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建筑艺术创作

1.1949年至1952年的建筑艺术创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时间是新中国经济初期的恢复阶段，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一时期建筑创作的力度并不大，出现的创作作品也不是很多，主要以之前留学欧美等国学成归来的建筑师的作品为代表。这时期的建筑作品类型比较多样，但多数是以改善城市贫民居住条件、解决各行各业办公需求等为首要目的，其创作理念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当时国际上较先进的现代主义建筑创作理念，同时也符合国内“实用、经济、美观”的创作原则。

这一时期建筑创作的类型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医院建筑、学校建筑、军队和政府办公建筑等。

由于长期战乱，城市经济萧条，建筑破坏严重，解决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贫民阶层的居住问题就成为新政府成立之后的当务之急，因此政府决定在各个大中城市以较少的投资建设大量供居民居住的“工人新村”，这些住宅规划比较简单，多为简易住宅，一般为2—3层的建筑。在大城市，这种建筑的设计较为正规，据调查，当时全国五十个城市的这种新村住宅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6平方米，这一数字也成为后来中国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的参考值，这类住宅的单套面积通常在50平方米以下。在这类新村住宅中，上海曹杨新村（1951，汪定增等设计）、北京西郊百万庄住宅和天津中山门工人新村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包括济南、鞍山、沈阳等地的新村建筑，这一批建筑设计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师在没有过多外来影响，创作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对解决居住问题所作出的有益的尝试。

除了民居建筑之外，医院建筑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为了改善城市医疗条件，这一时期国家集中医院建筑，建设了一大批医院、门诊等医疗设施，如北京儿童医院（1952，华揽洪设计）、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1952—1955，冯纪中设计）、青岛纺织管理局医院（1952，上海华东设计院设计）等。

这一时期，为了对国内原有高校校舍进行修整，建设了一批高等院校建筑，如同济大学文远楼（1951—1953，黄毓麟、哈雄文等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生物楼（1953，夏世昌设计）、长沙湖南大学工程馆（1953，柳士英设计）、大连医学院教学楼（1950年代初，汪坦设计）等。

这一时期的军政办公建筑包括北京军委西郊军训部办公楼（1952—1953，陈登鳌、徐学文设计）、北京西郊总后军训部办公楼（1953，龚德顺设计）、中共长沙湖南省委大楼（1952，吴景祥设计）、兰州军区后勤办公楼（1950年代初）、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楼（1950年代初）等。

此外，旅馆建筑，如北京和平宾馆（1951—1953，杨廷宝设计）；商业建筑，如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1951，杨廷宝等设计）；礼堂建筑，如杭州人民大会堂（1951，杨葆亨设计）、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1951，旅大市土木建筑公诉设计科设计）、青岛纺织管理局俱乐部（1952，华东建筑工程公司设计）等；展览建筑，如广州文化公园展览建筑（1951，林克明、夏世昌等设计）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建筑创作的代表。

这些建筑，表现了现代建筑的功能的合理性和形式的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现代建筑的代表。

2.1953至1957年“一五”时期建筑艺术创作

1953—1957年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在“一边倒”和“向苏联学习”的政策导引下，建筑设计也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理论的影响。提倡建筑的民族形式，即以传统宫殿式建筑作为参照的中国民族建筑形式和将少数民族建筑风格传统或民间地域建筑形式引入建筑设计的形式。

前一种形式主要采用传统大屋顶构图，吸收须弥座、斗拱、飞檐、彩绘等传统建筑形式，显示出强烈的纪念性特征。如北京友谊宾馆（1953—1954，张镈设计），以“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为创作方针，建筑分为基座、墙身和屋脊，台阶、栏杆、歇山屋顶、山花等均采用了传统建筑形式并加以适当改造，具有民族特色，且气势充足，成为当时条件下运用一般材料探讨“民族形式”的典型作品。[※注]北京“四部一会”办公楼（1952—1955，张开济等设计）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该建筑建成于1955年，外形具有明显的民族形式，配楼上配有重檐歇山屋顶和攒尖屋顶，主楼则以更大的重檐歇山屋顶显出其体量，该建筑是建构反映民族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除此之外，这类反映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还有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1954，陈登鳌等设计）、重庆西南人民大礼堂（1951—1954，张嘉德设计）、长春地质宫（1954，王辅臣设计）、南京大学东南楼和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1953，杨廷宝设计）、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教学楼（1954，阳世镠设计）、广州广东科学会堂（1957—1958，林克明、谭荣兴等设计）、湖南大学图书馆及礼堂（1955，柳士英设计）、杭州上海总工会屏风山疗养院（1953—1955，林俊煌设计）、西安建委办公楼（1950年代初）、哈尔滨中共市委办公楼（1955，张驭寰设计）、济南山东剧院（1954，倪欣木设计）、北京体育馆（1953—1955，杨锡镠设计）、天津市人民体育馆（1956，虞福京、郭仲文、张家臣等设计）、重庆体育馆（1953—1954，徐尚志设计）、广东体育馆（1956—1957，林克明设计）等。

将少数民族或民间地域建筑形式引入建筑设计也是此时建筑设计的一种形式。如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1957，赵冬日、朱兆雪设计），采用伊斯兰建筑常用形式，外廊、柱头、檐头、栏杆等也都采用伊斯兰风格，探索民族建筑形式。其他还包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剧场（1956，刘禾田、周曾祚设计）、乌鲁木齐人民电影院（1955，新疆建设兵团设计处设计）、内蒙古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1955，郭蕴诚设计）等，另外，北京外贸部办公楼（1952—1954，徐中设计）、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陈植、汪定曾、张志模等设计）、上海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1957，王吉螽、李德华设计）、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1950—1954，陈嘉庚、刘建寅设计）以及南薰楼和集美学校等，是将民间地域建筑形式引入建筑设计的代表，而北京建筑工程部大楼（1955—1957，龚德顺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5—1957，林乐义设计）、全国政协礼堂（1953—1955，林乐义设计）、北京天文馆（1956—1957，张开济设计）、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医院（1954）、西安人民剧院（1954，吴文耀设计）、呼和浩特内蒙古博物馆（1957，郭蕴诚设计）、广州华侨大厦（1956，林克明设计）等则具有“新民族形式”的典型探新意义。

1950年代初期，中国还出现了一批模仿或照搬苏联斯大林时期建筑形式的建筑，作为中苏“兄弟”友谊的象征和向苏联学习的产物，这些建筑多由中国建筑师和苏联建筑师合作完成。如北京展览馆（1952—1954，戴念慈、安德烈夫等）、上海中苏友好大厦（1955，陈植、安德烈夫等）、北京广播大厦（1957，严华星设计）、乌鲁木齐新疆医学院教学楼（1954，苏方提供图纸）、哈尔滨防汛纪念碑（1957—1958，巴吉斯等设计）、哈尔滨黑龙江农学院（1952，巴吉斯设计）、哈尔滨工人文化宫（1956，李光耀、胡逸民设计）、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1953，斯维理道夫设计）等。

3.1958至1965年“大跃进”及其之后的建筑艺术创作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把国家经济引向灾难。此时的建筑设计创作也未能避免，出现了脱离实际、过分追求速度的局面。

这一时期初期的建筑创作反映了中国建筑师希望利用新的结构形式创造新的建筑，这时出现的“双革运动”（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建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时对于建筑结构的开发和设计主要集中在建筑的标准化与装配化；薄壳结构建筑；悬索结构建筑和构筑物的新结构。这些探索在世纪建设当中也有实例的体现。如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跨度30米的钢筋混凝土筒壳屋盖（1958—1960，黄忠恕、吴德基、梁鼎森等设计，1998年拆除）；上海同济大学学生饭厅的外跨54米的钢筋混凝土联方网架屋盖（1961，黄家骅设计）；北京工人体育馆直径94米的圆形双层悬索结构屋盖（1959—1961，熊明、孙秉源等设计）；新疆乌鲁木齐建筑机械金工车间的直径60米的椭圆旋转曲面薄壳屋盖（1960，解放军新疆建筑工程第一师设计院设计）；成都双流机场航站楼钢筋混凝土筒形薄壳屋盖（1960—1961，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和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设计）；杭州浙江省人民体育馆125.24×103.8米的鞍形预应力钢筋悬索结构屋盖（1965—1969，唐葆亨、沈济黄、宋德生等设计）以及北京民族饭店的预制装配结构、北京火车站双曲扁壳、全国农业展览馆各新结构陈列馆等。这些建筑成为此时中国建筑发展的有益探索。

这一时期建筑创作的一大贡献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大建筑”的创作。包括人民大会堂（1958—1959，赵冬日、张镈等设计）、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58—1959，张开济等设计）、北京火车站（1959，杨廷宝、陈登鳌等设计）、北京工人体育场（1958—1959，欧阳骖等设计）、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1958—1959，严星华等设计）、北京民族文化宫（1958—1959，张镈、孙培尧等设计）、北京民族饭店（1958—1959，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设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8—1959，欧阳骖、吴国桢设计）。

这十座建筑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它集中了当时全国的设计和施工精英，出现了最优秀的建筑创作高峰。表现出当时建筑设计和建造的最高水准。这批建筑形式多样，既有对传统风格的吸收，又有对新兴形式的探索，同时也暗合了国际潮流，进行中国建筑新结构的探索，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历史的一个亮点。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着多方面的探索，反映了建筑创作的不同方向的努力。如北京中国美术馆（1960—1962，戴念慈、蒋仲钧设计）、兰州甘肃省博物馆（1958—1959，于典章设计）、成都锦江饭店（1959—1961，徐尚志设计）、西安邮电大楼（1958—1960，洪青、杨明根设计）、广州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1958—1959，林克明、麦禹喜等设计）等。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建筑设计创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项建设基本陷于停顿，建筑设计同样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建筑表现出相当浓郁的政治色彩，这也成为此时建筑创作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许多建筑为达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斗争”的效果，而在建筑中大量出现以建筑表达政治内容的设计形式，表现在“展览馆”、“万岁馆”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化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四川成都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1969，西南建筑设计院设计）、广州广东展览馆、贵州贵阳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1968，贵州省建筑设计院设计）、湖南长沙展览馆和清水塘展览馆、南昌江西省展览馆、福州福建省展览馆、湖南长沙火车站、郑州“二七”纪念塔（1971，胡诗仙设计）、井冈山大桥（1970）以及北京毛主席纪念堂（1976—1977，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等设计）。

“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特定领域的建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相应的发展，此类建筑如体育建筑、外交建筑等。如北京首都体育馆（1966—1968，张德沛、熊明设计）、上海体育馆（1975，汪定增、魏敦山、洪碧荣等设计），沈阳辽宁体育馆（1973—1975，陈式桐、王罗、刘芳敏设计）、郑州河南省体育馆（1967，黄新范、李舜华、王国修设计）、北京饭店东楼（1974，张镈、成德兰设计）、北京16层装配式外交公寓（1971—1975）、北京国际俱乐部（1972，马国馨等设计）、北京友谊商店（1972，马国馨等设计）、伊朗驻华使馆、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瑞典驻华使馆、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南京丁山宾馆、杭州机场候机楼（1971，张细榜、黄琴坡等设计）等。

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建筑师试图通过建筑反映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特征，创作了广州矿泉客舍（1972—1974，莫泊治、陈伟廉、李慧仁设计）、广州少年宫（1966，佘畯南设计）、白云宾馆（1973—1975，林克明、莫泊治设计）、南宁广西民族博物馆（1978，高磊明等设计）、南宁体育馆（1966）、桂林芦笛岩接待室（1975，尚廓等设计）以及邮电部桂林休养所和桂林风景建筑等，对地域性建筑设计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在那个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建筑的新创作

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这次会议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大标志，中国建筑设计创作翻开新的一页。

1978年至1999年，是中国建筑艺术走向繁荣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9年自发的中国特色探索阶段和1989—1999年与国际接轨下的建筑创作高潮阶段。

1.1978至1989年自发探索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创作

改革开放之初对建筑创作的恢复首先在于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千篇一律的建筑面貌。这时引进的国外建筑师或建筑设计机构的作品开启了中国建筑发展的新的里程。这些最初引进的建筑设计包括北京香山饭店（1979—1982，贝聿铭设计）、北京建国饭店（1980—1982，陈宣远建筑师事务所）南京金陵饭店（1980—1983，香港巴玛丹拿公司设计）、北京长城饭店（1979—1983，培盖特国际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等。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古代建筑和文化的大肆破坏，使得改革开放后对于古代建筑形式有了更多的接受，也促使了这一时期在创新基础上的古典建筑的复兴。这类建筑如扬州鉴真纪念馆（1963—1973，梁思成方案，扬州市建筑设计室设计）、乐山大佛寺南楼宾馆（1980，沈庄、章光斗、黄学武等设计）、江油李白纪念馆（1982，张文聪设计）、西安青龙寺（1982，张锦秋、管楚清设计）、西安大雁塔风景区“三唐工程”（1984—1988，张锦秋等设计）、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1984—1991，张锦秋、王天星、安志峰等设计）、曲阜阙里宾馆（1982—1985，戴念慈、傅秀蓉、杨建祥等设计）、杭州饭店（1985，唐葆亨等设计）、云南大理州民族博物馆（1987，毛昆、周东华、徐志媛设计）、北京琉璃厂文化街（1985，张光凯、梁震宇等设计）、天津古文化街（1986，杨令仪等设计）、银川南关大清真寺（1981，姚复兴等设计）、武汉黄鹤阁楼重建（1978—1985，向欣然、郑锦明、袁培煌设计）、南京夫子庙建筑群（1986，潘谷西、叶菊华、王文卿设计）和北京图书馆新馆（1987，杨芸、翟宗璠、黄克武等设计）等。这些建筑设计成为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特色建筑创作的开端。在此基础上，本土建筑师进一步展开了在繁荣地域建筑方面的探索。

对地域性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福建、江浙、川陕、新疆以及北方地区。在福建的建筑创作如福建武夷山庄（1980—1983，齐康、赖聚奎等设计）、福州福建省图书馆（1989—1995，黄汉民、刘晓光、王小秋等设计）、福建长乐县下沙海滨度假村“海之梦”（1987—1988，齐康、张宏、郑昕等设计）、福州福建省画院（1990—1992，黄汉民、梁章旋、金华元等设计）、南平老年人活动中心（1985—1986，陈政恩、周以文、廖中平设计）等；在江浙地区的有杭州楼外楼（1979，严佩堃、沈之翰设计）、无锡太湖饭店（1984—1986，钟训正、孙钟阳、王文卿等设计）、绍兴饭店（陈静观、谢永锦、龚景超等设计）、上海西郊宾馆（魏志达、季康、方菊丽等设计）、上海陶行知纪念馆（1986，郭小苓、潘君达、黄玉昌等设计）、上海龙柏饭店（1980—1982，倪天增、张乾源、胡其昌等设计）、天台赤城山济公院（1988—1989，齐康、陈宗钦设计）等；川陕地区的仪陇朱德纪念馆（1982，杨星海、张文聪、孙嘉瑞等设计）、四川九寨沟宾馆（1985—1988，赵擎夏、刘小明等设计）、临潼华清宾馆（1978，洪青等）、景洪傣族柱式楼宾馆（1984，石孝测、赵体孝、张涓燕等设计）；新疆地区的吐鲁番宾馆招待所（1979—1980，刘胥等设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迎宾馆（1985，高庆林、吴建业、申国宾、杨祖跃等设计）、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1987，陈伯贞等设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会堂（孙国城、韩希琛、王小东等设计）、新疆人大常委会办公楼（1985，孙国城设计）、新疆科技馆（1985，孙国城设计）等；北方地区如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1988—1990，吴良镛等设计）、北京中国儿童剧场（1986，李道增、张华、袁镔、陈衍庆等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1985—1991，关肇邺、叶茂煦、郑金床等设计）、北戴河全国政协休养所（1978，王天锡、张光华、楼竟波设计）和北戴河中房集团培训中心（1990，布正伟、于立方、郦小松设计）等。

在对地域性建筑进行探索的同时，这一时期部分建筑师仍然立足于实际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创作实践。这类作品主要从小型建筑开始，注重现实国情，本地技术和适宜技术的基础上，重视建筑艺术语言的整体性。这些创作包括：天津塘沽火车站（1975—1978，胡德君、张文忠等设计）、桂林火车站（1977，柳州铁路局勘测设计所设计）、昆明汽车客运站（1979—1983，云南建筑设计院设计）、辽阳火车站（1978，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设计）、北京动物园爬行馆（1975，张郁华等设计）、天津水上公园动物园熊猫馆（1976，彭一刚设计）、自贡恐龙博物馆（1983—1986，高士策等设计）、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985，柴裴义等设计）、阙里宾馆室内设计（1985，戴念慈等设计）、甘肃敦煌航站楼（1983—1985，刘纯翰等设计）等。

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设计探索——宾馆设计、特区建筑设计等，如上海宾馆（1979—1983，汪定增、张皆正等设计）、广州白天鹅宾馆（1979—1983，佘畯南、莫泊治、蔡德道、谭卓枝等设计）、西藏拉萨宾馆（1985，陆宗明、赵复兴、曹兴儒等设计）、西安阿房宫宾馆（1986—1990，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公司设计）、北京国际饭店（1987，林乐义、蒋仲钧等设计）、北京长富宫中心（1989，魏大中、潘文丽、傅治楸等设计），以及深圳国际贸易大厦（1981—1985，黎卓键、陈松林设计）、深圳体育馆（1985，熊承新等设计）、深圳科学馆（1987，何镜堂、李绮霞等设计）等。

这些建筑创作是改革开放后建筑设计向着其基本原则的回归，它们的出现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建筑设计高潮的到来。

2.1989至1999年与国际接轨下的建筑创作

1989—199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与国际接轨变得越来越紧密，建筑设计也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建筑创作最主要的特点在于表现出对经典现代建筑的超越，具体反映在遵循现代建筑原则上的新的表现；建筑设计透露出环境意识；建筑中文化观念的重塑以及基于建筑本体的象征与隐喻性的展现。这一时期建筑创作覆盖面广，几乎涉及包括体育、交通、科教、展览、高层、工业以及住宅等在内的各个方面。

遵循现代建筑原则上的新表现的建筑创造，体育建筑如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1984—1990，马国馨等设计）、天津体育中心体育馆（1992—1994，王世淳，王宝田、刘景梁、张家臣等设计）、哈尔滨黑龙江速滑馆（1994—1995，梅季魁、王奎仁、孙晓鹤设计）、上海体育场（1997，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交通建筑如沈阳铁路北站（1990，徐方等设计）、武汉汉口新客站（1991，赵本刚等设计）、北京西客站（1996，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候机楼（1990，姚永瑞等设计）、珠海机场候机楼（1995，陶郅等设计）、烟台莱山机场候机楼（1988—1990，姚永瑞等设计）、重庆江北机场航站楼（1990，布正伟、杨海宇、黄海兰等设计）、济南机场候机楼（1989—1992，邵琦设计）、贵阳龙洞堡机场航站楼（1997，罗德启等设计）、宜昌三峡机场航站楼（1993—1996，杨秉德等设计）、拉萨贡嘎机场候机楼（1994，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设计）；科教建筑如同济大学逸夫楼（1993，吴庐生等设计）、上海图书馆（1996，张皆正、唐玉恩等设计）、华南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1992，何镜堂、杨适伟、许迪等设计）、天津大学科学图书馆（1988—1990，王乃弓、曹治政、张文忠、郭泉等设计）、重庆大学图书馆及学术中心（1992，王辉、关肇邺等设计）、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1990，沈国尧等设计）、天津科技馆（1993—1994，韩学迢等设计）；博览建筑如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展览中心新馆（1994—1995，孟昭礼、孙国城、蒋琰红等设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莫泊治、何镜堂、李绮霞、马威、胡坚伟设计）、北京炎黄艺术馆（1991，刘力、刘长江、赵志勇等设计）、上海博物馆（1995，邢同和、滕典设计）；高层建筑如广州广东国际大厦（1991，李树林、叶萌樵、颜本昭设计）、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1989，美国索波尔—罗思公司与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合作）、深圳地王大厦（1996，美国张国言等与深圳建筑设计院合作）、天津今晚报大厦（1997，美国吴湘建筑设计事务所与天津美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作）、上海金茂大厦（1998，SOM建筑设计公司与上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999）；工业建筑如大连华录电子有限公司厂房（1992—1993，黄星元、周锦溪设计）、成都全兴酒厂主楼（1991，黎佗芬等设计）、北京四机位机库（1996，航空工业和规划设计院设计）等。

透露出环境保护意识的建筑创作如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1989，高亚辖等设计）、贵州织金洞风景名胜区接待厅（1990—1992，罗德启等设计）、深圳华侨城艺术中心（1990，张孚佩等设计）、杭州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1996—1998，陈泰宁等设计）等。

表现在建筑对文化观念的重塑方面的创作有曲阜孔子研究院（1996—1999，吴良镛等设计）、济南山东省博物馆（1991—1992，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大楼（1998，陈荣华设计）、全国政协办公楼（1992—1995，胡绍学等设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92—1995，胡绍学等设计）、人民大会堂澳门厅（1994—1995，王炜玉设计）等。

基于建筑本体象征与隐喻性展现的创作包括威海甲午海战馆（1994—1996，彭一刚等设计）、沈阳“九·一八”事变陈列馆（1991，赵永丰等设计）、东莞游泳馆（1993，余兆宋等设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中心（1990，周儒等设计）、宁波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1994—1997，齐康、段华璞、张彤设计）、河南博物馆（1992—1997，齐康等设计）等。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建筑艺术创作蓬勃发展的十年，在此期间，中国建筑创作超越了对经典现代主义建筑的模仿，积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力图以新的形势诠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艺术创作。

（三）新世纪中国建筑艺术创作的新探索

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第三个十年，随着经济与国际间联系的日趋紧密，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融入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一大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建筑更加积极吸收国外经验、技术和理念，与国外合作，显示出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建筑界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传统文化与人文主义对建筑的影响力，因而回归本土、回归人文又成为今后建筑艺术发展的方向。因此，新的时期，建筑艺术发展即是在多元共存、回归本土和人文的道路上前行。

1.多元化的设计创作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最大的特征在于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首先表现在对外来建筑的认可和接纳。这一时期国外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大量出现，以其新颖的结构造型、高昂的造价、巨大的施工难度、全新的设计理念以及非同寻常的建筑材料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也由此将中国现代建筑带入世界建筑发展的中心地带。

这些作品包括：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2007，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等合作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2007，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保罗·安德鲁、清华大学设计院设计）、北京CCTV新办公大楼（2008，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雷姆·库哈斯等设计）、北京当代MOMA（2009，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斯蒂文·霍尔、李虎等设计）、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2007，KSP建筑设计事务所、华东建筑设计院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2006，贝聿铭设计）、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2008，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建筑事务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澳大利亚PTW建筑事务所、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等。

建筑设计创作多元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建筑设计师们开始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个性，不论是本土建筑师还是海归建筑师，都试图在其作品中显示出探索性的一面，这一变化带来的不仅是计划经济下的建筑设计院体制的动摇，更为当今建筑创作面貌的多元化添加了丰富的元素。

这种探索性的建筑设计包括在建筑创作中发挥出个性，如浙江平湖李叔同（弘一大师）纪念馆（2001—2004，程泰宁、梁擎天、邱文晓设计）、新疆国际大巴扎（2003，王小东设计）、绍兴鲁迅纪念馆（2002—2004，程泰宁、叶湘菡、邱文晓、王峰、戴晓玲设计）、北京德胜尚城（2005，崔恺设计）等。以多位设计师的集合群体的建筑创作如浙江金华建筑公园（2007，多位中外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设计）、四川建川博物馆群落（2005，矶崎新、邢同和、王路、朱晓光等设计）、东莞松山湖集群建筑设计（2001，张永和、崔恺、齐欣、汤桦等设计）等。海归设计师和本土设计师对于社会和城市发展中的建筑问题作出自己的解读，如北京柿子林会馆（2004，非常建筑事务所张永和设计）、宁波天一广场（2001，马达斯班建筑事务所马清运设计）、广州南海土楼公社（2006—2008，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刘晓都、孟岩、王辉设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2001—2007，业余建筑工作室王澍、陆文宇设计）、北京左右间咖啡馆（2004，王辉设计）、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2005，周恺设计）等。

在今天，可持续、绿色、数字化在建筑创作领域已经形成强烈的共识，绿色、生态、节能建筑成为今天建筑创作多元化的又一表现，虽然这一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但这已反映出中国建筑创作面向未来的深度思考。此时出现的一些实验性创作包括清华大学能源楼（2007，栗德祥设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楼（2006，叶依谦设计）、上海光源工程（2007，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等。

2.回归本土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建筑设计受到的来自国际的影响也越来越多，众多国外建筑师的作品落户中国在给中国带来新建筑材料、新设计理念的同时，也引发了本土建筑师的思考——中国不应该是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是否依然存在价值，中国建筑创作不应成为商业化的产品，这些担忧和思考反映了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建筑设计试图发现本土建筑文化内涵、创造本土建筑文化表达形式所作出的努力，这也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建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