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家争鸣”

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一时期，一批专业交响乐团、合唱团、歌舞剧院等团体成立，为音乐表演界、音乐创作界的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除此之外，在这个时期，我们加强和外国音乐界的交流，尤其是和苏联的音乐交流频繁。一批高水平的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起来，为今后中国音乐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焦点问题一：声乐艺术界的“土洋之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音乐界对于处理音乐中“中西关系”问题的第一次观念碰撞。这里的“洋”意指用美声唱法进行演唱，这种唱法集中活跃于大城市和专业音乐圈中。“土”意指地道用民歌、戏曲的发声技巧进行演唱，着中国唱法集中于农村、乡镇。两种唱法在舞台上的不同凸显出来，导致在《新音乐》第9卷第2期至《人民音乐》第1卷第4期发起“唱法问题讨论”，在这次笔谈论战中，坚持“土唱法”的学者认为“洋唱法”若“口含橄榄”，听起来像“打摆子”；坚持“洋唱法”的学者认为“土唱法”不科学，容易破嗓子。随着认识问题的深入，两种唱法逐步被人们认知，两种唱法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正如居其宏曾评价这个争论问题，虽然发生在声乐艺术领域，而且触发媒介仅仅是所谓“唱法”问题，但其涉及的范围和性质，远远超过了表演艺术的界限，广及如何科学处理“中西关系”这样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且始终困扰中国音乐界的宏大命题，背后隐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具有长期普遍的意义。

焦点问题二：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之争论。20世纪50年代初，文艺批评之风盛行，音乐界也出现了在处理音乐与政治、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批评等方面的关系片面简单、带有偏见的批判。贺绿汀就这一现象撰文《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文章共分七个部分，主要论述了如下问题：政治与音乐的关系及提高音乐技术的重要性；中西音乐碰撞及交流的必要性；抒情歌曲并不等同于小资产阶级感情；音乐创作必须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新歌剧创作必须坚持“百花齐放”；音乐批评者应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而不是随意发表言论或制定条条框框来限制音乐的创作与发展。此文发表后，引来音乐界的强烈反响和争议，学术讨论逐渐上升到政治批判。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思想斗争。音协的吕骥撰文把贺绿汀同胡风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鼓吹“技术至上”、“脱离政治”的音乐。在一个多月的讨论后，中央领导陈毅直接介入，对吕骥、贺绿汀均进行了批评，强调音乐界应团结，多开展自我批评，而不是一味攻击他人。之后，周扬也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此后，1956年8月29日—9月1日，中国音协扩大理事会召开，这场论战得以平息。

焦点问题三：1957年至1966年音乐界争议的三个问题。1956年汪立三等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针对当时学界有人对冼星海的音乐创作贡献过于夸大的现象，联合发表文章《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从音乐创作本体的角度集中评价冼星海的音乐创作。

由钱仁康《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一文引发的“拔白旗”运动。钱仁康撰文客观评价了黄自的音乐创作是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为主要立场。随后，《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上发表多篇批判文章。1958年年底，《人民音乐》发表《在音乐理论战线上必须拔去白旗，插上红旗！》，揭示出这次论战的目的，讨论问题立场的归属是“白旗”还是“红旗”！

当代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音乐会的演奏曲目引发的五年笔战。马思聪先生在音乐会的曲目上主要为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曲目和西欧古典音乐家的音乐曲目，未安排新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反对者以此为由，讨论“如何对待音乐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人民音乐》评论大胆提出：“对人民需要的片面理解，以及忽视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规律，把艺术为政治服务作为狭隘理解，可能从另一方面给音乐表演艺术以不良影响。”1963年至1964年在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内容指导下，中国音协将“音乐遗产”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宽松的艺术氛围被政治批判的气氛所替代。

此外，音乐界在当时有关“德彪西的讨论”之后，彻底否定了借鉴外国音乐的必要性，将新中国的音乐建设封闭起来。当时音乐舞蹈界关于音乐创作“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思想，有利有弊。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创作出了符合这一指导思想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这一指导思想限制了创作空间，使得作品创作全面单一化。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音乐焦点问题

焦点一：批判“封、资、修”。一是除了歌颂毛主席的作品和革命样板戏之外的一切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都打上封建主义烙印；二是一切欧美古典音乐、浪漫音乐等全部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三是一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当代音乐作品全部打上“修正主义”的烙印。这三类音乐作品全部被否定。很多珍贵的曲谱资料、音像资料都毁于一旦。

焦点二：关于“无标题音乐的讨论”。197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黄晓和起草的一份有关两名友好国家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报告中，指出“作品大多没有标题和明确的内容，只表现某种色彩和情绪的变化”等语句。当时，周恩来等同志签阅了“同意”之后，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借此事件，故意歪曲这个报告本身的含义，扩大矛盾，目的是将政治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三）“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时期音乐焦点问题

焦点一：“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国音乐家协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回顾了自“五四”运动后到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客观评价具有争议的音乐界人物萧友梅、王光祈、赵元任、刘天华等。会上选举出新一届音协主席吕骥和副主席贺绿汀、李焕之、李凌等十人。

焦点二：音乐思想、审美观念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音乐观念更新热潮在中国乐坛上讨论得非常激烈。在此期间一系列的讨论文章纷纷发表出来，部分人鼓吹文化观念更新，反对革命传统和民族传统，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界取得的成绩。以李业道、吉联抗等为代表的音乐界人士对上述观点进行抨击。这一时期音乐美学领域，触及自律论美学、他律论美学、老庄道家美学等问题的大论战。此外，在关于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音乐美学讨论中，王宁一、费邓洪、茅原、孙川等先后撰文参加讨论。

焦点三：“文化大革命”后的“回顾与反思”。1986年8月，由《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三家编辑部及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在辽宁举行，总结音乐界的发展历程，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自1987年开始，除了以上刊物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等刊物也开辟相关专栏回顾、反思“文化大革命”带给音乐界的经验和教训。

焦点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音乐学界的焦点问题集中于以下方面。石城子对“新潮音乐”的批判；围绕《关于讲政治》的论战；关于“防范心态”的讨论；关于王洛宾出卖民歌的讨论；关于《当代中国音乐》若干史实的论战；关于刘靖之著述的讨论；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辩；关于学风建设与学术规范的讨论等。

石城子对“新潮音乐”的批判，反映出了实用本本主义本质。这种思想反映出当时部分“实用本本主义”的人，用政治需求干预作曲家的主体创作。李正忠在《关于讲政治》论战中，发表的言论也正是“实用本本主义”的另一种代表。关于“防范心态”的讨论，焦点在于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动机和效果的估价，以及论点科学性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洛宾将其改编的10首民歌版权卖给台湾的凌峰，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讨论集中于对王洛宾采集、整理民歌的考证，在改编民歌过程中创作程度的认定，王洛宾是否有权出卖这些民歌的版权，以及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在关于《当代中国音乐》若干史实论战的问题上，讨论集中于：当代人如何认识和实践“秉笔直书”的中华史学传统；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记述当代音乐史；如何对待自己曾经亲身参与的历史失误等等。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1998年在台湾出版后，其中的部分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讨论集中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新音乐历史进程中的“中西关系”，以及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的成就与不足。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论辩过程中，焦点在于如何对待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命运；如何正确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价值相对论”；如何用此理论估价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在“中西关系”问题上的得失。在学风建设与学术规范的讨论中，问题主要集中于：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及其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倡导学术规范与反对学术腐败、纠正学界不正之风；学术规范的范畴、方法与形式。

（四）新世纪音乐焦点问题

焦点一：“谭卞之争”。主角分别是我国“新潮音乐”的代表人物谭盾和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早在1995年，卞祖善曾撰文批评谭盾的现代作曲技法的探索。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一次关于二人的现场访谈节目中，卞祖善的当面批评和谭盾的拂袖离去，使这场“谭卞之争”的讨论全面展开。在论战中，作曲家金湘把卞祖善称为“古典音乐的卫道士”，把谭盾称为“现代音乐的急先锋”，现代音乐是一旦从瓶子里放出来便不能再回去的“魔鬼”。“谭卞之争”实质是“延续于世界乐坛多年的两种音乐观之争在中国大地上的继续”[※注]。居其宏认为从这次论战可以看出，“新潮音乐”应当从艺术和学术两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对于专业批评应当客观看待。卞祖善不是笼统地反对现代派音乐，对于谭盾个别作品中的艺术价值，是可以提出批评和反批评的。卞祖善关于部分现代派作品是否是“皇帝新衣”的警告，应当引起国内乐坛的重视。谭盾等一批“新潮”作曲家勇于探索的精神应当肯定，允许走弯路。音乐创新与探索，如果离开了音乐艺术的美，如果已经到了对这种美进行整体颠覆的程度，把音乐的艺术音响混同于生活音响和自然音响，甚至发展到取消声音，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到了取消音乐的地步，如果不在发掘音乐美上殚精竭虑而是解构这种美上花样翻新等等，这样的“创新”还值得今天的中国音乐家无保留地加以肯定么？[※注]对于一部作品、一位音乐家，音乐界有来自不同的声音是音乐批评家的责任，也是这个多元文化时代应有的产物。

焦点二：“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争鸣。1988年，作曲家金湘曾提出“中华乐派”的主张。2003年，理论家赵宋光在《人民音乐》发表致金湘公开信，支持“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议。同年8月，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从哲学基础、美学特征、传统渊源、技术构成四个方面在《人民音乐》上论述“新世纪中华乐派”形成的条件。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召开“‘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座谈会。多数与会者同意这一主张，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会议提出“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一种思潮和态势，而非组织和机构。受此讨论的影响，表演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朝此方向发展的迹象，如尹兆旭在《人民音乐》2004年撰文《对“中华声乐学派”的期望与探讨》。作曲家储望华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一个时代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的出现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20世纪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吸收中国本土文化的音乐作品层出不穷。21世纪“百花争艳”的理想境界应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各有所创，大家心往多处想，劲往多处使，这便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局面”[※注]。2005年，居其宏认为“走出西方”的创作实践，作为金湘本人及其同道的创作信条亦无不可；但若将它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整体性主张，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注]“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处理好中西关系，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艺术作品必定是百花齐放。2006年夏，在“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期间，举行了“匠哲雅集”，赵宋光、金湘、谢嘉幸与居其宏等人对有关“中华乐派”的若干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深入交谈，分歧依旧存在。[※注]10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全国近百人参会。

焦点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自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成为新世纪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实，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音乐界对全国民间音乐的普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编撰、出版，我们在对自己传统的保护方面已经有意识的做了大量工作。新世纪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凸显出对传统的、濒临灭绝的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音乐学者秦序曾强调“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避免“保护性破坏”、“开发性破坏”。周吉撰文提出我们要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居其宏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记忆”部分，如劳动号子、宫廷音乐等具有某种历史、文化、认识价值的，要博物馆式的保存。对于“传统文化遗存”部分，如民间说唱音乐、民间器乐曲等，要保护它在当下自然传承，不受人为破坏，避免“非正常死亡”。对于“传统文化瑰宝”部分，如昆曲、古琴等，要有重点的精心采录、原样保存。不能让这部分瑰宝遭遇灭绝之灾。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方面，我们既不做“败家子”，也不当“守财奴”。

焦点四：学术腐败问题的反思。中国知网于1999年6月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始建，这个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最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最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快捷、便利的学术信息传递系统，使得“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的文章没有了藏身之地。发表论文、著作的数量及质量，成为当下很多高校评定职称的指挥棒，部分学者们的浮躁心理、急于求成的心理使得论文的腐败现象滋生出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内音乐类核心期刊中，有多篇理论批评类文章抨击和探讨了学术腐败问题，以及如何制止学术腐败现象的再生。中国知网推出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也被国内多所高校使用，为学位论文的规范提供了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