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祖国和平统一和港澳台区域发展和建设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等专门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学术界关于“一国两制”史尚无一致的定义。我们认为，“一国两制”史的内涵应为“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其外延则涉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一国两制”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　学科发展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起，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就开始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历史。但是“一国两制”的正式提出，却是在8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在此后的30年里，香港、澳门陆续回归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发展趋势下，日益密切，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为国史研究提供了需求并开辟了研究空间，“一国两制”史研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重要内容和新兴的分支学科。

从“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沿革来看，该学科总体研究比较薄弱，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到90年代后期“九七”香港回归、“九九”澳门回归前的研究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香港问题始末》，[※注]《香港概论》，[※注]《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注]《香港政治体制研究》，[※注]《香港的政府与政治》，[※注]《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注]《澳门史纲要》，[※注]《澳门政治发展史》，[※注]《澳门的失落与回归》，[※注]《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注]《台湾历史纲要》，[※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注]《香港与一国两制》，[※注]《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注]《“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注]《“一国两制”与海峡两岸关系》[※注]等。

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研究高潮。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和中央政府政策调整以及台湾问题出现的新情况密切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港英政府政治制度论（1841—1985）》，[※注]《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统一与整合——新时期解决港澳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注]《透析台湾民进党》，[※注]《“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注]等。

专门研究“一国两制”史的机构并不多。200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其他已有的研究机构更多侧重于“一国两制”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香港的一些研究机构，彼此之间联系不多。这些研究机构大多依托高校，有的或为研究所内成立的研究中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澳门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理论刊物《一国两制研究》（季刊））等，呈现出研究对象分散性强、研究内容侧重经济现象、系统性研究较少的特点。另外，国务院相关部门的专门研究所（中心）承担的课题、调研工作多为配合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方针，除一些公开出版的刊物外，基本属于对内。国务院下属的专门机构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等机构主要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关课题研究、调研活动，为党和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出版《港澳经济年鉴》，内部刊物为《港澳专题调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刊物为《港澳研究》；国务院台办直属事业单位包括《两岸关系》杂志社。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前沿动态与研究热点

政党问题以及区际关系研究是“一国两制”史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关于政党问题，学者围绕香港政党问题讨论的比较多。朱世海著《香港政党研究》。[※注]他提出：为保证香港政党政治向良性方向发展，并促进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有效管治，香港需要组建“联合政府”以扩大政府构成的民意基础。[※注]朱松岭撰文指出，“进一步发挥澳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作用尤为重要，有非比寻常的价值”。[※注]朱显龙指出：澳台关系因为澳门被殖民统治、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内战及主体资格的改变、澳门主权回归中国而分为多个阶段。澳门回归后的澳台关系，既属于一个国家内的“两区”关系，但又因治权自立而呈“两境（治权境界）关系”。[※注]

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对象具有现实性强、操作性强、对理论要求高的特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化、分散性的特点。而历史学研究本身具有的时段性、积累性特点，因此，坚持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对焦”，汲取多学科的营养，进行“一国两制”史的综合研究，就成为今后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如：李晓惠著《困局与突破——香港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一书全面探讨解读当今香港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香港与内地及港台关系等各方面热点，是“一国两制”史研究从分散走向综合的有益探索。[※注]ALVIN Y.SO的文章《危机转换视角下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大陆的融合》也提出：以往的研究单纯集中在香港和大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整合，这种整合需要综合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推动。[※注]

（二）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一，“一国两制”史理论研究层面。

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尝试性从制度创新、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理论分析。黄易宇指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过程是与提出并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同步完成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中国实现全球化进程中作出的两个重要决策。[※注]杨华洋撰文提出：“一国两制”是我党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制定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它具有四个基本内涵。[※注]仇小敏指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文明思想。[※注]尤俊意认为：我国现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李鹏提出“一国两制”迄今为止依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毅撰文为“一国两制”理论提供了来自实践层面的思考。[※注]

第二，“一国两制”史的政治、法律研究层面。

关于台湾政治，朱云汉等著《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注]王为著《台湾地区政治研究》。[※注]林小芳著《当代台湾女性参政研究》。[※注]沈惠平指出，目前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有助于公民提升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的兴趣与能力，有助于消解台湾地区的社会分裂、族群对立等。[※注]林冈指出：2009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2010年初的两次“立委”补选以及年底的“五都”选举表明，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从2008年的低谷回升。[※注]此外，陈孔立著《走近两岸》一书，以回忆录形式记录了一位资深台湾研究专家曾经走过的对台交流、交往的道路。[※注]关于香港政治，刘兆佳著《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一书，由于作者曾经是特区政府的一分子，因此在书中聚焦特区新政权的建设。[※注]陈佐洱著《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以回忆录形式记录了作者出任中央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参与香港回归过渡期谈判的点滴历程。[※注]何亮亮著《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注]

关于法律研究，白晟著《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以法理学为视角》。[※注]尤韶华著《香港司法体制沿革》。[※注]骆伟建著《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注]朱力宇撰文指出：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注]此外，还有刘高龙、赵国强主编的《澳门法律新论》[※注]、陈志峰编《澳门非高等教育范畴常用法律法规汇编》、[※注]史彤彪、胡蓉的《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法律文化的融合》[※注]等。唐国才撰文辩证反思有关问题，特别是通过分析刚果（金）案释法这一最新案例的影响及启示，加深对基本法解释领域形势发展的认识，并就进一步完善释法工作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注]

第三，“一国两制”史的经济、社会研究层面。

关于CEPA，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对粤港澳更紧密合作进行了系列研究，自2010年10月起至2012年2月在《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上共刊发8篇学术报告。[※注]该系列报告从方方面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于港澳经济与社会，陈秀珍著《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研究》。[※注]刘祖云主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注]庄芮指出：香港应该是中国FTA战略的“动态试验区”，未来中国FTA战略应在放眼全球的同时，进一步整合港澳台，实现“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注]李德、黄颖提出：特区政府积极构建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结构深化的中国内地进行公共服务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注]袁持平等著《澳门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注]郭永中指出，“澳门应充分利用开发横琴的契机，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这步棋走好，创出一条具有澳门特色的多元化发展之路”。[※注]赵宇红指出：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区不光有降低碳排量的义务，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领导向低碳社会的转变，香港需要在政治上做出正确的事。[※注]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丁振辉提出：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服务贸易门类发展很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台湾服务贸易竞争力强于大陆。[※注]彭莉提出：基于海峡两岸目前的现状，歧视性规范的消解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或许是“两岸特色”在“陆资入台”问题上的一种体现。[※注]此外，《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编的《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卷31台湾油气区卷》，[※注]戴天元等著的《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注]以及杜继东著的《美国对台湾地区援助研究》（1950—1965）[※注]为深入研究台湾经济提供了有益的积累。

第四，“一国两制”史的文化、教育研究层面。

关于“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文化方面，马汇莹著《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注]冯雪松提出，未来的中国新闻学中，将以我们的新闻实践而添加一个新的科目：“一国两制”报道与实践。[※注]阎立峰指出：“一国两制”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要厘清、归纳出“一国两制”条件下信息跨地区采集传播活动所适用的一般原则和规范。[※注]关于台湾文化与宗教，林秀琴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走向，通过“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理念的架构，逐步将“在地”文化的“产业化”合法化和使之成文化建设的主轴，并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起和发展。[※注]王仲、张东保著《台湾文化与社会思潮》。[※注]黄妙婉著《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1953—2008》。[※注]关于教育方面，方骏、熊贤君主编《香港教育史》。[※注]潘慧斌编著《台湾地区教育体系与大学概览》。[※注]

（三）“一国两制”史研究的最新史料基础

近年来，国内外档案文献的公布与出版为“一国两制”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国外主要是英、美解密档案。英国的解密档案包括：亚当·马修公司出版的数据库：《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的文件（1949—1980）》（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1949—1980）、该公司的缩微品《亚洲经济史》（A-sian Economic History）、撒切尔夫人基金会[※注]公布的相关档案资料[※注]等。美国的解密档案包括：《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相关卷册等[※注]。

国内文献资料方面，主要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注]《台湾事务法律文件选编》、[※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上、中、下）》。[※注]此外，《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讲话》，[※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香港的文章[※注]等都是研究“一国两制”史的宝贵资料。

综合三年来“一国两制”史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其研究的主要特色为：第一，浓厚的纪念史学特色。如2012年是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在这“逢五逢十”的大年份，学界涌现出大量的研究力作；2012年又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年，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的反应。第二，具有敏锐的现实性。“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两岸四地的关系和中美台湾问题、中英香港问题以及中葡澳门问题等。它虽然不同于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但是研究对象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具体研究对象受现实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对现实问题具有导向作用，会对现实问题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就决定了“一国两制”史研究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第三，研究成果体现出多学科、多领域交汇的特点。由于研究对象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一国两制”史的研究既遵循一般史学研究的高度严谨，又要汲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

三　学科建设状况

（一）近三年来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1.饶戈平及其代表作。饶戈平现为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国际法、国际组织法、港澳基本法、涉台法律。著有《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通览》等。近三年来，饶戈平著有《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研究》、《国际条约在澳门的适用问题研究》，[※注]主编《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论丛（第一辑）》。

2.杨允中及其代表作。杨允中为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教授级研究员，《“一国两制”研究》主编，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长期跟进“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著有《“一国两制”与现代宪法学》、《澳门与澳门基本法》、《论“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模式》等。三年来，杨允中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宪政法律文献汇编》，[※注]并著有《我的“一国两制”观》[※注]。

3.黄嘉树及其代表作。黄嘉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当代中国政治。主要著作有：《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第三只眼看台湾（1945—1988）》、《两岸风云冷眼观》、《台湾政治与选举文化》等。

（二）当代中国研究所港澳台和“一国两制史”学科建设情况

1.学科基本情况

21世纪前后，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国史是否应包括港澳台史的问题。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将相关材料汇编成一期《国史研究情况反映》，报至中央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作了批示。随后，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讨论会，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同年9月26日，国台办又召集有关单位开会进行了研究。为了解决会议提出的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国史应如何反映1949年后港澳台的历史”。课题主持人是丁明。2004年课题组如期完成课题。最终成果由一个总报告和两个分报告构成。随后，当代中国研究所赋予外交史研究室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开展港澳台史的研究，原有外交史的任务不变。

2009年12月，当代所正式成立“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张星星副所长为中心主任，中心副主任丁明、罗燕明研究员，罗兼中心秘书长。中心工作具体由外交史与港澳台史研究室承担，该室全体人员为中心的兼职研究人员。其中，罗燕明研究员与孙翠萍助理研究员承担“一国两制”史研究的主要工作。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一国两制”史命名的研究中心，对推动“一国两制”史学科发展有率先垂范的作用。

“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组织多次活动。2009年12月20日，丁明、罗燕明参加中国广播电台华夏之声栏目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直播节目。2011年10月20—24日，罗燕明带队赴厦门调研。2012年3月26—31日，罗燕明带队赴深圳调研。2012年10月，罗燕明到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作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的管理》讲座，反应很好。

2.主要研究成果

罗燕明研究员主持了当代所重点课题《香港一国两制十年史（1997—2007）》；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如：《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注]、《国史编撰中的港澳台问题》、《国史研究的开创性尝试》[※注]、《“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的重大贡献》[※注]、《香港回归前的外交斗争》、《澳门回归——中葡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外交博弈》[※注]、《香港回归前的历史记忆》[※注]等。孙翠萍助理研究员发表《人大第二次释法与香港政改问题的发展》[※注]、《“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区的政治发展（1999—2009）》[※注]等文章（均被《人大复印资料台港澳研究》全文转载）。

四　学科发展前景

（一）发展方向

“一国两制”史学科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自身所具备史学特质与现实性指向，使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智库建设的亮点。党的十八大就“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要求“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些重要思想为推进“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方向。“一国两制”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范畴内的一个新兴学科，涉及国史中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一国两制”史研究将把现有对港澳研究和台湾研究整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史学科研究改变了“一国一制”的传统国史观，应体现国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二）发展规划

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当代所一向高度重视“一国两制”史学科的发展。为实现当代所“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国两制”史学科的人才队伍的建设一直是所、室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外交史与港澳台史研究室编制10人，在职人员8人，有2人专门从事“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工作。为了本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搞好“一国两制”史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培养年轻同志。

二是重视档案资料收集。当代所各门学科都注重史料的收集，“一国两制”史研究也不例外。“一国两制”史学科档案资料收集工作是我所档案资料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一国两制”史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是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一国两制”史学科自身具有历史学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与国家统一大业、与国家战略发展融为一体的特质。因此，“一国两制”史学科的发展既要有历史学的视野和广度，又要具有鲜明的现实责任意识。要发挥本学科所具备的优势，经世致用，起到为中央和国家在涉港澳台问题上建言献策的作用。

四是完成所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国史范围内研究“一国两制”史是当代所的重点工作之一。201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史》作为当代所的重点课题已经正式启动。按照我所的工作规划，2013—2014年度，我们将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史》的撰写工作。

（当代中国研究所　黄庆　孙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