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是影响最大的文体，1949年以来的小说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的问题驳杂。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一样，现代小说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新时期以前，现代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很少有整体性论述的成果。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主要小说作品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基本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二元对立的模式，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对小说思想内容的探讨往往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念的演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成为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重要尺度。新时期以后，从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重评和重新挖掘，到对小说“现代性”的多向度阐释，小说研究不断走向繁荣和深化。

一

小说应该是现代文学中最具有包容力和表现力的文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小说描写的对象，所以无论是创作或者是研究，小说的题材和思想内涵自然成为首先关注的对象。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也形成了一些普遍而突出的题材类型，比如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都市小说、历史小说等。但在五六十年代，小说题材的概念有了一些变化，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出现了诸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军事题材等概念。一方面，题材区分的主要依据是这些领域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同的题材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人物形象上，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和题材相对应的，是思想倾向问题，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内涵成了评价现代作家和作品的一条重要准绳。在现代小说研究方面，一些作家如郁达夫、张爱玲、钱锺书等因为题材和思想倾向的“落后”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他们的创作要么在文学史上少有提及，要么被斥为反动和颓废。另外，即使一些颇受重视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者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时候，较多地指责了他们的局限。比如，学术界一致肯定《骆驼祥子》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作品，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但对祥子的反抗性和小说的结尾有许多批评的意见，认为由于老舍当时尚没有突破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小说还存在一些缺点。

进入新时期，小说研究逐渐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的潮流。叶子铭的《评 〈林家铺子〉 ——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注]，陈俊涛、杨世伟、王信的《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丁玲小说 〈在医院中〉》[※注] 等是其中的代表。重评不仅意味着一些以前被曲解和受批评的作家作品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与此同时，有关现代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也被明确提了出来，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受到普遍质疑，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得到重新肯定。随着批评标准的变化，许多过去被冷落贬斥的作家开始被接纳，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萧红、鸳鸯蝴蝶派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甚至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新时期以来，现代小说研究在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突破了以往政治社会批评模式的束缚，许多重要的小说现象和现代小说题材类型又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事实上，这样也更贴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乡土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金宏达的《论早期乡土小说》[※注]，陈平原的《论“乡土小说”》[※注]，许志英、倪婷婷的《中国农村的面影——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管窥》[※注]，杨剑龙的《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风格》[※注]，陈继会的《文化视角中的五四乡土文学》[※注] 等论文是80年代代表性的成果，他们分别从小说的主题、文化意识、悲剧风格等层面探讨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特点。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乡土小说研究的专著也不断涌现，如丁帆的《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论》[※注]、杨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注]、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注]、范家进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注]、张志平的《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注]等。丁著和杨著都是史论性的著作。陈著以“五四”新文学运动头一个十年——20年代为起点，以80年代为终点，完全打破现代与当代两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割裂，而将七十年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著作中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范著着力探讨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位作家关于乡村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姿态的形态，关注他们在创造乡土小说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与紧张。张著从时代背景、基本模式、表现特征、人物特征等方面对40年代的乡土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近年来有一些论文如贾剑秋的《从地域文化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注]、袁红涛的《发现故乡：论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视野》[※注]、丁琪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注]、杨厚均的《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反现代性倾向》[※注] 等，分别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反现代性角度探讨乡土小说，表明大家开始从文化视角介入乡土小说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和乡土小说相对的是都市小说。王爱松的论文《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注] 比较了左翼、新感觉派和京派的都市题材小说在主题、内容、艺术手法、文体风格上的差异。李旭东的论文《文化中的都市和都市小说——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性》[※注] 从都市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入手，分别探讨了以北平和上海为背景的两种都市小说表现出的不同文化风貌。李丽的论文《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注] 主要从对人的精神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都市小说研究的著作有李国俊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注]和漆咏德的《现代都市小说纵横》[※注]。李国俊通过对代表性都市文本的精细阅读、比较分析，对文本所蕴含着的文学内蕴如作家或人物的都市文化记忆、生存经验、价值取向和都市意识，小说的文学模式、精神特征，小说的话语形式与言说方式等作了详尽分析与阐释。漆著对种种都市小说类型采取分析的态度，呈现了都市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多样化类型、群体、流派，揭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总体特征。

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汪毅夫、姚春树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注] 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论及历史小说的文章。该文勾勒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并就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王富仁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注]不仅描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概貌，对历史小说的各种类型进行分类论述，而且对现代历史小说作了历史总结，是现代历史小说研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此外，叶诚生的《构筑历史与人生的诗境——现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注]、王姝的《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演进》[※注]、李程骅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西文化》[※注]、闫立飞的《新史学观念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注] 等论文，分别从主题内涵、叙事特征、文化意蕴、文体的产生等角度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除了以上三种突出的题材类型之外，一些研究者还从现代小说的发展中提炼出一些其他的小说题材类型。金宏达从“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创作提出了一种“身边小说”的类型[※注]，逄增玉突出了“流浪汉小说”的概念，勾勒了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发展变化[※注]。

现代小说形成了多样化的文体形态。新时期以前，一方面，由于批评观念和标准的缘故，造成小说文体观念上的窄化倾向，如抒情小说、讽刺小说这样的风格类型并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创作方法和美学特征研究是常见的视角，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化、悲剧、崇高等是普遍使用的批评范畴。研究方法、视角的单一和文体观念的匮乏，使得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很不够。新时期以来，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范畴，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除了写实风格以外，其他的文体风格类型也受到了重视，抒情小说尤其成为研究的热点[※注]。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注] 一文，较早提出了“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概念，认为其开源者是鲁迅，经过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孙犁的自觉创造，“形成一条虽不宏大，却清晰可寻的艺术之流”。解志熙的两篇论文《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论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注]和《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注]，不仅描述了现代抒情小说的历史轨迹，还重点探讨了抒情小说在艺术传达功能、组织结构方式、艺术表现手法与技巧、小说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杨联芬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倾向》[※注] 对抒情小说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从叙事结构、叙事视点与作品语言等方面探讨了抒情小说的特征，并将抒情小说分为浪漫抒情、随笔抒情和写意抒情三大类，对各类逐一进行论述。“现代抒情小说”概念提出以后，由于概念本身比较宽泛和模糊，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为了进一步界定“抒情小说”的审美独特性，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开始出现，“诗化小说”“写意小说”就是具体的表现。吴晓东的《现代“诗化小说”探索》[※注] 以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等为参照背景，进行比较诗学的研究，探讨了“诗化小说”产生和发展的文学渊源。此后如吴晓东的《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 〈桥〉的诗学解读》[※注]、刘洪涛的《〈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注]、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注] 等著作立足于文本的细读，注意提升出复调的诗学、回忆的诗学、牧歌等一些诗学范畴，将抒情小说研究深入到小说的内在审美机制，揭示出文本与文化、历史的复杂性途径，是对以往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深化。季桂起的《略论五四时期的写意小说》[※注] 从内容和技艺两个层面辨析了写意小说的艺术特色。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讽刺小说”类型。吴福辉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注] 比较了30年代京派和左翼两种类型的讽刺小说在思想、风格、技巧、形象等几个方面的不同。万书元的专著《第十位缪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论》[※注] 对讽刺小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现代讽刺小说兴起的原因，描述了现代讽刺小说的发展轮廓，并对现代讽刺小说的思想意蕴、风格、结构、技巧等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现代小说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主流文体，关键在于小说从古典章回体、话本体小说模式中脱胎出来，产生了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叙事意识和叙事风格的叙事作品。新时期以前，涉及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研究成果很少，但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叙事学等理论的传入，小说文体特征研究才逐渐展开。陈平原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注] 依据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作者认为，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的研究是现代小说叙事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李杭春的论文《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特征分析》[※注]和方忠的论文《叙事学与中国现代小说》[※注]，都探讨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李杭春从现代叙事意识的觉醒入手，分析了现代小说主流叙事话语的叙事特征。方忠主要探讨了叙事学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以及叙事学理论对现代小说研究的意义。尽管叙事是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和要素，但实际上现代小说家也会吸收借鉴如戏剧文体中的戏剧化或者诗艺中的象征化等因素，这些文体特征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施军的《论现代小说象征的功能形态》[※注]、范智红的《现代小说的象征化尝试》[※注]、张向东的《戏剧化的中国现代小说》[※注] 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施军从功能形态方面对现代小说三种象征类型的文化哲理、现实政治与心理情绪逐一进行了论述。范智红介绍评价了40年代现代小说的“象征化”趋向。张向东分析了现代小说文体的戏剧化特征。以上三人的论述都深化了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

现代小说流派研究主要在新时期以后才展开。80年代初，严家炎提出流派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出版了从流派角度撰写的小说史。小说流派研究中，对京派和海派的研究较为突出。80年代中期，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京派海派研究着力甚多。

京派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京派小说的题材与主题研究。京派小说历来以乡土题材著称，许多研究者大都关注其对诗意乡土的描写和表现。当然，也有一部分小说属于都市题材。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照的都市》[※注]、刘淑玲的《乡村梦影里的都市批判》[※注]和《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注] 都是专门对京派小说中的城市小说进行探讨的论文。探寻京派小说两类题材所包含的思想蕴含成为研究者论述较多的方面。高锋的《精神超越与审美介入——试论京派文学的主题》[※注]、孙振华的《生命的礼赞与悲悯》[※注]、文学武的《论京派小说的人性思想》[※注]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京派小说的思想主题。高锋认为，京派作家在精神上远离尘嚣、回归故里，对现实城市和乡村实现了双重超越，审美地介入人生，以期革新民族精神。孙振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入手，指出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是京派小说的基本主题。文学武主要分析了京派小说的人性思想。

其二是京派小说的艺术特征研究。李德的论文《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注]和刘保昌的论文《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注] 主要探讨了京派小说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民族化特征。李德重点考察了京派小说的民族特征，认为京派小说无论是风俗画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技巧的使用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刘保昌认为，京派小说在审美趣味和结构技巧方面都真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和上述意见不同，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京派小说的现代性因素。严家炎的《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注]、史书美的《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注]、杨义的《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注] 等论文都侧重于探讨京派小说现代性特征。京派小说的风格和文体也是主要的论题，如査振科的《京派小说风格论》[※注]、阎浩岗的《京派小说：和谐蕴藉的浪漫主义》[※注]和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的文体特征》[※注] 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京派小说艺术研究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刘进才的专著《京派小说诗学研究》[※注]。该书在深入挖掘京派小说抒情性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把这种特征提高到美学理论上来，试图把京派作家的创作实践升华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海派小说研究的专著有吴福辉的《都市旋涡中的海派小说》[※注]、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注]。吴著在探讨海派文学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海派小说的文化风貌。李著以翔实的材料、全新的视角将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潮、审美等融合起来，探讨了海派小说形成的文化渊源和独特的“现代性”精神特征，以及海派小说家（主要是新感觉派）在现代都市环境里形成的新的文艺观和创作观。海派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肖佩华的《论海派小说中的市井意识》[※注]、金明石的《形成期海派小说的性格再探》[※注]、金秀妍的《试论海派小说的性叙事及其颠覆性》[※注] 等。肖佩华认为，世俗情趣构成了海派小说的底色和基调，文体上的“市井传奇”特征等都表现出浓郁的“市井意识”。金明石从“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来论述海派小说“通俗性”的性格，角度比较新颖。金秀妍借助“狂欢式”时空这一框架来诠释海派文本的性叙事，深刻挖掘了海派文学中“性”话语的内涵与意义，并运用解构主义的观点和女性主义的视阈来解读海派文学。此外，还有京派和海派比较研究的论文，如吴福辉的《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注]、文学武的《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注] 等。

通俗小说研究在新时期以后才开始。综观通俗小说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通俗小说的流变历史研究。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注]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通俗小说史的著作，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为以后的通俗文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注] 全面勾勒了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集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张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注] 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富有个性的阐释，具有开拓性意义。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注] 以独特的方式简明扼要地切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多个关键问题，并对之进行了生动的思辨和阐释，展示了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新成果。孔庆东的《国统区的通俗小说》[※注]、孟兆臣的《20世纪20—40年代通俗小说在上海小报上的传播》[※注]、汤哲声的《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注]、陈珺的《三十年代国难小说及旧派通俗小说的历史转型》[※注]、韩云波的《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注] 等论文，也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通俗小说发展历史的研究。

第二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流派，一直是通俗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甚至有时候人们用它代称现代通俗文学。新时期以来的研究专著主要有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注]、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范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鸳鸯蝴蝶派的著作，作者对民国以来这一影响颇大的通俗小说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特点，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均作了论述和分析。刘著系统叙述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对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分别作了细致分析。赵著试图以鸳鸯蝴蝶派复杂多元的文本现象，丰富现有的关于该派理解上的“单一和荒谬”，借以纠正学界目前普遍的“误解”，同时反思到底何谓“现代”文学史观。以上三人的著作都以重新评价为基本基调，正面肯定这一流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如朱德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注]、良珍的《中国现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评议》[※注]、汤哲声的《鸳鸯蝴蝶——礼拜六小说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注]、袁进的《对鸳鸯蝴蝶派的再认识》[※注]，也都为该派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重新定位，探究它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90年代的研究界基本达成了共识，鸳鸯蝴蝶派不再被视为一个反动派别或逆流，研究者开始从各个方面正面阐释鸳鸯蝴蝶派的价值。

第三是通俗小说家研究，张恨水是研究的重点。范伯群的《论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兼及张恨水是否归属鸳鸯蝴蝶派的问题》[※注]、杨义的《张恨水：蜕变期的章回小说大家》[※注]、袁进的《张恨水论》[※注] 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张恨水对鸳鸯蝴蝶派的突破及其向现实主义靠拢的倾向。他们都对张恨水的前期作品有褒有贬，但对后期作品则赞誉有加。此外，燕世超的专著《张恨水论》[※注] 对张恨水的一些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徐传礼的《张恨水垒造的文学和文化金字塔》[※注] 一文从文学史的角度给予张恨水很高的评价，将张恨水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他兼有大仲马和小仲马的长处，并说可以将《张恨水全集》比喻为中国的《人间喜剧》。此文给予张恨水如此高的地位，有过分溢美之嫌。研究者普遍从新文学的角度认识张恨水，肯定张恨水向新文学的靠拢，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孔庆东的论文《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注] 指出，张恨水在走向新文学之后，艺术技巧、叙事语言、人物塑造都出现了退化。

第四是小说雅俗互动关系研究。现代文学史上通俗小说和高雅小说尽管有对峙和竞争，但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有互动和融合之处。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注]和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注] 是小说雅俗关系研究的专著。孔著描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认为抗战时期雅俗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在雅俗结合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了通俗小说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水平，也诞生了一些超越于雅俗之上的新的小说类型。徐著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的关系出发，不仅将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视为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两翼齐飞的发展过程，而且努力在雅与俗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梳理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该著在雅俗互动的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独到新颖的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因缘关系，五六十年代已有不少人从微观上作了许多研究，他们通过一个个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具体影响，初步勾勒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渗透。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的成果。王喜绒的《欧洲文学与二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注]、王忠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现代小说》[※注]、薛家宝的《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注]、陈晖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外来影响》[※注] 等论文，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学对中国小说发展在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作家吸收和借鉴的成败得失。

相对来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王瑶自50年代开始，一直比较关注这一课题，做过一些精辟的论述。新时期以后，唐弢和张恩和也都程度不同地涉猎过这一论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注]和方锡德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注] 两部著作。陈著的重心虽然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化，但也特别论述了“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古典文学中的“史传”和“诗骚”传统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关系。方著对文学传统和现代小说关系的历史表现和深层结构作了理论概括，然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从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也有学者关注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但相对来说，成果较少。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许怀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注]、谢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注]、刘涛的《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注]、程丽蓉的《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注] 等。许著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固有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该书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三十年的历史分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6年是“从裂变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从1927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走向全面发展新途中”的繁荣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向大众化、民族化、革命的现实主义“发展中的趋归”时期。谢著在梳理现代小说理论思潮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既论及了小说理论思潮的文化嬗变即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和背景的嬗变，又包括对文学内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研究。刘著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对中国现代理论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进行梳理，细致深入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的人物、环境、结构、视角、文体五个重要的范畴。程著第一次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置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话语、西方小说理论话语互动的框架中进行系统考察，借鉴西方话语理论提升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外，曾华鹏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回顾》[※注]，分三个时期历时地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对几位重要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如鲁迅、茅盾、周扬、李健吾等人也作了一定的论述。

小说题材和主题的研究一直是小说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以来，小说题材和主题的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知识分子、乡土、城镇、家族、边地、教育、成长、历史、性爱、人文幻想、身体、货币、市井等各类题材与主题都得到挖掘与阐释。王卫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注] 以中外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为基础，在与中国古代、近代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联系与比较中，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乡土书写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要现象。沈琳的《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书写》[※注] 通过对现代小说文本中的乡土书写解读，探究了现代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的特点与生成机制以及乡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书写意义。徐仲佳的《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注] 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关涉性爱问题的小说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较完整的描述。邱诗越的《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研究》[※注] 提出“中国现代市镇文学”概念，对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视野。马云的《中国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研究》[※注] 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型小说概念即“人文幻想小说”。作者以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史为经，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纬，深入论述了人文幻想小说的概念、表现特征、历史演变。从中西方幻想文学史发展中分析人文幻想小说的历史地位，深入发掘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存在的事实及意义。王晓文的《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注] 立足边地视角，以大文学史视野观照现代文学，以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构建了“文化边地”的学理体系，在对现代边地小说进行文化解读和审美探寻的基础上，深入边地中国发掘边缘的活力，勘察了边地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李自芬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注] 以现代小说30年发展的历史线索，梳理并勾勒了现代小说呈现的不同身体叙述模式，阐释了现代中国人的身体经验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从而揭示了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特征。其他题材研究的著述恕不一一列举。

在题材和主题的开掘之外，现代小说的研究也在性别、经济、服饰、民俗、音乐等各种视角和维度上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理论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乔春雷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女性》[※注] 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中心，将革命女性形象放置在革命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探究了革命文化、革命语境的变迁及革命话语的转变对革命及女性书写的影响。刘瑜的《想象、追随和质疑——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解读》[※注] 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对现代文学三十年女性文本中的男性形象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李萱的《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注] 以现代女性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女性的梦幻书写为背景，挖掘梦幻文化与女性话语建构的关系，考察了现代中国女性话语建构的特殊视角。陈国栋的《经济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小说》[※注] 从经济视角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演进、主要形态及其多元化和丰富性特征。梳理了现代小说中描写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考察小说反映的同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状况，探究小说反映与历史真实的契合度。同时将经济视角与思想启蒙、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等视角结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现代小说研究的角度，拓展了对现代小说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任湘云的《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注] 结合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服饰史、现代小说史等，从理论与实践、历时与共时不同层面，结合大量文本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呈现形态，探析服饰作为符号在不同作家和不同时期小说文本中的表意功能和意识形态特征。张永的《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注]从民俗学角度对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和阐释，揭示了乡土小说的民俗叙事表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取向。李雪梅的《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注] 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探讨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柯贵文的《中国现代小说物象研究》[※注] 通过对现代小说物象与传统诗词意象的辨析，对现代小说物象的性质、类型及功能作了简要的阐释，并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作家物象艺术的详尽分析，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物象艺术的发展史。

叙事学是现代小说研究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刘郁琪的《1917—1949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注] 以经典叙事学思想为参照，探讨了1917—1949年间中国现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发展演进关系和内在文化逻辑，并将文本分析与语境解读结合起来，注意分析各类小说叙事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吴矛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注]在历史语境中以影响较为深远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代表作为解读对象，分阶段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过程和叙事特点。王兴的《中国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研究》[※注] 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现代转型面对的外来影响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因果关系，梳理了现代小说传奇叙事在主题表现类型、情节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塑造、文本时空设置等方面的审美艺术特质。考察了现代小说家们在文学实践中对“传奇”传统所进行的承袭转化及审美表现。申洁玲的《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研究》[※注] 从“叙述者”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发生、发展，总结了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特色及发展规律，并对西方相关叙述学理论进行反思。

文体也是小说研究的重要视角，现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现代转型、小说观念、文体流变、文体类型、语言、雅俗等问题。关于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变，陈平原曾经作了研究，王影君的《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注] 主要探讨了现代小说的兴起问题。作者从历史维度探寻了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挖掘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发生了现代意义上人的个体意识觉醒、国家意识觉醒和民族意识觉醒，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才格外展现出其作为人的精神产品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功能到主题意蕴，再到创作意识，均发生了现代转型。冒建华的《中国现代小说理念的引介与反思》一文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理念上，既有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面，使中国的小说创作渐趋世界化；同时，又能够保持原有的民族、地域本色，并使中华民族文学重新走向世界，反构着世界小说的中国化特色。中国小说在理念上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交媾，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现代写实小说特有的独特风貌和奇异景观。[※注] 季桂起的《中国小说体式的现代转型与流变》和夏德勇的《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与文化论》[※注] 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现代小说文体的历史流变。季著主要梳理和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体式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的流变过程及其运行规律，打破了一般小说史单纯按时间顺序的写法，注重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入手，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体式的产生、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过程，史论结合。夏著从理论上研究了小说文体特性，阐释了中国现代文体的文体流变，并追索了其文化语境。王晓冬的《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研究》[※注] 以1917—1949年间的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文学史的视野，梳理中篇小说创作与概念的演变及其复杂内涵，并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这一文学现象。作者的目的不是要探究中篇小说的“本质”并重新给予定义，而是追踪现代文学三十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现象及围绕其文体归属的争论，期望重新激活中篇小说所牵涉的文体问题。李丽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注] 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特点作了整体性考察和综论式评价，主要从文体意识、形式革新、主题演进三个方面论述了短篇小说完整的发展轨迹。韩蕊的《个人的私语——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研究》[※注] 论述了文学书信和书信文学的差异，以及书信体小说的发展沿革。闫立飞的《历史的诗意言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研究》[※注] 以现代历史小说文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意在从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总体观照和理论总结。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注] 在大量阅读现代小说文本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百年流变。作者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吴秀亮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注] 将雅俗小说置于小说史的背景下，阐述了雅俗小说的并存格局、关系结构及其生成发展机制，以及对小说艺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更完整地揭示作为雅俗小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小说史的风貌与深层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及文化的雅俗问题。司新丽的《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研究》[※注] 辨析了“通俗小说”与“消遣小说”的分野，提出了“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概念，从纵向考察与文本的聚焦分析两个方面对它的产生、变迁、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价值定位进行了总体性的研究和阐释，揭示了“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文学特征和历史地位。

长篇小说的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金宏宇多年来致力于版本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注] 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和《创业史》，对小说的初刊本或初版本，与代表性的修改本，进行了仔细对校，对校之外，作者又对其版本变迁进行了评析，是一部长篇小说版本研究的力作。传播和接受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陈思广的系列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注] 以1922年2月至1949年10月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经，以创作者对该作品的创作阐述以及读者对该文本的接受阐释为纬，详尽地搜集整理了散见于民国报刊上关于长篇小说的短论、广告、序言、题跋、书信、书评等文字，以原文附录与观点摘要的方式加以提炼辑录，作了全面史料性的文献编年。以第一手资料真实全面地呈现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从发轫到成熟的创作历程与接受轨迹。《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注] 从审美维度出发，全面剖析了张资平、巴金以及《蚀》《女兵自传》《骆驼祥子》《寒夜》《围城》等数十部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接受，描述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的诸多细节，探讨了读者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再创造关系，勾勒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多元发展的丰富样态，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接受视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注] 对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的复杂现象进行梳理，打破了作家作品研究的二元格局，从新文学社团、现代出版业、报刊媒介、文化格局、广告、征文等多个角度，在深厚的史料基础上还原了“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活动的时代背景，对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进行全面再现。

二

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意味着小说研究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宏观的历史把握，标志现代小说研究的繁荣和成熟。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著作要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于1961年在美国出版。国内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迟至1984年才出现，随后不断有各种体例不一、写法不同的小说史相继问世，整个80年代掀起一个小说史写作的高潮。90年代以来，这股潮流才渐渐回落。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迄今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一部小说史。该著1952年开始写作，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出增订本。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中文繁体本。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简体本。夏著历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写作中秉承的批评方法。夏志清曾经承认，这部著作受到英美“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影响，它的精神内涵则来自李维斯对西方文化“大传统”的阐释。王德威指出，“《小说史》的结构及文脉”，与作者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有直接的关系，但“夏的野心并不仅于‘细读文本’这类新批评的基本工夫”，他“对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涵的强调，引领我们注意他另一理论传承，即李维斯的批评论述。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于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注]。正是从这样的立场观念出发，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四人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佼佼者，但他对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人却吝于给予过高评价。夏的文学趣味和文学史眼光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节节攀升。夏著因其独特的审美尺度不断给学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由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备受争议。他对那些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缺乏好感，认为1949年之后的左翼作家创作水准一落千丈，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1984年1月，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出版发行，此书40余万字，堪称国内第一部现代小说史。全书共八章，以人物形象系列来建构现代小说的体例。前面七章分别论析了知识分子、妇女、工人、农民、革命党人、市民、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等系列人物形象，最后一章列述了其他人物形象——军官与士兵、地主与资本家、官僚与政客等。这种以人物形象为纲的小说史写法的确有其优点，可以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小说发展同时代的关系，便于读者通过小说史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画面。然而，此类写作也有明显缺陷。一是小说史可能成为人物形象系列的汇编，不便于立体地反映现代小说丰富的层次和各个不同的方面。二是容易产生把作品割裂的毛病，因为，一部具体的作品很少只写一个人物或一类人物，总是要写许多方面的人物。如果按人物形象分类论述，势必一部作品要分散在好几章里讲。

同年4月，赵遐秋、曾庆瑞夫妇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出版。此书分上、下两册，110 余万字，乃是以通史的方式写作小说史的开端之作。该著综合各种因素，对现代文学史的各段时间、各个地区、各种专题的小说现象作了总体的考察和描述，涵盖了与小说有关的六个方面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小说流派、小说作家、小说作品。这部书第一次系统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部小说史在小说历史发展的叙述和历史主义的写作原则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但在一些文学现象的评价上依然没有摆脱先进与反动、主流与逆流的二元对立评论模式。该著由于完成于80年代初，体现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历史特征。此外，它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综合分析较多，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有些浮泛。

80年代在小说史的写作方面，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是杨义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凡一百五十万言，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从清末民初小说的发展、伟大开端（1917—1927）、繁荣和成熟（1928—1937）、普及和深化（1937—1949）四个阶段，高屋建瓴而又详尽完备地叙述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作者涉猎现代小说作品甚广，据粗略统计，评述作品达2000余部，几乎囊括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所有的小说家，涉及作者多达700 多人。该《小说史》分总论、流派作家群论和作家论三个层面，以流派层面为中介把总论和作家论支撑起来，相互沟通，将纷繁复杂的整个现代小说史描述成具有立体感的动态发展过程。它最显著的特色是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研究现代小说，探讨作家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个性，挖掘作品的审美价值，探索艺术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体演变的规律。另外一个特点是善于从文化角度透视现代中国小说，阐释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杨著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不仅在写作的范围上有所拓展，把台湾文学纳入写作的版图，并改变了以往严肃的纯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通俗文学也被纳入论述的范畴。尽管通俗小说的比重很少，但也基本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格局。

夏志清的著作以作家为主体，田仲济、孙昌熙的著作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体，赵遐秋、曾庆瑞和杨义的著作都属通史类。在上述一系列著作之后，小说史的写作方面具有突破和创新的是于同年出版的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注]和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注] 两部著作。严著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审视，独特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规律。在具体流派的梳理中，该书克服了小说流派研究中轻率地、缺少根据地乱划小说流派或无视小说流派存在的不良倾向，采用了客观历史的科学方法，梳理挖掘了现代小说史上的诸多流派。在对各个流派的评价上，作者一方面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接受外来影响使之民族化与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双向进程，另一方面反对简单对待和“一元批评”，努力从各个流派自身的特点出发作出评价。该著在努力描绘一个多元竞争并存的小说史画面的同时，也从现代化的立场，对现代小说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总结和概括，揭示了现代小说的“现代性”。严著的不足之处是，他把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视为旧小说，排除在现代小说范畴之外，体现了他在“现代小说”观念上的偏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也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策划与写作。其目的不仅在打通近、现、当代，扩大研究的范围，而且力图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考察中国最近90多年小说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规律。根据严家炎的设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起自1897年，至于当前，包括90余年历史。全书分为七卷，但迄今为止，只出了陈平原的第一卷[※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预期目标中有两个方面最为突出和新颖：一是以世界近现代小说特别是20世纪小说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科学地揭示中国现代小说与世界小说的历史关系、相互影响及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继承、革新关系。二是研究现代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线索与轨迹，揭示文体本身诸种因素的内在矛盾及演变规律。的确，陈著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小说史写作的设想，注重文体形式的演变特征，改变了以往以作家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与此同时，该著分别从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雅俗关系、结构类型、小说文体、主题模式、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等层面论述了1897—1916年间小说的发展状况。陈平原曾经把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分为专家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文学史和普及的文学史三类。陈著应该是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但也为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性的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借鉴。

进入90年代，小说史写作的热潮逐渐退却了，无论是写作的数量，还是理论创新的热情都无法与80年代相比，从作家、人物形象、通史、流派到文体，各种体例尝试的激情也几乎消耗殆尽，小说史的写作也成了文学观念变化的一个见证。当然，9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小说史著作问世。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导论》[※注] 以“作家作品”为书写体例，以作家作品的阐释为主。该著“一方面着意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纵横交错的比较，从整体上显示现代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一方面尽量‘回放’彼时的历史场景，由触摸历史而进入历史，在细节、偶然与误会的钩沉中生动展示了历史的现场感”，“文学史在审美与历史间舒展的张力”[※注]。阎浩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注] 在绪论中详细论述了“创作方法的三维结构”，用以分析作家作品的个性和共性，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几乎每个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都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重读重评，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小说史图景。该著还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些思想，以及从文学本身角度研究问题的立场，维护文学本体地位，注重文本细读，多角度阐释文本意蕴。此外，还有研究某一个阶段的小说史论著作，如范智红的《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注]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注] 都是非常突出的成果。范著从“故事性”的强化、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化”三个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为人生”的新文学在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神话和多样性发展，视角新颖，见解独到，体现了对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的理解。王著从他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命题出发，通过对晚清小说文本的细致阅读，重新阐释了晚清小说的丰富性和“现代性”，揭示了晚清小说与20世纪小说的对话关系。

三

现代小说作家研究，除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之外，郁达夫、废名、丁玲、钱锺书、萧红、孙犁、师陀等人也得到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本书在重要作家研究部分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人作了专论，此处不再赘述。

郁达夫是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郁达夫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时期以前的郁达夫研究由于“左”的影响，1949年以后，尽管郁达夫被认为是烈士，但在文学方面以否定性批评居多。1950年，丁易在《郁达夫选集》的序言中对郁达夫的思想、生活、创作道路等评价较低，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以丁易为代表的观点，在50年代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较而言，王瑶的史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注]、曾华鹏和范伯群的论文《郁达夫论》[※注] 以及田仲济的论文《郁达夫的创作道路》[※注]，对郁达夫的创作思想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王瑶认为，郁达夫的所谓“感伤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王瑶基本上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曾华鹏和范伯群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对郁达夫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认为郁达夫创作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一定的积极价值。田仲济也对郁达夫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认为郁达夫作品所谓的“伤感”“颓废”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进入60年代尤其“文革”期间，郁达夫研究就完全荒芜了。

进入新时期，郁达夫研究才真正展开，甚至掀起了一个热潮。1989年出版的张恩和编的《郁达夫研究综论》[※注] 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郁达夫研究作了综合论述。2006年，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年）》[※注]和两卷本的《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注]，后者共收录49篇研究论文。纵观新时期的郁达夫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颓废情调”、创作个性风格以及和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几个论题。郁达夫小说的“颓废情调”具体表现为“颓废”倾向、“色情”描写和“零余者”形象等富于争议的问题。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注]、席建彬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述理路及文学史意义》[※注] 两文专门分析了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和色情问题。许子东从背景因素、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和表现因素四个方面，分析郁达夫小说“颓废”倾向产生的根源，揭示了郁达夫“颓废”倾向、“色情”描写的积极意义。席建彬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出发，认为郁达夫欲望叙事的理路在于对身体性欲望的转移和压制，并没有表现出生命意义上的欲望满足效果，这使得叙述成为对欲望本义的改写，从而揭示了其欲望叙述的文学史意义。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谢炜如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 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零余者”形象的不同内涵。关于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探讨，主要涉及对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两个问题的论述。对郁达夫小说抒情风格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国祯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注]和杨义的《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注]。张国祯考察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发展，并概括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主要特征。杨义则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郁达夫抒情小说的独特价值。对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特征的论述，主要论文有赵园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注]。赵园认为，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为感伤的哨叹、愤激的控诉、直接的内心抒发、对自然美的陶醉以及以诗和散文笔法入小说。许子东着重考察了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的渊源和内涵。80年代中后期，郁达夫小说创作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注]和《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注] 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郁达夫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的关系。前一篇从题材、人物、风格三个侧面考察了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后一篇中，作者认为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特色，如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无疑都受到外国文学的较深影响。其他如周云乔的《日本自我小说与郁达夫创作》[※注]、陈其强的《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注] 等论文，分别探讨了郁达夫和自然主义、日本私小说的关系。此外，郁达夫和同时代作家鲁迅、郁达夫、老舍等的比较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新时期以来，也出版了一些郁达夫小说研究的专著，有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欣赏》[※注]、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注] 等。进入90年代，郁达夫小说研究除了延续以前的论题之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有所开拓，研究者从性别、精神分析、文化等视角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了更为深入和新颖的研究。[※注]

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个独异的存在，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前，李健吾、沈从文等已经就废名小说的晦涩文风、禅趣和诗味、乌托邦色彩、文体的创新、厌世观、悲观色彩、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前后期风格的转变等作过零星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学术界主要关注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而很少重视他的文学成就。进入新时期之后，研究者开始重新挖掘被冷落近三十年的废名，从而一度掀起了“废名研究热”，其中，对他小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废名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很多研究者对其如何归类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他的小说应属乡土小说、田园小说、散文化小说、现代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等不同看法。1981年，凌宇发表了《从 〈桃园〉 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注]，认为废名是较早出现的以抒情的笔调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家。而杨义则针对废名的早期作品《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将废名定位为“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派小说家”。杨义也认为，废名是我国现代写景言情式抒情小说的先导，在我国现代抒情体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拓荒意义。[※注] 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注]。格非在《废名的意义》[※注] 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论者将废名的小说归入散文化小说，注意到了废名小说行文结构上松散、缺乏凝练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浓墨重彩的风景世俗画描写等特征。但有学者对此产生质疑，认为废名小说的特征不是散文化而是诗化。比如饶新冬认为，尽管废名善于借故事造意境，借意境以抒情，但诗化是废名小说的总体审美特征。[※注] 杨剑龙在比较何立伟与废名小说的时候，也认为二人小说最大的共性是以写诗的手法写小说；废名小说具有语言简练含蓄、精心构造意境、意味隽永、诗意浓厚等特征。[※注] 从诗化角度研究废名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吴晓东。吴晓东除发表了《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注] 等论文外，还出版了《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注] 一书。吴晓东将废名认定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对其诗化小说作了文本细读，更为充分地阐释了废名的晦涩文体和文章之美。

对废名小说的归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涉及的是对艺术特征、思想内涵的考察。研究者除了认为废名的小说具有诗化与散文化等特征外，还特别重视分析其晦涩特点和叙事特征。陈建军认为，废名小说的晦涩除了来自于简省、跳跃、用典、互文等文体特点之外，还与其小说思想内容的特色和周作人美学趣味的影响分不开，但最根本原因则在于废名自己独特的“文学即梦”的文学观和“尚晦涩”的审美观。[※注] 田广在《废名小说研究》[※注] 中着力于分析废名的晦涩美学追求，并就其表现和成因展开了论述。格非也在废名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援用叙事学理论，对废名的小说进行了深度解读。在结构方面，他将废名小说分为内外两个叙事层进行研究；在时间方面，又探讨了表面的叙事时间与内在故事场景和细节不断拉长之间的关系。[※注]

研究废名小说所受的中外文学影响及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者注意到，废名受到了同时代作家鲁迅、周作人巨大的影响，也喜欢佛经、儒道、六朝文章，欣赏陶渊明、庾信、杜甫，对温、李诗词更是倍加推崇，他还对莎士比亚、哈代、塞万提斯、契诃夫、波德莱尔、艾略特的艺术世界流连忘返。废名尽管受到了中外文学丰富资源的影响，但他能够独异存在，就在于他能够兼收并蓄，并自成一家。沈从文、萧红、凌叔华、师陀、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一批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其中，对废名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共同的话题。比如，杨义从文化视角论析了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并指出，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与废名基本一致，他们都采取传统的静观态度来观察世界，但沈从文比废名具有更为开阔的文化参照体系，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作为对立物加以描写。[※注] 殷卫星则从思想意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废名的小说是经验性抒情小说，注重个人趣味，而沈从文的小说属于描写性小说，注重塑造生活。[※注]

丁玲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和独特创作个性的女作家，她也经常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对50年代的丁玲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围绕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两篇代表性的论文：陈涌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和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注]。陈涌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初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该文充分肯定了丁玲这部小说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丁玲一贯的描写人物心理的特长。冯雪峰则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的意义。他的结论是：“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式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以上两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50年代相继出版的文学史对丁玲也有论及，但并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水平。1955年，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分子，此后的丁玲研究也变成激烈的批判，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文革”开始后，丁玲从文坛消失了，丁玲研究也趋于停顿。

新时期以后，随着丁玲的平反，丁玲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学术界首先从对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重评开始，重要的论文有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 〈莎菲女士的日记〉》[※注]，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注]，夏康达的《重评 〈我在霞村的时候〉》[※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注]，赵园的《也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蔡葵、臻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革命现实主义》[※注]，杨桂欣的《黑妮的申辩》[※注][※注]。这一系列文章就过去一段时间对丁玲的否定和污蔑进行了彻底的抗辩，重新肯定了丁玲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思想价值。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1984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首次丁玲创作研讨会为标志[※注]，丁玲研究从重评走向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涵盖了小说、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创作道路、创作个性、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都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新的方法也被普遍使用。新时期以来，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创作道路的变化及评价和创作个性成为丁玲小说研究中讨论的最为热烈、成果也较多的三个论题。丁玲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注]，钱荫愉的《丁玲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注]，王友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注]，张炯、王淑秧的《从莎菲到杜晚香》[※注]，陆文采的《浅论“莎菲型女性”和“时代女性”的美学价值》[※注]，林唯民的《莎菲……美琳……贞贞……陆萍……黑妮——丁玲创作个性研究中的一个视角》[※注] 等论文都探讨了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注意到了这些女性形象性格上的变化，以及包含的女性意识。此外，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一些研究者注意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探讨女性意识的变化和作品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如王明丽的《丁玲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其作品的互文性》[※注]、徐仲佳的《革命时代自我定义权的丧失与女性主义写作的溃败》[※注]、王周生的《丁玲创作中女权思想的衰变》[※注] 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这一变化过程并进行总结是丁玲小说研究中突出的问题，出现了蔡传桂的《丁玲的创作道路》[※注]，林唯民、陈惠芬的《丁玲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创作》[※注]，邹午蓉的《浅论丁玲1942年以前的小说创作》[※注]，张辽民的《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注]，袁良骏的《论丁玲的小说》[※注] 等论文。除这些论文外，王中忱、尚侠的专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注] 对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作了综合论述。1987年，严家炎发表了《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注]，对丁玲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作了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一年后，王雪瑛在《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注] 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丁玲从《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丁玲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这部长篇小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根据王雪瑛的分析，丁玲创作道路的变化是一条走向失败的道路和轨迹。90年代，彭漱芬的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注] 梳理了丁玲小说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客观公允地考察了丁玲各个阶段小说的不同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作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而且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关于丁玲的创作个性，主要有钱荫愉的《丁玲小说的心理描写试析》[※注]、郭成的《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注]、张大雷的《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注] 等论文。钱荫愉认为，丁玲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心理描写手段，为自己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找到了最合适的样式。郭成认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严格遵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创作原则；第二，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该文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丁玲作为“心理小说派”作家的特点。张大雷分析了丁玲创作中的忧郁性及其历史性的变化。相对而言，对丁玲创作个性和艺术特征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钱锺书是现代文化、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围城》在国内鲜为人知，文学史上也不曾提起。尽管国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国外对钱锺书及其《围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钱锺书的小说研究逐渐增多，并且绝大部分围绕《围城》展开，涉及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等方面[※注]。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锺书研究丛书”，共九部专著，涉及了钱锺书的生平传记、学术思想、文学世界等方面，其中张明亮的《槐阴下的幻境——论 〈围城〉的叙事与虚构》和周锦的《〈围城〉 面面观》是两部研究《围城》的专著。关于《围城》的主题意蕴，代表性的论文有李频的《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 〈围城〉的主题思想》[※注]、温儒敏的《〈围城〉的三层意蕴》[※注]、解志熙的《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 〈围城〉的现代性》[※注]、程致中的《〈围城〉 主题新论》[※注]等。李频认为，作者的基本意向是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温儒敏认为，小说有三层意蕴，第一层是社会描写层面，描写了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第二层是文化反省层面，作者对新儒林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第三层是哲理思想层面，小说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和孤独感。解志熙认为，《围城》的主题是批判了现代文明，揭露人生危机。程致中认为，《围城》的主题是多层面的，既写了爱情婚姻，又写了文化精神和人生社会，是“穿着恋爱的衣装，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围城》的主题具有多层面的特点。方鸿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研究者对这一人物也各抒己见。代表性的论文有呈凤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论〈围城〉 中的方鸿渐》[※注]、张大年的《方鸿渐性格新论》[※注]、解志熙的《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注]、胡尹强的《方鸿渐论》[※注]等。以上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方鸿渐形象的内涵和意义。对钱锺书艺术成就的探讨涉及艺术风格、结构、语言、讽刺艺术、修辞等，也兼及了他的短篇小说。金宏达的《钱钟书小说艺术初探》[※注]、何开四的《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 是两篇从总体上论述小说艺术特色的论文。其他如黄维梁的《酝藉者和浮慧者——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注]、郝利群的《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郑淑慧的《从 〈围城〉 看钱钟书艺术创作的审美品格》[※注]、宋延平的《〈围城〉 结构三说》[※注]、胡范铸的《试论钱钟书 〈围城〉的语言特色》[※注]、苏涵的《〈围城〉 语言的艺术特色》[※注]12、杨继兴的《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注]、吴福辉的《现代病态社会的机智讽刺 〈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创性》[※注]、张环的《〈围城〉 讽刺艺术初探》[※注]、王卫平的《钱钟书对中国讽刺幽默文学的贡献》[※注]、田建民的《论钱钟书比喻的特点》[※注] 等论文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钱锺书小说的艺术成就。对《围城》的文学史地位，研究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大致有两种，一种以敏泽、郭志刚为代表，认为围城是与《阿Q正传》《子夜》处于相同历史地位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注]；一种以杨志今、徐启华、赵辛予、唐金海为代表，认为《围城》只是一部现代优秀的小说，属于现代文学有价值的部分[※注]。

9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升温的“钱锺书热”，研究界也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其中不乏“《围城》: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这样的酷评，一些研究者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围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注]。这些“另类声音”的出现说明，《围城》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孙犁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新时期之前的孙犁研究大多是对创作名篇的解读以及创作特征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黄秋耘的《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注]、方纪的《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注]、冯健男的《孙犁的艺术》（上、中、下）[※注]、冉淮舟的《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注]。以上这些论文围绕孙犁的主要作品展开论述，论及了孙犁创作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如擅长刻画妇女形象、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浓厚的抒情气息、优美的语言等。研究者对孙犁的创作大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孙犁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黄秋耘概括为“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冯健男概括为“清新、俊逸、婉约”，在评论文章中很少看到五六十年代政治化批评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时期的孙犁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80年代初期，周申明、邢怀鹏的《孙犁的艺术风格》[※注]和郭志刚的《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注] 两篇论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孙犁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孙犁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抒情风格、人物形象、美学特征、创作方法与创作个性等成为主要的视角和论题，表明孙犁研究走向了深化。孙犁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抒情性，袁振声的《论孙犁小说的抒情艺术》[※注]、金梅的《孙犁小说状景抒情的独特性》[※注]、马伟业的《新牧歌文学的创造》[※注]、胡明珠的《孙犁小说的“诗美”》[※注]、郭志刚的《论孙犁的“诗意小说”》[※注]、李力的《试论孙犁短篇小说的散文风格》[※注]、曹书文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注]等一系列论文都探讨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特点，研究者提出了新牧歌、诗意小说、散文化等概念，这也说明对孙犁小说的抒情性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认识。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也是孙犁小说的一大特点。郭志刚的《富有时代色彩的儿女们——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一、之二》[※注]、李永生的《女性形象世界的艺术把握——孙犁“酵素小说”初探》[※注]、洪岷的《三境写人：再论孙犁塑造妇女形象的技巧》[※注] 等论文，从女性形象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角度探讨了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其他如王桂荣的《孙犁小说的女性母题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注]，梁东方的《父亲视角与宗教化态度——孙犁创作女性意象的原型分析之我见》[※注]，姜胜安、王兆胜的《女性意识与孙犁的文学创作》[※注] 则注意从社会、伦理、文化等多角度探讨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引发出对孙犁创作心理及思想价值的思考。

孙犁的小说体现了独特的美学追求，新时期以来研究者注意总结挖掘孙犁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乔以钢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意境》[※注]、李永生的《孙犁小说民族化探微》[※注]、金梅的《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注]、[※注]庆生的《论孙犁崇尚“平淡”的审美意识——兼论孙犁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10 等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孙犁小说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特征。关于创作方法，郭志刚和张学正都认为孙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孙犁的创作中浪漫主义倾向大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构成了他作品的基调[※注]。无论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批评范畴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揭示孙犁的创作个性。

90年代以来，张景超的《再释孙犁》[※注]和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注] 两篇论文，从作家主体意识的角度探讨了孙犁的创作个性及其复杂性，体现了孙犁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张景超提出了家园意识、童年意象、情爱意象三个作家的主体意识特征，并对孙犁心理世界的矛盾和焦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孙犁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杨联芬结合孙犁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和思想的变化，深入而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和革命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力地解释了孙犁创作个性化追求的心理根源和文化根源。除了以上的论题之外，孙犁研究还涉及语言特色、比较研究等。

萧红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她的价值和魅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一系列的文学史，都会提及萧红，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是把她和萧军、舒群、罗烽、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东北作家”并称，指出他们在抗战前反帝爱国主义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萧红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生死场》是她创作的高峰，后期走了“下坡路”。

真正的萧红研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80年代初曾经掀起了一股“萧红热”。萧红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一样，随着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变化，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综观新时期的萧红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重要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的研究等方面。萧红的代表性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象。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 〈生死场〉 再评价》[※注]、皇甫晓涛的《一语难尽—— 〈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注]和《怀旧，还是探新——萧红 〈呼兰河传〉 再议》[※注]、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注]、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注]、高秀芹的《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注] 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的主题和文学价值。关于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研究者挖掘出了如乡土意识、家庭意识、童年母题、寂寞情绪、生命意识等许多富有意义的论题。但相比较而言，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探讨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是研究的焦点，重要的论文有陆文采的《浅谈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注]、铁峰的《萧红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注]、曾利君的《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 〈生死场〉 等著作的思考》[※注]、李海燕的《绝望中的女性呐喊与徘徊——萧红及其女性人物论》[※注]、徐妍的《萧红小说中的女儿性》[※注]、单元的《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注]等。对萧红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抒情性散文化成为普遍的认识。赵园的《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注]、阎志宏的《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注]、秦林芳的《论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注]、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问题的独特素质》[※注] 等论文提出了如“萧红体”“戏剧性”等新颖的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萧红小说的文体特征。萧红小说美学特征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姜志军的《论萧红的美学特征》[※注]、陈汉云的《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特征》[※注]、张秀琴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特征》[※注]、李福熙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注] 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萧红的小说是壮美和柔美的结合，并且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

师陀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致、文化品格和艺术体验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健吾、杨刚等人对《里门拾记》《果园城记》等作了印象感悟和社会历史式的批评。从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之前，师陀的创作尽管得到了大陆文学史家的重视，但囿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他的研究并未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 对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描述，但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政治评判压过了审美判断，对他并未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该著对师陀作品的总结性评价是，“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还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中，唐弢从思想意识和艺术刻画两个方面，用三四百字提及了师陀的《里门拾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则对师陀作了专章论述，重点评述了《父与子》《果园城记》《马兰》《结婚》等文本。夏志清的著作起到了开拓师陀研究视域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大陆研究者仅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师陀的偏颇，使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始重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之外的其他作品。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述中，师陀逐渐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86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将师陀分专节论述，认为他是“多姿多彩的小说体式的探索者”。杨义对师陀在北平与上海两个不同文化时空中的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创作追求的动态变化作了评述。钱理群等人撰写的初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注] 只简单地提及了师陀，但在1998年出版的修订版[※注]中，作者用了较多的篇幅评述师陀作品中的中原文化意象、精神还乡结构、文体的模糊性特征等。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于2010年出版。该著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的小说”一章专辟一节，题为“师陀小说对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分解”。该节较为详细地论及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等，给师陀总体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师陀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建树丰硕的20年，仅就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而言，《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五部小说都允称中国现代小说的杰作以至于杰作，虽然它们所描写的不出现代中国乡土社会或都市社会的范围，但作者观照的思路和表现的方式却非同一般，因而就具有了迥异于人的独特意味。”[※注]

新时期以来很多论文讨论师陀的小说。刘增杰于1982年发表了《师陀小说漫评》[※注] 一文。该文分析了从《谷》到《果园城记》等乡土小说，揭示师陀小说创作思想上对黑暗的暴露和对劳动者精神美的发掘，分析师陀小说艺术包括景物描写、诗意抒情的风格、语言的运用及其浓郁的地方色彩等几方面。该文是中国大陆较早对师陀的小说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拉开了当代学界对师陀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序幕。杨义的《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注] 也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论文。与以往研究者侧重于研究师陀的乡土小说不同，杨义把乡土与都市小说以同样的分量纳入研究视野。解志熙的《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注] 将师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在中外文化资源的背景下，力图探寻其在小说史上的独到之处。该论文从“生活样式”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城乡社会生态，对比了师陀乡土小说呈现出的“反田园诗叙事”倾向和都市小说呈现出的“反摩登叙事”的倾向，还将师陀与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巴金进行了比较。诸如此类对师陀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还有很多。除了从总体来对师陀小说进行研究之外，有些学者着力于文本细读。钱理群的《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注] 就属此类的优秀之作。该文认为，《果园城记》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深层意蕴，传递了师陀的哲学情思。还有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师陀的小说，焦玉莲的论文《师陀三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分析》[※注] 就属此类。该文以《马兰》《结婚》《果园城记》三部小说为依托，分别从叙事者、叙述结构中心和叙述时空表现三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刻分析。师陀是京派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杨义在《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一文中指出，师陀“看似京派”，“不是京派”，它们的关系是“衣装相近而神髓互异”。吴福辉认为，作家早期以“芦焚”笔名写的小说可列入京派的范畴，但40年代“趋向左倾”。[※注]

第二节 散文研究

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散文研究是相对薄弱的。如果以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分界线的话，194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期的研究视角单一，成果极为有限，后半期的研究视角多样，成果相对丰硕。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进入了歉收的前半期。前半期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最先出现在文学史的撰述中，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按照文体编排章节结构，在每一编中都设有散文的专章，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伟大的开始和发展期”的散文“收获丰富”，“左联十年”的“杂文、报告文学、小品”取得了成功，“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的“杂文、报告文学和随笔”获得了大发展，在“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确定后的时代里“通讯报告、散文游记”走向了大众化。[※注] 作者不仅按照随笔、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等对中国现代散文进行了分类概述，而且也对一些代表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详细解读。此后出版的像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其他一些文学史都有类似的论述。可以说，除了文学史中的论述，50年代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随着文学史的相继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在60年代以后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注意。1961年，《人民日报》《文汇报》《长江文艺》等报刊相继开展了散文讨论，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散文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现代散文创作。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论文，然而，由于受政治化学术环境的影响，此时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一些著名作家和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烈士的创作上，其他散文作家的创作基本没有涉及。俞元桂的《现代散文特征漫论》[※注]和王瑶的《五四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注] 等论文，从总体上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俞元桂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善于通过广泛的题材揭示思想意义及其哲理，按照中心思想的需要和生活的规律安排灵活的结构，运用简练的语言勾勒人物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了多样的艺术风格。王瑶认为，自由和批判的时代使“五四”时期的散文走向了全面繁荣，出现了叙事的、抒情的和议论的等散文类型。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的《春来第一燕——论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注]和何以聪的《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注] 属于个别作家的创作研究，都能根据作家的创作对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作品的把握比较客观准确。从总体上来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成果较少，基本上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历史的线性叙述，或者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二元结合的角度对一些代表作家进行的作品解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基本一致。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后半期。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范围明显扩大成为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一大特点。以前很少被论及的丽尼、陆蠡、缪崇群等散文家被挖掘了出来，而诸如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等散文家得到了被重新评价的机会。大量散文作品的出版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曾出版过较大规模的散文书系。其中，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1917—1949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作家专集分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该丛书共五十卷，五十位作家分别为朱自清、郁达夫、萧红、鲁迅、夏丏尊、石评梅、叶紫、陆蠡、方令孺、俞平伯、丁玲、孙伏园、郑振铎、钟敬文、师陀、梁实秋、叶灵凤、周作人、谢冰莹、钱歌川、废名、袁昌英、丽尼、茅盾、苏雪林、徐志摩、梁遇春、庐隐、缪崇群、许地山、朱湘、鲁彦、何其芳、李广田、王统照、丰子恺、叶圣陶、孙福熙、郭沫若、曹聚仁、林语堂、老舍、黎烈文、施蛰存、沈从文、陈衡哲、胡适、冰心、巴金、凌叔华。这个名单基本囊括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名家。

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文体意识明显加强，散文诗、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文、随笔等散文门类都得到了专门研究。与前半期相比，后半期的散文研究也经历了研究对象由个别走向全面、研究视野由封闭走向开阔、研究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

在新时期开始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社团流派是最重要的一个研究角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社团和流派的散文创作都有研究，其中语丝派、论语派和京派的散文创作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从流派角度进行的散文研究视角复杂，方法多样，显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整体性特点。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对散文流派创作特征的总体分析。王嘉良的论文《论语丝派散文》[※注] 在总体透析语丝派散文的思想倾向、审美特色和文体风格的一致性前提下，也分析了不同作家创作的差异性，从而显示了“语丝体”散文的复杂性。陈啸的论文《京派散文流变论》[※注] 梳理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不同阶段京派散文的创作特点，指出了京派散文变化中求统一的整体艺术追求。也有研究者从作家构成、地域文化、审美追求、文体风格等方面探讨不同流派散文创作的复杂性。吕若涵的论文《论语派散文的精神意象分析》[※注] 从精神意象入手，分析了论语派散文“以旁观者的隐逸与超脱达到对人情物理的体味与观照”和“以适世者的世俗情怀探取日常的人生经验”的取向。丁晓原的论文《〈语丝〉: 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注] 认为，《语丝》是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因为不仅《语丝》作者具有自觉的散文文体意识，创作呈现了主体自主自由的现代性精神内质，而且《语丝》杂志完整地建构了“表示着现代散文作家精神存在的两种不同向度和形态”的杂文和美文并存的现代散文写作格局。

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散文的古代渊源，而且也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散文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并进而探究中国现代散文的复杂内涵。刘纳的论文《论“五四”新文学中的散文》[※注] 在认同“五四”散文具有新文学的“新”内涵的前提下，详细分析了其在人生意趣、情感方式和审美意向方面与传统文学之间存在着的“相承性”。丁晓原的论文《论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结构性逻辑》[※注] 从创作主体的“跨代关联”“文界革命”和“文学革命”指涉上的互通、作为报刊文体“新民体”和“随感录”的快捷性等方面分析了“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蔡江珍的论文《论英国essay与中国散文现代性理论的关系》[※注] 从散文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英国essay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意义。作者认为，英国essay所“张扬的人格、个性和眷注人生的闲话方式，及其‘旁观者’姿态所内蕴的对文学的独立性品质的向往”，在精神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使其成为“五四”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来源之一。岳凯华、卢付林的论文《日本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走向》[※注] 认为，日本随笔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平和冲淡的美文体式，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体式。

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相比，中国现代散文缺乏成熟的散文文体理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由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虽然80年代已有俞元桂、姚春树等人写的《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一文，但作者并没有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缺乏足够的创新。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整体进程。刘锡庆的论文《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注] 通过回顾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历程，反思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由于“范畴论”的泛化，导致了特征论、创作论、批评与鉴赏论等理论建设失去了基本依据。范培松的论文《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注] 梳理了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的历史，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言志说、社会学、文本说、政治化、多元化等散文批评类型。蔡江珍的论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散文现代性理论与公安派小品文》[※注] 主要梳理了公安派的小品论理论与“五四”散文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五四”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以公安派为现代散文的源流之一，并选取“小品文”为现代散文名称，表明“五四”散文对“小品文”内含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本质的认同。由于中国现代散文包含着像随笔、杂文、小品文等不同的文类，因而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及其批评的文章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抓住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及其批评特征的却很少，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仍需不断深入。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在8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一些散文史的研究专著，像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等，都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拓，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具有独特视角的整体性研究专著和论文，研究者从传媒、审美、语言、心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注]、汪文顶的《现代散文史论》[※注]、王尧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注]、王兆胜的《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注]、庄汉新的《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注]等专著和席扬的《文化焦虑与文体选择——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注]、周海波的《现代传媒与散文的文体功能辨析》[※注]、黄健的《现代休闲文化与现代散文创作》[※注]、张艳华的《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散文语言》[※注] 等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席扬主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作家追求“士文化”的心理动因与情感蓄势对散文表达方式和文体选择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转型的文化焦虑对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创造的时代性规范。周海波主要分析了“说自己想说的话，发表知识分子个人的意见”的现代报刊传媒的文化特征既是古代散文“言志”传统的现代诠释，也是现代散文重要的文体功能，同时也使现代散文成为市民社会的消闲方式。黄健从现代休闲文化所具有的“为人们提供精神的自由和营造心灵空间的需要”的特征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为现代休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艺术审美性传播载体的功能。张艳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散文由于与启蒙事业相距较远，反而成为最有艺术成就的文学类型，不仅“散文家散漫随意的写作态度更接近于艺术创作的自由心态”，而且他们“文白相间的语言运用、诗文交融的意义构成、文乐相通的形式追求”更符合艺术发展的美学规律。由于切入角度的独特，这些文章对中国现代散文特点的分析是准确而且深刻的，显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多方面内涵。

二

随笔、小品文和散文诗研究主要是新时期开始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同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文体类型，但是研究者往往难以清晰地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那些专门探究随笔和小品文区别的文章，也常常是越分析越糊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英国“essay”的引入与中国传统“小品文”之间在文体特征上的重合性所致。随笔、小品文和散文诗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90年代以来才逐渐出现的，在个别文体的研究上比较深入。

在随笔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都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现代随笔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黄科安的论文《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随笔的话语建构》[※注] 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现代随笔话语建构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知识者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观念，将社会启蒙、社会变革、人生改造统一到随笔的创作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美学特质。王兆胜的论文《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流变》[※注] 通过分析梁遇春、丰子恺、林语堂、钱锺书和张爱玲的散文创作，勾勒了中国现代随笔散文发展的内在线索，以及西方essay与中国散文艺术相融合的进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经历了由欧化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从梁遇春的西化派，到林语堂和钱锺书的中西融合，再到张爱玲的中国本土经验，西方的essay在中国经历了从移植，到适应，再到扎根生长的复杂过程。中国现代随笔散文借助于西方essay的优长，在“丰富的知识、结构的舒放自由”两方面突破了中国传统小品散文的限制。黄科安的专著《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注] 是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随笔的重要成果。作者认为，随笔的精魂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兴之所至，任心闲话”“个性精神，人格色彩”“信笔涂鸦，雕心刻骨”是其基本美学特征，“非系统”“闲笔”“机智”“反讽”“诙谐”是其基本形态，知识分子以随笔作为自己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求和言说的主要载体，因此，通过考察中国现代随笔就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沧桑的精神史。

在小品文研究方面，既有对中国现代小品文发展历史的概述，也有对中国现代小品文中外艺术渊源的梳理；既有对其思想内涵的解读，也有对其艺术特征的归纳；既有对其审美追求的探索，也有对其现代性精神的分析。在众多的小品文研究论文中，王兆胜的论文《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注] 辨析了小品文与杂文、随笔和散文诗的区别，认为小品文比“杂文”的纷乱和批评要清晰和轻松，比“诗的散文”的诗意要平淡委婉，比“随笔”的散漫絮语要短小精致，呈现出题材广泛、独抒性灵、闲适笔调、追求趣味和短小精致的特点。中国现代小品文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品味与伤怀”、第二个十年的“苦中作乐”、第三个十年的“理性与关爱”三个发展阶段。黄开发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品文》[※注] 从小品文的特性入手，分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及其影响。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小品文适应了“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需要，在西方essay的影响下，融入中国晚明小品、六朝散文等传统文学的质素而形成的“夹叙夹议式”的散文，闲适的笔调是其最主要的文体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尽管受到了人们的不断非议，但是作为个性解放的产物，小品文扩大了表现社会人生的领域，打破了传统“载道”散文的僵化体制，其积极意义是难以否认的。

在散文诗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数对中国现代散文诗进行宏观概括，而对散文诗作品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成果较少。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分析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史及其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凡尼的论文《略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程》[※注] 在概述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从“五四”尝试期的“形式多样，没有规范，游离于诗与散文之间”，经过20年代中后期的“象征手法的引进，寓言典故运用，抒情独白方式加入”，再到30年代以后的衰落。王珂的论文《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流变轨迹及特点》[※注] 从文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新诗革命的特定时期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特别是在外形上具有散文的形体，在文体功能上具有诗的抒情性。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的发展过程，散文诗的非独立文体的存在方式影响了新诗的文体建设，加剧了新诗的“自由化”和“散文化”发展倾向。也有些研究者侧重于对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成就进行整体反思。王兆胜的论文《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成就》[※注] 总结了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总体成就。作者认为，近百年中国散文诗在内容上脚踏实地，内涵丰富，既能反映时代风云、社会现实，又能表现人生、人性、人情，还能深入生命的内部作细致体味，表现出较高的境界和品位。该类作品虽在艺术上具有超拔和灵性之美，以“物我相参，动态的双向交流”的方式进行叙事，吸收了绘画、音乐、梦幻等长处形成了“边缘化”的文体，但失衡感、因袭性和世俗性也限制了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进一步发展。王光明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散文诗》[※注] 概述了20世纪中国散文诗发展的五个阶段，肯定了鲁迅《野草》的开创意义。然而，作者认为，由于复杂的时代条件的限制，鲁迅的传统在以后的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继承，并导致了在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缺乏美学与形式的自觉。因此，散文诗写作必须“自觉地把现代生活的感觉和情感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态处理材料”。李标晶的《中国现代散文诗》[※注]和车镇宪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注] 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专著。李标晶主要梳理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生渊源、发展过程，总结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追求，注重通过材料的分析来勾勒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演变规律。车镇宪在界定散文诗基本范畴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现代散文诗产生的时代语境，从散文诗“小说化”和小说“散文诗化”两个方面分析了散文诗与小说文体的相互影响。中国现代散文诗的研究虽然具有宏观的视野，但是缺乏精细的分析，并没有完全抓住散文诗生成的复杂环境和本体特征。

三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诸多类型中，杂文和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比较明确，与小品文和随笔的界限比较分明，因而，研究者很少从概念上进行必要的界定。新时期以前的杂文和报告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瞿秋白等少数左翼作家的创作上，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概括和分析的研究。新时期以后的杂文和报告文学研究的视野走向了开阔，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许多研究者首先从总体上概括杂文的发展历史、创作特点及演化动力等。姚春树的论文《中国杂文由古典向现代嬗变的历史文化合力》[※注]分析了中国杂文由古典向现代演变的历史文化合力，包括“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变革意识的滋长”“科学和民主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兴起”“封建士大夫的分化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文学观念的更新、新闻事业的发达和文学革新的探索”等方面。姜振昌的论文《压制与冲决压制之间——30年代杂文发展的基本动力》[※注] 分析了政治力量对30年代杂文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幽默”色彩的浓化、文风趋向“隐”与“曲”等时代特点。其次从创作群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杂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其中解放区杂文和“鲁迅风”杂文受到了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袁勇麟的论文《徐懋庸和鲁迅风杂文》梳理了徐懋庸与鲁迅在30年代的关系，分析了徐懋庸继承鲁迅杂文传统而形成的“以对时弊的针砭和社会人生的分析为经，以中外史籍、文艺作品和报刊资料为纬，经纬交织，议论不多，点到即止”的特点。[※注] 李东芳的《批判现实倾向的勃兴和消失》[※注]和黄金鹏的《王实味与延安鲁迅风杂文》[※注] 等论文分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形成的杂文创作风潮及其与鲁迅传统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对杂文的精神内涵及规律的分析。周海波的论文《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现代杂文》[※注] 指出了杂文的“借助报刊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作者认为，杂文的言说方式是一种隐喻修辞，与符号世界相关，理趣、对话性以及多重反讽是文体上的基本特征。现代作家选择杂文作为“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艺术方式，既是对现代报刊文体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准确把握。姜振昌的论文《在整合和分化中嬗变发展——现代杂文流派漫论》[※注] 通过对杂文流派的分析，总结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就是“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的杂文意识的自觉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杂文史写作成为新时期以来杂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注]、姚春树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注]和《20世纪中国杂文史》[※注]、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注] 显示了不同阶段的杂文研究水平。

报告文学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梳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方面，王晖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他的系列论文《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变迁》[※注]、《意识形态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注] 等从不同角度总结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流变特征：在意识形态视角上，经历了由左翼意识形态为主导渐进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规范，再到多元意识形态的众语喧哗；在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上，经历了由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从叙事性向非叙事性的转换和更替。在体裁上，经历了由附庸到独立，显示出文体规范由不确定逐步走向清晰、明朗的总体态势。许多研究者也从地域流派的角度展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章罗生的论文《论问题报告文学》分析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色。作者认为，问题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主体人格、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它的发展强化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导致了报告文学的文体革命并向传统文论提出了有力挑战。[※注] 丁晓原的论文《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主要分析了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在“斗争文学”的题材、报告“新人物”、多样化与大众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创新。[※注] 对报告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关系研究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丁晓原的论文《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注] 从传媒角度分析了近代文化的转型对报告文学发生的内在影响动因，揭示了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和“政治文化的载体”的特征。王文军的论文《特殊的外来影响：共产国际和中国左翼报告文学》[※注] 分析了在中国左翼报告文学的产生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的实际的精神领导作用。报告文学理论及批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王钟陵的论文《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之变迁》分析了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演化过程。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理论经历了从茅盾倡导的“小说化”和夏衍倡导的“论文式”写法，到融入作者议论的时代感最强的写人记事的写法的发展过程，强调了“纪实性”的核心意义。[※注] 丁晓原的专著《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注] 以“宏微相间、时空交错、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梳理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五个阶段，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写作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比如，该著认为，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经历了从“热心于译介、用心于借鉴”到“精心于创造”的中国化进程，40年代报告文学展开了关于本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理思辨等。

四

中国现代散文作家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够引起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至今并没有太多系统的、持续的探讨，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一方面是由于散文文体在现代文学体裁系统中较少受到重视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研究者在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时，理论方法上的某种力不从心。

冰心在诗歌、小说和散文方面都有创作，但是研究者似乎更看重她的散文作品。新时期开始以后，冰心的散文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80年代的冰心研究主要是从艺术风格入手的。徐学的论文《冰心早期散文艺术初探》[※注] 分析了冰心“五四”时期散文的“诗情化”的构思方式、抒情的表现手法、结构的缜密精巧、语言的精致典雅和节奏感等特点。周家渠的论文《冰心散文语言的音乐美》[※注] 分析了冰心散文“反复吟咏，回旋盘绕”“巧用词组，音调铿锵”“匀称凝重，同中有异”“抑扬顿挫，情韵毕现”等音乐性特征。这些论文大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入手，能够准确把握冰心散文的艺术特征。90年代以来的冰心研究转向了反思冰心的“爱的哲学”等内容。汪文顶的论文《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注] 探讨了冰心散文的主要创作特征及其审美价值。作者认为，冰心“将爱作为其文学母题和价值尺度、并以布爱为天职”，冰心散文中的“爱的哲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历史深化过程。傅光明、许正林的论文《冰心散文：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注] 分析了冰心的散文因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世界本质的“爱”的概括而呈现出的理性色彩、因受基督教的影响而显现的博爱人格、因对情感的珍视而展现的丰富的情绪内涵。

朱自清的散文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是朱自清散文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新时期开始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研究者大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研究朱自清的散文。像语言美、诗意美、至诚美、意境美、结构美、技巧美等是研究者最常选取的研究视角，而研究的结论大多是重复的，鲜有新意。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陈孝全的论文《朱自清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通过具体的作品，详细分析了朱自清“以文作画”的散文技巧，指出了“以文作画”的本质是刻意追求散文的诗情画意。[※注] 朱曦的论文《朱自清散文创作的文化困境》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存在着“兴盛在前期，淡化在后期，丰收和歉收并存，绝唱和遗憾共存”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和主义”的创作心理所导致的文化困境的结果。[※注] 可以说，该文是从文化心理角度对余光中的《论朱自清的散文》一文观点的正面回应。[※注] 比较研究是90年代以来朱自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者主要将朱自清与俞平伯进行对照，但是有创新的成果不多，有待进一步开掘。徐葆耕的《原父意识的补偿与升华——朱自清散文新释》[※注]、范培松的《论朱自清散文中的性压抑》[※注] 等论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分析了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心理机制及其表现问题，研究者选取的角度比较新颖，但得出的结论与朱自清的创作实际有一定的出入。

郁达夫的散文类型多样，有日记、游记、小品文等，有些散文在文体上与小说相互混同，常常难以区分。80年代的郁达夫散文研究主要是对郁达夫散文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概括性评论，俞元桂的《“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郁达夫散文综论》[※注]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认为，郁达夫到杭州之前的抒情散文可称为“漂泊记”，表达的是一个带着“创伤的心”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的漂泊，具有浓厚的凄清和感伤情绪。到杭州之后的游记散文多写漂泊中的景物，充满了愤激之情。他的日记是思想感情最赤诚的自白书，他的杂文和随笔则批判性和趣味性共存。90年代以来的郁达夫散文研究既有对游记、随笔、小品文、日记等不同文体艺术特征的分析，也有从江浙地域文化角度挖掘郁达夫散文的精神内涵的，既有从传统文化角度分析郁达夫散文的文化精神的，也有通过散文创作探析郁达夫人格结构的。这些文章视角多样、手法新颖，但最后的结论都落到了“感伤”“倾诉”“孤独”“洒脱”等内涵的解读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郁达夫散文研究中的这种不足正好反映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困境。

李广田虽然因《汉园集》以现代诗派的诗人闻名，但他的散文创作却更具有个性。80年代的散文研究主要以分析李广田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为主。蔡清富的论文《琳琅满目的生活画廊——论李广田的散文创作》分析了李广田不同时期散文创作的特点，强调了作家创作中革命意识的逐渐增强。蔡清富认为，李广田早期的散文虽然反映的题材不够重大，视野不够广阔，但作者通过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向读者展示了绚丽多姿的生活画面，其中反映最多的是劳动者生活的种种不幸。后期的散文随着作家生活的变迁和思想的变化，创作视野逐渐开阔，题材更为多样，爱憎也更加分明，“文风由静美变得更具有战斗性了”[※注]。90年代以来，李广田散文研究的视角趋向多样。秦林芳的论文《乡间“画廊”中的人性之光——论李广田20世纪30年代乡土散文的思想倾向》[※注] 分析了李广田乡土散文的人性主题倾向。作者认为，李广田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传统，从超越政治、关注人生的独特的文学功利观出发，通过乡间“画廊”展示了灿烂的人性之光，表现出弘扬健康人性、以文学的道德力量重塑民族性格的热望。肖剑南的论文《李广田早期散文与古希腊“画廊派”》[※注] 探讨了李广田早期散文和古希腊“画廊派”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李广田散文中的宿命思想、静美恬淡的文风和诗境、“艰苦卓绝”的精神都来自“画廊派”的影响。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因提倡“闲适”和“幽默”而饱受争议。对林语堂的全面研究虽然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对他的散文研究基本上是从90年代起步的。由于林语堂散文研究的起步较晚，因而研究的视角比较开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林语堂的小品文精神内涵的分析。王兆胜的论文《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注] 认为，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决定了林语堂的小品文注重性灵、激情和欢愉，追求表达方式上大气磅礴的气势和灿烂流逸的韵致。施萍的《幽默何以成小品——以林语堂小品为例》[※注] 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的幽默外化为小品文的文学实践，体现了“五四”后一部分文化精英在集体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坚守个性启蒙立场的话语策略。林语堂等人所说的小品文，突出了它在文体风格上的独特性，同时又强调小品文是针对“大品文”而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二是对林语堂的小品文与传统小品的关系研究。王兆胜的论文《林语堂与明清小品》认为，一方面，林语堂将明清小品视为自己精神和灵魂的源头，通过明清小品确立了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另一方面，林语堂在借鉴明清小品时存在着明显的超越意向，表现出明显的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注] 三是对林语堂散文理论的研究。黄科安的论文《林语堂对现代小品文理论的建设与探索》认为，林语堂以“中西文化的印证”作为出发点，建构起以“闲适”“性灵”和“幽默”为中心的小品文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注] 在90年代以后的“去政治化”潮流中，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及其理论由于远离时代和政治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然而，文学毕竟与时代和政治脱不了干系，林语堂散文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进展，就不能不从文学与时代和政治的关系入手去思考问题。

梁遇春尽管英年早逝，只留下了《春醒集》《泪与笑》两本薄薄的散文集，但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却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学术界对其散文艺术特征的关注尤多。张仲谋的论文《论梁遇春散文的艺术风格》[※注] 认为，梁遇春的散文具有独特警拔的观念、奇僻飞动的思致和快谈、纵谈、放谈的独特语言。张学军的论文《英年早逝者的泪与笑——论梁遇春的散文创作》[※注] 认为，梁遇春的散文探讨人生热情率真、不乏真知灼见，谈论知识常常旁征博引，涉古论今，才华横溢，感情奔放，气势畅达。李光连的论文《忧伤、奇诡的美——梁遇春散文论》[※注] 认为，梁遇春散文在新的美学观念支配下，突破传统美文以“善”为表现中心框架，引进社会“恶”的题材，弹奏低沉忧伤曲调，并以此抒发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哲学思考和深邃多蕴的内心世界。陈啸的论文《恋着肉化血枯的骸骨——谈梁遇春人生散文的“黑暗”之美》[※注] 认为，他陶醉在急景流年与“黑暗”的人生里，带着精神朝圣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苦难与悲哀，于灵魂深处爆发心灵革命，在看似二律悖反的人生态度中咀嚼人生之青果。研究者除较多地关注梁遇春的艺术风格之外，也从其他角度展开了分析。林奇的论文《梁遇春与英国 essay》[※注] 指出，梁遇春虽然从题目、题材、形象、思想的断片、文体乃至艺术表现手法都借鉴了英国essay，但又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王明丽的论文《乐园、夸父与火——梁遇春散文的生态视境》[※注]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指出梁遇春所意想的、融于环境想象中的、理想的自然状态对照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性的、机械的生态现实。张素丽的论文《论梁遇春散文在“审美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注] 指出，梁遇春的散文从行文内容到成文风格体现并丰富了“审美现代性”的含义，展现了审美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对“世俗的超越”的功能特质。

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既是闻名遐迩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因创作《雅舍小品》而享有盛誉的散文家。学术界从许多侧面展开了对《雅舍小品》的研究，但涉及最多的是艺术特征、美学风格等。汪文顶的论文《春华秋实圆熟雅致——略论梁实秋的散文》[※注] 在肯定梁实秋历史地位的同时，用“春华秋实，圆熟雅致”来概括其散文特征。李林展的论文《平凡的人性深度简朴的文明标尺——略论梁实秋 〈雅舍小品〉的艺术特点》[※注] 认为，《雅舍小品》既描写人性，又表现人性，集中体现了梁实秋的人性文学观。何祖健的《反义处生情趣轻松中见幽默——梁实秋“雅舍小品”反语修辞论》[※注] 指出，梁氏小品是作者洒脱、诙谐、通达个性的流露，综观《雅舍小品》不难发现，反语修辞是梁实秋建立幽默场、表现闲适个性最常用的话语模式。王春燕的论文《略论梁实秋散文“雅幽默”的美学特征与意义》[※注] 认为，梁实秋散文的幽默特色表现为一种学者加绅士的雅隽风格和高贵品位。这种高品位幽默是一种与“俗幽默”相对的“雅幽默”，是与“市民幽默”相对的“贵族幽默”。苗欣的论文《略论 〈雅舍小品〉的生活美学及艺术见解》[※注] 指出，《雅舍小品》是人生散文的精品，不仅因为它写了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在于它倡导和表达出了一种健康的生活美学思想，同时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见解；在生活美学方面，梁实秋遵从自然，讲究实用，力求合度，崇尚充实。党鸿枢的《现实主义的童话—— 〈雅舍小品〉 系列论略》[※注] 认为，《雅舍小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题材广泛亘古罕有，包括京都市井风情录，忆旧感怀录，社会透视针砭录等部分。解志熙的论文《从“戏墨斋”少作到“雅舍”小品——梁实秋的几篇佚文及现代散文的知性问题》[※注] 则指出，“就现代散文的发展而言，‘雅舍小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独具一格的‘知性散文’在现代中国文坛的成功崛起”。尽管对散文特征和美学风格的关注是梁实秋散文研究的重点，但也有些研究者从其他维度展开分析。贾蕾的论文《谈雅舍小品与明清小品文的内在精神联系》[※注] 认为，作为现代作家的梁实秋在精神气质上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很大，他的小品文与明清小品文相比，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雅舍小品》继承了明清小品文对市民文化的关注，并以现代文化的目光加以审视。高旭东的论文《论 〈雅舍小品〉的审美风格及其在中国大陆的接受》[※注] 指出，梁实秋在散文中融入了自己反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对理性与人性的推崇以及反对文学太贴近时代的倾向，这一美学特征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大陆在不同时代对他的接受倾向和价值定位。

在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发展史上，从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上海开明书店同人逐渐发展起来的“开明”作家群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风格，代表性散文家有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其中丰子恺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兼散文家、漫画家、艺术教育家于一身。新时期以来，较早对丰子恺的散文作出整体评价的是王西彦。他在《赤裸裸的自己—— 〈丰子恺散文选〉 序言》[※注] 中指出，丰子恺具有两重性格，一个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另一个是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爱憎感情的；而这两重性格经常在他心中剧烈交战，他的散文作品自然也就是他这种两重人格互相交战的记录。该文还对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征作了总结：就内容来说是直抒胸怀，就形式来说是信笔所至。关注丰子恺散文特征的研究者尤多。徐型的《论丰子恺散文对绘画艺术的借鉴》[※注]、余志明的《一泓清纯明澈的泉——浅论丰子恺散文的人性美》[※注]、彭书传的《论丰子恺散文的幽默美》[※注]、王建华的《丰子恺散文的语言形象》[※注] 等论文都属此类。徐型认为，作为画家的丰子恺从重在表现瞬间、白描手法、“绘事后素”等方面借鉴了绘画艺术，形成了注重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瞬间的把握、以漫画式的勾勒再现人物形象和精神面貌以及“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等创作特色。余志明认为，丰子恺的散文蕴含着他的独特的人品和文品——至真至纯的人性美，具有愈嚼愈香的魅力。彭书传认为，丰子恺的散文总是具有一种“比笑话更有深度，比微笑更有效果，比哈哈大笑更能感染别人”的幽默力量。王建华指出，丰子恺的散文尤其是“儿童相”散文，往往是由两套语言编制而成的；他一面用率真的语言编织出充满童趣的、活泼的话语形象，另一面又用老成的语言塑造出厚重深邃的话语形象。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丰子恺散文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蕴。罗成琰的论文《论丰子恺散文的佛教意蕴》[※注] 指出，“诸行无常”这一认为世界万物皆为变化无常的佛教观点，对丰子恺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泉根和王蕾的论文《佛心·童心·诗心——丰子恺现代散文新论》[※注] 认为，丰子恺的散文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有独特的文品，佛心、童心、诗心三心构织成其艺术追求上的三昧境界。叶青的论文《佛光里的生命咀嚼——试论丰子恺小品散文的佛教意蕴》[※注] 立足丰子恺学佛的态度，分析其散文中散发的佛理思想。朱晓江的论文《暂时脱离尘世——丰子恺的“闲情”散文及其文化内蕴》[※注] 则指出，丰子恺优美一面的散文与漫画创作，是与他的“绝缘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在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紧张、异化与窒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内蕴。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将丰子恺与朱自清等散文家加以比较研究。比如，殷琦的论文《读 〈儿女〉 ——谈朱自清、丰子恺同题散文》[※注] 指出，多愁善感、执着社会的朱自清写的《儿女》显示了他诗人的气质、哲人的思考，而慧眼独具、超逸脱俗的丰子恺写的《儿女》则表现了他艺术家的眼力、居士的风度。

新世纪以来的散文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是学术含量很重。陈平原的论文《“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在对周氏兄弟为人为文展开对读的基础上，通过其人生道路选择之异同的比较，进入周氏兄弟以“思乡”“生活的艺术”等主题为中心的散文写作之异同的对照，揭示现代散文两大不同写作路径——“杂文”和“小品”的来去缘由。[※注] 丁晓原的专著《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以“现代性”为视点，从“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内在逻辑、传播媒介、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晚清散文与“五四”的历史性联系。[※注]“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与“文体的现代理性自觉”[※注] 是作者将晚清和“五四”关联起来的两个支点。王炳中的论文《“健全的个人主义”与现代散文理论的“个性说”》分析了“五四”时期以强调个人的自主与自律、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人相统一为原则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观念与“主张个人情感的解放和健全抒发，注重个性表现的社会性内涵”的散文理论的互动关系。[※注] 吕若涵、吕若淮的论文《文类研究：百年散文研究的新思路》提出现代散文研究应当从“文类”入手，因为“‘现代散文’如何定义自己，能否代表文学的‘现代本质’，是文类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及其意义所在，如果借鉴西方文类研究理论会有助于现代散文理论研究走向拓展和深入”[※注]。

报告文学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王晖的论文《报告文学：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从现代性入手，分析了报告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引领时代精神气质的‘时代文体’”的独特性，作者认为，因为报告文学的文体“从其言说对象及其文体面貌中所折射出来的意味，都传达出与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度整合与互动，这表现于启蒙与建构、救亡与图存两大主题中对现代性的追寻，以及对悖逆现代性主旨的反思与批判”[※注]。郭志云的论文《互文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运用互文性理论梳理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分析了现代报告文学有文本互涉、参照牵连的网状脉络。作者认为，文本互渗和文体互渗是其现代报告文学最基本的两种外化形态。[※注] 杨汤琛的论文《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论析了近代公共传媒中的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内在一致性。作者认为，“其一，晚清域外游记不仅登载于现代报纸杂志上，而且侧重于以纪实方式描述社会、传播信息；其二，晚清域外游记多指摘时事、传达意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其三，登载于报刊的晚清域外游记，在行文方式上多采取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新知的目的。这与现代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和文学性可谓一脉相承”[※注]。林羚、吕若涵的论文《杂文与旧戏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杂文与旧戏之间天然的联系。作者认为，“当杂文家涉笔旧戏时，杂文和旧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类杂文创作中，旧戏不再一味地受到批判，一方面，杂文家发现了它以封建反封建的启蒙功能；另一方面，旧戏自身的审美特性又为杂文的表现增添了别种魅力。以旧戏入文的这类杂文创作既没有中断和破坏与传统旧戏之间的联系，又承接上了文学向现代转型的需求，这为传统旧戏向现代转型，以及探索其他传统艺术如何与时代相适应提供了新思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