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中国书法，大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49年至1976年，主要特征表现为对明清、民国以来的中国书法史的内部延续。虽然这一时期的书法在技术和美学追求上较晚清民国时期略有变化，但在笔墨传承和对书法的认识上与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中国书法史是一脉相承的。此外，与书法相关的诸多事物都处于百废待兴与初步发展的阶段，如相关机构的建设、出版、教育、研究和交流等。第二个时期是自1977年至今。主要特征表现为对书法内含和外延极尽可能的探索。从现象来看，探索的结果把对书法的认知和创作引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对传统的忠实传承；把书法置于当代学术和艺术语境中的现代探索。这两个方向并非截然没有共同之处，比如对传统的深入思考、对人书关系的不断体察。它们的分歧在于，当代书法到底是传统人文精神的体现还是当代艺术精神的体现，以及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人们对书法的思考和辩论集中、活跃而热烈，并由此产生了大量风格、形态迥异的作品。其参与者之众，展示和传播方式之新颖、快捷，讨论之深广，在书法史上是任何其他一个时期都难以与之比拟的。与此同时，相关历史与理论研究、古代经典碑帖的整理出版、学科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1949年至1976年

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里，与书法相关的诸项事业都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和初步发展的阶段。

这首先表现在国家对古代书法资料的保护和管理上。1950年，政务院相继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包括文字遗迹、法书墨迹在内的古代文物予以保护。1960年国务院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次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公布了包括西安碑林在内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1950年至1965年间，全国陆续出土了大量仰韶文化彩陶刻画符号、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良渚文化陶器刻画符号、商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竹木简牍、秦诏版、汉代碑刻、魏晋墓志、砖瓦铭文等文字和书法遗迹等，这些出土资料为新中国对早期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也为人们对书法的取法提供了更广泛的参考。

传世法书也以各种方式回到有关机构并得以妥善保存。1948年，中共中央在河北石家庄成立的华北联合政府接管了中央直属机关、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保存的图书文物。这批文物以历代碑帖、明清书画为主。如祝允明《草书杜甫诗长卷》、傅山行草书作品等。1949年，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全国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都由人民政府接管。从1949年到1961年间，一批爱国人士捐出数以千计的珍贵法书碑帖。其中包括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以及西周青铜器《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195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府还从香港抢购回即将流失海外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相关文字遗迹、法书碑帖的出土、归藏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各种书法社团相继成立，书法教育以不同方式展开，有关著述逐步问世。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社团——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陈云诰为社长，成员包括溥雪斋、张伯驹、章士钊等人。自1956至1965十年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举办了一系列对新中国书法史意义重大的活动：主办新中国第一次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展览“北京时人书法展”（1956），陆续主办“明清法书展”（1957）、“首都书法篆刻展览会”（1962）、“现代书法展览”（1962）等重要展览；对社会展开书法普及教育。除了在社内进行师徒传授式的书法教育方式之外，中国书法研究社还与文化宫、青少年宫等群众文化机构和青少年活动机构联合起来成立书法学习班和各种形式的书法讲座，以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传授有关知识及技艺。为此他们还编写了一些普及读物，如《怎样学习书法》、《各种书体源流浅说》等。1964年，中国书法研究社首度与电视台合作开展书法教育，在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举办系列书法讲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尹默为主任委员。郭绍虞、潘伯鹰、谢稚柳等为专业委员会委员，首批会员87人。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含三个专业组：理论组、辅导组、篆刻组，分别侧重理论研究、辅导教学和篆刻指导。在此期间，陆续成立的还有呼和浩特市书法篆刻研究会（1957）、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1960）、苏州书法印章研究组（1960）、东湖印社（1961）、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1963）等。西泠印社也于1957年恢复活动。

这些社团组织以与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类似的方式展开了各种在当地以致全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法活动。1950年至1966年间，由他们及文化部、故宫博物院、各省市美协主办的重要书法展览达60多次。与书法教育相关推广和教育活动在全国以各种形式展开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除社会教育方式之外，还以学校教育的方式默默耕耘（参见本章第三节学科发展部分）。在有关专门机构陆续成立，展览和教育活动逐渐展开的同时，书法史及理论研究工作也初见成效。研究方向分别涉及古代书论、书史、碑帖、刻石、文字学及鉴定等。发生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这种学术精神的体现。这次辩论的余响一直贯彻到当代。

新中国成立初近30年的书法发展还与一个特殊的历史因素紧密相关，即书法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所获得的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邦交未能正常化，但民间和平人士迫切希望发展两国关系。中国政府因此展开“民间外交”政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仅1955年至1957年间，日本有293个团体访问新中国，中国有27个代表团访问日本。互访活动涉及工业、农业、商业、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妇女及宗教组织等各个行业。1957年，日本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并提出通过书法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观点。此举得到丰道春海、西川宁等日本书法界权威人士的赞同。他们以日本书道联盟为主要机构倡议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中日书法交流活动。中国有关部门迅速对此作出回应。同年11月，“第一回现代中国书法展览”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此后，“第二回现代中国书法展览”、“第三回现代中国书法展览”、“第四回现代中国书法展览”分别于1960年、1962年、196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作为回应，我国对外交流协会和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分别于1958年、1960年、1962年在北京三次组织“日本书法展览”。为了扩大交流范围，这三次展览结束在北京的展期之后，都转移到中国其他大中城市进行巡展。在日本地区展出的两国交流展还有“吴昌硕诞辰120周年纪念书画篆刻展”（1964）、“中日青年友好节书法展览”（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帖拓片展览”（1973）、“日中书法家作品展”（1974）、“现代中国书法篆刻展览”（1976）、“中日友好刻字展”（1976）。在中国地区展出的交流展有“丰道春海书法展”（1964）、“中日书法展览”（1973）。除交流展之外，自1957年到1976年间，日本书法家七次组织代表团出访中国，与中国各地书法家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一件令书法家们瞩目并倍感振奋的事情是，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以怀素《自叙帖》影印本为国礼相赠。

这些交流活动、相关事件无疑刺激了人们的书法热情和才能，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高级的展示机会，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它们直接为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书法热奠定了若干思想基础和参考体系。

活跃于这些对外交流展以及国内书坛的重要书法家有沈尹默、白蕉、潘伯鹰、胡小石、郑诵先、萧娴等人，他们或以流美的帖学风格取胜，或以雄厚朴拙的碑学风格名世。此外，一批画家、诗人、学者、政要也是当时各大书法展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郭沫若、田汉、谢无量、马一浮、章士钊、董必武等，他们的作品或者个性鲜明，或者气息典雅。

作为书法中的一个分支，篆刻艺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经历了一段稳步发展的时期。1956年，北京成立了中国金石研究社筹备会；1957年，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会成立；1961年，台湾成立海峤印社、湖北成立东湖印社；1962年，香港成立南天印社。同年，西泠印社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此外，同期成立的众多书法机构中都含有与篆刻相关的创作、研究及教授活动。这一时期的篆刻大家首推齐白石和王福广。此外代表人物有王个簃、诸乐三、钱瘦铁、来楚生、朱复戡、邓散木、方介堪、沙孟海、钱君匋等。他们秉承民国以来的篆刻历史，或学吴昌硕，或学黄牧甫、赵叔儒，或兼而取之，均各成一家。此时篆刻方面的著述并不多见，在数量、发行量和影响上无法与同期的书法著述相比。展示、交流活动也基本在小范围内进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文化大革命”前五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特殊时期。与其他各个文化部类一样，书法的发展也遭到了重创。马叙伦、沈尹默、白蕉、叶恭绰、吴湖帆、钱瘦铁、潘天寿等现代史上的重要书法、篆刻家被迫害致死，无数珍贵作品被损毁，国家成立之初建设起来的书法篆刻组织正在蓬勃发展之际被迫终止全部活动。如果说这一时期书法艺术还有公开存活的机会，那就是社会对大字报和标语口号的需求。这一需求给了书法以喘息之机，孕育了“新魏体”、“仿宋体”的形成。同期的篆刻也无不打上“革命”的烙印。有心人利用它们为自己的书法情结找到了避难所。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在“文化大革命”前那种振奋人心的景象。随着“文化大革命”走向结束，情况逐渐有所改变。

（二）1977至2009年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书法的发展经历了巨大变化。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成为热点的艺术领域之一，书法活动之频繁，参与人数之众多，涉及地区之广泛蔚为大观。1977年始，沈尹默、潘天寿等现代历史上重要的书画家被平反昭雪；启功、陆俨少、邓拓等在世的书画家被解放。1978年，北京书学研究会成立。次年，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恢复活动。就在同一年，山西省书法研究会、黑龙江书法篆刻研究会、吉林省书法研究会、辽宁省书法学会成立。此后仅一年，即1980年，陕西、安徽、广西、山东、河南、甘肃、宁夏、河北、江苏等地纷纷成立了自己的书法篆刻研究机构。这些刚刚成立的、恢复活动的书法机构响应群众的需要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系列书法活动，全国的书法运动呈燎燃之势。群众活动的兴起最终促使了全国性书法组织的诞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5年成立——这是一个标志，书法被当做一个专门的艺术领域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与美协、音协、舞协相比，这一时刻整整迟到了35年。新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在此后三十余年书法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2009年，共主办“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通称“国展”）9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通称“中青展”）8届。其他在中国书协、各省市书协及有关单位、企业的领导下组织的展览、比赛层出不穷，难以数计。

与此同时，书法专业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7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书法专业刊物——《书法》在上海创刊。此后10年间，北京、辽宁、黑龙江、山西、广东、浙江、河南、贵州等地纷纷创办了自己的书法期刊或报纸。今天所熟知的《书法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丛刊》（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报》（湖北省书协）等都是那一时期的硕果。这些报纸杂志不仅及时发布书法新闻，还积极组织展览、比赛、研讨会，以更加敏锐的触须深入到广大书法爱好者和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这一时期书法届的对外交流活动在频率和地域的跨度上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1981至1989年间，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日27次，日本书法家代表团访华92次。仅1986年、1987两年间互访活动近40次。1984年，中国书法家代表团首次出访新加坡，次年，“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在北京开幕。此后两国一直保持交流关系。1985年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国际书法展览”得到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响应。1986年，“中国书法展览”在瑞典展出，这是中国书法首次在欧洲举办的展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书协与韩国书艺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等正式建立往来关系。1990年，“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在新加坡成立。此后十几年间，它为国际书法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07年，由中国文化部批准，已经享有国际声誉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落户北京。从此，中国作为书法的故乡和发展大国名至实归。

电台、电视台、网络、各综合性大报和杂志给予了全部这些事件、现象以极大的关注。

所有这些因素的推进把中国书法的发展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热情持续高涨；书法教育走向系统、规范；学术研究初具规模；创作观念走向多元。群众热情既体现在他们对各大展览、比赛的积极参与，也体现在各类社会培训班的兴旺。80年代初期，一个书法学习班的广告就能招来成千上万的学员，参与者几乎包括社会所有阶层。90年代，书法热潮看似有所减退，但由权威部门组织的活动，参与人数一直有数万之多。如2000年第8届中青展，投稿人数达2万之众，2007年第9届全国展投稿者达3万余人，作品5万余件。

到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已形成从书法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完整教学体系（部分已增设博士后流动站）。其他设有书法硕士、博士点的学校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吉林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等。设有本、专科教育的院校达60余所。高校专业教育的发展使书法领域逐渐形成一支对书法有更多投入、理解更深的专业队伍。

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在这30年里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书法史研究一方面延续传统史学方法，在基本史实、文献方面做了大量考证、研究工作，一方面结合社会学、历史学和文献学方法把一些特殊书法现象或人物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构架中予以全面考察，从而更加生动、细腻地勾勒出有关历史的面貌。受西方美学、当代哲学以及一批早年曾留学欧美后来成为国内学术界权威学者（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等）思想的激励，人们不再满足于用一种经验式的语言来阐释中国书法，而倾向于利用各种可能的现代工具对书法进行深刻的剖析。如利用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分析方法、艺术史中的形式分析方法、艺术心理学分析方法等。最近30年的书法理论研究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为万人瞩目的当属人们在创作观念上的多元化以及作品面貌、风格的多样化。传统风格的书法显示出其稳固的地位和持久的魅力。这批书法家传承有绪，代表人物按年龄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于1900至1910年前后的书法家，如林散之、沙孟海、陶博吾、王蘧常、赵朴初、启功、魏启后等，对传统文化浸染极深，虽然未必把书法作为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但对书法深为眷恋，下力尤多，且对书法传统有全面而独到的把握；第二阶段，出生于1930至1950年代的书法家，如王冬龄、马世晓、孙伯翔、刘云泉、何应辉、王镛、沃兴华、石开等，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同时也深深受惠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美学热和书法热，其作品在对传统有出色领悟的基础上尽显开放的姿态；第三阶段，出生于1960至1970年代的青年书法家，如陈忠康、王义军、白砥、杨涛、张泓、李双阳等人，经受专业教育成长起来的书法家的优势尽显无余：对传统图式、技法的体察和把握精准、入微。这三批老、中、青书法家的作品面目不一，风格迥异，但都根植于传统，并创造出个性鲜明的风格。他们及其作品构成了20世纪书法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风格并行的是一条现代探索的道路。书法的现代探索与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有关著作的译介以及80年代的集体创新意识直接相关。1985年，“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1986年，“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开始接受现代风格的作品参展。此后，各种形式的现代风格书法展览推动了这一思路的书法创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王冬龄书法展》（1987）、《最初的四个系列——邱振中书法作品展》（1989）、《中国当代书法展》（1991）、《书法主义展》（1993）、《中国现代书法名家邀请展》（1995）等。此外，现代风格书法作品也开始参与当代艺术展览，如《世纪之门——1979—1999年的中国当代艺术》（2000，成都）、《生活在此时——29位中国当代艺术家》（2001，德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意派——中国抽象艺术30年》（2008，西班牙）等。现代风格的探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题材的开拓、构成方式的开拓、观念与行为作品。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学仲、古干、王冬龄、邱振中、徐冰、古文达、洛齐、白砥等。他们的作品揭示了书法作为一种当代艺术资源潜藏的无限可能性。

1977年以来，在“书法热”带动下，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篆刻由小范围的观赏与把玩变为一种公众场合的展览、交流；全国性篆刻活动发起并越来越频繁，国际性交流活动也渐次展开；风格各异的作品显示出篆刻艺术的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1983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篆刻征稿评比”。1986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篆刻艺术委员会。1988年，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的主持下，“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在南京开幕。此后，至2009年，中国书协共举办6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在1995年、1996年，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还举办了两届国际篆刻交流展。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代表均展示了自己的得力之作。2003年，由西泠印社主办的“国际印学社团精品博览”汇聚和展示了包括国内74个印学团体和日、韩、美、新等国34个海外印学团体在内的优秀之作。与此同时，由中国书协主办的第9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第8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都含有篆刻部分。此外，重要的展览还有“首届全国篆刻评展”（西泠印社，1987）、“第二届全国篆刻评展”（西泠印社，1991）、“篆刻艺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2006）、当代篆刻艺术大展（中国文联，2007）等。

当各地的书法专业期刊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的同时（它们基本都包括篆刻内容），部分篆刻的专业杂志也陆续问世。1979年，台湾创办《印林》；1993年，黑龙江书协创办《篆刻》；1994年，荣宝斋创办《中国篆刻》。不少民间社团也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如山东印社的《印坛》、南京印社的《印说》、澳门印社的《印缘》、昆山的《篆刻批评》等。各种网络媒体也纷纷建立，如中国篆刻网等。所有这些都为近三十年篆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此时的篆刻家除老一辈的王个簃、诸乐三、朱复戡、方介堪、沙孟海、钱君匋等健在之外，一批中青年篆刻家崭露头角，如韩天恒、王镛、石开、李刚田、刘一闻、祝遂之等，他们的作品或以对古玺的继承著称，或以开创的精神见长，充满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活力。有关篆刻著述逐渐丰富起来，对古代印论和篆刻史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