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年至1978年革命时代的大众艺术创作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花齐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涌现出了大量音乐创作的优秀人才，如贺绿汀、马思聪，音乐创作的作品集中体现在歌曲、歌剧、管弦乐、室内乐、民族器乐等不同音乐门类中。这一时期，在音乐创作上呈现出很强的主人翁气息，积极奋进的人们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放声歌唱。革命群众歌曲在社会音乐生活中占有主导位置。标题性成为器乐曲创作普遍追求的美学原则。在作曲技法上初步尝试借鉴欧洲古典派、浪漫派和民族乐派创作技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民间音乐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技法。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如声乐作品《歌唱祖国》（王莘词曲）、《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范禹词，麦丁编曲）、《敖包相会》（海默词，通福编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词，刘炽曲）、《我们多么幸福》（金帆词，郑律成曲）等。除了以上作品外，还有一些合唱作品也很有艺术价值。如李焕之根据陕北民歌《东方红》改编的同名混声合唱；王方亮改编的陕北民歌合唱《三十里铺》、《兰花花》、《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麦丁编曲，范禹作词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王洛宾译配，蔡余文、杨嘉仁编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成为20世纪50年代民歌合唱创作繁荣的亮点。

1952年中央乐团正式成立、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组建起来、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组建、1956年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上海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组建。这些乐队、乐团的成立为器乐创作，提供了演奏的广阔舞台。这一时期的器乐创作也是硕果累累，管弦乐小品《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貔貅舞曲》（王义平）、《马车》（葛炎）影响最大，最能代表当时管弦乐创作的专业水准。除此之外，李焕之根据陕北地区民间音乐为基础完成的《春节组曲》，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直到今天还是舞台上的常演作品。室内乐创作上出现了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1950）和《第二新疆舞曲》（1955）、汪立三的《兰花花》（1953）等。中国乐器创作作品有曾加庆《山村变了样》、黄海怀《赛马》、冯子存《喜相逢》、任同祥《百鸟朝凤》。

在舞蹈创作方面，1951年中央举办了“红五月舞蹈大会演”，1953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民间舞蹈会演”。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有1956年首演的傣族女子群舞《孔雀舞》、彝族舞蹈《快乐的啰唆》等。舞剧的题材以革命战争为主，舞剧《罗盛教》的影响最大。1957年《人民音乐》的8月号发表“音乐界要更深入地展开反右派斗争”的编辑部文章，音乐界“反右运动”开始。受到工农业领域“大跃进”思想的影响，音乐界的“大跃进”集中表现在追求作品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如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合唱曲《祖国颂》；舞剧《鱼美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罗忠镕创作的交响曲《浣溪沙》等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音乐界也创作出了大量音乐作品，甚至在1960—1962年间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有优秀作品出现。如李劫夫作词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希贤作曲、光未然作词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革命群众歌曲；罗忠镕《第二交响曲——在烈火中永生》、马思聪《第二交响曲》等大型器乐曲；《紫竹调》（新影乐团民族乐队编曲）、《花好月圆》（黄贻钧曲，彭修文编曲）、《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等中小型器乐曲。在声乐作品创作方面，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焦萍词、朱践耳曲）、《我为祖国献石油》（秦咏诚曲，薛柱国词）、《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等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生茂曲，李鉴尧词）、《打靶归来》（王永泉曲，牛宝源、王永泉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改词编曲）等抒情歌曲；艺术歌曲有丁善德的《蓝色的雾》、瞿希贤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的《忆秦娥·娄山关》等；合唱曲创作有朱践耳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等。在歌剧创作上1953年1月，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集体创作、马可等作曲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北京正式公演，反响热烈，受到观众的好评。其中，小芹的唱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被人们喜爱并传唱，也成为不少歌唱家音乐会的保留曲目。1954年10月，歌剧新版《刘胡兰》也在北京首演，其中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此期间歌剧创作的指导思想突出中国歌剧的民族性，充分挖掘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点，集中运用戏曲、民歌的创作手法和素材来创作中国歌剧。1959年秋由湖北省歌剧团创作，杨会召、朱本和、梅少山等编剧，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在湖北首演获得成功。剧中韩英与秋菊的独唱和二重唱《洪湖水，浪打浪》、韩英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小红的《手拿碟儿敲起来》等歌曲脍炙人口。以上优秀中国歌剧的创作都反映出，旋律写作与创新对于中国歌剧创新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有1955年首演的歌剧《草原之歌》、1957年首演的《红霞》、1960年首演的《刘三姐》等都获得了较好反响。1962年启动创作、1964年首演的歌剧《江姐》，根据其故事发生的地点，音调来源于四川民歌、清音、川剧高腔、苏州评弹、浙江婺剧等民间音乐，色彩丰富而和谐统一。歌剧中的《绣红旗》、《红梅赞》等优秀歌曲直到今天依旧被人们喜爱。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政治气氛、艺术指导思想越来越往“左”的方向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在题材上以“革命化”的题材为主，古典题材大量减少；艺术性歌曲近乎绝迹，歌曲体裁短小精悍，内容通俗易懂，符合“群众化”要求。部分“颂歌”类的音乐作品突出的特点是“假大空”。这一时期也不乏出现优秀作品，如1965年由萧华作词，晨耕、生茂等作曲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除此之外，戏曲音乐艺术在这段时期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创作题材上看，传统古典题材和神话、民间传说题材少了，而选择了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题材。

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此次大会汇集了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共上演了35台剧目。《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经典剧目。其他剧种的改革中，豫剧《朝阳沟》等剧目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在舞剧的创作上，由吴祖强、杜鸣心等作曲，中央芭蕾舞团创作，于1964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获成功。1965年在上海首演，由严金萱、陈本洪等作曲，上海舞蹈学校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也获得了成功和好评。其中的经典唱段《北风吹》、《大红枣儿甜又香》等一直传唱至今。

台湾作曲家史惟亮创作了中国古诗小品《人月圆》、《青玉案》、《江南梦》等声乐作品，以及室内乐《弦乐四重奏》等。许常惠于1956年创作了独唱与钢琴《歌曲四首》，包含《我是一滴清泉》（郭沫若作词）、《沪杭道上》（徐志摩作词）、《那一颗星在东方》（许常惠作词），以及为长笛、独唱与钢琴而作的《八月二十日夜与翠雏共赏庭桂》（陈小翠作词）等。1955年台湾地区交响乐团上演，由郭芝苑创作的管弦乐曲《台湾土风交响变奏曲》，以及他于1956年创作的室内乐作品《台湾古乐幻想曲》。此后，郭芝苑还推出了管弦乐《迎神》、《台湾旋律二乐章》等。

香港作曲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有林声翕创作的艺术歌曲《轮回》、《期待》、《弄影》、《暗淡的云天》、《秋夜》。黄友棣创作的艺术歌曲《黑雾》、《原野上》、《远景》、《流云之歌》等。林乐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东方之珠》、小提琴独奏曲《板桥道情》等。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创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部样板戏”有着时代政治的烙印，同时记录下作曲家们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环境下发挥音乐才智创作出了一批较有特点的剧目。其中，包括五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两部“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一部“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有其创作的原版和母版，但江青等人将其进行“人物形象”、“思想内容”、“人物音乐主题”等多角度的篡改，目的是使得八部样板戏脱离自己的母体，成为江青等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样板戏统治时期的音乐创作整体平庸，个别作品较为出彩。如，京剧《龙江颂》和《杜鹃山》。其中，《杜鹃山》的主要作曲者于会泳的创作展现出其扎实的艺术创作功底和独特的艺术审美。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创作突出表现为两方面的类型：一类是颂扬毛泽东主席的歌曲，如“颂歌”和“语录歌”；另一类是与“革命造反运动”相联系的音乐作品，如“造反歌”和“牛鬼歌”。“颂歌”的代表作品，如《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等，“语录歌”的代表作品，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等。“颂歌”又被称为“忠字歌”，经常再配上“忠字舞”，表明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但很多作品表现的内容过于空洞，充斥着很多的标语和口号，“语录歌”是这个时期的特定音乐产物。当时盛行的“语录歌”热，掀起了群众创作的热潮，没有专业作曲技法、技巧的歌曲大量涌现出来。“造反歌”和“牛鬼歌”的代表，如《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这一类歌曲，大多歌词内容低劣，充斥着歇斯底里的情绪，没有任何音乐的美感可言。此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涌现出了一些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多是采取较为熟悉的旋律曲调进行填词而成。“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出现了一些革命抒情歌曲，使得音乐有了向本体的有限回归。如郑南作词，刘长安作曲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王汝俊等作词，傅庚辰作曲的电影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等。儿童歌曲的创作也渐渐复苏，这个时期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傅庚辰作曲的电影歌曲《红星歌》等作品，深受听众喜爱。“文化大革命”后期，歌曲创作再次被拖向“四人帮”反动派的政治深渊，歌曲内容和旋律绝大多数都是缺少音乐意义的。

这一时期器乐曲的创作，以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艺术成就较为突出。全曲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第二乐章，黄河颂；第三乐章，黄河愤；第四乐章，保卫黄河。1970年由作曲之一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首演，大获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大量“样板戏”的改编器乐曲出现。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音乐素材改编的器乐曲，如钢琴曲《浏阳河》、《夕阳箫鼓》、《百鸟朝凤》、《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作曲家陈钢创作的小提琴曲《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等作品，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喜爱的作品。吴祖强改编的《二泉映月》弦乐合奏曲也是经典的曲目之一。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也较为出众。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口笛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柳琴曲《春到沂河》、民族乐队作品《丰收锣鼓》等。

台湾作曲家史惟亮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独唱清唱剧《琵琶行》，歌词源自白居易的《琵琶行》。许常惠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三部清唱剧：《祖国颂之一：光复》、《兵车行》、《国父颂》，以及于1974年创作的交响曲《白沙湾》。马水龙创作了声乐作品《月下独酌》、《夜思》，并于1972年开始创作了钢琴曲《台湾组曲》、《雨港素描》和《小提琴回旋曲》，以及于1977年推出的新作交响诗《孔雀东南飞》等作品。李泰祥于1975年创作的管弦乐作品《现象》，1976年创作的录音带音乐《雨、禅、西门町》等。

香港音乐家林乐培于1971年创作的钢琴曲《春江花月夜》，1976年创作的长笛与大提琴《突破》等。

（二）1978年至1996年改革时代音乐创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许多被错划成右派的音乐家陆续得到昭雪。音乐界涌现出一批反映人民快乐心情的作品，如歌曲《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曲）等。随着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离世，还有些缅怀他们的歌曲，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付林词，王锡仁曲）、《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词，施光南曲）等等。

1978年9月中国音协在武昌举办了“声乐创作座谈会”；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音乐创作座谈会”；同年3月在成都举行了“器乐创作座谈会”；1980年4月、5月间，在北京召开了“音乐创作座谈会”等等。一系列座谈会，旨在解放思想，从创作题材、体裁形式、思想内容、创作技巧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对话，为此后的音乐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79年国庆30周年，各地创作的歌剧纷纷汇集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献礼演出，如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等作曲）、武汉歌剧院创作演出的《启明星》（李井然作曲）等等。在舞剧音乐创作上，甘肃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丝路花雨》（韩中才、呼延、焦凯作曲）是社会影响较大的剧目。

1980年年底，文化部和音协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共评出《祝酒歌》等31首作品。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抒情歌曲为主，展现出创作领域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在希望的田野上》（陈晓光词，施光南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盛行传唱在大街小巷，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1981年5月举办了“全国第二届音乐作品评奖——交响音乐专项”，在近百部作品中，有35部作品获奖。其中《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敦南作曲）、《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朱践耳作曲）、交响音画《云岭写生》（李忠勇作曲）、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王西麟作曲）等六部作品获最高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西方现代主义作曲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在几大音乐院校异军突起了一批玩“新潮音乐”的年轻学生。他们创作的作品有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谭盾，1982）、《小提琴协奏曲》（许舒亚，1982）、《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郭文景，1983）、交响组曲《山与土风》（瞿小松，1983）等。除此之外，以传统作曲技法为主进行创作的音乐家们创作的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杜鸣心，1982）、交响音画《黔岭素描》（朱践耳，1982）、《太行山印象》（王西麟，1982）等。“新潮音乐”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逐渐反思了“回归传统”的必要。因此，在1985年之后，《道极》（谭盾，1985）、混合室内乐《Mong Dong》（瞿小松）、《达勃河随想曲》（何训田，1983）等作品都反映了这一思想。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与西方作曲技法的结合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朱践耳创作的《第一交响曲》（1986）、《第二交响曲》（1987）、《第三交响曲》（1988）、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等。此外，《戏韵——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谭盾，1987）、《蜀道难——为李白诗谱曲》（郭文景，1987）等作品都是当时较为优秀的代表作。此外，罗忠镕、杜鸣心、郭祖荣、王西麟、陈刚、金湘、金复载、陆在易、奚其明、汪立三、钟信民、高为杰、饶余燕等音乐家也是当代较为出色的作曲家，为“新潮音乐”的创作添加了更多瑰丽的色彩。

流行音乐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也迅速传播、发展开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偷渡期”阶段，港台“偷渡”来的盒式录音带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流行音乐的开端。如台湾歌星邓丽君的众多歌曲，《何日君再来》、《甜蜜蜜》、《又见炊烟》等。尽管在当时传入的流行音乐中，有些内容的格调并不高，但在当时人们听惯了革命歌曲、民族歌曲，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音乐作品单一的时代后，流行音乐以其甜美的音调、舒缓的旋律为人们带来了别样感受。随后，大陆词曲家也模仿并创作了一批流行歌曲，如《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太阳岛上》（秀田、邢籁、王立平词，王立平曲）、《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诚曲）、《大海一样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等。这些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初，《歌曲》杂志在全国听众中公开发起“我最喜爱的歌”评选活动中，名居15首群众最喜爱歌曲的行列。除了这些舒缓轻柔的乐曲之外，随后创作的《信天游》、《黄土高坡》等西北风情的歌曲；《世界需要热心肠》、《篱笆墙的影子》、《我热恋的故乡》等东北风情的歌曲也受到人们的喜爱。

崔健的摇滚乐刮起了新中国第一股“摇滚风”，作品内容有较强的反主流意识。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品有《绿叶对根的情意》（谷建芬作曲、王健作词）、《让世界充满爱》（郭峰作曲、陈哲等作词）等。

这个时期，民族器乐的创作方面，有瞿小松管乐协奏曲《神曲》、谭盾《琵琶协奏曲》、何训田《天籁》、李滨扬管子协奏曲《山神》等。此外，还有一些“新民乐”的代表作品，如：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金湘组曲《塔克拉玛干掠影》、李焕之的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朱昌耀的二胡协奏曲《枫桥夜泊》等等。20世纪民族器乐的创作，在众多专业作曲家的参与下，专业水准较高。80年代创作的声乐作品有罗忠镕的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王西麟创作的《招魂》；施光南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词）、郑秋枫《我爱你，中国》（瞿琮词）、陆在易《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等作品。“雅俗共赏”的艺术歌曲创作还包括《我爱你，塞北的雪》（刘锡津曲，王德词）、《梅岭三章》（施万春曲，陈毅词）、《忆秦娥·娄山关》（陆祖龙曲，毛泽东词）、《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施光南曲，瞿琮词）、《那就是我》（谷建芬曲，陈晓光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施光南曲，陈晓光词）、《党啊，亲爱的妈妈》（马殿银、周右曲，龚爱书、佘致迪词）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歌剧创作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剧目向欧洲严肃大歌剧学习，创作中国的严肃歌剧；另一部分向欧美音乐剧学习，创作中国的音乐剧。严肃歌剧创作的作品有施光南的《伤逝》，萧白的《仰天长啸》，金湘的《原野》，刘振球的《从前有座山》等。音乐剧创作的代表作品有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的《风流年华》（商易作曲）、前线歌剧团创作的“轻歌剧”《芳草心》（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等。

1989—1992年中国音乐界的发展经过了短暂的回流期，音乐界的“反资”运动再次提出。流行乐坛也出现了讴歌“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如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流行歌曲《亚洲雄风》（张藜词，徐沛东曲）、《黑头发，飘起来》（剑兵词，孟庆云曲）等深入人心。此后，严肃音乐创作着重突出了对人类的哲理性思考。朱践耳创作了唢呐协奏曲《天乐》、《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刘湲创作的《交响狂想诗——为阿瓦山的记忆》、陈强斌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等。1989年，郭祖荣在北京举行了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推出了作品《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降D大调钢琴与乐队》；内蒙作曲家永儒布推出了作品《额尔古纳之歌》、《怀念》、《隔壁驼铃》等；河南作曲家周虹推出作品《传说·巫·神·祭·舞》、《龙门石窟印象》、《清明上河》等。1991年王西麟和马剑平举行了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王西麟音乐会演奏了四部作品：交响音诗二首之一《动》、《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读屈原〈招魂〉〈天问〉有感》、《为钢琴和23件弦乐器而作的音乐》和《第三交响曲》。在这一时期的中小型器乐曲作品创作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罗忠镕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丁善德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王建中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和赵晓生运用“太极作曲系统”创作的《唐诗乐境》等。在大型声乐作品中，有交响合唱《黄河·太阳》（乔羽、陈晓光、王凯传、任志萍、任卫新词，石夫曲）是影响较大的一部。歌剧《从前有座山》（张林枝编剧，刘振球作曲）、音乐剧有哈尔滨歌剧院创作的《山野里的游戏》和山东省歌舞剧院创作的交响舞剧《无字碑》（杨立青、陆培作曲）等等。

20世纪90年代后的流行音乐创作出现了《弯弯的月亮》（李海鹰作曲）、《嫂子颂》（张千一曲）、《涛声依旧》（陈小奇曲）、《青藏高原》（张千一作曲）、《喊月》（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等。

1992年在沈阳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舞蹈作品比赛”，获奖作品有：吴少雄、林荣元作曲的《丝海箫音》（福建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万里、黄田作曲《阿诗玛》（云南省歌舞团创作演出）；崔新作曲《五姑娘》（江苏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郑冰作曲《极地回声》（辽宁省芭蕾舞团创作演出）；王竹林、桑杰、玛希作曲《森吉德玛》。

1993年至1994年，谭盾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除了演奏《道极》之外，推出了新作《乐队剧场Ⅰ》、《乐队剧场Ⅱ》和《死与火——与保罗·克利的对话》。谭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手法，给人以不一样的清新感受。1994年朱践耳推出4部交响作品《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和《小交响曲》。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推出了杨立青的交响诗《和平的代价》，朱良镇作曲的小提琴与乐队《辛德勒之歌》等。

作曲家鲍元恺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5年，推出三篇“中国风”系列作品。第一篇《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第二篇交响组曲《京都风华》，第三篇交响组曲《台乡音画》。

民族器乐创作上，有高为杰“梦系列”的《别梦》（为笛子与交响乐队）、《玄梦》（为低音二胡与交响乐队）、《远梦》（为打击乐与交响乐队）；杨青《残照》（为二胡与交响乐队）、《霜满天》（为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王宁《二胡与乐队的二重奏》；赵季平创作的管子与民族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为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而作》；贾达群的民间吹打与大鼓独奏《序鼓》；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秋韵》；金湘的琵琶协奏曲《瑟》等等。这一时期的中小型乐队作品、室内乐及民族器乐作品的代表有朱践耳为笛、古筝、二胡、低音二胡与打击乐而作的五重奏《和》；高为杰的古筝独奏《帆》、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民族室内乐《韵Ⅱ》；陈其钢《三笑》；郭文景《晚春》；潘皇龙《儒释道》等。这些作品代表了这一创作领域的较高水平。大型声乐作品的创作则首推陆在易的音乐抒情诗《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为混声合唱队与交响乐队而作》。此外，徐景新的交响合唱《血祭——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作》（于之词）于1995年在上海首演。20世纪90年代的歌剧创作，代表作品有《苍原》（辽宁歌剧院出品，徐占海、刘晖作曲）、《屈原》（总政歌剧团、武警歌舞团联合出品，施光南作曲，音乐整理史志有）等。

同一时期，台湾地区作曲家李泰祥在1978年创作了歌曲《橄榄树》（三毛作词），1984年创作的大型歌剧《张骞传》，1987年推出了其钢琴五重奏《三式——气、断、流》，1993年上演其创作的歌剧《碾玉观音》。马水龙于1981年创作的《梆笛协奏曲》，并于1989年创作的为箫及四把大提琴而作室内乐《意与象》。许常惠于1981年创作的钢琴与民族管弦乐协奏曲《百家春》，并于1988年创作了两部歌剧《白蛇传》和《国姓爷郑成功》。流行乐坛的罗大佑于1982年创作了《童年》，随后还有作品《恋曲1990》、《东方之珠》等。潘皇龙于1986年为人声与室内管弦乐团创作了《所以一到了晚上》。郭芝苑在1990年创作声乐歌曲《啊！父亲》等作品，以及钢琴与弦乐队《小协奏曲》、《三首交响练习曲——由湖北民谣而来》、管弦乐《交响曲A调——唐山过台湾》、交响组曲《天人师》等。

香港音乐创作方面，1978年之后屈文中推出艺术歌曲《西江月》、《春神》、《也许》（闻一多词）、《怅惘》（朱自清词）等等。林乐培于1978年出版的钢琴曲集《中国民谣钢琴小品40首》，1986年创作的古筝与钢琴《月儿高》，此后还有《钢琴即兴曲五首》（1989）和《钢琴前奏曲八首》（1991）等。

陈永华于1980年为长笛、双簧管、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而作的《五重奏》，1981年为长笛、小提琴、巴松、琵琶和打击乐而作的《圆周》，1986年为长笛、巴松、钢琴而作的《焦点》，1990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融合》，1996年为九件乐器而作的《相遇》等。陈能济于1983年创作的钢琴曲《赤壁怀古》等。

（三）1997年至2010年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音乐创作

1.交响音乐及相关作品

朱践耳在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创作《百年沧桑》并获得该项征曲比赛的唯一金奖后，又推出了《第九交响曲——为乐队与童声合唱》（1999）、《第十交响曲——为磁带和交响乐队》（1998）。

1997年音乐剧的创作呈现出较好势头，广东珠海市音乐剧团制作的《四毛英雄传》（刘振球作曲）；广西柳州歌舞剧团制作的《白莲》（杜鸣作曲）；河南大学武秀之歌剧音乐剧研究所制作的《中国蝴蝶》（周雪石作曲）；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制作的《未来组合》（李海鹰作曲）；总政歌剧团制作的《玉鸟兵站》（张卓娅、王祖皆、刘彤作曲）等。

进入21世纪，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遵循党中央提倡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同时关注到文艺创作的“三贴近”（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文艺作品评价标准上的“三结合”，即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原则等等。

谭盾在新世纪推出了用“有机音乐”观念写成的《地图》（2003年首演）、《纸乐》、《水乐》及歌剧《秦始皇》等作品。于丹曾在2008年《自然·人·音乐》的讲座上，赞叹谭盾的《纸乐》和《水乐》：“他的水大音希声……他的纸大象无形，记载着前世今生，触摸灵魂。”盛赞声的同时，作品也遭到了部分音乐家的质疑。

2005年4月，作曲家王西麟在北京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推出了《为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哀歌》（1986）、《小提琴协奏曲》（2000）、《第四交响曲》（1999），均获得业界较高评价。2006年12月，“王西麟音乐创作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首演了创作于2001年为22件弦乐器而作的《第五交响曲》。

2008年5月中国音协在北京举行“世纪交响——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全国25家交响乐团在武汉、香港等12座城市演出25场，曲目均是中国作品。同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中国交响乐之春”。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首届“金钟奖”评出了21部优秀的大型器乐及交响合唱作品。

优秀交响作品的代表有刘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王宁的《第三交响曲》、朱世瑞的管弦乐与人声《灵歌》等。

2.民族管弦乐及相关作品

民族管弦乐的代表作品有唐建平的《后土》和笛子协奏曲《飞歌》、周吉的《龟兹古韵》、郭文景的《日月山》、谭盾的《西北组曲》、赵季平的《和平颂》（为纪念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作）。

3.中小型器乐曲

室内乐的创作有朱践耳的《为琵琶与四重奏——玉》、高为杰的《韵Ⅱ》、金湘的《中国书法》、王西麟的《为打击乐而作——思》、叶小钢的《马九匹》、陈怡的《气》、瞿小松的《寂》、谢鹏的《玲珑》、常平的《弦风》等。

器乐独奏曲的作品有杜鸣心的钢琴曲《托卡塔》、王建中的钢琴曲《情景》、郭文景的无伴奏中提琴独奏曲《戏曲两折》等。

4.声乐作品

声乐作品的创作集中表现在艺术歌曲的创作、流行歌曲和合唱曲的创作。2001年作曲家陆在易选用诗人艾青的诗作，创作出同名歌曲《我爱这土地》，获得好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是这个时代优秀流行音乐的代表之一。合唱创作曲目有《草——词的微变奏》（白居易词，朱世瑞曲）、《贺郎歌》（陈春光词曲）、《工尺谱游戏》（黄汛舫曲）等等。

5.歌剧音乐剧

20世纪90年代“新潮”歌剧的创作有，《狂人日记》、《俄狄浦斯之死》、《命若琴弦》等等。新世纪上演的“新潮”歌剧有温德青的《赌命》，以及2007年在美国首演的郭文景的作品《诗人李白》等等。《诗人李白》整首作品未采用自由无调性、十二音序列等现代作曲技术，通过频繁转调和多调重叠等手法造成调的游移。

严肃歌剧创作的作品数量较多。代表作品有辽宁歌剧院推出的作品《沧海》（徐肇基作曲，2000年演出）；陕西省歌舞剧院推出的作品《司马迁》（张玉龙作曲，2002年演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推出的作品《羽娘》（马登弟等作曲，2002年演出）；昆明市歌舞团推出的作品《青铜魂》（2002年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推出的作品《杨贵妃》（金湘作曲，2004年首演）、《八女投江》（金湘作曲，2005年首演）等等。

民族歌剧有胡笑蓓编剧，刘振球作曲的《沥沥太阳雨》（2001年首演）；盛长滨等编剧，岳亚作曲的《风雨送春归》（2002年首演）；孟冰编剧，王晓岭、孟冰作词，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的《野火春风斗古城》（2005年首演）等。

6.音乐剧

新世纪后，音乐剧创作的代表作品有2000年首演于北京的音乐话剧《桃花谣》（孟冰编剧，印青作曲，贺东久作词）；2001年首演于北京的童话音乐剧《马兰花》（任德耀编剧，唐跃生等作词，邹野作曲）；2001年首演于上海的儿童音乐剧《雁鸣湖》（秦培春编剧，刘振球、朱青作曲，陶先露导演）；2002年首演于杭州的《黑眼睛，蓝眼睛》（沈正钧编剧，翁持更作曲，郭小男导演）；2002年演出于哈尔滨的《未来组合》（李婷编剧，李海鹰作曲，熊源伟导演，马东风编舞）；2002年演出的《快乐推销员》、《香格里拉》；2003年演出的《我心飞翔》、《日出》；2004年演出的《赤道雨》、《花木兰》；2005年演出的《五姑娘》；2006年演出的《六祖惠能》、《金沙》、《冰山上的来客》、《三峡石》等等。

7.舞剧音乐

进入新世纪，我国音乐界的舞剧音乐创作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代表作品有：张千一、张宏光等作曲的《大梦敦煌》、陈其钢作曲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吴旋作曲的《红梅赞》、赵季平作曲的《情天恨海圆明园》、吴少雄作曲的《惠安女人》、三宝作曲的《云南映像》、唐建平作曲的《精卫》、杨青和张大龙作曲的《白鹿原》等等。其中芭蕾舞剧音乐《精卫》，充分体现了舞剧音乐戏剧性思维创作的特点，共有“音色主题”、“精卫主题”、“爱情主题”和“海妖主题”贯穿整部作品。

2002—2006年，第一期由文化部、财政部等联合组织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实施。财政部拨款两亿元，以每年4000万元的财政力度支持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等艺术作品的创作。这项由政府出资，促进文化艺术生产创作的举措，催生了不少优秀剧目。如歌剧《苍原》（徐占海作曲）、舞剧《红梅赞》（吴旋作曲）、歌舞《八桂大歌》（杜鸣等作曲）、舞剧《大梦敦煌》（张千一、张宏光等作曲）等等。

自20世纪90年代始，出现政府委约的艺术作品。如迎接香港回归，朱践耳创作的交响诗《百年沧桑》、江苏省委宣传部为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而委约作曲家叶小钢创作的交响合唱《和平祭》等等。

台湾作曲家马水龙于2000年创作的钢琴与管弦乐《关渡随想》。香港音乐家陈永华于1999年为琵琶、双簧管、中提琴、大提琴而作的《地上的平安》，为竹笛、笙、扬琴而作的室内乐《释怀》，2000年为弦乐队而作的《远山》，为两把小提琴而作的《龙的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