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史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王力，1958：1），因此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究汉语语法演变史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语法演变的动因、机制和规律是什么。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的工作：（1）描写、研究各时期的汉语语法面貌；（2）研究并揭示具体的语法特征、语法结构的演变过程；（3）总结、探究汉语语法演变的规律，联系汉语史上发生的各项语言演变，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探讨汉语语法演变以及汉语古今演变的动因与机制。前两个方面主要是描写工作，第三方面以解释为主，汉语语法史学要对汉语、对世界语言演变的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汉语语法史的学科地位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汉语史学科地位的确立而确立的，并伴随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而壮大、成熟，成为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分支。从产生之初，它就是以现代语言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和指导，现代语言学、语法学的发展始终影响着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从一开始，汉语语法史研究就十分强调从搜集、分析大量的语言事实出发，“一步一步地进行概括，最后总结出规律”（蒋绍愚，1994：24），形成了从下而上的研究传统。在汉语语言学各领域中汉语语法史研究有着自己十分鲜明的特色。

20世纪50—80年代是汉语语法史学初创时期，这一时期整个汉语语法研究都在描写语言学影响下，语法史学此期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描写了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语语法史进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对重要的语法演变有了深入的研究，许多问题有了结论或突破。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各分支领域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语言学研究更注重各分支领域间的互相借鉴和利用，汉语语法史研究受到语言学的其他分支领域的高度重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成果被现代汉语研究、境内民族语言研究、类型学研究大量引用，国内外的语言理论、语言演变理论的研究中也经常引用、探讨汉语语法史的成果，汉语语法史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本章分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初创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三节，分别综述汉语语法史学半个多世纪的成就。

第一节 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初创时期

无论是在汉语史领域还是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内，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开展都是较晚的。清代学者在古音、古代词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20世纪初，现代语音学理论与传统音韵学研究结合，汉语语音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汉语语法研究开展最晚，第一部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专著是《马氏文通》，但是研究的是文言文语法，之后的语法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主要是对这两个阶段语法的静态描写。汉语语法研究长期缺乏对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之间的语法面貌的描写与研究，因而也特别缺乏对汉语语法做历史的、动态发展的考察与思考。

这一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改变。以王力《汉语史稿》、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两本书的出版为标志，学术界展开了真正意义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王力《汉语史稿》最早对汉语发展史做了全面描写，其中第三章“语法的发展”描写汉语语法的演变，该章各节的安排反映了汉语语法的重要演变，涉及“名词、单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各词类形态及用法的发展，书中对一些语法演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讨论。如指出系词“是”从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开始在主语之后复指主语，即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这样的句子中发展为系词的。又如提出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都是由连动式演变而成，对其演变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描写；提出现代汉语结构助词“得”、现代汉语动态助词“了、着、过”都是从动词演变而来并简单描写了演变过程。这些结论大多为学术界所继承，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中陈述的大量语言事实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继续打下了宽厚的基础。

《汉语史稿》一书还通过具体的研究实例阐述了语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在“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一节，王力首先描写了上古汉语表示判断的方式，特别辨析了“为、非”在上古是普通动词、否定副词而不是系词的性质，指出它们用于判断句的用法是它们作为动词、副词在具体语法环境中的用法。不能根据这些句子在现代汉语中对译为判断句，就将这些词看作系词。[※注]在“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一节，王力反对把上古文献中出现的“挠乱、助长、扑灭”等少数用例看成是使成式，指出虽然表面上这些组合和现代汉语中的组合并无不同，但在上古汉语更常见的是这些组合中的单个词单用的情况，上古汉语中这些组合都是动词连用。要把需考察的语法现象放到当时的语法系统中观察，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个语法现象，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能以今律古，这是语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汉语史稿》是汉语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初刊于1958年，20世纪80年代王力又在《汉语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分别出版了《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

1954年出版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收集了吕叔湘在1940—1949年间写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该书又出了增订本，对内容做了部分调整、修改。集中所收论文虽然多已发表过，但因印数较少，所以见到这些文章的人并不多，这些文章真正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影响是在《汉语语法论文集》出版之后。这本论文集，讨论了白话文献中许多虚词用法的演变，研究对象都是当时的汉语语法研究所忽视的对象，这些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先注意到了白话文献中所反映的语法，以“史”的眼光看汉语语法。《汉语语法论文集》一书被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称为“开辟了前人未曾研究过的领域，宣告了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注]

《汉语语法论文集》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十分值得重视。该书十分重视句法结构形式的描写及形式与意义关系的探究。《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对唐宋时期陈述句的语气词“在”及相关形式、祈使句语气词“著”的用法做了详细描写分析。《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详尽列出了近代汉语时期结构助词“得”的各种相关结构及使用情况，讨论它们之间的变换关系、出现先后以及演变趋势。《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列出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上古汉语虚词“之、者”所出现的各种结构，据此讨论结构助词“的”是来源于“之”还是“者”，很有说服力。而在《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等文中，吕叔湘又十分注意区别同一虚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献中的不同用法和使用情况，注意语言演变中时空关系的作用，认为宋元明时期“们”缀由有-m尾到无-m尾再到有-m尾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方言对通语的影响，“底、地”在历史文献中的分别与混用情况与这两个助词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它们在不同阶段的读音有关，这些意见至今仍很有影响。强调语法结构的分析、注意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强调空间差异与历史演变的关系、联系方言解释通语的历史演变，这是汉语语法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和原则，在几十年后、在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繁荣时期得到了学术界充分的肯定与重视。

王力的《汉语史稿》、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描述了汉语语法发展的概况，提出了汉语语法发展史上很有价值的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对语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做了阐述，尝试了多种研究范式。为后续的汉语语法史研究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以《汉语史稿》《汉语语法论文集》的出版为标志，这一时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汉语语法演变的论文。洪诚（1957）修正了王力最初关于系词产生时代的意见，洪诚（1963）着重讨论了量词“个”的语源，洪诚（1964）对《汉语史稿》一书提出了32条修正意见，意见精辟、中肯，体现了学术批评精神。王力、洪诚、方光焘对上古汉语被动句的性质提出不同意见。祝敏彻（1957）是最早详细论述处置式产生过程的论文。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是第一部汉语量词研究专著，详细描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系统，并对所涉及的量词的语源及用法的演变做了深入研究，该书的结论和研究范式对汉语量词研究发生了久远的影响。该书出版于1965年，一些研究成果此前陆续发表于《中国语文》等刊物，同一时期黄盛璋（1961）、黄载君（1964）也是量词研究方面重要的文章。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刻影响汉语语法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基本形成共识，根据这一认识语法学界开始对汉语语法进行全面描写，管夑初《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3年版）一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历史语法断代描写的成果。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探讨甲骨文语法现象的专著，标志着甲骨文语法学研究的真正开始。此后，陈梦家出版《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其中“文法”一章系统论述甲骨文语法，特别侧重于词法方面。

第二节 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的前20年，汉语语法史研究迎来大发展时期，学术界自觉地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观察、描写、分析汉语史上的语法演变，特别关注唐宋至清前期的语法演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所发表的论著在质和量上都有了根本性飞跃，汉语语法史研究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本节分三个方面陈述这一时期的成就。

一 关键问题的突破性进展

这一时期首先对汉语史的分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几种较为成熟的意见。王力在《汉语史稿》就提出了汉语史的分期标准，指出由于词汇较易发生变化，其稳固性和系统性没有语音和语法两个要素强，语言史的分期应该结合语音、语法的变化进行。《汉语史稿》把汉语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各期的起止时间和特点如下：

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前）为上古期：判断句不用系词；疑问句中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入声有两类。

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判断句必用系词；处置式产生；“被”字式普遍应用；“了、着”产生；去声产生。

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全浊声母消失；-m尾韵消失；入声消失。

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吕叔湘在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序中对汉语史分期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还不太大，汉魏以后渐渐分家，晚唐五代形成的以白话为主的文献和前代相比在语法、词汇上差异十分明显，特别是语法上有系统性的变化，因此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两大阶段，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这样就把汉语史分为两个时期，强调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唐宋时期的汉语语法演变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汉语史二分的意见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认为，白话的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二分”有道理。但唐宋时的“白话”和今天的现代汉语还有相当的不同，构成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体系的诸要素从萌芽到定型、成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且从研究的实际考虑，应该三分，分上古、近代、现代三期，近代汉语起止时间是初唐至清初。三分使近代汉语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全面开启了分阶段地、动态地研究汉语史范式。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汉魏六朝时期语法的发展受到关注，很多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现象，其萌芽可追溯到汉魏六朝。而东汉至六朝时期，汉语语法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如量词、使成式的产生等。因此，目前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倾向于把汉语史分为四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中古汉语指东汉到隋以前。

二分、三分都反映出近代汉语时期的重要性，近代汉语时期汉语出现了动态助词、事态助词，产生了新的代词、结构助词、语气词、介词、副词、连词等，虚词系统发生了全面的新旧兴替，出现了处置句，产生了新的被动句、使役句，这是汉语语法变化最大的时期，因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最深入、成果最多的部分。下面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的十个问题。

1.代词。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是一部详尽的汉语代词演变史。近代汉语时期汉语代词系统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代词，如第三人称代词“他”、人称代词复数词缀“们”、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与排除式（即“我们”与“咱们”）的区别、疑问代词“什么、怎么、哪”、指示代词“这、那”等。作为虚词，代词的语义与字形的关系不紧密，很多代词的语义不能由它的字形得到解释，同一代词在产生早期有多种书写形式，《近代汉语指代词》对新代词的产生过程、早期的各种书写形式都有详细描写，关于“他、什么、怎么、们”等词来源的讨论十分深入。该书关注的代词并不限于近代汉语时期，对中古文献中出现的代词及其用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如对中古汉语出现于南方文献中的“侬、奴、渠、伊”等。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则是对中古汉语代词的专题研究。[※注]

2.结构助词。吕叔湘（1943）详细描写了唐宋时期结构助词“底、地”的用法，指出二者使用上有区别、“底”来源于“者”。曹广顺（1986、1995）根据晚唐五代的语料《祖堂集》对“底、地”的用法做了进一步描写、分析，修正了吕叔湘的部分意见。王力（1958）、梅祖麟（1988）提出“底”来源于“之”。冯春田（1990）提出“底”并非由“者、之”音变而来，而是对“者”的替代，拓宽了解释“底”的来源的思路。江蓝生（1999）提出“底”来源于方位词，文章举出汉语史上若干处所方位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事实，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相较“底”来源的研究，关于“底”在唐宋以后的演变则研究较少，刘敏芝（2008）则对宋以后“底（的）”的用法演变做了专门的研究。王力（1958）对结构助词“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做了简要的论述，指出结构助词“得”来源于“得到”义动词“得”，“得”引导的补语开始只表状态，后来发展出表可能的用法。这些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如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2）等。杨平（1990）通过对语料的细致分析指出晚唐时期“得”字句表结果还是表可能取决于语境，太田辰夫（1958/2003）、蒋绍愚（1994）分析了汉语史上出现过的表示不可能的“V（O）不得”和“V不得（O）”两个结构，指出其来源不同、结构不同、产生时期不同。

3.动态助词。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由动词“了”（“终了”义）而来，其出现的标志是“V了O”式的出现，助词“着”由“附着”义动词“着”演变而来，中古汉语中出现的“V+着+处所语”式中“着”虚化，以后演变为体助词“着”，“过”由表示从甲处到乙处的动词“过”演变而来，这些意见基本为后来的学术界所接受，成为后续研究的起点。梅祖麟（1980）将“了”的演变与“V+O+完成动词”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开阔了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曹广顺在考察唐宋大量用例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的动态助词系统做了详细描写，他于199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助词》一书对汉语动态助词系统的产生和演变做了深入而精当的讨论。关于“着”的研究主要有赵金铭（1979）、曹广顺（1986、1995）、蒋绍愚（1994）等，学者们都同意“V+着+处所语”式的出现是“著”演变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结构里的“着”进一步虚化而成为助词，曹广顺（1995）则认为“V着”结构中“着”通过虚化、所结合的V的扩展最终成为助词，“V+着+处所语”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之一。关于“过”的研究由于晚唐文献中助词“过”的用例不多以及此期对动态助词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因而研究并不很多，主要有曹广顺（1986、1995）。

4.语气词。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的来源、用法。刘子瑜（1998）、吴福祥（1997）、伍华（1997）均联系反复问句的发展讨论了语气词“吗”的来源，杨永龙（2003）则运用语法化理论对由“无”到“吗”的演变过程做了深入分析。江蓝生（1986）在六朝文献中找到了“尔”用于疑问句的用例，使语气词“呢”来源上古汉语“尔”的假设有了关键性证据。曹广顺（1986、1995）详细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聻、那、在、里”的用法及其与现代汉语语气词“呢”的关系。

5.动结式。动结式由连动结构发展而来，动结式的判断标准是动结式研究的核心问题，判断标准确立了，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产生的原因都可因之而确定。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2003）关于判断动结式的标准的讨论对动结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对整个语言史研究都有借鉴意义。梅祖麟（1991）将动结式与同时期相关的语法变化结合起来解释动结式产生的原因，开阔了动结式及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蒋绍愚（1999、2003）基于对汉代和中古时期文献的大量考察，以具体的实证说明动结式的产生于中古汉语。趋向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种，关于趋向补语的研究相对薄弱，曹广顺（1995）、江蓝生（1995）较早描写了“来、去”的演变过程，他们的研究更重在“来、去”的助词用法的产生与发展，对其作趋向补语的用法论述较简。钟兆华（1985）讨论了复合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

6.选择问句。上古汉语的选择问句主要是在并列的两个分句之后用上一般是相同的句末语气助词，如“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墨子·兼爱》）有时还在第二分句句首用选择连词“将、且、抑”等，如“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中古汉语产生了用表判断的词作选择问标记的选择问句，如“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北史·何妥传》）基本奠定了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形制。中古以后选择问句的主要发展是用系词“是”代替了其他表判断的词语。选择问句的研究可参看梅祖麟（1978）、李崇兴（1990）、刘子瑜（1994、1998）、吴福祥（1996）。

7.判断句。王力（1937）最早对汉语系词的产生和演变做了精当的研究，提出系词“是”来源于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判断系词的若干标准。文章讨论先秦时期是否存在系词时，特别强调不能仅根据一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作用与后来的系词相同而认定它是系词，强调从词的语义句法系统中去考察其是否是系词，强调不可以今天的语感去分析古代的用例、“例不十、法不立”，这些观念对整个汉语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关于系词和判断句演变的重要研究有洪诚（1957）、唐钰明（1992）、何亚南（2004），这些研究或提出新例证讨论系词产生的时间，或补充系词的判断标准，对汉语判断句的演变过程学界认识较统一。

8.被动句。王力最早提出“遭受”义动词“被”演变为被动标记、“被”字句被动句表示“不幸”义，这些观点基本为学术界接受。唐钰明（1987、1988）调查汉魏至清多种文献，描写了汉魏至清汉语的被动句式。袁宾（1987）、俞光中、植田均（1999）、蒋绍愚（1994、2005）、岳立静（1999）讨论了近代汉语特殊被动句的使用情况和成因。江蓝生（1989）讨论了“吃”字被动句的来源。汉语里不少使役动词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被动标记，如“教、叫、让”，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9、2000）总结了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三个条件。汉语史上使用的被动标记还有“着”，向熹（1993）、吴福祥（1996）认为“着”字被动句来源于表“遭受”的“着”字句，冯春田（2000）、蒋绍愚（2009）认为“着”字被动句来自其使役句的用法。

9.处置句。王力（1943、1944）最早提出了“处置式”的概念，祝敏彻、王力20世纪50年代提出处置式由连动式演变，这一观点得到海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本时期许多研究更详细地揭示此过程，贝罗贝（1989）则用语法化理论进行分析。Bennett（1981）提出上古汉语“以”字句是处置式的前身，梅祖麟（1990）对处置式做了语义分类，提出不同类型的处置式来源不同，连动式演变而来的处置式只是一部分。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研究围绕此展开。争论的焦点有：上古汉语“以”字句是不是处置式；“以”字句与“把、将”字句的关系；工具介词与处置介词的关系；处置式产生的时代，上古汉语是否有处置式。

10.这一时期对中古汉语的两项语法演变有了重要结论：李崇兴（1992）深入研究了汉语方位词范畴独立、成熟过程，指出汉代开始方位范畴从名词、代词中独立出来；唐钰明（1990）探讨了动量词的产生过程，认为上古汉语后期“动词+数词”式大量涌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动量词。

二 一批全面描写汉语语法演变史的著作出版

向熹《简明汉语史》分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是继王力《汉语史稿》后最详细的介绍汉语发展史的专书。何乐士、杨伯峻《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引例丰富、描写非常细致，该书“古代汉语”指现代汉语之前的汉语。管夑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左传〉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是专书语法研究。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重点讨论了一些汉语语法演变，有些问题不见于其他著作，如受事主语句这一汉语特色句式的演变。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不多见的中古汉语语法通论性著作。

上述专著重在全面描写各时期汉语语法，描述语法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专书，重在对一些专题的深入研究，重在对语法演变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刘坚、江蓝生、白国维、曹广顺（1992）《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重点讨论了近代汉语中常见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介词、连词、副词，呈现了这些虚词演变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汉语虚词演变的规律。《近代汉语虚词研究》一书的“前言”分五个方面阐述了汉语虚词演变的特点和规律：（1）唐五代是汉语发展极其重要的时期，出现或确立了许多新兴的语法成分、语法范畴；（2）近代汉语时期助词系统的发展极为活跃，一个语法范畴往往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的一组虚词，如动态助词“却、了、将、得、取”等，事态助词“了、来、去”等，一个助词承担一个主要功能之外常兼有其他功能，如“得”既做结构助词，又兼做动态助词；（3）汉语的虚词一般都是从实词发展而来，虚词的语法意义大都跟它的实词义有关，一个实词的虚化跟它所结合的词的类别和意义、它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或语境有关，探讨实词虚化需从这些因素着手；（4）相同语法范畴的虚词，在语义、功能等方面必然要受到该系统中相关虚词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受到先于它产生的动态助词“却”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虚词要把它放到它所属的系统中去考察；（5）虚词研究中要注意区分新语法成分的出现和虚词替代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注]对近代汉语时期代词、介词、助词、句式四个方面做了专题研究，书中对结构助词“者”与“底”提出了不同于吕叔湘的意见，对处置句、被动句、使役句、比较句四个近代汉语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句式做了专题研究，书中将使役句分为具体使役和抽象使役，描写近代汉语使役动词和使役句的发展，对比较句，该书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比较句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比较句式的继承。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一书对敦煌变文中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系统、动结式、处置式、被字句、反复问句等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该书把敦煌变文的语法现象与前后时期的汉语语法演变联系起来，对汉语语法演变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在梅祖麟（1989）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置式根据语义和结构特点可分为广义、狭义、致使三类，该分类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专书语法研究是共时平面的描写，但与现代汉语的共时研究不同，语法史研究在描写共时系统时必须要明确所描写的系统在语法史上的历史地位、阶段性的价值和意义，《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一书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出版于1994年[※注]，该书首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成就做了十分精当的介绍和评价；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很多研究，如动态助词“了”的判断标准、动态助词“着”的产生过程、“VO不得”结构的来源、结构助词“得”的产生演变过程、处置式来源、近代汉语中不表被动的特殊被动句的语用解释等。在介绍研究成果的同时，该书还特别强调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对研究的推进，重点介绍了结构变化、重新分析、词汇兴替等语法演变机制，强调了语法史研究中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语法史研究中寻找可以检验的形式标志的重要。

三 与海外研究的密切交流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与国际接触、交流频繁，汉语语法史学界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时期迅速而深入地展开，不少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被介绍进中国，也有不少海外同行直接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海外学者研究视角不同，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下面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几项成果。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1958年出版了日文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该书对日本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87年该书中文版由蒋绍愚、徐昌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描述汉语语法演变，对重要的语法演变都有精辟的见解，已成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籍。但该书对汉语语法史学界更为重要的影响却是其研究中体现出的方法论。现代汉语中“打破”这类动结式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学界有不同意见。一些学者因为上古汉语文献有“不可扑灭”“勿助长也”这样的句子，认为上古汉语就有动结式，王力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中这些结构都是动词并列，到汉代才出现动结式，但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太田辰夫专门讨论了动结式的判断标准问题。他指出同一个词，如“破、灭”，在古代汉语可以是他动词，可说“灭秦”“破燕”，而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可以这样说，现代汉语中只能做自动词，因此同一个组合“击破、扑灭”在古代和现代，其结构分别是动词并列结构和述补结构，表达的语义也不同，如何判断结构的变化呢？太田辰夫提出找到古今自动、他动性质没有变化的一组词，如果自动词用到了原来的他动词位置上，就说明该结构已经是动结式了。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组词“杀”和“死”，“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词，“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词，隋以前只有“V杀”式，唐以后“V死”的用例就很多了，因此他认为动结式产生于唐代。太田辰夫努力寻找一个形式标准，据此可以客观地判断动结式的产生时代，从而避免研究者根据各自的语感来讨论问题。太田辰夫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动结式的研究，此后虽然一直有研究对其提出的标准质疑，但研究的方向都是在寻找判断后一个词的自动词化的标准。太田辰夫此项研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启迪了汉语语法史学界，在研究中要寻找结构变化的形式标准，书中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如“了”的功能演变）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也已经成为语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科学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保证和标志，语法史研究这一转变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

这一时期被介绍进中国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汉语史通考》中提出了“汉儿言语”的概念，注意到北方汉语在蒙古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影响下发生变异的情况，对后来的元代汉语研究有启发意义。《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的重点是六朝至唐末[※注]，书中将动结式的产生放到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有独到见解，对指示代词的产生打破字形的束缚，联系上古及中古代词的读音，对“这”的产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学者贝罗贝在他关于汉语双宾句、处置式、被字句、比较句的系列研究，以及他与中国学者刘坚对汉语介词、连词的合作研究中，提出汉代汉语连动结构流行，连动结构进一步演变，就出现了近代汉语中的各种句式以及大量介词、连词。贝罗贝通过具体研究呈现了重新分析、类推等演变机制在汉语语法演变中的表现。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国语文》《语文研究》等杂志上，以及在中国台湾、法国很有影响的汉语研究书刊中，发表不久就为海内外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所注意并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学者梅祖麟在动态助词“了”的演变、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动结式的产生等研究中提出语法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虚词的演变，还要关注句式结构的变化，语法史研究既要描写更要重视解释。以“了”的产生为例，如果只注意虚词的演变，研究只能是描写“了”什么时候由动词而变为虚词，什么时候“V+O+了”变为“V+了+O”，“了”的历史也就推到唐代，但如果注意到结构，就会注意到“V+O+了”来源于“V+O+完成动词”结构，该结构在中古时期盛行，这一观察又会带来“V+O+完成动词”是如何产生、变化的，这之后关于汉语完成貌演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了”。关于“描写”和“解释”，梅祖麟指出解释“一则是要把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其他的类似的现象连贯起来，二则是要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怎么会在那时期产生”。[※注]动结式的产生便在六朝清浊别义和使动式衰落等大背景下发生。梅祖麟的研究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语法演变的规律，在当时引起了汉语语法史学界的深思。[※注]

汉语语法史领域的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是深度的，在深度交流中学者们互相学习、共同努力，使汉语语法史研究在事实挖掘、理论追求两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0世纪后20年里发展最迅速、成果最丰富的语言学领域之一。

随着语法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语法史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1985年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汉语研讨会，迄今已经召开了16届。200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古汉语研讨会，之后两年一次。1994年首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1996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以后每三年一次至今，是海内外语法史研究者最大的交流平台。200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首次“海峡两岸语法史研讨会”，每两年一次，由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轮流举办，是海峡两岸治语法史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并没有专门的学术协会，但相关的学术会议不断地召开，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学术队伍不断扩大。

1985年刘坚出版了《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1990年由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套书汇集了历代文献中有代表性的白话资料，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了解、学习、从事语法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语法史研究基于对大量语料的考察，语料的鉴别十分重要，鉴别语料包括语料的时代、地域、语体等方面，要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学、语言学方法，其中语言学的方法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语法史学界对《搜神记》、元杂剧、宋元平话、“三言二拍”、《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的时代和方言特点做过重点讨论，刘坚（1982）、袁宾（2000）、刘钧杰（1986）、汪维辉（2000、2001）、蒋绍愚（2005）对语料鉴别的方法、原则及困难做了探讨。

第三节 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繁荣时期

随着语法史研究成果的丰富，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汉语语法史学界开始了对语法演变规律的总结与思考，开始了对理论的探索，而恰在这样的时机，中国学者接触到语法化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语法化理论的引进为标志，汉语语法史研究开始以探究演变的机制和规律为主要追求，研究者有意识地将各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语法史研究中，这其中语法化、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理论学说对语法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影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目标使语法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一次发生飞跃。本节重在介绍理论和方法上有突破的研究，首先全面介绍，然后重点介绍语法化、类型学、语言接触理论影响下的研究。

一 全方位、多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首先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型的汉语史语料库不断建设，语料的获取量达到了以往手工摘抄阶段所不敢企及的程度，大样本量分析，使研究的基础较以往都更加厚实，加上分析手段成熟，对历史材料调查的广度和细致程度是以往所没有的。

曹广顺、遇笑容（2006a）选择了84个动词/形容词，对它们在中古翻译佛经和本土文献中的用法做了全面考察和详尽描写，根据对具体动词用法的分析和概括，文章提出了三项判断结果补语产生的标准，与以往集中讨论位于连动式第二个动词上的动词是否不及物化不同，该项研究还提出了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句法位置的变化、及物动词不及物化后所出现的所有句法位置都是结果补语出现的标志。

《朱子语类》是宋代最重要的白话文献之一，卷帙浩繁，刘子瑜（2002）对《朱子语类》动结式做了详尽描写和分析，逐类逐个调查动补搭配，在此基础上讨论相关问题，全面反映了宋代动结式的面貌，并可由此了解近代汉语动结式的面貌。

这一时期出版了众多的语法史研究专著，与上一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专著以对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为主。马贝加（2002）和张赪（2002）就介词、杨荣祥（2005）就副词、席嘉（2010）就连词、张延俊（2010）就被动句、金桂桃（2007）就动量词做了专题研究。这些著作既有大量的语料考察作研究的基础，又以不同的理论、方法为指导，有具体的数据支持，有深入的分析。

其次，基于对汉语系统自身各方面性质的新的认识以及不同语言理论的不断引入，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

趋向补语的研究以往是涵盖在动结式研究中，一向较为薄弱。近十几年位移事件词汇化理论被引入，该理论指出根据位移事件的有关概念成分是融合在动词里还是由附加语表示，可以把人类语言划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两类，汉语趋向动词表达了位移的路径，在“位移动词+趋向动词”（如“走入”）这样的结构中动作和路径分别表达，但这一结构是后产生的，上古用一个趋向动词就可以表达了，对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类型的关注使趋向动词演变的研究近年成为热点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研究有魏丽君（1996）、王锦慧（2002、2004、2005、2006）、魏兆惠（2005）、王国栓（2005）、梁银峰（2006、2007）、马云霞（2008）等。虽然这些研究不都是从词汇化类型的角度讨论趋向动词语义和用法的演变，但对趋向动词演变的关注与位移事件词汇化理论对汉语位移路径表达类型的分类有直接关系。

上古汉语的“以”字句是不是处置式，一直有争议。本时期对这一问题仍争论激烈。刘子瑜（2002）、曹广顺、龙国富（2005）通过对上古、中古的“以”字句、“将”字句及其他一些工具介词的考察认为“以”字句不是处置式的前身，“以”仅是工具介词，引介受事可从其工具介词用法得到解释。吴福祥（2003）则支持“以”字式为早期处置式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演变经历了一个“连动→工具式→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这样连续发展过程，文章还用跨语言及方言的证据来说明这一观点。蒋绍愚（2008）论证了引介受事的“以”字句中可出现的动词极为有限，与后来的广义处置式有根本不同，而后来的表示广义处置的“将”字句、“把”字句是各自从连动式语法化而来，不是对“以”的词汇兴替。蒋绍愚（1997、1999、2012）详细讨论了致使义处置式的产生过程，认为通过成分增添、结构类推、功能扩展三种方式，狭义处置演变为致使义处置式，变化的原因与处置义与致使义本就有关联以及受事主语句的发展有关。现代汉语关于“把”字句语义有不同意见，语法史研究显示“把”字句在不断发展，各种语义的“把”字句来源复杂，因此对“把”字句的语义不可一概而论，而历史上的各种处置式，如“把”字句、“将”字句、“取”字句的特点与其处置标记的来源动词语义和来源句法格式有关。

冯胜利在20世纪末提出韵律对汉语句法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步是双音步，以动词为中心来建立普通重音范域，由句子的主要动词从左往右将普通重音指派到该动词和其论元所组成的韵律范域的最后一个成分上，冯胜利认为现代汉语“把”字句、动结式、“被”字句等句法结构的特点都可以用这个韵律规则做统一解释，而这些结构都是上古汉语所无、后来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古今汉语的韵律规则发生了变化，在其系列研究中冯胜利用韵律解释了古今句法的一些重要演变。

一些研究在语义和句法、词汇和语法发展互动上着力。胡敕瑞（2005a）提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隐含到呈现”。“呈现”的方式主要有“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动作从结果中呈现”三类。词汇方面的这一变化在语法方面的影响是，削弱了上古的词类活用，促发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词类分家，在句法上则引发了介词短语前移、动补结构产生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胡敕瑞（2005b）对中古词汇演变对动结式产生的作用做了具体论证，提出中古汉语形容词词类的明确可以作为结果补语产生的一个判断标准。杨荣祥（2005）则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讨论了连动结构向述补结构转变的基础，并以此为例讨论语法史研究中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

再次，汉语历史语法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结合，促进了语法史和方言语法研究。

太田辰夫（1958、2003）最早指出语序不同是古今汉语比较句最大的不同，平比句和差比句都有从“结果+基准”到“基准+结果”的语序变化。现代汉语方言中两种语序的差比句都有，特别是在南方粤语、闽南话、北方的山东方言中“结果+基准”语序的差比句都还在频繁使用，陈法今（1982）、罗福腾（1992）、张双庆、郭必之（2005）等对此有专门研究。这些研究都特别注意将历史演变与共时的空间差异结合起来讨论。

刘勋宁（1985）结合现代汉语部分西北方言中句末表完成的助词和句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的读音有系统对应、语法意义上有联系的语言事实，提出事态助词“了₂”是动态助词“了₁”和句末语气词融合而来，晚唐五代常见的“了也”后来成为“了₂”。尽管对“了₂”由“了₁”演变而来有不同意见，但近代汉语中“了也”合用对“了₂”的产生有重要影响，这已是一个共识。

魏培泉（2004）考察了历史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中带“得”补语的句子中宾语的位置，既对近代汉语带“得”补语的发展做了深入描写和解释，又联系汉语史对现代汉语方言中助词“得”的种种用法和结构的来源做了讨论。

除了关注历史演变在空间的投射外，语法史研究还关注到了历史演变中空间因素的影响。最早吕叔湘在讨论宋元明时期“们”缀由带鼻韵尾到不带鼻韵尾到再带鼻韵尾的变化时，就提出古白话也有南北之分，不同历史时期南北通语的影响不同。魏培泉在关于中古汉语平比句、介词“於”的演变、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等问题的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南北不同地域语法演变的差异。曹广顺、遇笑容（2006b）则专门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地域视角做了理论探讨，提出：方言差异转变为语法演变中的地域因素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地域因素在语法史中造成断裂和取代、反复和循环发展的特殊现象，地域的视角可提醒治语法史者避免把发展都看作是一条直线。

现今，历史视角和与方言地域视角相结合已经成为语法史研究和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不过，历时与共时既紧密相关又各自独立，要避免简单地将汉语史与方言语言事实放在一起比并而做出概括。

最后，新的研究理念从近代汉语、中古汉语研究向上古汉语研究扩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取得飞速的发展，与之相比，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没有那么明显，这与上古汉语语法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开展最早、已经有较高成就也有一定关系。但随着研究理论和视角的更新，人们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对“主之谓”结构的认识，上古汉语“之”可用于主谓结构中，如“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这样的句子，以往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这样的“之”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主之谓”由谓词性结构变为体词性短语，如吕叔湘（1948、1982）、王力（1980）、朱德熙（1983）。而另一种意见则指出不带“之”的主谓结构也可以用在“主之谓”结构出现的句法位置上，说明“之”不是名词化标记，如何乐士（1989、2004）、刘宋川和刘子瑜（2006）。近年魏培泉（2000）、洪波（2008）从语用角度对“之”字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如果主谓结构“所指涉者为眼耳所经历的特定事件”，通常不能用“之”，插入助词“之”的主谓结构通常是指“泛指或无具体形象可见的事情”或是预期的尚未发生的事。

关于上古汉语的被动句式，王力（1957）、洪诚（1958）曾做过讨论，对一些句式是否是被动句式有不同意见，姚振武（1999）又深入探讨了上古汉语的被动表示法，认为上古汉语没有被动句。

加拿大学者蒲立本1995年出版《古汉语语法纲要》一书，2006年由孙景涛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该书与同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以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为纲构架全书，强调不同语法功能的形式表达。如：以名词跟主要动词的格关系来概括介词的用法，分别讨论了上古汉语许多介词的用法；把“之、者、所”都看作是名物化标记，将它们与上古无标记名物化现象一起从“名物化”角度做统一讨论；将“则、唯、夫、也、者、X之於Y”等虚词和结构都纳入话题化和凸显的功能标记，讨论了上古汉语话题化和凸显表达手段；从“体”范畴出发描写“既、未、已”等副词和“矣、也、已”等语气词的功能；从“时”的表达出发讨论“尝、曾、将、且、方、始、初”等副词的用法。从某个语法功能的形式标记和形式表达出发将相关虚词或结构放在一起描写、讨论，描述方式和术语更接近普通语言学，全书系统性很强。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本书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激发一些学术新人去尝试新的理论手段，进而将古汉语语法研究汇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而不是让它长期停留在深奥难测的迟滞状态。”实际上，作者自己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受文献流传和识读的限制，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语料以传世文献为主，对出土文献则关注较少。张玉金的《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和《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则是不多的关于出土文献语法的通论性著作。张玉金《西周汉语代词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对西周汉语的代词做了专题研究。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讨论甲骨文的语序，该书对研究早期上古汉语类型有重要意义。沈培（2005）则从语用学角度考察了殷墟卜辞中的语言现象。出土文献由于没有经后人改动过，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纠正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误，如张玉金（2010a，2010b）用出土文献对上古汉语常用语气词“乎、矣”的用法做了很好的补正。沈培（2009）通过对《缁衣》今本和两种简本的对比揭示出句法因素在古书文本演变中的作用，并指出研究古书流传时不应忽视这种作用。

二 语法化研究

汉语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虚词和词序，虚词多由实词演变而来，自元代开始实词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在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中，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实词虚化规律的总结与概括。20世纪80年代开始，解惠全、洪波等陆续有系列的实词虚化研究成果发表，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等人已经开始探讨句法位置、语义变化等对实词虚化的影响，他们对实词虚化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助词》两本著作中（本章第二节已经介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法化理论以其对语法标记产生演变过程系统、深刻的论述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共鸣，对汉语语法演变有深入研究的刘坚等人将语法化理论介绍进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结合汉语若干实词到虚词语法演变过程对语法化理论做了十分深入的介绍，从句法位置的变化、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四个方面总结了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动因、机制，并提出“要在词汇语法化研究中，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挖掘材料，考虑问题，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该文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期刊《中国语文》上，一发表即在语言学界发生极大反响。

法国学者贝罗贝、美籍学者孙朝奋也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研究、译介将语法化理论介绍进中国。孙朝奋（1996）用语法化理论系统描写介词“把”、助词“了、得”的语法化过程，并在最后讨论了语法化与汉语语法演变、语法化后的认知机制等问题。

语法化理论一经介绍、引入，迅速对语法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动态助词一直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热点。表完成的动态助词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争议较大，王力（1958）认为“V+了+O”结构的出现标志着动态助词“了”的产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的句法环境中“了”的语法化程度不一样。吴福祥（1996、1998）提出瞬间动词、状态动词、形容词后的“V+了”表完成，也可作为动态助词成熟的标志。杨永龙（2001）结合动词的情状类型、“了”句所述事件的事件类型等深入分析了《朱子语类》中“V+了+O”和“V+了”结构，指出两个结构中的“了”的语法意义都不一定是完成态动态助词，需结合当时的时、体等范畴的表达讨论。蒋绍愚（2005）指出瞬间动词等非持续动词后的“了”表达一个动作的完成，与持续动词后“了”表达一个“过程”的完结，两者语法意义不同，前者才是动态助词。关于持续态助词“着”，孙朝奋（1997）根据持续态助词语法化路径的跨语言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着”由处所介词语法化为助词，张赪（2000）关注“着”语法化前的语义变化，指出“着”在六朝时语义高度泛化并出现了个别助词用例，“着”不一定经由处所介词而到助词。蒋绍愚（2005）特别强调“着”所附着的动词在唐代前后的变化与其助词用法产生的关系。杨永龙（2001）通过对《朱子语类》中“过”的用例的语法格式、语法意义的分析，指出在由动词到动态助词的演变中，“过”前的动词有从自移动词到使移动词，再到位移动词的扩展。

语法化研究关注语法演变的句法条件、语义条件、语用动因，关注词汇语法化过程中其所结合成分的扩展、语义变化、语法意义的形成，在这一理论影响下，对汉语语法词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观察和描写要比以往细腻、深刻得多，上述研究可窥一斑。[※注]

语法化研究的内容不只是实词到虚词的演变，还包括一个结构或句式如何获得特定的语法意义。吴福祥（2002）揭示了现代汉语述补结构“V得/不C”表可能的语法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唐宋时期“V得/不C”结构是表结果或状态实现的结构，如“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杜甫《佐还山后寄三首》之二），但在叙述未然事件时由语境赋予了表示可能性的语义，如“纵说得出，也不得见”（《祖堂集》卷一），从宋代开始“V得C”表实现时可以带动态助词“了”，“V得/不C”表可能逐步脱离了语境限制。

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以往意见比较统一，认为所有“得”字结构都是从连动结构“V得”演变而来。刘承慧（2001、2002）、杜轶（2006、2007）根据“得”所附动词的性质分为两类，认为“及物行为动词/趋向动词+得+C”结构来源于兼语式“V得+NP+VP”，演变条件是兼语式的兼语由于和话题同指而隐含，另一类“不及物行为动词+得+C”结构来源于魏晋南北时期表实现的“得+VP”与前行动词合并，即“V，得+VP→V得VP”。动词的性质不同，“V得C”的来源和演变途径不同。结构的形成、特别是不同层次的成分并合成固定的语法结构，这也是语法化研究的一部分。

《汉语语法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编选了语法化理论引进中国前后相关的重要论文，反映了中国学者在语法化理论引进前后所做的探索。2001年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每两年一次，每次均结集出版，及时反映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语法化理论给汉语语法史研究带来了理论思考的风气，这样的理论思考引起了现代汉语语法、语言理论等领域对语法史的关注，“历时”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许多非汉语史背景的学者也开始关心和从事语法史研究，石毓智、李讷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便是这样一项研究。该书将现代汉语研究和汉语史研究相结合，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一度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了解语法化理论发挥了很大影响。

虽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十年里，不断有新的语言理论和研究视角被引入到语法史领域，但都没有语法化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巨大。

三 语言接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汉语史上有两个时期与外族语发生了密切接触。一个是汉魏六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有大量的佛经翻译，译经会受到原文（主要是梵文）的影响，早期译者又多是从西域而来的僧人，这些都使译经语言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经由佛经的传播，译经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为汉语所接受，传播开来就对汉语发生了影响。另一个时期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期，当时华北、西北长期在北方民族统治之下，多民族混居，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汉语和其他北方民族语言使用者直接交流，发生了自然的语言接触，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汉语有很多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化。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时期与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都是SOV型语言。不过，这些影响大多没有延续到现代汉语中，因而长期以来语法史学界认为汉语语法几乎没有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但随着分析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文献中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开始用语言接触去解释这些特殊现象。

袁宾（1989）注意到汉语史上出现过系词“是”位于句末的特殊语序的判断句，江蓝生（2003）研究了佛典和元明戏曲、小说中系词居句末的特殊语序判断句，认为这是受梵语、阿尔泰语判断句语序的影响，两种语言都是SOV语序，梵语中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强调时要用，系词出现于句末，阿尔泰语判断句系词都位于句末。江蓝生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讨论比较深入的是关于翻译佛经中的特殊语序判断句，支持这一特殊语序的判断句是语言接触所致的有龙国富（2005）、张美兰（2003）等。而姜南（2010）通过梵汉对勘指出这类特殊语序判断句都是对译原典中的“烦琐判断句”，而原典的简单判断句都是用“NP1是NP2”这样正常语序的汉语句子对译，对译“烦琐判断句”的“NP1NP2是”来源于上古汉语的“NP1NP2是也”句，其中的“是”是指示代词。蒋绍愚（2009）则从语用角度讨论“NP1NP2是也”和“NP1NP2是”在佛经中用得特别多的原因，这两个句式与正常语序判断句的不同在于位于系词前的NP2既是新信息、又在焦点位置上，佛经中这些句子都是强调NP2的句子，系词居句末的语序正可满足这个要求。

蒙古语是后置词发达的语言，后置词的位置是在名词后，与汉语方位名词的位置一致，受蒙古语影响，元代常以方位名词去对应蒙古语后置词，因而元代方位名词发展出很多新的用法，如表示动作的对象、原因、根据、工具等，例句如“我官人行说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张鼎智勘魔合罗》）。余志鸿、江蓝生、祖生利对此有专门的研究。

以上两个变化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汉语中。太田辰夫（1958、2003）最早描述了“教”字句由使役到被动的演变，罗杰瑞（1982）、桥本万太郎（1987）认为汉语使役动词发展为被动标记是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因为在阿尔泰语中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是相同的，桥本万太郎还认为北方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被动标记来源于使役标记，南方汉语受侗台语影响被动标记来源于给予动词。江蓝生（1989）、蒋绍愚（2002）对使役到被动演变的条件和过程做了研究，指出这一演变与汉语自身句法的一系列特点有关，可以从汉语自身句法演变得到解释，且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语密切接触是宋以后，而唐代汉语使役句已经开始演变为被动句。这两篇文章中又都同时讨论了给予动词演变为被动标记的过程，认为经历了“给予句→使役句→被动句”的演变过程，也是汉语自身的发展。

蒋绍愚（2001、2007）讨论了梵语的绝对分词在汉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文章把中古文献分为佛经文献、中土文献两类，详细考察了中古汉语表完成的句式“V+（O）+完成动词”中完成动词“已”的使用情况及用法，指出“已”出现于佛经文献中，在佛经文献中可出现在非持续动词后、不能受副词修饰，这些特点都是中古汉语其他完成动词所没有的，在非持续动词之后的“已”才是后来的助词“了”的真正来源。

梅祖麟（1988）讨论了阿尔泰语对北方汉语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范畴产生的影响，指出从历史文献看这对范畴的使用只见于北方文献中，从现代汉语方言看也只见到北方汉语使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这对范畴的文献是宋金时期，而此期之前的文献中看不到一点汉语产生这对范畴的痕迹，宋金时期与汉语有密切接触的阿尔泰语则有这对范畴，因此汉语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对立是受阿尔泰语影响而产生。

中古佛经的“V+（O）+已”、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对立都是从别的语言借进了新的语法范畴，而用了汉语已有的形式表达，这两项由语言接触带来的语法演变都保留在了现代汉语中。

上述几项与语言接触相关的语法演变研究或基本为语法史学界所接受，或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或争论。然而语法史学界对语言接触和语法演变的研究不限于此。

曹广顺、遇笑容（2000）、曹广顺、龙国富（2005）详细描写了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提出处置式的产生受到梵语的影响。江蓝生（1999、2002、2003）从蒙汉接触角度对汉语比拟句、假设条件小句末的助词“时、后”的产生与应用做了深入分析和解释，李崇兴（1999）、祖生利（2002）注意到元代“底（的）”字结构复杂化并认为这是受蒙古语影响的结果。李崇兴、祖生利等人对元代汉语以及元代蒙汉语言接触情况做了持续的、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中。由遇笑容、曹广顺、祖生利主编的《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2010年出版，该书编选了汉语史中语言接触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李崇兴（2005）总结了外族语言影响汉语的方式，有：直接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成分、句法构造；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范畴，形式则由汉语自身提供；促进和推动汉语某种语法形式的确立和普遍化进程。最后一种方式是别种语言影响汉语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们充分认识到语言接触在词汇、语法和语音层面都可能发生，并提出语言接触不仅会导致语法范畴或形式的输出和借入，还会引起语法化模式的模仿性发展。[※注]西方一些学者首先注意到汉语及东南亚语言中“得到”义动词平行发展出一系列功能，认为这是区域性的发展变化，Bisang（1996）、Matisoff（1991）和Enfield（2001）对此有详细论述，吴福祥（2009a）在Enfield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了东南亚语言动词后“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并着力证明在这个区域性变化中汉语是模式语言，其他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类似演变。

四 类型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年发表《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带来了语言类型学的全新发展，类型学和跨语言的视角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汉语语法史研究也不例外。类型学研究成果首先引入到汉语语序演变研究中。根据格林伯格提出的若干人类语言语序的普遍规律，现代汉语有多条不合普遍规律的语序，而这些语序中有些古今发生了变化。海外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一些古今汉语语序变化的类型学意义，如黎天睦（Light，1979）、黄宣范（1978）、Li和Thompson（1973）。被语言学家关注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汉语语序演变主要有：介词短语和中心语的语序变化、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的语序变化、比较句的语序变化。对于这些语序变化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展开。

汉语介词短语从上古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后变为现代汉语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前。沈培（1992）考察了殷墟卜辞中介词词组的语序，认为甲骨文中不表时间的介词词组的基本语序是位于中心谓词后，少数位于中心谓词前的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是命辞的焦点。魏培泉（1994）考察了“於”所介引的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提出一个构想，原始汉语是由两种语序类型相异的语言相互接触、融合的产物，动词与介词短语的语序在汉语方言里并不统一，汉语发展的不同时期方言对通语的影响力不同，通语的语序不同。张赪（2002）详细考察、描写了先秦至元明介词词组的语序演变过程，认为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东汉末年开始汉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变得复杂，如核心谓词双音化、谓词带宾语、补语、助词的情况越来越多，使汉语句子的线性序列必须做出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又加强了介词短语语义对语序的影响，介词短语位于中心语前的情况先秦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主要是出于语用目的而使用[※注]，但东汉以后则是句法和语义规则所致。

关于数量短语与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就提出汉代开始数量短语由中心名词后移到中心名词前，中古汉语已经基本位于中心语前了。贝罗贝（1998）从类型学关于量词的定义出发界定了汉语的数量短语，简要描述了数量短语由中心语后到中心语前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一语序变化始自中古，要到唐以后才完成。孙朝奋（Sun，2001）基本同意贝罗贝的观点，并认为这一变化是由语境中的语义因素促发的，到宋代数量短语仍以位于中心名词后为主。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吸收太田辰夫（1958/2003）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单位词（即容器量词和度量衡量词）可形成“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式，汉以后“之”逐渐脱落，形成“数词+单位词+名词”式，受其影响汉语产生了“数词+量词+名词”式，这一研究阐释了“数词+量词+名词”的来源，但并未对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有新的看法。张赪（2010）从数量修饰语与其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了汉魏六朝和唐代的数量表达结构，指出汉语数量修饰语一直以位于名词前为主，位于名词后则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汉语不存在“名词+数词+量词”到“数词+量词+名词”语序类型变化，存在的是“数词+量词+名词”对“数词+名词”的替代，这与汉语由非量词型语言到量词型语言的演变有关。

太田辰夫最早对比较句的语序演变做了描述，贝罗贝（1989）则概括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平比句和差比句的演变，联系了汉至唐连动式的发展讨论了“比”字句的语法化过程，认为唐代产生“比”字比较句。魏培泉（2001）重点讨论了中古汉语出现的“基准+结果”型平比句产生的原因。魏培泉（2007）认为个别表示“胜出”义的动词用在“如/似”字句中，使该句式有差比义，而“如”字音近“于”，是“如”字句取代“于”字句的主要原因。“比”字句取代“如”字句则主要是社会因素。张赪（2010）对古今比较句的演变做了详尽的调查描写，指出比较句句式的兴替、语序的变化主要和消除歧义、谓语结构复杂化有关，个别特殊语义的词进入比较句式、文体修辞方面因素促发了“比”字句、“如”字句的演变。

对上述语序问题的关注是由类型学的研究引发的，但上述研究并不是运用纯粹的类型学方法，上述研究都显示汉语的语序变化首先是汉语语法系统自身的演变，语序的成因复杂，与汉语的基本语序类型（即汉语是SVO还是SOV）不一定有关。类型学使语法史研究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注意到在单一语言研究背景下所忽略的问题，同时语法史研究的结果也对类型学的研究结果提出补正。

名量词的演变一直受到汉语史研究关注，王力（1958/1980）、黄盛璋（1961）、洪诚（1963）、刘世儒（1965）、王绍新（1989）形成了关于汉语名量词演变的一些基本认识。类型学的兴起使人们重新认识名量词的意义，名量词是一项重要的类型特征，根据是否有名量词，世界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东南亚、东亚地区是量词型语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类型学提出了描写量词型语言的框架，Eurbaugh（1986）、贝罗贝（1998）、张赪（2012）将类型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汉语名量词演变研究中，得到很多新的认识。Eurbaugh（1986）分析了汉语一些名量词的演变并与汉语儿童的名量词习得过程相结合，指出历史演变和习得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贝罗贝（1998）十分明确地指出名量词和度量衡量词不同，二者的语言学意义不一样，汉语史研究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名量词（classifier）和度量衡量词（measure word）。张赪（2012）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详细考察汉语名量词的演变历史，重点讨论了名量词产生的原因、量名或名量搭配的历史变化、名量词的句法功能的变化等问题。

类型学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也关注语言演变的模式和类型。吴福祥（2003）通过对汉语“及、与、共、将、和、同、跟”一组词的演变历程考察，提出汉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演变，这一演变模式还见于一些壮侗语、苗瑶语、西非语言中，而在另一些基本语序同样是SVO的语言如英语中，伴随动词的演变模式是“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工具介词”的演变模式，制约这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原因是句法条件的制约，其演变机制则是语法化理论中的隐喻、转喻等普遍机制。

第四节 汉语语法史研究展望

汉语语法史学在半个多世纪里从无到有、到发展为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有系统理论支撑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今语法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样的，而“历时”也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无论是在汉语还是世界语言学研究中，语法史研究和其他语言学研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汉语语法史研究应有更高的追求。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语言，有着历史最久远、最完整、最丰富的语料记载。汉语语法史研究不能止步于对各种语言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更要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对语言演变、对汉语及世界语言研究做出理论贡献。坚持理论学习与思考、以各种理论为指导对汉语史实做更广、更深的挖掘，基于汉语事实做独立思考、发现语法演变的新问题和新规律，这将是汉语语法史长期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对新问题和新规律的探索与发现。

朝着这两个方向，汉语史学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进行一些具体工作，下面列出当前语法史学界以及本章著者所思考的未来汉语语法史研究要重点着力的问题，以此作为本章的结语：

语义特别是词义演变对语法演变的影响；

语音特别是韵律变化对语法演变的影响；

语用因素特别是文体、语体、篇章结构等因素与语法演变的关系；

上古汉语、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类型特征演变；

明清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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