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爱玲于1952年7月悄然离开上海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的名字从此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消失将近三十年。新时期开始之后，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张爱玲开始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逐渐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张爱玲的作品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新鲜，与以往人们读到的主流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于是，张爱玲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吸引着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目光，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张爱玲热”。

一

张爱玲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是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密切相关的。中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后不久就传到了大陆，帮助新时期开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发现了张爱玲创作的独特性。

张爱玲首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是在1981年。这年11月，张保莘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张爱玲传奇》一文，最早将张爱玲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尽管这并不是一篇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文，但是它却拉开了张爱玲研究的序幕，张爱玲从此不仅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线，而且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新宠”。由于受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限制，再加上张爱玲政治态度的复杂性，80年代前半期的张爱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张爱玲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考察上。颜纯钧的《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注] 是最早从学术角度对张爱玲进行研究的论文，显示了思想解放初期研究者的思想矛盾。作者完全将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分割开来进行评价，集中反映了80年代前半期张爱玲初入大陆时研究者的复杂心态，典型地代表了此时张爱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园也是较早将张爱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的学者，她的论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传奇〉》[※注] 是80年代上半期张爱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成果。作者认为，张爱玲小说的价值是对沪、港洋场社会“生活的发现”，更进一步探索了张爱玲小说特征形成的时代原因，以及张爱玲本人的“人心的荒凉”，同时也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的特色。赵园的论述似乎没有受到40年代傅雷评价张爱玲的影响，但其论文的观点与傅雷的看法有某种相合之处。这就是说，赵园对张爱玲小说的阅读感受是相当准确的。而且，90年代张爱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所谓“新观点”，其实在赵园的论文早已提到了，这说明赵园对张爱玲的一些见解具有某种超前性。可惜的是，赵园未将自己的张爱玲研究继续下去。

与新时期开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周作人、沈从文的广泛关注不同，80年代上半期的张爱玲研究显得冷清许多。许多研究者在艺术上对张爱玲的小说是积极肯定的，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人们并不认同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思想意义的过高评价。这种矛盾心态致使张爱玲研究裹足不前，研究成果极其有限。1985年4月，《读书》杂志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一文。此文虽属当事人的回忆之作，但是，作者认为，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注]。在柯灵看来，张爱玲不属于主流作家，当然不能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去评价她，而要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去研究她。

80年代后半期，张爱玲研究终于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潮之中，研究者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不再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二元式的简单评判，而开始从整体上把握张爱玲的创作。

心理学研究视角的引入不仅让人们发现了张爱玲创作的复杂性，而且也让人们看到了张爱玲作品的丰富性。对张爱玲创作的心理学研究一方面是从创作主体入手进行的。宋家宏的论文《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与创作》[※注] 分析了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赵顺宏认为，战乱的年代导致了人与人的不和谐，形成了张爱玲对待人与人的反常心理，这种心理影响到创作上就决定了张爱玲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错位意识，写出了人在错位状态下的丑恶和刻毒。[※注]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直接从文学作品入手分析张爱玲创作的深刻性。比如，张淑贤的论文《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注] 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张爱玲小说描写人性深刻性的心理根源。

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深入，80年代后半期的张爱玲研究逐渐摆脱了对张爱玲作品进行的单纯艺术分析，开始将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美的对象进行研究。有些研究者开始直接分析张爱玲作品的美学特征。比如，胡凌芝从象征手法的运用方式上发现了张爱玲小说的意象美，从心理活动的描写手法上揭示了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美。[※注] 周筱华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四种审美意象，即比喻意象、象征意象、通感意象和过渡意象，论证了这些审美意象在小说建构中发挥的美学功能。[※注] 也有研究者从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入手，分析张爱玲作品的美学倾向。比如，刘川鄂认为，张爱玲的审美心理中既包含了西方现代美学注重精神本体的独立性，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人与世界的统一性。[※注] 饶芃子等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感性美。[※注] 在对张爱玲创作的审美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两个方面入手。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是由张爱玲作品本身的美学内涵所决定的，研究者确实发现了张爱玲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美学属性，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张爱玲研究的模式化。

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张爱玲的创作主要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研究者最初不约而同地将张爱玲与《红楼梦》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仅张爱玲在成名后谈到过自己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些著名学者在张爱玲成名之初也都提到过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关联[※注]，只是在人为“隔绝”了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才变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新向度。吕启祥是较早关注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学者，他主要选择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进行比较，揭示了张爱玲在创作中受到的《红楼梦》的影响。[※注] 此后，张爱玲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一直持续着，并且成为90年代初期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是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注]

除了将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进行比较外，有些研究者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更多的中外作家，但是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张爱玲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比较主要集中在张爱玲与丁玲之间。钱荫愉认为，张爱玲与丁玲各自以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以独具的历史意识以迥异的时代认同，筑建了各自的人生意识、艺术观念和创作架构。[※注] 钱荫愉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张爱玲与丁玲的区别上，虽然提出了张爱玲与丁玲在“女性意识”上的一致性，但没有进行深入的认证。对于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进行的研究来说，这些是最为重要的。张爱玲与外国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分散的，其中张爱玲与毛姆之间的关系是较受关注的。吴晓宁指出，张爱玲之所以喜爱毛姆，正是由于毛姆那种“人世的挑剔者”的眼光，让她从中部分地找到了与自己心态相符的视角。[※注] 该文在分析张爱玲与毛姆相似性的前提下，也指出了二人文学思想和艺术方式的差异性。

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受到海外张爱玲研究的积极影响，80年代国内的张爱玲研究获得了多角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这个阶段的张爱玲研究以对张爱玲创作的本体性探索为中心，对张爱玲作品艺术性分析的研究成果较为多见，而对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评价明显不足。

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和市民意识形态逐渐形成，90年代形成了持续高涨的“张爱玲热”。张爱玲作为现代市民意识形态的体现者，显然符合一部分研究者的心理预期，张爱玲的影响自然也日渐扩大，最终出现了“神化”张爱玲的非历史倾向。

首先，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中，张爱玲被研究者完全忽略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随着新时期开始以后张爱玲研究的逐渐深入，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开始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984年出版了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最早介绍了张爱玲的创作，但相当简略。1987年出版的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涉及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作者认为，张爱玲是以并非全盘西化的创作方法，来“反映上海这个大都会里封建性的生活与资本主义化的尖锐矛盾”，她的小说提供的是“处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的中国式封建心灵”[※注]。此后，张爱玲成为国内各种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对象，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开始稳步上升。严家炎将张爱玲纳入了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潮流之中，认为30年代“是心理分析小说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而40年代张爱玲的出现则“使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注]。杨义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衡定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他认为，张爱玲是“洋场仕女世界的丹青好手”，创造了一幅幅“化古老为新鲜的笔情墨韵”。张爱玲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启示人们如何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经过点化和自我超越的东方风采，同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注]。

作为80年代后半期有代表性的学者，无论是严家炎从小说流派的角度，还是杨义从小说创作的角度，他们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是较为准确的。不管是对张爱玲小说个性的分析，还是对张爱玲小说缺陷的揭示，他们的观点都基本符合张爱玲的创作实际。然而，随着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因为其作品所固有的市民意识而迅速提升，脱离了张爱玲创作的实际。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对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些重要作家重排了座次，张爱玲入选其中的“小说卷”。编选者提出的入选理由是张爱玲“对市民悲剧的无意识渊源的独特挖掘”[※注]。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明确提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问题的。紧接着，钱理群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看法：“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对于张爱玲的入选，钱理群说：“张爱玲早已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并还有上升的趋势，但目前对于她的研究视野大多停留在外在层面上，而较少注意到，她对于战争的独特而真实的生存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她的‘边缘性的话语方式’……张爱玲完全自觉地与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并且达到了两者的平衡与沟通：这正是她的特殊所在。”[※注] 张爱玲的入选自然有其理由，但是钱理群提出的论据是否概括了有关实际，仍然值得进一步深思。因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除了作品本身的美学风格、人性内涵等因素外，必然还有社会历史、时代风貌等规范。

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座次事件紧密相随，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去世，将“神化”张爱玲的运动推向高潮。由于众多媒体的广泛参与，“张爱玲热”由过去的学术研究界迅速扩大到了“公共领域”。张爱玲作品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贵族趣味，又正视世俗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爱情神话；对平民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等都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着众多媒体的推波助澜而愈加稳固，彻底完成了“经典化”。对于公共传媒裹挟学术界“神化”张爱玲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赞同的。温儒敏就认为：“张爱玲小说中那种直觉的表现，那些出神入化的意象经营，那些出色的心理剖析，都显示出其高超的创造力。但张爱玲有明显的缺失，她太沉湎于病态感受了，她的作品常滞留在一些悲凉琐碎的生活细节上，她未能将体验到的痛楚转化为切实的有力的形态。”而且，张爱玲总是在重复自己，甚至有点家庭妇女式的唠叨，给人很多官能刺激，却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因此，张爱玲虽“是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但不见得如某些评论者所说的是除鲁迅外最优秀的作家”[※注]。可以说，温儒敏试图扭转“神化”张爱玲的现象，但是，无奈少数清醒者难以改变张爱玲研究的整体潮流，“神化”张爱玲的进程仍在继续。刘再复也在海外努力提升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他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注重的是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而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是相当缺乏的，张爱玲的小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了精彩的人生悲剧”[※注]。

由于张爱玲的创作表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互融的品格，研究者无法从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角度简单地厘清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因而，与市民意识形态相伴而生的“都市文化”成为评价张爱玲的一个重要角度。吴福辉充分肯定张爱玲对封建旧家族在现代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小说中的都市“最接近上海的真面目”[※注]。范伯群等从“现代都市文化”角度将张爱玲的成就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注]

女性主义视角在90年代以来迅速成为张爱玲研究中的主流。对于张爱玲这类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来说，女性主义方法在研究中确有其独到之处。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张爱玲创作的研究者人数众多，他们既有女性研究者，也有男性研究者。于青的论文《女奴时代的谢幕——张爱玲〈传奇〉 思想论》[※注] 提出，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的意义就在于她比其他女作家更为彻底地“直入女性意识的深层，在冷静而渗透着对女性的深深同情的描摹中，揭示了不曾在文学中被正面披露的女奴的黑幕世界”。刘思谦的论文《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注] 从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乔以钢的论文《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注] 梳理了张爱玲关于男女关系的母子成分、婚姻和姘居关系中的女性本位等复杂的女性观。女性研究者常常从自身的女性立场出发，表现出比较浓烈的感性色彩，而男性研究者则对研究对象抱着相对理性的态度。李继凯的论文《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注] 从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张爱玲小说呈现的女性悲剧命运，认为“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女性最后“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香港学者林幸谦完全从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解释张爱玲的创作。[※注]

现代性问题是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启蒙现代性和日常现代性两种理解。当张爱玲被确认为体现了日常现代性的代表作家以后，大量从民间和日常生活层面研究张爱玲的学术成果开始出现。当然，这种研究视角的盛行也与市民意识形态的产生直接相关。李今认为，张爱玲在对人性的世俗形态的还原、对爱情神话和传奇的消解，以及对人生的实用主义追求中表达了她自己的现代性内涵。[※注] 张新颖认为，张爱玲通常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与质地的入情入理和绵密细致的叙述当中，以“‘震惊体验’的方式，质疑和动摇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规则和秩序，乃至最终造成日常生活本身的断裂”，创造了张爱玲小说的现代传奇性。[※注] 刘锋杰认为，张爱玲在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前提下，借助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开放性，为日常生活打开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空间，创造出了一种体现着本土特色的中国现代性的范式。[※注] 王宏图认为，张爱玲从她特有的日常生活哲学观念出发，通过对都市人在动荡岁月中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详尽的描绘，展示出了她心目中人类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境遇。但是，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展示是极力拒斥理想主义和超验价值的。[※注] 郭春林认为，张爱玲的现代性体验是以图像化的世界、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时间感等方面的世俗性生活为中心的。在短暂与永恒、流变与普遍的交互中，张爱玲更多体验到的只是短暂和流变。[※注]

90年代以来，对张爱玲创作艺术特征分析的角度更加多样，方法更加具体。范智红从张爱玲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生存体验出发，分析了她的小说创造艺术。[※注] 王喜绒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分析了张爱玲小说的“构图—具象”的表现方式。[※注] 王巧凤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从水原型入手分析了张爱玲的性别隐喻“意象”的独特性。[※注] 对张爱玲小说的本体艺术特征的审美分析虽然仍沿着80年代开创的研究视角向前发展，但研究成果的创新程度有明显的增强。

90年代的张爱玲研究除了将重点放在小说创作上之外，散文创作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余凌的论文《张爱玲的感性世界——析 〈流言〉》[※注] 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放在中国现代“独语”散文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考察。罗华的论文《世俗闪耀出智慧——张爱玲散文品格论》[※注] 认为，张爱玲的散文在表面的世俗中隐藏着优雅智慧，以理性之光穿透人生百态，审视女性本体，参悟艺术真谛，并臻于化境。宋家宏的论文《散文悲剧意识与世俗人生——论张爱玲的散文》[※注] 分析了张爱玲的“张看”与“私语”两类散文的内在特质。袁良骏论文《论 〈流言〉》[※注] 剖析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的思想、艺术特征，高度肯定了其鲜明的上海味、女人味、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感、渊博的知识、透辟的说理以及活泼佻达的文风，也指出了作家与胡兰成的不幸婚姻对《流言》的投影及遗憾。袁良骏没有像其他研究者那样对张爱玲的散文进行全部的肯定，而是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流言》的非民族主义倾向。

对张爱玲人生道路的关注也是张爱玲研究的一大热点，有关张爱玲的传记大量出版，在1995年张爱玲去世前后达到了高潮。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注]、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注]、余彬的《张爱玲传》[※注]、胡辛的《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注] 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受出版商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研究者对张爱玲人生道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张爱玲充满神秘色彩的贵族身份的挖掘上。作为贵族后裔的张爱玲的个体生活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对张爱玲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沦陷区的政治生活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

面对张爱玲研究中脱离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偏差，一些研究者力图还原张爱玲社会身份的本来面目。1996年年初，陈辽在《“张爱玲热”要降温》[※注] 中提出了张爱玲的“文化汉奸”问题。此后，陈辽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注]、钱理群在《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又涉及了这个问题。从2007年开始，陈辽和古远清围绕张爱玲的“文化汉奸”问题又发生了论争。[※注] 张爱玲的“文化汉奸”问题之所以能够长期引起争论，除了一些研究者相互矛盾的偏见以外，对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文学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有意忽略及其相关史料掌握的不足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撇开张爱玲是否是“文化汉奸”问题争论的本身不谈，而由此争论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研究确实存在着非社会和反历史的倾向，其缺陷是明显的。许多张爱玲研究者往往看到的是张爱玲对日常现代性的关注、对人性解剖的深刻性和作品本体的审美性等，而相对忽视了对复杂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环境的研究。对此，解志熙的论文《“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论张爱玲叙事艺术的成就与限度》和《走向妥协的人与文——张爱玲在抗战末期的文学行为分析》[※注] 全面分析了张爱玲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很有启示意义。作者将张爱玲及其文学活动放在沦陷时期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审美趣味追求、人生道路选择等，还原了张爱玲及其文学活动的真实情形。

张爱玲研究在充满争议中进入了新世纪，如何确立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是张爱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张泉的论文《文学“统战”与当代文学在新中国的重建——以 〈亦报〉 场域中的“沦陷区三家”梅娘、周作人、张爱玲为例》将张爱玲放在易代之际的上海《亦报》场域中，通过张爱玲在《亦报》上的文学行为分析展现“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认为，张爱玲围绕在《亦报》周围的文学活动“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注]。随着《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作品的出版和其他材料的发现，张爱玲研究的重点转向后期创作。李宪瑜的论文《张爱玲“自传三部曲”与所谓“晚期风格”》借用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概念，指出张爱玲从“中年写作”，直到“晚年写作”，可以整体上视为一种“风格”的复杂呈现，就是“晚期风格”[※注]，也就是张爱玲后期作品表达的那种“不妥协性”，“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注]。许子东的论文《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分析了以《小团圆》为代表的张爱玲的晚期风格。作者认为，《小团圆》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自传体传统，在男女关系和母女关系的描写上有所突破。因为“《小团圆》非常注重身体、世俗层面的细节、生理和动作，又特别强调爱情的非理性与无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连接了《海上花》的传统伦理精神与今天中国的现实道德困境”[※注]。赵秀敏的专著《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分析了张爱玲创作的14部电影剧本，呈现了一个“在电影剧本中讲述喜剧人生的电影剧作家”的张爱玲形象。张爱玲在电影剧本中塑造的是“中产阶级人物”，展现的是“都市人物人性的温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