本家’，当成民族和民主革命时期的敌人”，把他看作是“资产阶级腐朽罪恶的化身”，“显然是不符合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实际”。赵开泉则坚持吴是“反动资本家”的观点。从吴荪甫形象的讨论出发，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茅盾的小说刻画了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史瑶的《历史使命感与艺术形象——关于茅盾作品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注]、王嘉良的《一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造型——论茅盾小说的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注]和党秀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轨迹的形象描绘——茅盾作品中人物形象系列研究》[※注]，都从茅盾的整个创作入手，系统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象系列。除民族资产阶级形象系列之外，大家讨论较多的是另外一个人物形象系列——“时代女性”人物形象系列，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注] 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通过细致的分析论证，揭示了新女性形象群的基本特征：“性道德方面的反传统倾向与道德的虚无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在主义’，对于时代义务社会责任的自觉与利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以及雄强与脆弱的统一。”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新女性形象群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茅盾小说的艺术风格与创作个性研究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孙中田的《论茅盾小说的艺术风格》[※注] 一文，系统地论述了茅盾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指出茅盾小说的艺术风格不仅体现在情境气质、人物系列、艺术方法方面，也包括艺术表现的技巧和手段以及文体和语言构造层面。此后许多关于艺术风格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超出此文的范畴，或者大多以此文为生发点。关于茅盾小说的艺术风格，研究文章大都从积极方面予以肯定，但也有少数文章，提出一些否定性意见。邱文治对以往颇有争议的如“琐杂感”“沉闷感”“朦胧感”等问题，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深化了关于艺术风格的研究。[※注] 茅盾创作中情理关系的处理以及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皇甫积庆指出，茅盾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都作出了不能忽视的贡献”。同时，他也认为这种艺术思维也有局限，“使他作品思想涵盖过于明确、肯定而堵塞了审美活动中应有的联想和想象，人物的政治象征化使之与时代共生存”[※注]。实际上，对茅盾创作中的理性化问题，研究者大多持否定性意见。针对这一现象，王嘉良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对茅盾创作的理性化特色的否定，其间羼杂着因政治观点的歧异而带来的评论倾斜性，或者是基于淡化文学的社会意识的所谓‘纯’文学的追求使一些人特别深恶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注]。

很多学者也关注茅盾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探讨茅盾小说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关系的论文有费勇的《茅盾与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注] 一文。文章认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对于茅盾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乃至于相似的观念、情调”。日本学者是永骏则从文体的角度探讨了小说创作与20世纪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茅盾小说文体中那种跟描写对象保持距离的特征，是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纯客观描写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客观叙事方式的影响，继承借鉴而产生的，但就作者内在情热来说，也源于他对政治和性爱的疏离”[※注]。自然主义对茅盾创作的影响问题，以往的研究认为主要是消极的。丁帆的《试论茅盾早期的自然主义理论主张及创作倾向》[※注] 一文，肯定茅盾前期作品里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表现为他汲取了自然主义的精华部分——描写的真实性”。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象征主义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功亮、丁帆的《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象征色彩》[※注] 具体、细致地分析了茅盾小说所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并探求其所受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除了探讨上述文学流派对茅盾创作的影响之外，茅盾与外国作家比如托尔斯泰、左拉的影响和平行比较研究也有不少的论文[※注]。比较研究的专著有李岫的《茅盾比较研究论稿》[※注]，该书系统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准确而严密地论述了茅盾的地位和影响，开阔了茅盾研究的视野，拓宽了茅盾研究的空间。

新时期以来的茅盾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研究领域，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散文、话剧的研究也受到大家的重视。散文研究方面，有孙中田的《论茅盾的散文创作》、丁尔纲的《茅盾抒情散文的艺术特色》[※注]、查国华的《论茅盾杂文的思想与艺术》[※注]、李标晶的《茅盾散文艺术特色探微》[※注]、段百玲的《茅盾与中国报告文学》[※注] 等论文；话剧研究的论文有田本相的《试论茅盾对现代话剧发展之贡献》[※注]、陈平原的《〈清明前后〉 ——小说化的戏剧》[※注] 等。另外，茅盾的传记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庄钟庆的《茅盾史实发微》[※注]、邵伯周的《茅盾评传》[※注]、李广德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注]、李标晶的《茅盾传》[※注]、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注]、丁尔纲的《茅盾评传》[※注]等。

三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批评标准发生了大的变化，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逐渐从政治层面转向了美学层面，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重读茅盾以及《子夜》的现象，如王晓明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注]、汪晖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注]、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注]、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 〈子夜〉》[※注]等。他们对茅盾的创作个性、审美特性和心理图式进行深入开掘，着重探讨了茅盾审美价值中是否存在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情感与理智的对立与失衡。在众声喧哗中，茅盾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典地位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王晓明通过细致入微地分析茅盾小说的创作历程，探讨了“茅盾现象”:“茅盾对文学和自己的文学活动，原就有着两套不同的看法。他很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也愿意自己的作品能写得好；但那从功利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倾向在他身上同样强烈，以至他有时候又并不看重创作的审美目的。倘若是一个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图解政治的作家，一旦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他就会把那些功利的动机统统忘掉，茅盾却不大会陷入这样的迷狂，随着那社会活动家的内心趣味的重新抬头，艺术创造的激情反越来越受到压制。”汪晖的文章重新探讨了《子夜》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提出了“茅盾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关系问题，更具创见和启迪作用。和上述两人注重理性的分析不同，徐循华和蓝棣之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子夜》的不足和缺陷。蓝棣之批评《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而成的社会文献，认为作品中对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服从于作家的先行主题。蓝棣之的批评指出了理性对茅盾艺术个性的束缚，但是观点过于偏激。针对上述重评的文章，大多数的研究者反对轻易地否定茅盾小说创作的贡献与地位，仍高度评价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优良传统。

在重读的热潮中对茅盾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作出重估之后，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对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些重要作家重排了座次，久负盛名的茅盾完全落选，与文学大师无缘，此事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再次受到了冲击。王一川在谈到他的编选标准和理由时说，他想“打破以往偏见，改以审美标准”为依据，也即“基本着眼点将不再是作者的政治身份、态度或倾向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光，而是他创造的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注]。从重评到给“文学大师”排座次，随着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的转变，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持续下跌，但90年代以来，茅盾研究领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80年代以来，茅盾研究中比较方法使用非常普遍，但是，主要集中在茅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90年代以来，则比较侧重茅盾与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涉及的现代作家有鲁迅、郁达夫、巴金、老舍、柔石、胡风、周作人、施蛰存、沈从文、王统照等。如孙中田的《茅盾与沈从文的小说风格断想》[※注]、徐越化的《茅盾与柔石小说的比较研究》[※注]、屈正平的《鲁迅与茅盾小说的比较研究》[※注]、万近平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作家的独创性——茅盾与老舍小说比较考察》[※注] 等都是关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还有针对作家思想的比较研究文章，比如李继凯的《关于胡风与茅盾的交往、冲突及比较》[※注]、袁振声的《茅盾、巴金艺术功利观比较——兼论艺术的价值取向》[※注]、刘锋杰的《五四时期周作人与茅盾思想同异之检视》[※注] 等。茅盾和现代作家的比较研究方面，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是李继凯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注]，“论著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流变中，将鲁迅与茅盾作‘全人视境’式的综合比较研究，既恢复了鲁迅、茅盾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本来面目，对其重要的研究命题进行了深层挖掘，又深刻地透视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机和实绩，还将思考的目光频频投射到当下的文学语境，发掘他们的当代文化价值”[※注]。

新时期以来，茅盾研究的重心在小说创作和文艺思想、文学批评两大领域，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创作个性是主要的研究范畴。随着茅盾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化学方法的兴起，从90年代开始，研究者也逐渐从文化学的角度关注作家人格、文化心态和思想的研究。和鲁迅、郭沫若研究比较，有关茅盾的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要逊色许多。80年代，张光年曾经称茅盾是“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肯定了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革命的贡献。近年来，丁尔纲的论文《茅盾的自我人格和社会人格试论》[※注]，从“自我人格”和“社会人格”两个范畴入手，结合茅盾的人生道路对茅盾的人格作了细致的论述。丁尔纲、李庶长合著的《茅盾人格》[※注] 一书，采用“道德文章”与人格考量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分别从人格之养成、思想品格、学术品格、创作品格、编辑家评论家品格和道德品格等各个层面剖析了茅盾的人格内涵。另外，曹万生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了茅盾人格心态的文化意义及其内在矛盾。[※注]

90年代以来，现代性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统摄性的概念，因此，现代性也为茅盾研究提供了新视野。王宏图的论文《茅盾与左翼都市叙事中的欲望表达》[※注] 从现代性立场探讨了茅盾都市叙事和历史叙事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另外，舒欣也讨论了茅盾都市小说的现代性因素。作者认为，30年代以《子夜》为代表的茅盾的都市小说在当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小说表现出都市的丰富性和现代性特征，但是，作为左翼作家，他又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在现代性的选择上表现出偏颇，影响了其对都市文化的深入挖掘。[※注] 从上述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由于他们对现代性范畴理解上的偏颇，对茅盾小说中的左翼叙事的现代性阐释不足，甚至把它排除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外。近年来，现代性视角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是陈建华的专著《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注]。此书对茅盾早期小说从《蚀》到《虹》展开研究，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描述了新文学“长篇小说”的形成与展开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回到历史”，将作品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相结合，揭示出茅盾重构“革命”之旅，交织着世界主义与国族想象、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脉络。

对茅盾文艺思想的研究应该是新时期以后才大量出现的事。就探讨的问题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内涵、特征和影响。如张中良的《论茅盾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特色》[※注]、黄开发的《茅盾早期现实主义文论的结构与主流文学观念的范型》[※注] 等论文都对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和内涵进行了探究。黄开发认为，茅盾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替“为人生”的文学建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他的现实主义文论围绕文学与人生这个轴心，其基本结构有三个支撑点：真实性、时代性和理想性，这三个方面都贯穿着“为人生”的功利主义的诉求。二是关于茅盾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关系。黎舟的《论茅盾早期提倡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注]、程金城的《论茅盾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注]、王中忱的《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注]、查国华的《论茅盾和自然主义及其他》[※注]、朱德发的《茅盾和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注]、徐学的《茅盾早期创作观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注]、罗钢的《茅盾前期文学观与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注]、钱诚一的《茅盾与俄国文学、尼采思想和新浪漫主义——茅盾艺术美理论建构描述之一》[※注] 等论文就茅盾与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尼采思想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究。80年代以来，随着茅盾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出现了一系列茅盾文艺思想、艺术美学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朱德发的《茅盾前期文艺思想散论》[※注]，杨健民的《论茅盾前期的文学思想》[※注]，杨扬的《转折时期的文艺思想》[※注]，庄钟庆的《茅盾的文论历程》[※注]，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注]，史瑶、王嘉良、钱诚一、骆寒超的《茅盾文艺美学思想论稿》[※注]。朱著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茅盾前期文学思想的专著，对茅盾与自然主义的关系，关于新小说的理论、白话运动、文学批评、创作个性的理论及茅盾对外国文学思潮的认识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杨健民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茅盾的早期文艺思想，揭示了其内涵及形成过程。杨扬在杨建民和朱德发等人的基础上，更注意把茅盾放在“五四”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去探究其文艺思想。曹著首次对茅盾的艺术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系统地梳理评析了茅盾的美学思想，对茅盾美学思想的基本体系作了独到的阐释。庄著是迄今最详备系统全面地考察茅盾文论历程的专著。作为文学批评家，茅盾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注]、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注] 等文学批评史都列有专章，系统阐述了茅盾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肯定了茅盾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地位。此外，也有一些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如罗宗义的《茅盾文学批评论》[※注]、丁亚平的《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注]。其他的论文有邵伯周的《论茅盾的文学批评》[※注]、邓牛顿的《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注]、吴国群的《试论茅盾的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宏观价值》[※注] 等。

四

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在史料文献整理和生平传记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补遗》，收录了遗漏及新发现的茅盾作品共计169 篇。2014年，韦韬授权，钟桂松主编的新版《茅盾全集》由黄山书社出版，新版《茅盾全集》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而成，共41 卷，再加一卷附集。新增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这是目前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总集，为茅盾研究提供了十分完备的材料基础。同年，钱振纲、钟桂松主编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精选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茅盾研究的重要著作49种，共60册，书系以专题性论著为主，也包括论文集、回忆录、传记、年谱和茅盾研究目录汇编等其他类型的著作，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呈现了茅盾研究的历史脉络。此外，赵思运、蔺春华、张邦卫编著的《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注]，较为全面地整理了2014年至2015年关于茅盾的重要论著、论文，为茅盾研究提供了资料索引。传记研究方面，乌镇茅盾纪念馆主编的《乌镇·茅盾》[※注] 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茅盾传记读本。钟桂松的《茅盾评传》[※注] 本着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的客观精神，通过对诸多历史资料的梳理，将传主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析。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注] 通过比照历史档案材料和茅盾晚年的回忆性文章，还原了历史语境中的晚年茅盾形象。茅盾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过长达两年的大西北游历生活，从兰州、乌鲁木齐到西安再到延安及宝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张积玉的《茅盾与张仲实在新疆时期的交往史实考辨》[※注] 一文通过具体的史料分析，系统地考证了二人赴新疆的行程、新疆学院的任职授课情况以及茅盾辗转延安的缘由。李继凯的《茅盾与中国大西北的结缘》[※注]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茅盾在西北的行旅足迹、主要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以及创作情况作了系统梳理。

新世纪以来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茅盾研究的专著。钟桂松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注] 是国内第一部茅盾研究史著作，作者认真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内外茅盾研究的历程，系统介绍各个阶段茅盾研究的进度、深度和广度，并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周景雷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注] 将茅盾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下，通过茅盾与现代小说、现实主义、左翼文学、现代文学评论、现代作家以及中外文化渊源六个角度，探讨了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生产性关系，系统梳理了茅盾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创作上的心路历程。王嘉良的《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格——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注] 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形态两个方面探讨了茅盾创作的艺术范型以及独特的审美理论建构问题。李继凯的《师者茅盾先生》[※注] 既突出了茅盾的师者品格及特征，又考察了他的书写行为，强调了他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关系。视角新颖，资料翔实。李广德的《茅盾及茅盾研究论》[※注] 由茅盾的人生历程、思想观念、文学创作以及茅盾研究四个部分组成，为茅盾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史料。白井重范的《茅盾论》[※注]和是永骏的《茅盾小说论：幻想与现实》[※注]则是日本学界茅盾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其独特的视角和学术见解值得重视。

小说是茅盾研究的重要领域。与80年代对茅盾作品的质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对《虹》《子夜》“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进行了多层面解读，认为小说的政治叙事并不妨碍茅盾构想现代民族国家时所进行的文学想象，基本摆脱了政治话语与文学想象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梁竞男、康新慧的《茅盾小说历史叙事研究》[※注] 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7部长篇小说，通过对茅盾小说的历史叙事与史学研究成果以及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对茅盾小说历史叙事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主要涉及茅盾小说创作模式的研究，小说乡土性的再现研究，旧小说与其长篇小说的生成问题，“社会剖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之间的联系，茅盾与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乡村贫困叙事、市民社会叙事的差异性等层面的解读。妥佳宁的《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 茅盾对 〈子夜〉 主题的改写》一文，在民国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了当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细致辨析茅盾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不断改写，作者认为，《子夜》的复杂写作过程，已不可避免地纳入“回答托派”的主题。但是，茅盾对中国社会的原有理解，并不局限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够战胜“买办”这样的阶级话语，实业与金融的关系以及汪、蒋之争等原有视野，仍大量残留于作品当中。[※注] 李国华认为茅盾的长篇小说不自觉地吸收了“旧小说”的形式因素，使得长篇小说与“旧小说”难分难解，展示了中国长篇小说现代性的复杂面相[※注]。贾振勇则将茅盾早年的创伤性体验与其小说创作联系起来，认为茅盾早期小说理性与审美、颓废与抗争的内在冲突，也是他“精神结构中理性、知性生命力和感性生命力之间对立统一式的交锋”[※注]。对茅盾小说的经济学解读也是近几年出现的，在明确历史事实与虚构文本的本质性差异的基础上，宋剑华指出，“《林家铺子》所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一种艺术‘真实’，而不是什么历史‘真实’”[※注]。陈桂良、刘宏日从“经济视角”思考了茅盾小说的当代意义，剖析了社会经济结构对现实的支配力量以及现代企业家的实干精神。[※注] 整体来说，研究者视角多样，体现出茅盾研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茅盾的文艺思想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涉及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与革命文学派的“现实观”之争、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裂隙、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现实主义与“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茅盾与革命文学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争论等问题。朱德发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一文，论述了茅盾提出的两个互动的美学范畴及其所形成的现代文学观，认为其前瞻性的文学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注] 王嘉良认为茅盾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重要推动力量，其“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了正负效应，现实主义既是文化语境中的审慎选择，也是“封闭”之路下否定其他文学样态的过分偏执。[※注]张广海通过考证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庐山行迹，剖析了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在“现实”观方面的论争所隐含的思想变化问题。[※注] 周薇以茅盾文论的三次起伏为观照点，从自然主义被妖魔化和茅盾的“落后焦虑”两方面探讨了茅盾文论中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裂隙[※注]。周兴华的专著《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注] 对茅盾特殊的批评家身份作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从茅盾文学批评的意义冲突、矛盾表征两个层面论述了其文学批评的复调意义，在更为宽厚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了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成因和价值意义。

文化研究是茅盾研究常见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对作家书写行为的综合性研究，李继凯认为茅盾的书法创作是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在书法交际、印章题记等文化生活剪影中还原出集文学大家与书法名家于一体的茅盾形象，从历史、政治、社会三维一体的维度挖掘茅盾的历史文化价值。[※注] 比较研究方面，茅盾与鲁迅、老舍、丁玲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相互比较都是常见的论题。王德威的《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注]对30年代写实主义小说进入全盛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茅盾、老舍和沈从文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阎浩岗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注] 将两位地位特殊、经历各异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两位作家如何处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