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说，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没有沈从文的位置的，随着《从文自传》在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3 辑上重新发表，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意”忽略了将近三十年之久的沈从文又一次回到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在随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并一度出现了“神化”沈从文的潮流。

一

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沈从文的关注并不完全是绝迹的。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出现专门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史论著还是论及了沈从文。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谈到沈从文时说：“他最早是写军队生活的，但写的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情形。接着就写以湘西地方色彩为背景的原始味的民间生活和苗族生活的作品，他有意借湘西黔边一带等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力量，他老说自己是乡下人，原因也在此。但作者着重在（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他的社会性质。他采用的多是当作一种浪漫情调的奇异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注]虽然作者的评价带有那个时代的“偏见”，但对沈从文创作的把握还是相对准确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批判4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时提到了沈从文。该著没有直接批判沈从文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引述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观点，分析了当时批判沈从文文艺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注]

由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长期缺失状态，因而当沈从文重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时，以沈从文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发现沈从文的兴奋状态当中，并由此反思沈从文的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三十年被冷落的命运。受制于思想解放潮流的规范，新时期之初的沈从文研究依然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成为沈从文研究的基本内容，大部分研究者由此发现了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

凌宇是新时期开始后最早从事沈从文研究的学者，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沈从文研究的基石。沈从文之所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禁区，主要是由于在新旧转折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给他戴一顶“反动作家”的帽子。针对革命文学家对沈从文的政治定性，凌宇从一开始就从政治上为沈从文进行正名。他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揭示了沈从文小说表现出来的逼真描写“下层人民生活”和暴露批判“上流社会”生活的积极倾向，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沈从文的偏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注] 在五年后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凌宇还在用同样的方式为沈从文进行辩护：“沈从文在他的全部历史活动中，始终不曾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始终未曾与人民为敌。他并非没有偏见、弱点和错误，但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他一直站在人民大众的阵营里。”[※注]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注] 一文中也强调沈从文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看来，在新时期初期要清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沈从文的偏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对沈从文的发现和辩护中，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在批评以往对沈从文的不实之词时又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出发，论证沈从文的创作在本质上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一致的，从而掩盖了对沈从文创作的特殊性的挖掘。比如在谈到沈从文的创作方法时，研究者常常从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的现实主义出发，一再论证沈从文在创作中不断地走向现实生活，自觉地向现实主义靠拢，而忽视了其创作的浪漫主义精神。[※注]当沈从文的浪漫主义特征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未获得确认时，研究者只能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上，提出相互矛盾式的看法。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当沈从文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分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则是“写实”与“抒梦”二者的结合。[※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沈从文研究的队伍，沈从文研究进入了全方位突进的时期。在一般研究者看来，沈从文在新时期以前的“遭遇”是不公正的，出于以往对沈从文政治评判的反感，研究者从一些新的视角对沈从文作出了新的评判。

80年代初期，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讨论为深入探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内容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理论依据，作为沈从文创作核心内容的人性问题成为沈从文研究的重要对象。吴立昌是较早从人性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的学者，他主要从人性的善与恶两方面总结了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内容。[※注] 董易在《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注] 一文中提出，沈从文创作中“充满着现实精神”的一部分小说在思想上主要是“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传统”。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此时的沈从文研究大多是从积极与消极相互对立的角度揭示了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善与人性恶，并没有发现沈从文创作中人性表现的复杂性。

80年代初期的沈从文研究承接了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家的定位，重新发现了沈从文创作的地方色彩。对沈从文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内涵，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乡土文学的认识。许志英将沈从文的创作与鲁迅的小说联系起来，提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和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新类型。作者认为，沈从文“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表现了“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注]。作者虽然肯定了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的意义，但过于强调沈从文与鲁迅的联系反而遮盖了沈从文创作的特殊性。高云的论文《沈从文论》[※注] 主要从乡土文学的角度探讨沈从文的创作成就，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细致、最充分”地描写乡土风俗的作家，他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现代中国的“民俗生活景象”。当沈从文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个性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后，研究者开始从沈从文个人的民族属性和创作的民间内涵入手进行更广泛的研究。比如笛论富的论文《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注] 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沈从文创作的独特风格，龙海清的论文《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注] 从沈从文的苗族血缘与文学题材的角度思考了沈从文创作的特殊内涵。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沈从文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他们的研究视野是开拓性的，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创作内涵的丰富性，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思路。

由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潮流和作家个人的文化心理的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追求抒情化的倾向。新时期开始后，抒情叙事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角度，一些研究者梳理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沈从文被纳入了抒情小说的范围之内。凌宇的论文《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注] 在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审美特征的前提下，提出了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流变中的重要性。此后，从抒情叙事的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但其内容多有重复。相较而言，赵福生的论文《论沈从文抒情小说的思想基础》[※注] 摆脱一般研究者对沈从文小说抒情特色的单纯分析，从沈从文的人性观念入手，揭示形成沈从文小说抒情风格的内在思想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沈从文创作抒情小说的内在思想动因的认识。对沈从文小说的抒情特征的探索，最后导向了从总体上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审美批评，这也是8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主体走向。但是，在对沈从文创作的审美内涵的分析方面，研究者一直集中在“生命”“人性”“自然”等几个方面，似乎一直没有深入的拓展。

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文化热”使沈从文研究摆脱了新时期初期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者不再只是简单地分析沈从文创作的思想内容或者艺术风格，而是从不同文化的相互冲突角度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深层原因，沈从文研究由此走向了深入。凌宇是较早从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内涵的学者。1986年，他的论文《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注] 将沈从文置于清朝中期以来苗汉文化冲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分析了沈从文以“生命”学说为核心的现代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沈从文的现代意识在湘西题材创作中的表现。赵园认为，沈从文在充斥着“病态、阉寺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发现了以“美在生命”“自然性爱”为中心的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的湘西文化；在对商业资本侵蚀下的“非人化”了的城市文化的批判中，肯定了以“和谐自然”为审美内涵的湘西文化；在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人性价值的失衡中，张扬了湘西“原始文化”中所包容的人性理想，以及基于现实感而产生的“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须依靠“文化”才能深入沈从文创作的核心中去。王晓明在他后来收入《潜流与漩涡》一书的论文《“乡下人”的文体和“土绅士”的理想》就并没有拿文化来说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从纯粹形式意义上的“文体”出发，而是从作为内容之一的讲故事的“方式”入手，详细分析了沈从文的生活历程与文体创造之间的矛盾关系。[※注] 其实，王晓明分析的仍然是沈从文小说文体抒情风格的产生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直接从“抒情”入手做文章，而是在对比沈从文前后两个时期小说文体变异的基础上，通过沈从文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揭示了沈从文的独特文体形成及其消亡的心理根源。作者打破了单纯从小说文体的角度或者纯粹从作家心理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在二者的结合中进入了沈从文创作的核心之中。

在“文化热”中，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注] 是一本较早出版的专门从文化层面研究沈从文的专著。该书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思潮、中国传统儒释道哲学和中国现代文化出发，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沈从文文化意识的复杂性。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沈从文“生命哲学”意识的产生是对尼采“意志”学说的心理感应，沈从文“以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认同”等说法，却不无可商榷之处。“文化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走向尾声，但对沈从文的文化批评却在此时走向高潮，一大批沈从文研究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要么把沈从文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者”，揭示了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时期表现出的焦躁与深思[※注]，要么从沈从文创作的文体入手，分析了形成沈从文文体的文化与心理机制。[※注]

80年代的“沈从文热”在1988年沈从文去世前后达到顶点。在沈从文去世后的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沈从文的传记。这些传记的作者在掌握了沈从文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凌宇主要以沈从文的生活历程为线索，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撞击的立场上展示了沈从文的生命价值。[※注] 金介甫主要以沈从文的创作历程为线索，分析了沈从文不同时期文学创作的地方色彩及其蕴含的“世界”意义。[※注] 贺兴安和王保生除了评述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外，也以一定的篇幅大致勾勒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从而使沈从文的人生道路显得更加完整。[※注] 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独特性的发现，还原出一个曾经被政治遮蔽的杰出作家；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沈从文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神化现象。

二

沈从文研究第二次热潮的产生与1994年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重排座次”事件直接相关。事实上，在新时期开始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来说，从新时期之初到80年代末期，涉及沈从文的内容从简单地提及专节的论述，从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一分为二式的评判到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全面肯定，研究者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9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基本上是在80年代建构起来的研究框架中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超越了既有的研究框架，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向。

对沈从文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比较的对象大多单一，比较研究的问题大多缺少可比性，并没有显示出比较研究的优势。9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提高，沈从文作为“世界性”作家的声望也在日渐看涨，因而针对沈从文的比较研究的视野也大大地开阔了，比较研究的视角也渐渐地丰富了。在沈从文与外国作家的比较中，福克纳、哈代、屠格涅夫、乔治·桑、梅里美、川端康成、泰戈尔、劳伦斯等人成为最主要的比较对象，相互比较的重点集中在题材选择与主题系列、悲剧意识与死亡意象、人性复归与民族重造等方面。[※注] 在沈从文与中国作家的比较中，废名、艾芜、汪曾祺、贾平凹、张承志等人成为经常被比较的对象，相互比较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视角选择与题材范围、审美体验与抒情文体等方面。与沈从文和外国作家的比较不同，沈从文与中国作家的比较所涉及的问题要单纯得多，由于研究者大多没有从作家的人生理想和精神世界深入下去进行比较，因而没有产生有一定深度和创见性的研究成果。[※注] 在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中，研究者要么论析二者的相同之处，要么探讨二者的相异所在。尽管研究者提出的观点不乏创见，但是，许多研究者并没有理解比较文学的真义是什么，因而研究成果也就没能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经验。当所有比较对象中可能比较的议题都被涉及了时，以沈从文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就基本完成了使命。因而，90年代末期以后就很少出现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了。

由于研究者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因而现代性视角下的沈从文及其创作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复杂性也由此更为全面地显现了出来。一方面，研究者肯定了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社会、民族建构现代性的一致性。刘洪涛的《沈从文：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注] 系统梳理了沈从文整个创作历程中的苗族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立场变化，揭示了二者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性。张建永、林铁的《沈从文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注] 认为，沈从文在文学的工具—功利与审美—自律的张力结构中提出重塑文学主体的呼唤，其核心概念是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王巍以沈从文湘西小说所表现的生命的“神性”为切入点，通过对这类小说所展现的性爱形态、生命形态的分析，认为沈从文在对文化与人性的“寻根”过程中尝试建构“另一种启蒙”。[※注] 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框架是新颖的，但是涉及的问题还是没有走出80年代的范围。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发现了沈从文创作的非现代性内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沈从文是“反现代性”的。刘永泰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中关注度最高的“人性”入手，在一般研究者交相称赞的沈从文创作所展现的“优美健康的人性”中，发现了沈从文“人性”描写的缺陷。[※注] 杨联芬从自己所理解的“现代性”出发，分析了沈从文的“反现代性”特征，或者说沈从文表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注] 此类研究成果的出现意味着独立地运用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当研究者一味套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时，所看到的只能是西方理论标准规范下的内容，而一旦超越西方理论标准的规范，中国现代作家的丰富性也就自然显现了出来。

9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研究摆脱了单纯的抒情性视角的限制，从审美的角度探索了沈从文作品文本内涵的独特性。运用叙事学的方法探索沈从文小说文体的个性特征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刘洪涛认为，沈从文在反思“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创作原则，即“看好讲故事”“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语”等，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拓了道路。[※注] 沈从文善于运用具体的叙事手法达到预定的效果，比如他能够巧妙地控制叙事时间，使时间或使结构成为精美的“完型”，或成为命运的显现形态，或体现人物的“自由意志”，或成为作者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纬度。[※注] 裴春芳从“叙事话语”入手，分析了沈从文小说中“互观”和“反复”两个基本叙事话语特征。[※注]

沈从文作品中的意象内涵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张永对沈从文小说中的风、云、雨、水、植物、动物、星相、节气等意象进行了归类分析，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民间性爱意象参与了文本意境的创造，这些文本意境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追求。[※注] 黄静主要分析了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意象，认为沈从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抽象的意象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象征意味。[※注] 与80年代只是从文体角度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的空疏分析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材料翔实，而且观点新颖，作者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分析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展示出了沈从文作品的丰富内涵。

在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已经看到了沈从文创作的人类学内涵，但大多从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的层面论述问题，并没有抓住沈从文创作的人类学核心问题。9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层面展开沈从文研究。李继凯从神话原型角度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边城》中的民俗事象的神话起源、民歌民谣的置换再造、叙述方式的拟故事体等人类学特征，提出《边城》中存在三个民间原型：“求仙原型、准婚原型、命运原型”，并由此揭示了沈从文“本于民间原型的再造而呈示的故事模式，即拟仙模式、三角模式和循环模式”[※注]。张永从民俗审美的角度对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酒神精神进行了分析。[※注] 郑薇从神话学的视角集中分析了沈从文创作的时间特征。[※注] 周仁政的专著从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沈从文思想的人类学根源。[※注] 与以往单纯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角度对沈从文创作进行的分析相比，这些研究成果在观点的新颖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运用西方理论时还显得有点牵强，未能将理论与材料完美地融合起来。

8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关注点是沈从文30年代及其以前的创作，湘西题材小说更是研究的重点。90年代以来，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发现，因为这个阶段的创作不仅蕴藏着沈从文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而且也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杀”“转行”等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在对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研究中，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重点放在了对沈从文的思想研究上，通过沈从文思想的矛盾性来探索其创作的复杂性及其局限性。有些研究者通过对沈从文40年代文学活动的具体分析来探索沈从文的矛盾性。比如张新颖在分析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了沈从文在这个时期的思想迷惘和精神痛苦。[※注] 贺桂梅在分析沈从文40年代文学活动的前提下，探索了他在转折时期放弃文学创作的复杂原因。[※注] 作者认为，沈从文40年代思想探索上的失败导致他最终放弃了文学活动，这对80年代沈从文研究中把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单纯归结为政治原因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矫正。萧洪恩梳理了沈从文的保守主义思想，认为沈从文“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注]。沈从文虽然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具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基于救亡与启蒙的使命而“退返民间”，从民间优秀文化精神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活力与重造的根基。

有些研究者依据对新发现的沈从文40年代的佚文的考证，分析了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行为的矛盾性和人生思想的复杂性。比如裴春芳在分析新发现的沈从文小说《梦与现实》《摘星录》等的基础上，论析了沈从文在现实中产生的爱欲经验如何通过想象最后转化成了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并考证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注] 解志熙在辑校沈从文40年代的佚文和废邮的前提下，通过对照有关沈从文的其他相关文献，分析了沈从文40年代思想和创作上“‘思变’而又‘复旧’”的困局。[※注] 吴秀明等人也通过对沈从文的《长河》和同时期创作的一些杂文的互读，展现了沈从文对现实世界的正面介入与最终失败，并且由此提出了沈从文研究中忽视材料运用的缺陷。[※注] 9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中，这些运用新史料的研究成果最有价值。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认真分析，矫正了沈从文研究中那些脱离创作和思想实际而极力拔高的倾向，瓦解了一部分研究者试图“神化”沈从文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沈从文。

在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沈从文研究中，小说一直是研究的重心，而《边城》最受研究者青睐，研究论文有数百篇之多，并且出现了专门梳理《边城》研究史的论文。[※注] 然而，《边城》毕竟是沈从文众多小说创作中的一部，研究者不可能超越沈从文研究的总体框架而对《边城》有更为特殊的发现，《边城》的研究水平与沈从文研究的整体状况是一致的。研究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成果也时有出现，但是总体研究水平不及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研究。在散文研究方面，80年代主要集中在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创作的研究上，研究者大多从散文的语言特色和思想内容入手分析，基本观点与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评价一致，既有积极肯定者，也有持保留意见者。如陆文綪认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虽然“取材新颖，内容丰富”，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间或不免偏颇”，因而只能算是“名篇，而非杰作”。[※注] 90年代以来，沈从文散文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能够准确把握其散文创作精神的研究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哈迎飞从游记散文的角度对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西》进行了分析，对沈从文散文创作的研究有所推进。[※注] 在文学批评研究方面，80年代鲜有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但90年代以来对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趋向。温儒敏、艾光辉、郭国昌等人分别论析了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美学范畴、道德标准、批评文体等。[※注] 赵学勇、刘海军等人探讨了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感性思维、直觉思维特征，揭示了沈从文文学批评观念的传统渊源及其现代转化。[※注]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学术观点大多比较客观理性，与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实践是相符的。

新世纪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不再局限在对其作品进行的单纯的审美判断上，而是将文学创作与其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解志熙的论文《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注] 在对《沈从文全集》和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进行校读的基础上，进而联系当年的具体语境，不仅“重新梳理了沈从文现代时期文学行为的轨迹，更准确也更具历史感地揭示其近三十年间一以贯之的人文情结及其在创作中的复杂变化”，而且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文学行为分析。姜涛的论文《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运用文学社会学方法，以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当作一份特殊的社会史料，“在社会流动的更替、都市文化格局的重构、人际网络的转变、社会位置的制约等不同层面，分析了在空间转移的过程中，沈从文的自我认同形成过程”[※注]。

沈从文的思想与其作品的文化内涵一直是沈从文研究的重点。张新颖的专著《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既是沈从文的文学生活传记，也是其思想和精神演变的记录，作者以感性的语言叙述了沈从文的“辗转流落，他的‘传奇’与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注]。李松睿的论文《论沈从文1940年代的文学思想》在解读沈从文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的基础上，梳理了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并试图解释作家陷入创作危机的原因。作者认为，一方面是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创作立场在这一时期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指责”，另一方面则是他的创作数量也开始急剧减少，“陷入了对抽象理念的苦苦追寻，使其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与意义产生了怀疑”[※注]。周仁政的论文《论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详细梳理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关联的基础上，分析了沈从文的小说对巫楚文化神话体系的重建。作者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古老湘西社会是一个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人类智慧与情感本真的摇篮，美与爱和谐共存的乐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