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巴金研究，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历程。五六十年代，一方面，研究者肯定了巴金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肯定性的评价。周扬曾经称巴金为现代文学语言艺术的大师，并把他和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杰出的作家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对巴金创作中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的那些作品如《灭亡》《新生》以及《爱情三部曲》总是给予负面的评价。“文革”期间，因为巴金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的作品被斥为“毒草”“反动作品”。直到进入新时期以来，巴金研究才全面展开，并不断走向成熟。

一

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之前的三十年间是巴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巴金研究，从文学史的写作来看，巴金被赋予一席之地，得到了肯定性的评价，围绕着巴金创作的评论和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是，由于巴金创作中的无政府主义影响问题，对巴金的思想和一些作品存在许多误解，在“文革”期间，甚至变为激烈的攻击。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巴金研究，除了如扬风、王瑶等人的评论显得比较客观之外，其他的批评大多陷入了政治化批评的窠臼。

50年代，较早评论巴金作品的是冯雪峰的《关于巴金作品的问题》[※注]一文，文章就“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内容、巴金早期的世界观以及巴金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冯雪峰认为，“激流三部曲”“描写了一个正在没落崩溃中的大地主家庭的生活，同时作者是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抱着痛恨这种家庭的态度来描写的，因此，在当时有暴露封建家庭的丑恶和黑暗以及地主阶级的进步作用”。关于巴金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和世界观及作品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并且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者”，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说明他是一个进步作家”。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扬风的《巴金论》[※注]和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注] 两篇论文。扬风对巴金的思想、创作历程和典型化的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关于巴金的思想倾向，扬风首先提出，把无政府主义和曾受过这种思想某些影响的巴金之间画上等号，这完全是历史性的误解。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深深地影响过巴金，但是这些影响加强和鼓舞了巴金民主主义的战斗热情，巴金思想的总倾向应该是革命民主主义。扬风对巴金思想的认识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他的目的是为巴金辩护。王瑶的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巴金的中、长、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和扬风比较，王瑶对巴金创作中的复杂性给予了重视。在他看来，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是那样坚定，对作品不可能没有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作品也有不同的情况”。关于巴金小说创作艺术上的特点，王瑶也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见解。

1958年，在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中，掀起了巴金创作评论的热潮。这场关于巴金作品的大讨论主要由《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杂志发起，参与讨论的有普通读者、大中学生、文学批评工作者，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中文系分别成立了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巴金创作研究小组”。他们的讨论后来都结集出版。[※注] 这次大讨论涉及的问题有：巴金的世界观和作品的思想内涵；巴金作品的成就及其局限性；巴金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评价巴金作品应持的态度和标准等。在讨论中，对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基本持肯定的意见，提出“巴金在文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不应抹煞”。但他们也认为，“爱情三部曲”有较大缺点，“这部作品中创造了一群自己十分热爱的、同情的、却对革命没有好处的‘革命者’，而他们身上又表现了错误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注]。这场讨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作为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作为一场思想领域的批判运动开展的，……讨论中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较为公正的意见，但是整个讨论的基调是分析批判，分析为了批判”[※注]。随后的几年时间，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少有提起。“文革”期间，巴金被定性为“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就是人民的敌人”，他的作品“贯穿了一根又粗又毒的无政府主义的黑线”，是“毒草小说”，是“反动作品”。[※注]

二

新时期以来，巴金研究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巴金研究开始逐渐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许多论文和茅盾研究一样，都以重读的方式试图打破以前形成的偏见和成说，重新肯定巴金创作的意义，在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上也有新的探索，这些文章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的时代特征。

对具体作品的重新评价方面，首先是重新肯定“激流三部曲”特别是《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谭兴国的《论巴金的〈家〉 及其相关批评》[※注] 是重评中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通过对创作过程、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重新肯定巴金《家》反封建的意义，并对以往的各种批评一一进行了反驳。陈贤茂的《〈激流三部曲〉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注] 一文，肯定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攻击”的历史意义，批驳了姚文元关于《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论断，提出“激流三部曲”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在对《家》的重评中，觉新和高老太爷也成为关注较多的两个形象。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认为觉新是封建阶级的帮凶，缺乏反抗精神。姚健对这个复杂矛盾的形象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觉新“虽有不自觉地维护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一面，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注]。瘦民则对《家》的反面典型形象高老太爷的形象作了评析，评论摆脱了以往概念化的简单评判，呈现了巴金塑造这一人物的丰富性，揭示了人物的反封建意义。[※注] 在重读的热潮中，巴金其他作品如《灭亡》《寒夜》也受到了关注。陈丹晨对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作了别开生面的解读，他首先提出，研究者大多从作家主张的政治思想出发，或者评论者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因此造成了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作者揭示了《灭亡》丰富复杂的生活画面和巴金思想的矛盾，以及这部小说在巴金创作中的意义。[※注] 唐金海的《“深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注] 一文肯定了这部小说丰富的思想意蕴和独具特色的心理描写。陈则光的《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 〈寒夜〉》[※注]，则通过对主要人物形象的阅读分析，揭示了其浓厚深重的悲剧意味。上述两人对《寒夜》的高度评价，成了90年代认为《寒夜》的艺术成就高于《家》的观点的先导。

80年代初，随着巴金研究的不断展开，一些巴金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版，主要有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李存光的《论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与创作》、张慧珠的《巴金创作论》。陈著和谭著同属评传性质，系统地论述了巴金的写作和思想发展道路。陈著作为国内第一本巴金的评传，材料丰富，结构严谨，既详备地叙述了巴金的生平，又对作品作了充分阐释。李著在分期概述文学活动和写作生涯的基础上，抽取巴金思想和创作中的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张著以时间为线索，评析了巴金各个时期的小说、散文创作。这些专著尽管内容翔实，但是在解释的视点和方法上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更多地显示了既有研究成果的积淀。因此，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最初的几年时间，巴金研究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一样，主要处于起步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巴金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在视角方法上也有了许多新的探索。

以往的巴金研究往往注重评析作品思想内容的革命意义，反帝反封建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框架。但在这一阶段，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巴金独特的家庭题材及时代特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对巴金小说内容的研究。吴定宇通过系统评析“激流三部曲”到《寒夜》等一系列家庭题材小说，指出这些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从“五四”到抗战胜利20 多年间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时代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注] 张民权把“激流三部曲”与“五四”时期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激流三部曲”等小说虽然同样反映“五四”前后的社会生活，但巴金创造的形象或多或少具有以往形象缺乏的新质。[※注] 上述两人从题材的角度揭示了巴金小说的思想意蕴，对以往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突破。

巴金很善于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他笔下人物形象的特征及其内涵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李今认为，在巴金小说纷纭浩繁的人物群像中，有两组突出的形象系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组以觉慧为代表，他们是旧世界的反叛者、革命者；一组以觉新为代表，他们是生活中的软弱者、牺牲者。这两组形象以其各具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起过强烈反响。作者指出，无论从认识价值还是从美学价值上看，正是这后一组形象反映了巴金创作的最高水平。[※注] 陈丹晨系统地探讨了巴金小说的各种女性形象，肯定了巴金创造的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意义。[※注] 牟书芳系统论述了巴金笔下的儿童形象。[※注] 在人物形象的探讨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张民权的专著《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注]。他认为，巴金全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是稳定的、大致有序的，它们组成了一个可以称为“生命”体系的人物形象体系。

对巴金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收获。张立慧从思想情感、人格气质、兴趣爱好、审美认识和感受的独特性等诸因素出发，揭示了巴金的创作个性，进而系统地论述了巴金的创作风格。[※注] 巴金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这也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张民权认为，就创作方法的内在精神或具体表现而言，巴金小说同时交织着两种创作方法的影响：“主观现实主义”或“感情现实主义”[※注]。陈思和、李辉结合巴金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轨迹，以成熟的具有开端意义的作品为标志，系统地考察了巴金民主革命时期创作风格的演变。[※注] 花建和袁振声的同名著作《巴金小说艺术论》[※注] 作为小说艺术研究的专著几乎是同时问世的。花建的著作以论述巴金小说的艺术观点、艺术方法为支撑，广泛涉及了巴金小说的结构、形象创造、象征、抒情、节奏、文体等艺术构成环节，探究了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悲剧美、崇高美。袁振声的著作以揭示巴金的文艺观点为中心线索，从阐明巴金小说表现艺术的两大特色——重视内心剖示和强调感情抒发为辅助线索，广泛涉及了巴金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结构艺术、环境描写、细节描写、对比艺术、创作方法等问题。这两位研究者不谋而合但又各具特色的专著，为巴金小说研究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非常盛行，研究者往往从中外文学的关系中探讨中国作家受外国文学、传统文学的影响，或者是和中外作家进行平行比较。巴金曾经说过，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他可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最多的一个。因此，无论是探讨巴金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还是分析巴金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及其风格的演变，都不能不涉及巴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新时期以来，巴金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比较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注] 较早出现的论文有唐金海的《汇百川成江河——巴金与外国文学》[※注]，简明论述了巴金与外国文学的几个重大问题，具体分析了巴金在文艺思想、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情节等方面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阐明了巴金作为一个优秀作家表现出的独创精神。陈思和、李辉也撰写了宏观研究巴金与外国文学的论文。他们从巴金对待外国文学的“特殊的审美和选择标准”入手，探讨了巴金吸收、借鉴外国文学的独特性。[※注] 之后，陈思和、李辉又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系统论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法国民主主义、俄国文学、西欧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揭示了中外文学文化对巴金的影响。[※注] 除了宏观研究之外，巴金与外国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涉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卢梭、尤利·巴基等作家。这些研究着眼于具体的作家、作品，从思想影响、形象塑造、创作方法、风格特色、创作个性等角度，运用影响比较或平行比较的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巴金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巴金和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等的比较研究。比较早的有刘家和、张民权等人关于巴金与茅盾的作品与写作特色的比较研究。[※注] 袁振声的专著《茅盾与巴金艺术比较》[※注] 比较研究茅盾与巴金，就主客观关系、艺术功利观、情与理的撞击、人物构建、环境描写、结构艺术、外来文化影响，以及文化品格等层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艺术比较，分析独到，布局严谨。在巴金、鲁迅的比较研究方面，邵宁宁的系列论文以《憩园》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将其与20年代中期鲁迅的有关作品进行对照，为进一步认识巴金40年代创作的意义，全面理解20世纪前半叶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与证明。[※注]另外，孙郁从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入手，比较鲁迅和巴金在道德观、社会观以及美学观方面的差异，认为他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注]

三

9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商品大潮的冲击，现代文学研究没有了80年代那种热闹非凡的场面，另一方面，受文学观念的转变和重写文学史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比如文学史上一向具有很高地位的郭沫若、茅盾不断受到贬抑，研究状况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了滑坡现象。然而，以往不受重视的沈从文、张爱玲却受到了大家的青睐，甚至是追捧。就巴金研究而言，巴金在反思知识分子的潮流中被视为是“世纪的良心”，他晚年的思想和《随想录》研究成了研究的热点，和80年代相比较，研究界在延续和重复以往话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

90年代以来，文化学的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普遍的视角。巴金研究中思想文化研究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据有的研究者统计，“较有代表的3本学术会议论文集《巴金研究论集》《巴金与中西文化》《世纪的良心》共收论文83篇，其中具体围绕巴金文学创作展开论述的仅31篇”[※注]。在文化学研究的潮流中，巴金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为主要的问题。吴定宇认为，巴金最早吮吸的是传统文化的乳汁，但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之后，巴金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心理机制。[※注] 刘慧贞的论文《试论巴金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矛盾心态》[※注]，着重从巴金深层文化心理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入手，揭示了巴金一系列深刻的文化心理冲突。牟书芳的《巴金与民族文化》[※注] 一文，从巴金的世界观、伦理观、文学观及其性格等方面，多视角地探索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以上的论述都从宏观的角度阐释了巴金及其创作的文化意义。李金涛的论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注]，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范畴出发，结合《激流三部曲》具体地探讨了巴金对传统家族文化的表现与批判。在文化学的研究中，巴金和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吴定宇的《巴金与宗教》[※注] 一文系统辨析了巴金对宗教的复杂而矛盾的文化心理。

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为解读巴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周芳芸通过对巴金笔下悲剧女性形象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巴金的女性文化意识。作者认为，“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一部妇女心态的畸形史”[※注]。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曾树生这一女性形象，给予她更多的同情，并对她力图摆脱现实、实现自我价值的挣扎给予赞扬。[※注] 在同类文章中，刘慧英的分析和解读较为深刻。作者并没有轻易肯定曾树生选择的生活道路，而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人物的缺陷。[※注]

戴翎曾经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以其从《家》到《寒夜》等许多优秀作品所体现的社会良知和人格力量感染着读者，而他的独特信仰、热情和难以摆脱的内心矛盾冲突，又常常使得研究者感到困惑。围绕着上述问题，学术界展开过许多讨论，但至今也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往往孤立地分析巴金的文学创作，或者孤立地研究巴金发表过的政论著作，有的则把两者机械地、简单化地“联系”起来，而对于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中介——作家的人格以及作为人格的历史体现的人生的复杂过程，则缺少研究。其实，对于作家来说，政论著作只表现其政治信仰和理论见解，文学创作又只是其人生感受和审美活动的一种艺术体现，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有通过对作家全人格的深入探讨，才能够得到科学的理解。[※注] 90年代以来，巴金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地方，是对巴金人格的研究。李存光从历时性的角度描述了巴金人格的发展历程。[※注]和富弥生探究了巴金人格力量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巴金人格形成的原因。[※注] 对巴金的人格的开掘最具深意的是陈思和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注]。该著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传记，以巴金的心灵轨迹出发点，通过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这一人格发展的历史，述评了巴金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生，尽可能地描绘了一个理想者的人格历程。

新时期以来，巴金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研究方面，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散文研究也取得不少的成果。顾炯的《散论巴金的散文创作》[※注] 是较早系统论述巴金散文创作的论文。该文不仅描述了巴金散文创作的发展历程，并就巴金散文的艺术风格、情感特征、美学取向作了细致探讨。唐金海、李晓云从风骨的角度，结合巴金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以及散文创作中情理并茂和行文构思方面的特点，对巴金前期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新时期以来，对巴金散文的研究和认识，风格的把握是重要的方面，人格力量、情感特征、表现技巧都是经常论述的话题。另外，比如巴金前期散文创作的分类考察以及戏剧化特征的研究，对巴金的散文研究无疑也是一个深化。[※注] 刘福泉、王新玲的《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注] 是近年来出版的研究巴金散文的专著，主要从巴金散文创作和散文艺术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关于巴金的思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是巴金研究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革”期间，认为巴金是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激烈的批判。新时期以来，李多文率先提出巴金的世界观问题，批评“文革”给巴金扣上“老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帽子完全不符合事实。[※注] 李多文为巴金所作的辩护实际是在重复五六十年代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陈思和、李辉的《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注] 一文，针对以往普遍认为巴金早期的主要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山口守在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发现了巴金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通信往来的材料，先后多达70份，时间最早的是在1926—1927年间，最迟的是1950年。这些材料的发现说明，巴金虽然在3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直接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但在思想上和国际关系方面，仍然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这批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注]

二是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般认为巴金的思想主要是民主主义，并且大多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解释为民主主义，具体表现为反帝反封建。但是随着对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充分认识，如何看待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成了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提出巴金思想的主要方面是无政府主义之后，陈思和、李辉又探究了巴金民主主义思想与法国民主主义的渊源关系，另外，从它们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分别辨析了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对巴金的思想作了客观合理的解释，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认识上的偏颇。[※注]

三是巴金的文艺思想研究。陈思和、李辉在《巴金研究论稿》中也系统地论述了巴金的文艺思想。作者指出，巴金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他一再重复的话：“我写作如同生活，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巴金还非常注重情感性在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强调他的情感和生活的一致性。谭洛非、谭兴国的《巴金美学思想论稿》是研究巴金文艺思想的专著[※注]。该书共3编，分别论述了巴金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巴金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巴金美学思想的源流。

关于巴金的传记研究，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陈丹晨和陈思和的传记之外，艾晓明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注] 也可以看作是传记研究。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李存光和徐开垒的同名传记《巴金传》[※注]。李著材料丰富翔实，注重巴金1993年之前人生经历的“实录”和描述。徐著描绘了巴金的百年人生，将时代风云和个人身世融为一体，追求生活的“现场感”。

近十年的巴金研究，进入一个平稳有序的发展时期，研究者除了对一些问题得出了某些新的看法外，在对巴金研究的总结上尤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李存光编《巴金研究文献题录（1922—2009）》[※注]，积数十年之功，对近一个世纪的巴金研究论著做出尽可能详尽的收录、介绍。陈和思、周立民主编的《巴金研究丛书》，汇集了新时期以来中外巴金研究的多年成果，包括陈思和、李辉著《巴金研究论稿》，汪应果著《巴金论》，艾晓明著《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胡景敏著《巴金 〈随想录〉 研究》，周立民著《巴金 〈随想录〉 论稿》，坂井洋史著《巴金论集》，张民权著《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孙晶著《巴金与现代出版》，蔡兴水著《巴金与 〈收获〉 研究》，马小弥著《万金集——来自巴金的家书》，辜也平著《巴金创作综论新编》，陈喜儒著《巴金与日本作家》，樋口进著、近藤光雄译《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田悦芳著《巴金小说形式研究》，向洪全著《翻译家巴金研究》，李存光著《巴金研究回眸》，山口守著《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周立民、李秀芳、朱银宇编《〈寒夜〉 研究资料选编》等[※注]，其中有不少是近十年新作；由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的《巴金研究集刊》[※注]，从2005年起，至今出版11卷，集中收录近期巴金研究重要成果，其中虽然也包括一些较早的著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为近期新著，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巴金研究在近年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