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是影响最大的文体，1949年以来的小说研究成果丰硕，涉及的问题驳杂。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一样，现代小说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新时期以前，现代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很少有整体性论述的成果。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主要小说作品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基本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二元对立的模式，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对小说思想内容的探讨往往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念的演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成为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重要尺度。新时期以后，从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重评和重新挖掘，到对小说“现代性”的多向度阐释，小说研究不断走向繁荣和深化。

一

小说应该是现代文学中最具有包容力和表现力的文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小说描写的对象，所以无论是创作或者是研究，小说的题材和思想内涵自然成为首先关注的对象。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也形成了一些普遍而突出的题材类型，比如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都市小说、历史小说等。但在五六十年代，小说题材的概念有了一些变化，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出现了诸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军事题材等概念。一方面，题材区分的主要依据是这些领域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同的题材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人物形象上，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和题材相对应的，是思想倾向问题，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内涵成了评价现代作家和作品的一条重要准绳。在现代小说研究方面，一些作家如郁达夫、张爱玲、钱锺书等因为题材和思想倾向的“落后”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他们的创作要么在文学史上少有提及，要么被斥为反动和颓废。另外，即使一些颇受重视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者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时候，较多地指责了他们的局限。比如，学术界一致肯定《骆驼祥子》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作品，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但对祥子的反抗性和小说的结尾有许多批评的意见，认为由于老舍当时尚没有突破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小说还存在一些缺点。

进入新时期，小说研究逐渐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的潮流。叶子铭的《评 〈林家铺子〉 ——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注]，陈俊涛、杨世伟、王信的《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丁玲小说 〈在医院中〉》[※注] 等是其中的代表。重评不仅意味着一些以前被曲解和受批评的作家作品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与此同时，有关现代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也被明确提了出来，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受到普遍质疑，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得到重新肯定。随着批评标准的变化，许多过去被冷落贬斥的作家开始被接纳，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萧红、鸳鸯蝴蝶派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甚至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新时期以来，现代小说研究在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突破了以往政治社会批评模式的束缚，许多重要的小说现象和现代小说题材类型又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事实上，这样也更贴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乡土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金宏达的《论早期乡土小说》[※注]，陈平原的《论“乡土小说”》[※注]，许志英、倪婷婷的《中国农村的面影——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管窥》[※注]，杨剑龙的《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悲剧风格》[※注]，陈继会的《文化视角中的五四乡土文学》[※注] 等论文是80年代代表性的成果，他们分别从小说的主题、文化意识、悲剧风格等层面探讨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特点。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乡土小说研究的专著也不断涌现，如丁帆的《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论》[※注]、杨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注]、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注]、范家进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注]、张志平的《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注]等。丁著和杨著都是史论性的著作。陈著以“五四”新文学运动头一个十年——20年代为起点，以80年代为终点，完全打破现代与当代两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割裂，而将七十年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著作中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范著着力探讨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位作家关于乡村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姿态的形态，关注他们在创造乡土小说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与紧张。张著从时代背景、基本模式、表现特征、人物特征等方面对40年代的乡土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近年来有一些论文如贾剑秋的《从地域文化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注]、袁红涛的《发现故乡：论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视野》[※注]、丁琪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注]、杨厚均的《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反现代性倾向》[※注] 等，分别从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反现代性角度探讨乡土小说，表明大家开始从文化视角介入乡土小说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和乡土小说相对的是都市小说。王爱松的论文《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注] 比较了左翼、新感觉派和京派的都市题材小说在主题、内容、艺术手法、文体风格上的差异。李旭东的论文《文化中的都市和都市小说——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性》[※注] 从都市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入手，分别探讨了以北平和上海为背景的两种都市小说表现出的不同文化风貌。李丽的论文《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注] 主要从对人的精神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都市小说研究的著作有李国俊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注]和漆咏德的《现代都市小说纵横》[※注]。李国俊通过对代表性都市文本的精细阅读、比较分析，对文本所蕴含着的文学内蕴如作家或人物的都市文化记忆、生存经验、价值取向和都市意识，小说的文学模式、精神特征，小说的话语形式与言说方式等作了详尽分析与阐释。漆著对种种都市小说类型采取分析的态度，呈现了都市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多样化类型、群体、流派，揭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总体特征。

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汪毅夫、姚春树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注] 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论及历史小说的文章。该文勾勒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并就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王富仁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注]不仅描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概貌，对历史小说的各种类型进行分类论述，而且对现代历史小说作了历史总结，是现代历史小说研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此外，叶诚生的《构筑历史与人生的诗境——现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注]、王姝的《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演进》[※注]、李程骅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西文化》[※注]、闫立飞的《新史学观念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注] 等论文，分别从主题内涵、叙事特征、文化意蕴、文体的产生等角度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除了以上三种突出的题材类型之外，一些研究者还从现代小说的发展中提炼出一些其他的小说题材类型。金宏达从“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创作提出了一种“身边小说”的类型[※注]，逄增玉突出了“流浪汉小说”的概念，勾勒了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发展变化[※注]。

现代小说形成了多样化的文体形态。新时期以前，一方面，由于批评观念和标准的缘故，造成小说文体观念上的窄化倾向，如抒情小说、讽刺小说这样的风格类型并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创作方法和美学特征研究是常见的视角，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化、悲剧、崇高等是普遍使用的批评范畴。研究方法、视角的单一和文体观念的匮乏，使得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很不够。新时期以来，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范畴，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除了写实风格以外，其他的文体风格类型也受到了重视，抒情小说尤其成为研究的热点[※注]。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注] 一文，较早提出了“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概念，认为其开源者是鲁迅，经过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孙犁的自觉创造，“形成一条虽不宏大，却清晰可寻的艺术之流”。解志熙的两篇论文《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论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注]和《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注]，不仅描述了现代抒情小说的历史轨迹，还重点探讨了抒情小说在艺术传达功能、组织结构方式、艺术表现手法与技巧、小说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杨联芬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倾向》[※注] 对抒情小说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从叙事结构、叙事视点与作品语言等方面探讨了抒情小说的特征，并将抒情小说分为浪漫抒情、随笔抒情和写意抒情三大类，对各类逐一进行论述。“现代抒情小说”概念提出以后，由于概念本身比较宽泛和模糊，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为了进一步界定“抒情小说”的审美独特性，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开始出现，“诗化小说”“写意小说”就是具体的表现。吴晓东的《现代“诗化小说”探索》[※注] 以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等为参照背景，进行比较诗学的研究，探讨了“诗化小说”产生和发展的文学渊源。此后如吴晓东的《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 〈桥〉的诗学解读》[※注]、刘洪涛的《〈边城〉: 牧歌与中国形象》[※注]、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注] 等著作立足于文本的细读，注意提升出复调的诗学、回忆的诗学、牧歌等一些诗学范畴，将抒情小说研究深入到小说的内在审美机制，揭示出文本与文化、历史的复杂性途径，是对以往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深化。季桂起的《略论五四时期的写意小说》[※注] 从内容和技艺两个层面辨析了写意小说的艺术特色。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讽刺小说”类型。吴福辉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注] 比较了30年代京派和左翼两种类型的讽刺小说在思想、风格、技巧、形象等几个方面的不同。万书元的专著《第十位缪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论》[※注] 对讽刺小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现代讽刺小说兴起的原因，描述了现代讽刺小说的发展轮廓，并对现代讽刺小说的思想意蕴、风格、结构、技巧等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现代小说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主流文体，关键在于小说从古典章回体、话本体小说模式中脱胎出来，产生了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叙事意识和叙事风格的叙事作品。新时期以前，涉及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研究成果很少，但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叙事学等理论的传入，小说文体特征研究才逐渐展开。陈平原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注] 依据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作者认为，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的研究是现代小说叙事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对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李杭春的论文《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特征分析》[※注]和方忠的论文《叙事学与中国现代小说》[※注]，都探讨了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李杭春从现代叙事意识的觉醒入手，分析了现代小说主流叙事话语的叙事特征。方忠主要探讨了叙事学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关系以及叙事学理论对现代小说研究的意义。尽管叙事是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和要素，但实际上现代小说家也会吸收借鉴如戏剧文体中的戏剧化或者诗艺中的象征化等因素，这些文体特征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施军的《论现代小说象征的功能形态》[※注]、范智红的《现代小说的象征化尝试》[※注]、张向东的《戏剧化的中国现代小说》[※注] 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施军从功能形态方面对现代小说三种象征类型的文化哲理、现实政治与心理情绪逐一进行了论述。范智红介绍评价了40年代现代小说的“象征化”趋向。张向东分析了现代小说文体的戏剧化特征。以上三人的论述都深化了现代小说文体形态的研究。

现代小说流派研究主要在新时期以后才展开。80年代初，严家炎提出流派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出版了从流派角度撰写的小说史。小说流派研究中，对京派和海派的研究较为突出。80年代中期，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京派海派研究着力甚多。

京派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京派小说的题材与主题研究。京派小说历来以乡土题材著称，许多研究者大都关注其对诗意乡土的描写和表现。当然，也有一部分小说属于都市题材。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照的都市》[※注]、刘淑玲的《乡村梦影里的都市批判》[※注]和《象征与反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注] 都是专门对京派小说中的城市小说进行探讨的论文。探寻京派小说两类题材所包含的思想蕴含成为研究者论述较多的方面。高锋的《精神超越与审美介入——试论京派文学的主题》[※注]、孙振华的《生命的礼赞与悲悯》[※注]、文学武的《论京派小说的人性思想》[※注]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京派小说的思想主题。高锋认为，京派作家在精神上远离尘嚣、回归故里，对现实城市和乡村实现了双重超越，审美地介入人生，以期革新民族精神。孙振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入手，指出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是京派小说的基本主题。文学武主要分析了京派小说的人性思想。

其二是京派小说的艺术特征研究。李德的论文《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注]和刘保昌的论文《京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注] 主要探讨了京派小说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民族化特征。李德重点考察了京派小说的民族特征，认为京派小说无论是风俗画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技巧的使用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刘保昌认为，京派小说在审美趣味和结构技巧方面都真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和上述意见不同，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京派小说的现代性因素。严家炎的《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注]、史书美的《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注]、杨义的《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注] 等论文都侧重于探讨京派小说现代性特征。京派小说的风格和文体也是主要的论题，如査振科的《京派小说风格论》[※注]、阎浩岗的《京派小说：和谐蕴藉的浪漫主义》[※注]和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的文体特征》[※注] 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京派小说艺术研究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刘进才的专著《京派小说诗学研究》[※注]。该书在深入挖掘京派小说抒情性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把这种特征提高到美学理论上来，试图把京派作家的创作实践升华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海派小说研究的专著有吴福辉的《都市旋涡中的海派小说》[※注]、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注]。吴著在探讨海派文学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海派小说的文化风貌。李著以翔实的材料、全新的视角将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潮、审美等融合起来，探讨了海派小说形成的文化渊源和独特的“现代性”精神特征，以及海派小说家（主要是新感觉派）在现代都市环境里形成的新的文艺观和创作观。海派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肖佩华的《论海派小说中的市井意识》[※注]、金明石的《形成期海派小说的性格再探》[※注]、金秀妍的《试论海派小说的性叙事及其颠覆性》[※注] 等。肖佩华认为，世俗情趣构成了海派小说的底色和基调，文体上的“市井传奇”特征等都表现出浓郁的“市井意识”。金明石从“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关系来论述海派小说“通俗性”的性格，角度比较新颖。金秀妍借助“狂欢式”时空这一框架来诠释海派文本的性叙事，深刻挖掘了海派文学中“性”话语的内涵与意义，并运用解构主义的观点和女性主义的视阈来解读海派文学。此外，还有京派和海派比较研究的论文，如吴福辉的《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注]、文学武的《各具异彩的文学景观——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比较论》[※注] 等。

通俗小说研究在新时期以后才开始。综观通俗小说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通俗小说的流变历史研究。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注]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通俗小说史的著作，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为以后的通俗文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注] 全面勾勒了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集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张华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注] 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富有个性的阐释，具有开拓性意义。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注] 以独特的方式简明扼要地切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多个关键问题，并对之进行了生动的思辨和阐释，展示了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新成果。孔庆东的《国统区的通俗小说》[※注]、孟兆臣的《20世纪20—40年代通俗小说在上海小报上的传播》[※注]、汤哲声的《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注]、陈珺的《三十年代国难小说及旧派通俗小说的历史转型》[※注]、韩云波的《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注] 等论文，也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通俗小说发展历史的研究。

第二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流派，一直是通俗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甚至有时候人们用它代称现代通俗文学。新时期以来的研究专著主要有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注]、刘扬体的《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注]。范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鸳鸯蝴蝶派的著作，作者对民国以来这一影响颇大的通俗小说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特点，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均作了论述和分析。刘著系统叙述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对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分别作了细致分析。赵著试图以鸳鸯蝴蝶派复杂多元的文本现象，丰富现有的关于该派理解上的“单一和荒谬”，借以纠正学界目前普遍的“误解”，同时反思到底何谓“现代”文学史观。以上三人的著作都以重新评价为基本基调，正面肯定这一流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论文如朱德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注]、良珍的《中国现代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评议》[※注]、汤哲声的《鸳鸯蝴蝶——礼拜六小说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注]、袁进的《对鸳鸯蝴蝶派的再认识》[※注]，也都为该派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重新定位，探究它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90年代的研究界基本达成了共识，鸳鸯蝴蝶派不再被视为一个反动派别或逆流，研究者开始从各个方面正面阐释鸳鸯蝴蝶派的价值。

第三是通俗小说家研究，张恨水是研究的重点。范伯群的《论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兼及张恨水是否归属鸳鸯蝴蝶派的问题》[※注]、杨义的《张恨水：蜕变期的章回小说大家》[※注]、袁进的《张恨水论》[※注] 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张恨水对鸳鸯蝴蝶派的突破及其向现实主义靠拢的倾向。他们都对张恨水的前期作品有褒有贬，但对后期作品则赞誉有加。此外，燕世超的专著《张恨水论》[※注] 对张恨水的一些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徐传礼的《张恨水垒造的文学和文化金字塔》[※注] 一文从文学史的角度给予张恨水很高的评价，将张恨水与鲁迅相提并论，认为他兼有大仲马和小仲马的长处，并说可以将《张恨水全集》比喻为中国的《人间喜剧》。此文给予张恨水如此高的地位，有过分溢美之嫌。研究者普遍从新文学的角度认识张恨水，肯定张恨水向新文学的靠拢，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比如，孔庆东的论文《走向新文学的张恨水》[※注] 指出，张恨水在走向新文学之后，艺术技巧、叙事语言、人物塑造都出现了退化。

第四是小说雅俗互动关系研究。现代文学史上通俗小说和高雅小说尽管有对峙和竞争，但两者之间实际上也有互动和融合之处。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注]和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注] 是小说雅俗关系研究的专著。孔著描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认为抗战时期雅俗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在雅俗结合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了通俗小说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水平，也诞生了一些超越于雅俗之上的新的小说类型。徐著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互动的关系出发，不仅将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视为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两翼齐飞的发展过程，而且努力在雅与俗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梳理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该著在雅俗互动的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独到新颖的见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因缘关系，五六十年代已有不少人从微观上作了许多研究，他们通过一个个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具体影响，初步勾勒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渗透。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的成果。王喜绒的《欧洲文学与二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注]、王忠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现代小说》[※注]、薛家宝的《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注]、陈晖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外来影响》[※注] 等论文，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学对中国小说发展在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作家吸收和借鉴的成败得失。

相对来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王瑶自50年代开始，一直比较关注这一课题，做过一些精辟的论述。新时期以后，唐弢和张恩和也都程度不同地涉猎过这一论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注]和方锡德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注] 两部著作。陈著的重心虽然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化，但也特别论述了“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古典文学中的“史传”和“诗骚”传统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关系。方著对文学传统和现代小说关系的历史表现和深层结构作了理论概括，然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从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

也有学者关注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但相对来说，成果较少。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许怀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注]、谢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注]、刘涛的《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注]、程丽蓉的《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注] 等。许著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固有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过程。该书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三十年的历史分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6年是“从裂变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从1927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走向全面发展新途中”的繁荣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向大众化、民族化、革命的现实主义“发展中的趋归”时期。谢著在梳理现代小说理论思潮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既论及了小说理论思潮的文化嬗变即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和背景的嬗变，又包括对文学内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研究。刘著从历史还原的角度对中国现代理论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进行梳理，细致深入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的人物、环境、结构、视角、文体五个重要的范畴。程著第一次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置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话语、西方小说理论话语互动的框架中进行系统考察，借鉴西方话语理论提升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外，曾华鹏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回顾》[※注]，分三个时期历时地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对几位重要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如鲁迅、茅盾、周扬、李健吾等人也作了一定的论述。

小说题材和主题的研究一直是小说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以来，小说题材和主题的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知识分子、乡土、城镇、家族、边地、教育、成长、历史、性爱、人文幻想、身体、货币、市井等各类题材与主题都得到挖掘与阐释。王卫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注] 以中外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为基础，在与中国古代、近代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联系与比较中，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乡土书写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要现象。沈琳的《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书写》[※注] 通过对现代小说文本中的乡土书写解读，探究了现代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的特点与生成机制以及乡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书写意义。徐仲佳的《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注] 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关涉性爱问题的小说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较完整的描述。邱诗越的《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研究》[※注] 提出“中国现代市镇文学”概念，对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视野。马云的《中国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研究》[※注] 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型小说概念即“人文幻想小说”。作者以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史为经，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纬，深入论述了人文幻想小说的概念、表现特征、历史演变。从中西方幻想文学史发展中分析人文幻想小说的历史地位，深入发掘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存在的事实及意义。王晓文的《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注] 立足边地视角，以大文学史视野观照现代文学，以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构建了“文化边地”的学理体系，在对现代边地小说进行文化解读和审美探寻的基础上，深入边地中国发掘边缘的活力，勘察了边地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李自芬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注] 以现代小说30年发展的历史线索，梳理并勾勒了现代小说呈现的不同身体叙述模式，阐释了现代中国人的身体经验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从而揭示了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特征。其他题材研究的著述恕不一一列举。

在题材和主题的开掘之外，现代小说的研究也在性别、经济、服饰、民俗、音乐等各种视角和维度上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理论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乔春雷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女性》[※注] 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中心，将革命女性形象放置在革命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探究了革命文化、革命语境的变迁及革命话语的转变对革命及女性书写的影响。刘瑜的《想象、追随和质疑——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解读》[※注] 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对现代文学三十年女性文本中的男性形象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读。李萱的《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注] 以现代女性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女性的梦幻书写为背景，挖掘梦幻文化与女性话语建构的关系，考察了现代中国女性话语建构的特殊视角。陈国栋的《经济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小说》[※注] 从经济视角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演进、主要形态及其多元化和丰富性特征。梳理了现代小说中描写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考察小说反映的同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状况，探究小说反映与历史真实的契合度。同时将经济视角与思想启蒙、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等视角结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现代小说研究的角度，拓展了对现代小说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任湘云的《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注] 结合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服饰史、现代小说史等，从理论与实践、历时与共时不同层面，结合大量文本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呈现形态，探析服饰作为符号在不同作家和不同时期小说文本中的表意功能和意识形态特征。张永的《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注]从民俗学角度对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和阐释，揭示了乡土小说的民俗叙事表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取向。李雪梅的《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注] 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探讨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柯贵文的《中国现代小说物象研究》[※注] 通过对现代小说物象与传统诗词意象的辨析，对现代小说物象的性质、类型及功能作了简要的阐释，并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作家物象艺术的详尽分析，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物象艺术的发展史。

叙事学是现代小说研究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刘郁琪的《1917—1949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注] 以经典叙事学思想为参照，探讨了1917—1949年间中国现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发展演进关系和内在文化逻辑，并将文本分析与语境解读结合起来，注意分析各类小说叙事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吴矛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注]在历史语境中以影响较为深远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代表作为解读对象，分阶段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过程和叙事特点。王兴的《中国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研究》[※注] 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现代转型面对的外来影响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因果关系，梳理了现代小说传奇叙事在主题表现类型、情节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塑造、文本时空设置等方面的审美艺术特质。考察了现代小说家们在文学实践中对“传奇”传统所进行的承袭转化及审美表现。申洁玲的《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研究》[※注] 从“叙述者”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发生、发展，总结了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特色及发展规律，并对西方相关叙述学理论进行反思。

文体也是小说研究的重要视角，现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现代转型、小说观念、文体流变、文体类型、语言、雅俗等问题。关于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变，陈平原曾经作了研究，王影君的《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注] 主要探讨了现代小说的兴起问题。作者从历史维度探寻了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挖掘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发生了现代意义上人的个体意识觉醒、国家意识觉醒和民族意识觉醒，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才格外展现出其作为人的精神产品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功能到主题意蕴，再到创作意识，均发生了现代转型。冒建华的《中国现代小说理念的引介与反思》一文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理念上，既有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面，使中国的小说创作渐趋世界化；同时，又能够保持原有的民族、地域本色，并使中华民族文学重新走向世界，反构着世界小说的中国化特色。中国小说在理念上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交媾，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现代写实小说特有的独特风貌和奇异景观。[※注] 季桂起的《中国小说体式的现代转型与流变》和夏德勇的《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与文化论》[※注] 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现代小说文体的历史流变。季著主要梳理和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体式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的流变过程及其运行规律，打破了一般小说史单纯按时间顺序的写法，注重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入手，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体式的产生、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过程，史论结合。夏著从理论上研究了小说文体特性，阐释了中国现代文体的文体流变，并追索了其文化语境。王晓冬的《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研究》[※注] 以1917—1949年间的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文学史的视野，梳理中篇小说创作与概念的演变及其复杂内涵，并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这一文学现象。作者的目的不是要探究中篇小说的“本质”并重新给予定义，而是追踪现代文学三十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现象及围绕其文体归属的争论，期望重新激活中篇小说所牵涉的文体问题。李丽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注] 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特点作了整体性考察和综论式评价，主要从文体意识、形式革新、主题演进三个方面论述了短篇小说完整的发展轨迹。韩蕊的《个人的私语——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研究》[※注] 论述了文学书信和书信文学的差异，以及书信体小说的发展沿革。闫立飞的《历史的诗意言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研究》[※注] 以现代历史小说文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意在从文体的角度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总体观照和理论总结。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注] 在大量阅读现代小说文本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百年流变。作者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吴秀亮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注] 将雅俗小说置于小说史的背景下，阐述了雅俗小说的并存格局、关系结构及其生成发展机制，以及对小说艺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试图更完整地揭示作为雅俗小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小说史的风貌与深层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及文化的雅俗问题。司新丽的《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研究》[※注] 辨析了“通俗小说”与“消遣小说”的分野，提出了“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概念，从纵向考察与文本的聚焦分析两个方面对它的产生、变迁、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价值定位进行了总体性的研究和阐释，揭示了“中国现代消遣小说”的文学特征和历史地位。

长篇小说的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金宏宇多年来致力于版本研究，《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注] 选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围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和《创业史》，对小说的初刊本或初版本，与代表性的修改本，进行了仔细对校，对校之外，作者又对其版本变迁进行了评析，是一部长篇小说版本研究的力作。传播和接受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陈思广的系列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注] 以1922年2月至1949年10月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经，以创作者对该作品的创作阐述以及读者对该文本的接受阐释为纬，详尽地搜集整理了散见于民国报刊上关于长篇小说的短论、广告、序言、题跋、书信、书评等文字，以原文附录与观点摘要的方式加以提炼辑录，作了全面史料性的文献编年。以第一手资料真实全面地呈现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从发轫到成熟的创作历程与接受轨迹。《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注] 从审美维度出发，全面剖析了张资平、巴金以及《蚀》《女兵自传》《骆驼祥子》《寒夜》《围城》等数十部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接受，描述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的诸多细节，探讨了读者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再创造关系，勾勒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多元发展的丰富样态，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接受视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注] 对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的复杂现象进行梳理，打破了作家作品研究的二元格局，从新文学社团、现代出版业、报刊媒介、文化格局、广告、征文等多个角度，在深厚的史料基础上还原了“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活动的时代背景，对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进行全面再现。

二

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意味着小说研究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走向宏观的历史把握，标志现代小说研究的繁荣和成熟。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著作要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于1961年在美国出版。国内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迟至1984年才出现，随后不断有各种体例不一、写法不同的小说史相继问世，整个80年代掀起一个小说史写作的高潮。90年代以来，这股潮流才渐渐回落。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迄今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一部小说史。该著1952年开始写作，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再出增订本。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中文繁体本。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简体本。夏著历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写作中秉承的批评方法。夏志清曾经承认，这部著作受到英美“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影响，它的精神内涵则来自李维斯对西方文化“大传统”的阐释。王德威指出，“《小说史》的结构及文脉”，与作者在耶鲁攻读博士时，“曾受教于波特及布鲁克斯等著名教授”有直接的关系，但“夏的野心并不仅于‘细读文本’这类新批评的基本工夫”，他“对文学形式内蕴道德意涵的强调，引领我们注意他另一理论传承，即李维斯的批评论述。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于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注]。正是从这样的立场观念出发，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四人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佼佼者，但他对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人却吝于给予过高评价。夏的文学趣味和文学史眼光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节节攀升。夏著因其独特的审美尺度不断给学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由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备受争议。他对那些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丁玲等缺乏好感，认为1949年之后的左翼作家创作水准一落千丈，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1984年1月，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出版发行，此书40余万字，堪称国内第一部现代小说史。全书共八章，以人物形象系列来建构现代小说的体例。前面七章分别论析了知识分子、妇女、工人、农民、革命党人、市民、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等系列人物形象，最后一章列述了其他人物形象——军官与士兵、地主与资本家、官僚与政客等。这种以人物形象为纲的小说史写法的确有其优点，可以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小说发展同时代的关系，便于读者通过小说史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画面。然而，此类写作也有明显缺陷。一是小说史可能成为人物形象系列的汇编，不便于立体地反映现代小说丰富的层次和各个不同的方面。二是容易产生把作品割裂的毛病，因为，一部具体的作品很少只写一个人物或一类人物，总是要写许多方面的人物。如果按人物形象分类论述，势必一部作品要分散在好几章里讲。

同年4月，赵遐秋、曾庆瑞夫妇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出版。此书分上、下两册，110 余万字，乃是以通史的方式写作小说史的开端之作。该著综合各种因素，对现代文学史的各段时间、各个地区、各种专题的小说现象作了总体的考察和描述，涵盖了与小说有关的六个方面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小说流派、小说作家、小说作品。这部书第一次系统描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部小说史在小说历史发展的叙述和历史主义的写作原则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但在一些文学现象的评价上依然没有摆脱先进与反动、主流与逆流的二元对立评论模式。该著由于完成于80年代初，体现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历史特征。此外，它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综合分析较多，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述有些浮泛。

80年代在小说史的写作方面，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是杨义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凡一百五十万言，分别于1986年、1988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从清末民初小说的发展、伟大开端（1917—1927）、繁荣和成熟（1928—1937）、普及和深化（1937—1949）四个阶段，高屋建瓴而又详尽完备地叙述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作者涉猎现代小说作品甚广，据粗略统计，评述作品达2000余部，几乎囊括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所有的小说家，涉及作者多达700 多人。该《小说史》分总论、流派作家群论和作家论三个层面，以流派层面为中介把总论和作家论支撑起来，相互沟通，将纷繁复杂的整个现代小说史描述成具有立体感的动态发展过程。它最显著的特色是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研究现代小说，探讨作家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个性，挖掘作品的审美价值，探索艺术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体演变的规律。另外一个特点是善于从文化角度透视现代中国小说，阐释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杨著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不仅在写作的范围上有所拓展，把台湾文学纳入写作的版图，并改变了以往严肃的纯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通俗文学也被纳入论述的范畴。尽管通俗小说的比重很少，但也基本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格局。

夏志清的著作以作家为主体，田仲济、孙昌熙的著作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体，赵遐秋、曾庆瑞和杨义的著作都属通史类。在上述一系列著作之后，小说史的写作方面具有突破和创新的是于同年出版的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注]和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注] 两部著作。严著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审视，独特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规律。在具体流派的梳理中，该书克服了小说流派研究中轻率地、缺少根据地乱划小说流派或无视小说流派存在的不良倾向，采用了客观历史的科学方法，梳理挖掘了现代小说史上的诸多流派。在对各个流派的评价上，作者一方面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接受外来影响使之民族化与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双向进程，另一方面反对简单对待和“一元批评”，努力从各个流派自身的特点出发作出评价。该著在努力描绘一个多元竞争并存的小说史画面的同时，也从现代化的立场，对现代小说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总结和概括，揭示了现代小说的“现代性”。严著的不足之处是，他把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视为旧小说，排除在现代小说范畴之外，体现了他在“现代小说”观念上的偏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也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策划与写作。其目的不仅在打通近、现、当代，扩大研究的范围，而且力图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考察中国最近90多年小说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规律。根据严家炎的设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起自1897年，至于当前，包括90余年历史。全书分为七卷，但迄今为止，只出了陈平原的第一卷[※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预期目标中有两个方面最为突出和新颖：一是以世界近现代小说特别是20世纪小说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科学地揭示中国现代小说与世界小说的历史关系、相互影响及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继承、革新关系。二是研究现代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线索与轨迹，揭示文体本身诸种因素的内在矛盾及演变规律。的确，陈著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小说史写作的设想，注重文体形式的演变特征，改变了以往以作家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与此同时，该著分别从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雅俗关系、结构类型、小说文体、主题模式、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等层面论述了1897—1916年间小说的发展状况。陈平原曾经把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分为专家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文学史和普及的文学史三类。陈著应该是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但也为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性的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借鉴。

进入90年代，小说史写作的热潮逐渐退却了，无论是写作的数量，还是理论创新的热情都无法与80年代相比，从作家、人物形象、通史、流派到文体，各种体例尝试的激情也几乎消耗殆尽，小说史的写作也成了文学观念变化的一个见证。当然，9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小说史著作问世。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导论》[※注] 以“作家作品”为书写体例，以作家作品的阐释为主。该著“一方面着意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纵横交错的比较，从整体上显示现代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一方面尽量‘回放’彼时的历史场景，由触摸历史而进入历史，在细节、偶然与误会的钩沉中生动展示了历史的现场感”，“文学史在审美与历史间舒展的张力”[※注]。阎浩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注] 在绪论中详细论述了“创作方法的三维结构”，用以分析作家作品的个性和共性，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几乎每个重要作家的经典作品都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重读重评，从而构筑了自己的小说史图景。该著还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些思想，以及从文学本身角度研究问题的立场，维护文学本体地位，注重文本细读，多角度阐释文本意蕴。此外，还有研究某一个阶段的小说史论著作，如范智红的《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注]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注] 都是非常突出的成果。范著从“故事性”的强化、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化”三个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为人生”的新文学在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神话和多样性发展，视角新颖，见解独到，体现了对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的理解。王著从他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命题出发，通过对晚清小说文本的细致阅读，重新阐释了晚清小说的丰富性和“现代性”，揭示了晚清小说与20世纪小说的对话关系。

三

现代小说作家研究，除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之外，郁达夫、废名、丁玲、钱锺书、萧红、孙犁、师陀等人也得到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本书在重要作家研究部分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人作了专论，此处不再赘述。

郁达夫是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郁达夫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时期以前的郁达夫研究由于“左”的影响，1949年以后，尽管郁达夫被认为是烈士，但在文学方面以否定性批评居多。1950年，丁易在《郁达夫选集》的序言中对郁达夫的思想、生活、创作道路等评价较低，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以丁易为代表的观点，在50年代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较而言，王瑶的史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注]、曾华鹏和范伯群的论文《郁达夫论》[※注] 以及田仲济的论文《郁达夫的创作道路》[※注]，对郁达夫的创作思想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王瑶认为，郁达夫的所谓“感伤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王瑶基本上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曾华鹏和范伯群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对郁达夫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认为郁达夫创作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一定的积极价值。田仲济也对郁达夫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认为郁达夫作品所谓的“伤感”“颓废”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进入60年代尤其“文革”期间，郁达夫研究就完全荒芜了。

进入新时期，郁达夫研究才真正展开，甚至掀起了一个热潮。1989年出版的张恩和编的《郁达夫研究综论》[※注] 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郁达夫研究作了综合论述。2006年，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年）》[※注]和两卷本的《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注]，后者共收录49篇研究论文。纵观新时期的郁达夫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颓废情调”、创作个性风格以及和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几个论题。郁达夫小说的“颓废情调”具体表现为“颓废”倾向、“色情”描写和“零余者”形象等富于争议的问题。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注]、席建彬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述理路及文学史意义》[※注] 两文专门分析了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和色情问题。许子东从背景因素、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和表现因素四个方面，分析郁达夫小说“颓废”倾向产生的根源，揭示了郁达夫“颓废”倾向、“色情”描写的积极意义。席建彬从更为开阔的视野出发，认为郁达夫欲望叙事的理路在于对身体性欲望的转移和压制，并没有表现出生命意义上的欲望满足效果，这使得叙述成为对欲望本义的改写，从而揭示了其欲望叙述的文学史意义。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谢炜如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注] 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零余者”形象的不同内涵。关于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探讨，主要涉及对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两个问题的论述。对郁达夫小说抒情风格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国祯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注]和杨义的《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注]。张国祯考察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发展，并概括了郁达夫抒情小说的主要特征。杨义则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郁达夫抒情小说的独特价值。对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特征的论述，主要论文有赵园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注]。赵园认为，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为感伤的哨叹、愤激的控诉、直接的内心抒发、对自然美的陶醉以及以诗和散文笔法入小说。许子东着重考察了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的渊源和内涵。80年代中后期，郁达夫小说创作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注]和《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注] 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郁达夫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的关系。前一篇从题材、人物、风格三个侧面考察了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后一篇中，作者认为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特色，如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无疑都受到外国文学的较深影响。其他如周云乔的《日本自我小说与郁达夫创作》[※注]、陈其强的《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注] 等论文，分别探讨了郁达夫和自然主义、日本私小说的关系。此外，郁达夫和同时代作家鲁迅、郁达夫、老舍等的比较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新时期以来，也出版了一些郁达夫小说研究的专著，有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欣赏》[※注]、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注]和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注] 等。进入90年代，郁达夫小说研究除了延续以前的论题之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有所开拓，研究者从性别、精神分析、文化等视角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了更为深入和新颖的研究。[※注]

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个独异的存在，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前，李健吾、沈从文等已经就废名小说的晦涩文风、禅趣和诗味、乌托邦色彩、文体的创新、厌世观、悲观色彩、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前后期风格的转变等作过零星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开始这一段时间，学术界主要关注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而很少重视他的文学成就。进入新时期之后，研究者开始重新挖掘被冷落近三十年的废名，从而一度掀起了“废名研究热”，其中，对他小说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废名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很多研究者对其如何归类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他的小说应属乡土小说、田园小说、散文化小说、现代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等不同看法。1981年，凌宇发表了《从 〈桃园〉 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注]，认为废名是较早出现的以抒情的笔调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家。而杨义则针对废名的早期作品《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将废名定位为“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派小说家”。杨义也认为，废名是我国现代写景言情式抒情小说的先导，在我国现代抒情体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拓荒意义。[※注] 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注]。格非在《废名的意义》[※注] 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论者将废名的小说归入散文化小说，注意到了废名小说行文结构上松散、缺乏凝练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浓墨重彩的风景世俗画描写等特征。但有学者对此产生质疑，认为废名小说的特征不是散文化而是诗化。比如饶新冬认为，尽管废名善于借故事造意境，借意境以抒情，但诗化是废名小说的总体审美特征。[※注] 杨剑龙在比较何立伟与废名小说的时候，也认为二人小说最大的共性是以写诗的手法写小说；废名小说具有语言简练含蓄、精心构造意境、意味隽永、诗意浓厚等特征。[※注] 从诗化角度研究废名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吴晓东。吴晓东除发表了《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注] 等论文外，还出版了《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注] 一书。吴晓东将废名认定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对其诗化小说作了文本细读，更为充分地阐释了废名的晦涩文体和文章之美。

对废名小说的归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涉及的是对艺术特征、思想内涵的考察。研究者除了认为废名的小说具有诗化与散文化等特征外，还特别重视分析其晦涩特点和叙事特征。陈建军认为，废名小说的晦涩除了来自于简省、跳跃、用典、互文等文体特点之外，还与其小说思想内容的特色和周作人美学趣味的影响分不开，但最根本原因则在于废名自己独特的“文学即梦”的文学观和“尚晦涩”的审美观。[※注] 田广在《废名小说研究》[※注] 中着力于分析废名的晦涩美学追求，并就其表现和成因展开了论述。格非也在废名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援用叙事学理论，对废名的小说进行了深度解读。在结构方面，他将废名小说分为内外两个叙事层进行研究；在时间方面，又探讨了表面的叙事时间与内在故事场景和细节不断拉长之间的关系。[※注]

研究废名小说所受的中外文学影响及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者注意到，废名受到了同时代作家鲁迅、周作人巨大的影响，也喜欢佛经、儒道、六朝文章，欣赏陶渊明、庾信、杜甫，对温、李诗词更是倍加推崇，他还对莎士比亚、哈代、塞万提斯、契诃夫、波德莱尔、艾略特的艺术世界流连忘返。废名尽管受到了中外文学丰富资源的影响，但他能够独异存在，就在于他能够兼收并蓄，并自成一家。沈从文、萧红、凌叔华、师陀、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一批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其中，对废名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共同的话题。比如，杨义从文化视角论析了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并指出，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与废名基本一致，他们都采取传统的静观态度来观察世界，但沈从文比废名具有更为开阔的文化参照体系，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作为对立物加以描写。[※注] 殷卫星则从思想意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对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废名的小说是经验性抒情小说，注重个人趣味，而沈从文的小说属于描写性小说，注重塑造生活。[※注]

丁玲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和独特创作个性的女作家，她也经常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对50年代的丁玲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围绕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两篇代表性的论文：陈涌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和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注]。陈涌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最初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该文充分肯定了丁玲这部小说注意到了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丁玲一贯的描写人物心理的特长。冯雪峰则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的意义。他的结论是：“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式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以上两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50年代相继出版的文学史对丁玲也有论及，但并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水平。1955年，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分子，此后的丁玲研究也变成激烈的批判，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文革”开始后，丁玲从文坛消失了，丁玲研究也趋于停顿。

新时期以后，随着丁玲的平反，丁玲研究也逐渐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学术界首先从对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重评开始，重要的论文有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 〈莎菲女士的日记〉》[※注]，张永泉的《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注]，夏康达的《重评 〈我在霞村的时候〉》[※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注]，赵园的《也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蔡葵、臻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革命现实主义》[※注]，杨桂欣的《黑妮的申辩》[※注][※注]。这一系列文章就过去一段时间对丁玲的否定和污蔑进行了彻底的抗辩，重新肯定了丁玲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思想价值。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1984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首次丁玲创作研讨会为标志[※注]，丁玲研究从重评走向整体性的综合研究，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涵盖了小说、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创作道路、创作个性、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都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新的方法也被普遍使用。新时期以来，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创作道路的变化及评价和创作个性成为丁玲小说研究中讨论的最为热烈、成果也较多的三个论题。丁玲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注]，钱荫愉的《丁玲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注]，王友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注]，张炯、王淑秧的《从莎菲到杜晚香》[※注]，陆文采的《浅论“莎菲型女性”和“时代女性”的美学价值》[※注]，林唯民的《莎菲……美琳……贞贞……陆萍……黑妮——丁玲创作个性研究中的一个视角》[※注] 等论文都探讨了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注意到了这些女性形象性格上的变化，以及包含的女性意识。此外，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一些研究者注意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探讨女性意识的变化和作品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如王明丽的《丁玲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其作品的互文性》[※注]、徐仲佳的《革命时代自我定义权的丧失与女性主义写作的溃败》[※注]、王周生的《丁玲创作中女权思想的衰变》[※注] 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这一变化过程并进行总结是丁玲小说研究中突出的问题，出现了蔡传桂的《丁玲的创作道路》[※注]，林唯民、陈惠芬的《丁玲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创作》[※注]，邹午蓉的《浅论丁玲1942年以前的小说创作》[※注]，张辽民的《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注]，袁良骏的《论丁玲的小说》[※注] 等论文。除这些论文外，王中忱、尚侠的专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注] 对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作了综合论述。1987年，严家炎发表了《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注]，对丁玲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作了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一年后，王雪瑛在《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注] 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丁玲从《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丁玲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这部长篇小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根据王雪瑛的分析，丁玲创作道路的变化是一条走向失败的道路和轨迹。90年代，彭漱芬的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注] 梳理了丁玲小说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客观公允地考察了丁玲各个阶段小说的不同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作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而且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关于丁玲的创作个性，主要有钱荫愉的《丁玲小说的心理描写试析》[※注]、郭成的《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注]、张大雷的《论丁玲的创作个性》[※注] 等论文。钱荫愉认为，丁玲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心理描写手段，为自己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找到了最合适的样式。郭成认为，丁玲早期创作的艺术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严格遵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创作原则；第二，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该文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丁玲作为“心理小说派”作家的特点。张大雷分析了丁玲创作中的忧郁性及其历史性的变化。相对而言，对丁玲创作个性和艺术特征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钱锺书是现代文化、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长篇小说《围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围城》在国内鲜为人知，文学史上也不曾提起。尽管国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国外对钱锺书及其《围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钱锺书的小说研究逐渐增多，并且绝大部分围绕《围城》展开，涉及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等方面[※注]。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锺书研究丛书”，共九部专著，涉及了钱锺书的生平传记、学术思想、文学世界等方面，其中张明亮的《槐阴下的幻境——论 〈围城〉的叙事与虚构》和周锦的《〈围城〉 面面观》是两部研究《围城》的专著。关于《围城》的主题意蕴，代表性的论文有李频的《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 〈围城〉的主题思想》[※注]、温儒敏的《〈围城〉的三层意蕴》[※注]、解志熙的《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 〈围城〉的现代性》[※注]、程致中的《〈围城〉 主题新论》[※注]等。李频认为，作者的基本意向是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的“类”生活，“类”本质。温儒敏认为，小说有三层意蕴，第一层是社会描写层面，描写了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第二层是文化反省层面，作者对新儒林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第三层是哲理思想层面，小说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和孤独感。解志熙认为，《围城》的主题是批判了现代文明，揭露人生危机。程致中认为，《围城》的主题是多层面的，既写了爱情婚姻，又写了文化精神和人生社会，是“穿着恋爱的衣装，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围城》的主题具有多层面的特点。方鸿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研究者对这一人物也各抒己见。代表性的论文有呈凤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的写照——论〈围城〉 中的方鸿渐》[※注]、张大年的《方鸿渐性格新论》[※注]、解志熙的《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注]、胡尹强的《方鸿渐论》[※注]等。以上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方鸿渐形象的内涵和意义。对钱锺书艺术成就的探讨涉及艺术风格、结构、语言、讽刺艺术、修辞等，也兼及了他的短篇小说。金宏达的《钱钟书小说艺术初探》[※注]、何开四的《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 是两篇从总体上论述小说艺术特色的论文。其他如黄维梁的《酝藉者和浮慧者——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注]、郝利群的《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注]、郑淑慧的《从 〈围城〉 看钱钟书艺术创作的审美品格》[※注]、宋延平的《〈围城〉 结构三说》[※注]、胡范铸的《试论钱钟书 〈围城〉的语言特色》[※注]、苏涵的《〈围城〉 语言的艺术特色》[※注]12、杨继兴的《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注]、吴福辉的《现代病态社会的机智讽刺 〈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创性》[※注]、张环的《〈围城〉 讽刺艺术初探》[※注]、王卫平的《钱钟书对中国讽刺幽默文学的贡献》[※注]、田建民的《论钱钟书比喻的特点》[※注] 等论文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钱锺书小说的艺术成就。对《围城》的文学史地位，研究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大致有两种，一种以敏泽、郭志刚为代表，认为围城是与《阿Q正传》《子夜》处于相同历史地位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注]；一种以杨志今、徐启华、赵辛予、唐金海为代表，认为《围城》只是一部现代优秀的小说，属于现代文学有价值的部分[※注]。

9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升温的“钱锺书热”，研究界也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其中不乏“《围城》: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这样的酷评，一些研究者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围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注]。这些“另类声音”的出现说明，《围城》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孙犁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新时期之前的孙犁研究大多是对创作名篇的解读以及创作特征的论述，代表性的论文有黄秋耘的《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注]、方纪的《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注]、冯健男的《孙犁的艺术》（上、中、下）[※注]、冉淮舟的《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注]。以上这些论文围绕孙犁的主要作品展开论述，论及了孙犁创作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如擅长刻画妇女形象、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浓厚的抒情气息、优美的语言等。研究者对孙犁的创作大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孙犁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黄秋耘概括为“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冯健男概括为“清新、俊逸、婉约”，在评论文章中很少看到五六十年代政治化批评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时期的孙犁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80年代初期，周申明、邢怀鹏的《孙犁的艺术风格》[※注]和郭志刚的《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注] 两篇论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孙犁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孙犁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抒情风格、人物形象、美学特征、创作方法与创作个性等成为主要的视角和论题，表明孙犁研究走向了深化。孙犁小说的突出特点是抒情性，袁振声的《论孙犁小说的抒情艺术》[※注]、金梅的《孙犁小说状景抒情的独特性》[※注]、马伟业的《新牧歌文学的创造》[※注]、胡明珠的《孙犁小说的“诗美”》[※注]、郭志刚的《论孙犁的“诗意小说”》[※注]、李力的《试论孙犁短篇小说的散文风格》[※注]、曹书文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注]等一系列论文都探讨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特点，研究者提出了新牧歌、诗意小说、散文化等概念，这也说明对孙犁小说的抒情性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认识。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也是孙犁小说的一大特点。郭志刚的《富有时代色彩的儿女们——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一、之二》[※注]、李永生的《女性形象世界的艺术把握——孙犁“酵素小说”初探》[※注]、洪岷的《三境写人：再论孙犁塑造妇女形象的技巧》[※注] 等论文，从女性形象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角度探讨了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其他如王桂荣的《孙犁小说的女性母题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注]，梁东方的《父亲视角与宗教化态度——孙犁创作女性意象的原型分析之我见》[※注]，姜胜安、王兆胜的《女性意识与孙犁的文学创作》[※注] 则注意从社会、伦理、文化等多角度探讨孙犁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引发出对孙犁创作心理及思想价值的思考。

孙犁的小说体现了独特的美学追求，新时期以来研究者注意总结挖掘孙犁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乔以钢的《试论孙犁小说的意境》[※注]、李永生的《孙犁小说民族化探微》[※注]、金梅的《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注]、[※注]庆生的《论孙犁崇尚“平淡”的审美意识——兼论孙犁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10 等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孙犁小说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特征。关于创作方法，郭志刚和张学正都认为孙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孙犁的创作中浪漫主义倾向大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构成了他作品的基调[※注]。无论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批评范畴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揭示孙犁的创作个性。

90年代以来，张景超的《再释孙犁》[※注]和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注] 两篇论文，从作家主体意识的角度探讨了孙犁的创作个性及其复杂性，体现了孙犁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张景超提出了家园意识、童年意象、情爱意象三个作家的主体意识特征，并对孙犁心理世界的矛盾和焦虑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孙犁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杨联芬结合孙犁在现代文学史上创作和思想的变化，深入而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和革命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力地解释了孙犁创作个性化追求的心理根源和文化根源。除了以上的论题之外，孙犁研究还涉及语言特色、比较研究等。

萧红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她的价值和魅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一系列的文学史，都会提及萧红，但没有展开论述，只是把她和萧军、舒群、罗烽、端木蕻良、李辉英等“东北作家”并称，指出他们在抗战前反帝爱国主义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萧红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生死场》是她创作的高峰，后期走了“下坡路”。

真正的萧红研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80年代初曾经掀起了一股“萧红热”。萧红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一样，随着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变化，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综观新时期的萧红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重要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的研究等方面。萧红的代表性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象。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 〈生死场〉 再评价》[※注]、皇甫晓涛的《一语难尽—— 〈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注]和《怀旧，还是探新——萧红 〈呼兰河传〉 再议》[※注]、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注]、韩文敏的《〈呼兰河传〉我见》[※注]、高秀芹的《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注] 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的主题和文学价值。关于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研究者挖掘出了如乡土意识、家庭意识、童年母题、寂寞情绪、生命意识等许多富有意义的论题。但相比较而言，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探讨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是研究的焦点，重要的论文有陆文采的《浅谈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注]、铁峰的《萧红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注]、曾利君的《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 〈生死场〉 等著作的思考》[※注]、李海燕的《绝望中的女性呐喊与徘徊——萧红及其女性人物论》[※注]、徐妍的《萧红小说中的女儿性》[※注]、单元的《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注]等。对萧红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抒情性散文化成为普遍的认识。赵园的《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注]、阎志宏的《萧红和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注]、秦林芳的《论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注]、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问题的独特素质》[※注] 等论文提出了如“萧红体”“戏剧性”等新颖的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萧红小说的文体特征。萧红小说美学特征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姜志军的《论萧红的美学特征》[※注]、陈汉云的《论萧红创作的审美特征》[※注]、张秀琴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特征》[※注]、李福熙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注] 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萧红的小说是壮美和柔美的结合，并且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

师陀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致、文化品格和艺术体验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健吾、杨刚等人对《里门拾记》《果园城记》等作了印象感悟和社会历史式的批评。从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之前，师陀的创作尽管得到了大陆文学史家的重视，但囿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他的研究并未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注] 对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描述，但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政治评判压过了审美判断，对他并未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该著对师陀作品的总结性评价是，“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还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注]中，唐弢从思想意识和艺术刻画两个方面，用三四百字提及了师陀的《里门拾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则对师陀作了专章论述，重点评述了《父与子》《果园城记》《马兰》《结婚》等文本。夏志清的著作起到了开拓师陀研究视域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大陆研究者仅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师陀的偏颇，使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始重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之外的其他作品。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述中，师陀逐渐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986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注] 将师陀分专节论述，认为他是“多姿多彩的小说体式的探索者”。杨义对师陀在北平与上海两个不同文化时空中的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创作追求的动态变化作了评述。钱理群等人撰写的初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注] 只简单地提及了师陀，但在1998年出版的修订版[※注]中，作者用了较多的篇幅评述师陀作品中的中原文化意象、精神还乡结构、文体的模糊性特征等。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于2010年出版。该著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的小说”一章专辟一节，题为“师陀小说对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分解”。该节较为详细地论及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等，给师陀总体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师陀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建树丰硕的20年，仅就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而言，《里门拾记》《果园城记》《无望村的馆主》《马兰》《结婚》五部小说都允称中国现代小说的杰作以至于杰作，虽然它们所描写的不出现代中国乡土社会或都市社会的范围，但作者观照的思路和表现的方式却非同一般，因而就具有了迥异于人的独特意味。”[※注]

新时期以来很多论文讨论师陀的小说。刘增杰于1982年发表了《师陀小说漫评》[※注] 一文。该文分析了从《谷》到《果园城记》等乡土小说，揭示师陀小说创作思想上对黑暗的暴露和对劳动者精神美的发掘，分析师陀小说艺术包括景物描写、诗意抒情的风格、语言的运用及其浓郁的地方色彩等几方面。该文是中国大陆较早对师陀的小说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拉开了当代学界对师陀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序幕。杨义的《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注] 也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论文。与以往研究者侧重于研究师陀的乡土小说不同，杨义把乡土与都市小说以同样的分量纳入研究视野。解志熙的《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注] 将师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全部纳入研究视野，在中外文化资源的背景下，力图探寻其在小说史上的独到之处。该论文从“生活样式”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城乡社会生态，对比了师陀乡土小说呈现出的“反田园诗叙事”倾向和都市小说呈现出的“反摩登叙事”的倾向，还将师陀与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巴金进行了比较。诸如此类对师陀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还有很多。除了从总体来对师陀小说进行研究之外，有些学者着力于文本细读。钱理群的《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注] 就属此类的优秀之作。该文认为，《果园城记》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深层意蕴，传递了师陀的哲学情思。还有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师陀的小说，焦玉莲的论文《师陀三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分析》[※注] 就属此类。该文以《马兰》《结婚》《果园城记》三部小说为依托，分别从叙事者、叙述结构中心和叙述时空表现三个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刻分析。师陀是京派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杨义在《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一文中指出，师陀“看似京派”，“不是京派”，它们的关系是“衣装相近而神髓互异”。吴福辉认为，作家早期以“芦焚”笔名写的小说可列入京派的范畴，但40年代“趋向左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