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舞蹈艺术繁荣的保证。中国舞蹈艺术借助开放以及开放时代特有的世界眼光，可以丰富和提升自己，也可以反观自己，即反观自己本身的民族风采和民族性格。这其实对“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创生与建构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新中国舞蹈艺术，只是在有限地“走出去”和有限地“请进来”。苏联诸多优秀的舞蹈演出团体如苏军红旗歌舞团、国立民间舞蹈团、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演出及演出后的深度交流，对新中国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指导我国办职业舞蹈教育时，苏联先后派查普林、古雪夫指导了两期舞蹈编导班。国立民间舞蹈团编导大师莫伊塞耶夫和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编导大师古雪夫，分别对我国民族民间舞创作和舞剧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正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舞蹈创作活力重新涌现。中国舞蹈界不仅再度受到苏联舞蹈编导大师格里戈洛维奇创作理念的影响，而且还同时面向更丰富多样的世界舞台开放，受到英、美两国芭蕾舞大师诺曼、史蒂文森及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格雷姆诸弟子的影响。作为“新中国人民文艺”的舞蹈艺术，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得更为茁壮、繁茂。

这种开放时代的舞蹈硕果可以从新时期全国性舞蹈比赛的优胜作品中见出。新时期前十年小型舞蹈艺术成果的涌现，集中体现在1980年8月和1986年8月分别在大连和北京举行的两届全国舞蹈比赛中。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比的是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等小型舞蹈，《金山战鼓》、《再见吧！妈妈》、《小萝卜头》、《啊！明天》、《追鱼》和《水》等6个作品获创作一等奖。这次比赛，又以解放军代表队成绩最为突出，不仅推出《金山战鼓》、《再见吧！妈妈》、《希望》、《无声的歌》、《敦煌彩塑》、《剑》、《送别》等佳作，而且推出华超、王霞、杨华、张玉照等获表演一等奖、产生极大影响的表演艺术家。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在独舞、双人舞、三人舞之外加上群舞，获创作一等奖的6个作品是《海燕》、《黄河魂》、《奔腾》、《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雀之灵》和《新婚别》。在与之同时举行的全军舞蹈比赛中，除上述《海燕》、《黄河魂》、《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外，还有《士兵进行曲》、《小溪·江河·大海》、《囚歌》、《祥林嫂》、《采蘑菇》、《盛京建鼓》等力作，出现了刘敏、赵明等同时获全军和全国舞蹈比赛表演一等奖的表演艺术家。当然，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最值得提及的是获得创作和表演两个一等奖的杨丽萍。一支独舞《雀之灵》使她不断超越自我，从《云南印像》到《云南的响声》走红至今。

自1995年举行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后，全国舞蹈比赛三年一届如期举行。此后又有“荷花奖”全国舞蹈比赛、“群星奖”舞蹈比赛、“桃李杯”舞蹈比赛等。由此可见，舞蹈艺术呈现全面活跃的景象。此后十余年间虽也不乏佳作，但总觉得少见令人震撼的惊世之作，并且不少作品有脱离生活、偏离现实的倾向。为此，2007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就特别强调比的是“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创作，以此引导舞蹈艺术真正走“人民艺术”的道路。相比而言，在人们心中镌刻下最深印记的是张继钢的大型组舞《献给俺爹娘》。其中的作品，从《俺从黄河来》、《黄土黄》、《好大的风》、《一个扭秧歌的人》直到《女儿河》、《间苗女》、《梦儿晾在绳绳上》和《难活不过人想人》，都体现出张继钢对生活、对黄土地上农民生活的认同和挚爱。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张继钢力图用农民的歌喉吼出农民生命情调的颂歌。”演艺界都知道，“时间只记住精品”。张继钢的舞蹈让人们更懂得“精品扎根于生活”。

开放时代舞蹈的多样化，也表现在舞剧创作的活跃上。有人把舞剧视为舞蹈艺术的最高体现。其实，除了苏联在相当一个时期比较重视舞剧艺术外，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能有中国新时期这么多的舞剧创作。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舞剧的《和平鸽》，虽然带有对《天鹅湖》舞剧形态的认同与追随意味，但鉴于过重的政治内容负担和舞剧审美特征的生疏，不免留下浓重的“活报剧”色彩。因此，当代舞蹈史多指认1957年末问世的《宝莲灯》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其实，新中国舞剧的第一次华丽亮相，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的1959年。那一年，北京舞蹈学校创演的《鱼美人》、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创演的《小刀会》和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创演的《五朵红云》一并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献礼演出；再加上由苏联专家指导的中国版《天鹅湖》也在这一年问世，形成了中国舞剧创演的第一个高潮。主演《天鹅湖》的白淑湘、饰演《宝莲灯》中三圣母的赵青、饰演《小刀会》中周秀英的舒巧、饰演《鱼美人》中鱼美人的陈爱莲成为舞界一代明星。回看中国舞剧创演的第一个高潮，应当看到，中国芭蕾仍处于初创阶段，而中国民族舞剧则沿着以《小刀会》为代表的“无说唱的戏曲”和以《鱼美人》为代表的“无变奏的芭蕾”两条路径齐头并进。

中国舞剧创演的第二个高潮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的1979年。在长达一年的献礼演出中，唯一同时获创作和演出两个一等奖的舞剧是《丝路花雨》，而《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和《文成公主》则分获创作、演出一等奖。此后，中国歌剧舞剧院开始对“古典舞剧”进行全面探索。继《文成公主》之后，剧院又创排另一部同样由北京舞蹈学院创作的《铜雀伎》。赵青创作的《剑》、于颖创作的《红楼梦》也先后上演。与此同时，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推出了《奔月》、《半屏山》、《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等一系列舞剧创作。在此，《丝路花雨》和《铜雀伎》对民族舞剧语言（分别创建“敦煌舞派”和“汉唐舞风”）的建构引起舞坛极大地关注。在众多“古典舞剧”的多元探索中，人们认为有别于20世纪50年代《宝莲灯》和《小刀会》的“新古典舞派”正在形成。

步入新时期，中国舞剧创作的另一个亮点是少数民族的舞剧艺术。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苗族舞剧《蔓萝花》和新时期的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以来，二十余年间创演了藏族舞剧《卓瓦桑姆》和《智美更登》、满族舞剧《珍珠湖》和《白鹿额娘》、蒙古族舞剧《东归的大雁》和《森吉德玛》、彝族舞剧《咪依鲁》、苗族舞剧《灯花》、鄂伦春族舞剧《虎头峰的传说》、朝鲜族舞剧《春香传》、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等。在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方面，云南的舞蹈家们成就斐然，除前述《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咪依鲁》之外，还有傣族舞剧《泼水节》、彝族舞剧《阿诗玛》、佤族哈尼族舞剧《云海丰碑》等。由此，不仅可以看到云南是舞蹈文化资源的大省，而且是舞蹈艺术创新的强省。

中国芭蕾舞剧的创作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来，一直坚持着其现代创作取向。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中央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为代表，不断推出依据鲁迅、曹禺作品改编的舞剧，有《祝福》、《魂》、《阿Q》、《雷雨》等。此外，体现出舞剧创作的现代取向的，还有北京舞蹈学院的《家》、辽宁芭蕾舞团的《二泉映月》和广州芭蕾舞团的《梅兰芳》等。中央芭蕾舞团稍后创作的《觅光三部曲》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坚持这一取向的佼佼者。舞剧创作的现代性取向，总体而言，在我国舞剧创作中是体现不够的。在此不能不提及将现代取向贯穿于自己整个舞剧创作的舒巧。她为香港舞蹈团创作的《玉卿嫂》、《黄土地》、《胭脂扣》、《红雪》、《停车暂借问》和《三毛》以及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封箱之作”《青春祭》正体现了这种一贯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舞剧在内的大型舞蹈创作呈多样化趋势发展。由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及“政治主导、文化喜庆”的客观需求，更由于对苏联格里戈洛维奇“交响编舞”理念的推介，在大歌舞此起彼伏、蒸蒸日上的境遇中，舞剧创作“诗化”症候日趋显著；同时，与名胜风光旅游和演艺“非遗”保护相结合的“风情舞蹈诗”也成为一种典型的大型舞蹈创作形态。大歌舞的创演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文艺演出中大显身手。担任副总导演的舞界人士张继钢与陈维亚更是引人注目。其实，许多在小型舞蹈创作中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编导都涉足大型舞剧的创作。除张继钢创作《野斑马》和《一把酸枣》、陈维亚创作《大梦敦煌》及《碧海丝路》外，还可见到一系列舞剧创作，如苏时进的《瓷魂》和《李叔同》，丁伟的《妈勒访天边》和《玉鸟》，杨威的《红梅赞》和《小二黑结婚》，陶春的《泼水节》和《云海丰碑》，刘凌莉的《尘埃落定》和《云水洛神》，王勇和陈惠芬的《藏羚羊》和《天边的红云》，王玫的《雷和雨》和《天鹅湖记》，文祯亚的《星海·黄河》和《风雨红棉》，刘兴范的《傲雪花红》和《雪娘》等。就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的舞剧创作而言，曾以《金山战鼓》名扬舞坛的门文元，与高度联手创作的舞剧《红河谷》、《西施》和《筑城记》都达到很高水准；而初出茅庐便高扬一曲《囚歌》的赵明，则以舞剧《霸王别姬》、《红楼梦》及杂技舞剧《天鹅湖》引人注目。[※注]

开放时代舞蹈的多样化，还表现在近年来高科技手段在舞蹈艺术中的越来越突出的运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画卷”，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蹈《城市变奏曲》、《蝶恋花》等，都使人不仅看到演员们轻盈的舞姿和精美绝伦的造型，还可以看到超大LED屏幕为舞美背景所呈现出的一幅幅美丽、逼真的画面。这些都是舞蹈艺术充分利用电视媒介的传播平台进行的全新思维方式的相互融合。舞蹈在电视化镜头视角的呈现过程中，更为真实地渲染非凡美感，制造如梦似幻的场面，让这一唯美的艺术形式深入人心，得到最大限度的空间展现。舞台形象由此更加细腻丰满，主题更加鲜明，从而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令人过目难忘、匠心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