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界十分关注音乐学术理论的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就有专门音乐理论的学术出版物出现。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部，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同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了音乐学系。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所独立建制，改为中国音乐研究所，后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音乐学的研究主要包括：西方音乐史、西方作曲技术理论、中国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等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界的学术代表人物杨荫浏、黄翔鹏等人为音乐学学科发展、学术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杨荫浏扎根民族和民间传统，学贯中西，重视田野调查的方法，提倡“有音乐的音乐史”、“从研究民间音乐中探索古代音乐的遗存问题”和“离开实践无法搞好理论”的学术理念。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其学术理念的综合体现。黄翔鹏倡导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挖掘出事物背后的文化属性，以及思想内含和意识形态。他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命题，“身入古墓，心在人间”、“神游往古，心追方来”的治学思想，“宏观的史、论研究与微观的艺术分析相结合”，打破门户之见，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乐律学等熔一炉，系统化的综合研究的学术思想，在今天看来都有其进步意义与指导意义。

（一）音乐学方法论的探讨

关于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探讨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欧洲传入的民族音乐学与我们长期从事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在方法论及研究理念上有诸多不同。这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有黄翔鹏、苗晶、樊祖荫、冯光钰、刘正维、董维松、栾桂娟、伍国栋、高厚永、沈洽、杜亚雄等。此后随着学者的研究深入，王耀华、韩钟恩、萧梅等学者从自己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沈洽在1986年《中国音乐学》上发表的文章《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上，提出把民族音乐学各种研究方法归纳为“音乐描写法、整体研究法和宏观比较法”。冯光钰在1988年《音乐研究》上的文章《集成编辑学的方法论及知识结构——对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一些看法》一文，将集成编辑分为采录学、记谱学、分类学、释文学、图录学等五项内容。王耀华于1991年12月出版的《三弦艺术论》（共三卷），是运用比较分析研究方法进行中日传统音乐比较研究的著作。杜亚雄在1994年《中国音乐》上的刊文《采风和采风者的品德》一文强调，采风过程中树立“文化相对论”的价值观，“实事求是”的记录，不要对民间的音乐资料擅加改动。栾桂娟在1988年《中国音乐学》上的刊文《关于曲艺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指出，综合研究方法、逆向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方法交叉等我国曲艺音乐研究的方法。

关于音乐史学界方法论的探讨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1989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主办的“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若干问题：“新方法”与“旧方法”的关系、传统音乐考据方法问题、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并未过时等等。研究成果主要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罗传开的《中国、日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平行现象》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运用文化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音乐评论研究法（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以及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如戴鹏海的《丁善德的音乐创作——回忆与分析》）；“逆向考察”[※注]研究法（如赵维平的《历史上的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等。

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对于各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行很多尝试。如汪申申在1991年《中国音乐年鉴》上做了如下归纳：彭志敏于1990年刊登在《中国音乐学》上的文章，《论音乐进程中“第一完全数”现象》运用了数理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响》刊登的陈世森《集合程控理论及技法》和李诗原的《乐音运动过程中的速度和能量》等文章，可以看出学界已经尝试着各种研究方法为音乐学的研究服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对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等方法广泛认同。此外，多学科交叉、互补的研究，以及辩证的研究方法也在学界的研究中大量使用。

（二）学术研究成果

学术研究成果将主要介绍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点带面了解整个音乐学科学术科研的发展历程。

1.民族音乐学

20世纪40年代初吕骥发表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对民间音乐研究的目的、原则、方法、范围，以及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梳理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提出继承遗产、发扬传统的口号，在各省相继成立“音乐工作组”和“戏曲工作组”专门负责本省传统音乐的采集和整理。在这次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河北民歌选》、《湖北民歌选集》、《湖南民间歌曲集》、《东北民间歌曲选》、《江苏民间歌曲选》、《浙江民间歌曲集》、《安徽民间音乐》、《江西民间歌曲选集》、《山东民间歌曲选集》等等。这些资料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今天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与此同时，专业研究单位对民间音乐的采录工作也全面展开，其中有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杨荫浏、曹安和、简其华等人自1950年开始对河北定县子位村笙管音乐、阿炳的二胡、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等做了详细的实地调研和资料整理工作。其中，调研过程中康熙三十三年“北京智化寺京乐谱”为非常珍贵的手抄本传谱。1950年8月杨荫浏和曹安和携带钢丝录音机南下无锡，对在当地非常有名的民间艺人华彦钧（阿炳）进行采录，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昭君出塞》、《大浪淘沙》、《龙船》这六首作品成为阿炳精湛艺术的见证，更是其艺术造诣的千古绝唱。1952年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杨荫浏等人汇编的《阿炳曲集》来纪念这位艺术大师。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部”成立，1952年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室”成立，为民族音乐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开端。这期间的学术成果有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单弦牌子曲分析》（于会泳）、《戏曲音乐研究》（夏野）、《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赵宋光）等等。

1953年由杨荫浏领导的“民族音乐研究部”成员到山西河曲地区进行民间歌曲的采录工作和1956年对湖南民间音乐的普查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大范围的实地考察还包括对新疆十二木卡姆、苗族民歌和芦笙、西藏堆谢与囊玛、西安鼓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苏南吹打、福建南音等等。1958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还组织了“全国少数民族的调查”。方暨申对侗族音乐文化“侗族大歌”和“拦路歌”的调查和研究，是当时深入田野实地考察的学术典范。

在这一时期，中央领导人也十分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继承、改革与发展。1948年11月“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成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1951年4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梅兰芳任院长，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此后，各地陆续成立了戏曲研究机构以及纷纷建立了戏曲学校。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来自全国各地23个剧种、37个剧团、92台剧目参加演出，如京剧《将相和》、评剧《秦香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的“双百方针”，即文艺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指导思想明确指出了，艺术要按照其本质规律发展，自由竞争、自由争鸣。同年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历时24天的“全国音乐周”。音乐周集中了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创作、表演等音乐建设的成果和进步。1957年6月，文化部、中国音协在北京联合组织了“戏曲音乐工作座谈会”，针对当时“保守与粗暴”进行研讨。程砚秋在会上提出“守成法，要不拘泥于成法；脱成法，又要不背弃成法”以及阳友鹤提出“唱腔应该把基础奠牢，然后再行创造”的论点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

这时期重要的专著：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52）、《苏南吹打》（1956）；常苏民《山西梆子音乐》（1954）；缪天瑞《律学》（1955）；刘吉典《京剧音乐介绍》（1960）；王基笑《河南梆子音乐》（1956）等；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1956）；杨荫浏等《单弦牌子曲音乐》（1956）；贵州音乐家协会《侗族大歌》（1958）；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河曲民歌采访专集》（1956）、《存见古琴曲谱辑览》（1958）、《苗族民歌》（1960）、《苗族芦笙》（1960）、《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1960）、《湖南民间音乐采访报告》（1960）等。

重要的论文有，吕骥《河北民歌选——序》（1951）；张锐《学习民间音乐日记》（1956）；晓星《河曲的“山曲”与生活》（1956）；路行《试论传统小调歌曲》（1960）；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1958）；程云《试论戏曲的牌子音乐与板子音乐》（1954）；武俊达《从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1958）；王震亚《京剧“贵妃醉酒”音乐的分析》（1955）；查阜西《漫谈古琴》（1954）；杨荫浏《对古琴曲“阳关三叠”的初步研究》（1955）；吕骥《论七弦琴遗产》（1960）；常任侠《汉唐时期西域琵琶的输入与发展》（1955）；郭乃安《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1960）；杨荫浏《孔庙丁祭音乐的初步研究》（1958）；贺绿汀《民族音乐问题》（1956）、《中国音阶及民族调式问题》（1956）等。

翻译出版了部分国外著作。1962年由钱稻孙翻译的林谦三著的《东亚乐器考》由音乐出版社出版。1964年由廖乃雄翻译的柯达依的《匈牙利民间音乐研究》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1979年由国家拨巨资，文化部及中国音协牵头，准备编辑出版《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基于当时认识到我国民间音乐文化绝大部分的传承特点为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去艺亡，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和收集整理，就有失传的危险。中国音乐家协会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集成》分民歌、曲艺、戏曲、器乐四大部分，按照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出4卷，全部出齐预计120卷，各卷编配有图片、图标、索引等介绍当地自然环境、人文背景、民间习俗、历史文化等等。随着2009年《中国民间歌曲·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的付梓印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浙江卷》的出版，耗时30年，倾注几代音乐工作者心血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4部集成志书全部编辑完成。

除此之外，新疆对《十二木卡姆》的挖掘与整理；广西的“广西国际民歌节”；福建的“南音艺术节”；河北屈家营“音乐会”等都是学术挖掘与研究的代表。

1980年由高厚永等学者发起，南京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一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命名问题，以及对于Ethnomusicology的音译问题，学界有过几个回合的学术争论。当时的各种提议有以下几种：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人类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音乐学、人类学的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中国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学等。

翻译出版物有1980年王瑞琴翻译的萨米·哈菲兹的《阿拉伯音乐史》；1982年郎樱翻译的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同年，汤亚汀翻译的恩克蒂亚的《非洲音乐》；1983年由袁华清翻译，艾琳·索森的《美国黑人音乐史》；同年，由吴佩华、顾连理翻译，斯洛尼姆斯基的《拉丁美洲音乐》；1985年，金经言翻译的罗伯特·亨特的《十九世纪东方音乐文化》；1999年，山口修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2000年，王耀华、陈新凤翻译，德丸吉彦的《民族音乐学》等。

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还保存着一些珍贵的油印内部资料，如1985年由方克、孙玄龄翻译，埃利斯的《论各民族之音阶》；金经言翻译，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1986年由章珍芳翻译，罗马克斯的《歌唱测音体系》等等。

除了翻译类著作，译文集类的重要出版物有：1985年由董维松、沈洽编的《民族音乐学译文集》；1984年由罗传开、田瑛主编的《音乐与民族》（铅印本）；1992年由古宗智翻译的《EML理论·方法·应用》（内部资料）；198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词条《民族音乐学》等。

翻译的重要论文有1994年《中国音乐学》先后发表常静翻译，让·雅克·纳蒂埃的《作为符号学现象的音乐作品》；巩海蒂翻译，梅利亚姆的《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探讨》；1996年吴犇翻译，《查尔斯·西格及其有关音乐学学科建设理论》。1995年《中国音乐》发表的朱卓建编译，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若干界定、方向和问题》；1996年陈铭道翻译，马斯洛宾的《跨文化音乐问题》；常静翻译的《布勒伊洛尤及其〈民族音乐学问题〉》；2000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张伯瑜翻译的《认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

此时期，重要的专著：黄翔鹏的《溯源探流》（1993）、《传统是一条河》（1990）、《乐问》（2000）、《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1997），郭乃安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1998），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1982），冯光钰的《中国同宗民歌》（1998），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民族器乐概论》（高厚永，1981；李民雄，1997），刘东升等的《中国乐器图鉴》（1992），袁静芳的《民族器乐》（1987）、《乐种学》（1999）、《查阜西琴学文萃》（199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刘东升、龚一）编的《中国古琴珍萃》（1998），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1985）等。

评价性的论文有，《中国音乐学》上发表的《西方小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新概念》（1994）、《民族音乐学主位—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1995）、《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1999）。《黄钟》上发表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主义宣言〈音乐实践的描述与描述的实践〉》（1997）。

民族音乐志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1984年《中国音乐》发表沈洽的文章《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务之急——修纂民族音乐志之必要与价值》；1985年发表于《艺苑》的《民族音乐志的架构》。1986年出版了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7年出版了刘东升主编的《中国乐器图志》、1992年主编的《中国乐器图鉴》等。同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由何芸、乔建中、伍国栋组成的研究团队完成的《瑶族民歌》；1990年出版由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青共同完成的《广西少数民族乐器志》；1995年出版由张兴荣、李薇、沈洽共同完成的《云南乐器王国考察记》等等。

民族音乐文化区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上刊登的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5年苗津、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随后在1988年香港“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上，提交了《音地关系论》；在1997年《中国音乐学》上发表了《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等文章。1992年在《中国音乐学》上，赵宋光发表了《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描述》。这些研究成果都促成了人们对于音乐文化地理认知的不断提升。

音乐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杨匡民在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组织结构》；费师逊1994年在第八届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提交的《从珠江地域民歌的比较中看古族遗音》；冯光钰1998年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文章《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等等。

音乐学论文专集：《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1986）、《吕骥音乐文选》（1989）、《萧友梅音乐文选》（1990）、《沈知白音乐文选》（1994）、《王光祈音乐文选》（1992）、《钱仁康音乐文选》（1997）、《音乐研究文选》、《音乐学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三十年、四十年文选）、《音乐学文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三十五年、四十年文集）、王宁一和杨和平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志述——文献编》（共四卷）、向延生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略》（共四卷）、上海音乐出版社编《民族音乐学论文选》、曹本冶和乔建中等编《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鼓吹乐研究论文集》（音乐研究所，乔建中、薛艺兵编）、赵宋光和荣鸿增编《旋律学论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下集，曹本冶、乔建中、袁静芳）；大型辞书方面的代表有：《中国音乐词典》（1984）、《中国音乐词典续编》（199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委会，1989）、《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1998）等。自1987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编撰《中国音乐年鉴》。每卷篇幅一般在35万字到60万字之间。其基本框架分为综述与文献资料两大部分。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1982年杜亚雄发表于《中国音乐》的文章《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1986年伍国栋发表于《民族音乐》的文章《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与比较》；李石根1987年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的论文《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李昕1987年发表于《音乐研究》上的文章《北美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的共同音乐特征》；王耀华1989年发表于《艺术探索》的文章《日本冲绳音乐考察与中琉音乐文化之比较研究》、1998年刊登在《人民音乐》上的文章《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同年，周显宝发表在《黄钟》上的文章《试论古代中日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蓝雪霏1999年发表在《中国音乐》上的文章《畲族民歌与客家民歌的比较研究》等等。

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管建华于发表于1985年《音乐探索》上的文章《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之比较》，199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在中国解构之始——认识论哲学基础音乐学的解构》；刘承华于1997年《黄钟》上的文章《中西音乐形式的差异及其文化内含》等。

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1985年王耀华发表在《乐府新声》的文章《日本琉球（二四）谱溯源》；1989年罗传开发表在《交响》的文章《日本的音名与传统阶名》；1983年，陈自明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的文章《印度“拉格”初探》、1986年发表在《乐器》的《缅甸民族乐器考察》和1987年《音乐研究》的文章《爱斯基摩人的音乐》；1986年毛继增发表在《乐器》上的文章《柬埔寨民族乐器采访录》；1992年陈铭道发表在《中国音乐》上的文章《非洲音乐的节奏组织原则》等等。代表性著作有199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俞人豪、陈自明的《东方音乐文化》；1998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王耀华的《世界民族音乐概论》。

计算机网络系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周国栋、叶甘霖、周礼臣的《蒙古族民歌的音乐曲线和音差数据》（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央音乐学院王森、周海宏的《音结构层次与研究方法》（《中国音乐学》1988年）；童忠良的《律学教程》软件；中央音乐学院姜夔研制的视唱练耳教学电子辅助仪等。此外，还有一系列音乐数据库的建立。韩宝强的“民族乐器音色库”，方建军的“中国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BSCM V2.0）数据库软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系统”等。

乔建中曾在《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中，指出整个20世纪传统音乐经历了新旧（古今）文化、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冲撞、变革、吸收、融合。中国音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带来了音乐教育界创作、表演、学术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和学院化。

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专著类：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景蔚岗《中国传统笙管申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李玫《“中立音”音律现象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杨红《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年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方法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杨玉成《胡尔齐—科尔沁地方文化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吴凡《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李玫《中国传统律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等。

论文类（以2009年为例），《音乐艺术》第1期上刊登了多篇上海音乐学院“E—研究院”的论文、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萧梅《谁的声音——以田野工作的视角》、宋瑾《冲突与选择：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不同价值立场》、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薛艺兵《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韩锺恩《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王耀华《音乐传统层次论——以中、琉、日三弦演变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伍国栋《“乐种”研究四个逻辑层面的构思与设计》（《交响》第4期）、张振涛《追寻唢呐——晋北鼓吹乐的平叙与深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3期）、刘正维《论我国五声音阶的表现性》（《黄钟》第3期）、姚艺君、肖璇《音乐记忆——整理岷县80小时民间音乐录音带的思考》（《中国音乐》第1期）、刘嵘《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歌曲的风格特征》（《黄钟》第4期）、蒯卫华《昆曲曲牌曲腔关系研究》（《中国音乐学》第1期）等。

仪式音乐研究继续深入展开，相关成果有2003年由云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2007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华南卷）。2007年开始，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建立了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在文化的大背景下，以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为手段，以音乐本体研究为基石的音乐文化理论研究。

除此之外，学界深入探索研究生的教学建设，一系列研究生专业教材的出版发行。由王耀华组织的课题《“民族音乐学及其教育”硕士研究生主干专业课程教材建设》，2001年获得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系列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建设，在此指导思想下陆续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王子初著《中国音乐考古学》（2003）、方宝璋和郑俊晖著《中国音乐文献学》（2006）；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2004）；童忠良、谷杰、周耘、孙晓辉著《中国传统乐学》（2004）等。

2.音乐美学

20世纪50年代，音乐美学的研究是从“音乐形象”入手的，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1959年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文章《关于戏曲音乐刻画形象的几个美学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由茅原、郑桦、武俊达参与讨论，茅原执笔，就戏曲音乐中常见的“一曲多用”现象，在刻画音乐形象方面的美学原则进行探讨。此外，还有郭乃安于1955年发表在《人民音乐》的文章《冼星海作品中的音乐形象》、曹凯于1959年在《音乐研究》上发表的《也谈戏曲音乐刻画人物形象的问题》、1960年苏宁发表的《论戏曲音乐形象等问题》、赵宋光于1962年发表在《人民音乐》的文章《关于器乐塑造形象的几个问题》等等。20世纪60年代后，学界逐渐关注到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音乐的社会作用、标题音乐等美学问题。而且，在这一时期，苏联等国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如《试论音乐的形象性》对克列姆辽夫等人的美学观念加以梳理、吸收与集成。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研究，吉联抗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从1956年到1963年，先后发表《〈乐记〉译注》、《孔子、孟子、荀子论乐》、《墨子·非乐》、《〈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等丛书及相关研究短文。这一时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于1961年编辑了《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收录了自先秦至清代各时期的重要乐论文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音乐美学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1985年音乐美学界认识到音乐美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讨论会上，认为我国音乐美学研究已基本完成起步阶段，确立了音乐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今后的首要任务。2000年第六届全国音乐美学研讨会，围绕“关于中西音乐关系的美学思考”议题展开。1978年至2000年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就数量来说学术成果就高达两千余篇。主要研究视角涵盖了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国音乐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外音乐美学思想译介研究等方面。1983年田青发表了文章《浸在音乐中的灵魂——兼评青主的美学观》（《人民音乐》）；1985年焦杰发表在《中国音乐学》（创刊号）上的文章《歌剧美初探》是较早探讨歌剧美学的研究论文；1986年罗小平的文章《音乐表演再创造的美学原则》在《音乐研究》上发表。同年1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对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对象、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发表了关于这次讨论会上提交的16篇音乐美学论文。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注多在音乐美学学科的建构方面，王宁一、茅原、赵宋光、周海宏等学者纷纷发表论文。90年代后，音乐美学界出现了对音乐存在方式、音乐意义、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历史的讨论，以及对音乐美学在我国发展脉络的梳理。1993年王宁一发表在《乐府新声》的文章《失落·复苏·发展——新中国音乐美学四十年（1949—1989）》，记录了新中国音乐美学四十年发展的历程。1995年在《中国音乐学》上发表了蔡仲德的《青主音乐美学思想评述》。一系列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出版，为音乐美学的研究注入活力。1987年王宁一的硕士学位论文《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是声乐美学领域较为深入研究的学位论文；1988年费邓洪的硕士论文《含蓄与弦外之音——中国文人音乐审美特色探》重点探讨了古琴艺术的美学特征；1996年邢维凯的博士论文《西方音乐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1999年宋瑾的博士论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现象考察》；同年，周海宏的博士论文《音乐与其表现的世界——对音乐音响与其表现对象之间关系的心理学与美学研究》；2001年苗建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古琴美学与古琴命运的历史考察》；2003年韩钟恩的博士论文《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向存在的可能性研究》认为音乐是有意义的，但不仅仅在声音；音乐的意义在声音之中以及声音之后，并且通过意向显现；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就是意向存在。同年，黄汉华博士论文《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此外，还有2004年谢嘉幸博士论文《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的视域》等。

除了学术论文的研究，还有相关音乐美学著作的出版发行。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乐记〉论辩》一书；同年，张前出版了专著《音乐欣赏心理分析》（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著作）；蔡仲德完成了《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工作，以及随后出版的《〈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1995）；叶纯之、蒋一民合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音乐美学导论》；张前、王次炤合著的《音乐美学基础》；1991年蒋一民著的《音乐美学》出版；199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师范音乐教育的《音乐美学》，由王次炤主编；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星群著的《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是对中西音乐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1997年杨易禾出版了关于音乐表演美学的论著《音乐表演美学》；1998年茅原的《未完成音乐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曾田力的著作《冲击视觉的音波——影视剧音乐美学探索》出版；1999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修海林、罗小平著的《音乐美学通论》；同年，何乾三的教学手稿《何乾三音乐美学文稿》发行；2000年于润洋出版了《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同年，由王宁一、杨和平主编，现代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志述》发行；2001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张前主编的《音乐美学教程》发行。2002年居其宏的《歌剧美学论纲》出版。同年，杨易禾出版了《音乐表演艺术的理论与应用》；刘承华出版了《古琴艺术论》、《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2004年范晓峰出版了《声乐美学导论》专著。

翻译出版的著作有1978年杨业治翻译，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1980年于润洋翻译，索菲亚·丽莎的《论音乐的特殊性》；1981年茅于润翻译，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1984年姚锦新、蓝玉崧翻译的恩斯特·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1985年由杨洸翻译的罗曼·茵伽尔登的《音乐本体问题》；1996年张前翻译，渡边濩的《论音乐的美》；2005年由缪天瑞、冯长春翻译的，德国音乐学家H.里曼的《音乐美学要义》等。

3.音乐社会学

音乐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阶段，虽然人们没有音乐社会学的学科概念，但已经有了对音乐和社会关系的思考，如《光明日报》1982年叶林的文章《我们需要健康向上的轻音乐》，以及《畸形社会的“畸形儿”：评港台流行歌曲的歌词》等文章。改革开放的春风为音乐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流行音乐，在这股音乐风的冲击下，为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准备了条件。

首先，中国学者对国外音乐社会学的相关文章、著作翻译学习。1985年杨洸翻译了苏联音乐社会学家A.索哈尔著的《音乐社会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这时起，也着手在《音乐学术情报通讯》上刊登国外音乐社会学的译文近80篇。此外，1986年曾遂今翻译了索霍尔著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结构和方法》，金经言1994年翻译的《阿多诺的音乐听众类型》、《外国音乐社会学历史发展概述》，以及1997年翻译德国克奈夫的《音乐社会学的现状问题》等等。

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音乐社会学》一书。全书收录音乐社会学词条六条、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四篇、国外音乐社会学文献要目和西方主要音乐社会学家人名表。1992年，出版了孟祥林、刘丽华的译著《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奥地利库尔特·布劳考普夫著）。2002年金经言翻译的德国学者贝塞勒、克奈夫等著的《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一书。

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首先是曾遂今从1987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1987年发表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论》、《时代·现实·社会责任：当代音乐听众抽样考察报告》、《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音乐听众分类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发表的《中国当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音乐流行考析》等。

1989年在“国际流行音乐学术研讨会”上，曾遂今提交了论文《中国现代大众歌曲的音乐社会学研究纲要》。此篇论文于1991年被译为法文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杨晓勋的《中国流行音乐传播预测的理论与实践》（1990）；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1993）；李业道的《先秦社会学——〈乐记〉》（1995）；赵沨的《中国音乐何处去：“亚太民族音乐学会汉城研讨会”上的发言》（1995）；居其宏的《严肃音乐与金钱魔方：当前严肃音乐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95）；曾遂今1996年连续发表的《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要》、《社会音乐生产本质结构引论》、《音乐传播新探》等。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接触音乐的途径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除了传统的媒体之外，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200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遂今提交的论文《世纪之交：音乐社会学对象观念回顾与学术展望》，提出了新世纪的新问题：音乐的网络传播；音乐网络时代中的人；网络传播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走向；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等音乐学其他学科的渗透；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深化和分化；“地球村”的音乐资源保护等等。

学术著作中，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曾遂今的著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研究音乐在社会中的发展状态及规律的著作。2003年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曾遂今著作《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出版发行。两部著作反映了研究者对于音乐社会学整个学术架构的把握。

此外，在音乐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著作如：1983年张前出版的专著《音乐欣赏心理分析》具有开拓性意义。1988年普凯元编著《音乐心理学基础》，属于音乐心理学的普及性著作。1989年罗小平、黄虹合著的《音乐心理学》等等。进入21世纪，音乐心理学方面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是施咏著《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该书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理念的基础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作相对全面的探讨，构建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音乐审美心理学。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必须要提到的是黄翔鹏在曾侯乙墓编钟的测音和铭文研究中，提出“钟律”；结合自己在古琴律制上的认识，进而提出“琴律即钟律”、“复合律制”、“同均三宫”等理论。2008年召开了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相关的研究成果在2009年度的《黄钟》第2期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