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修辞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49—1966年，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以普及为主，可概括为修辞学的普及期。二、1966—1976年，这一时期的修辞学研究停滞不前，可概括为修辞学的沉寂期。三、1977年至今，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全面发展，有普及，更有提高，可概括为修辞学的发展期。本章以这三个时期为线索，回顾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历程，讨论当代修辞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展望当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由于第二时期内容较少，故与第一期合并论述；第三时期内容较多，则分上、下两节论述。

第一节 修辞学的普及与沉寂期

一 修辞学的普及期

（一）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由于一大批工农干部的语文水平还很低，白话文运用还不甚娴熟，新闻广播、报纸杂志中常常出现语法修辞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使用语言已成为人们语言生活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语法修辞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的修辞学知识开始走向人民大众，这为修辞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1949—1966年），是当代修辞学的普及时期，其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初步奠定了白话修辞学的格局。白话修辞学研究迅速发展，人民大众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情空前高涨，使白话修辞学发展成为修辞学的主流，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修辞学著作以普及性读物为主，适合普通大众阅读。修辞学研究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即更加注重修辞学知识的普及性，修辞学著作用白话文写成，通篇语言通俗易懂，走向大众，同时对白话文的正确使用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修辞学理论研究逐步发展。陈望道关于修辞研究的演说，回答了修辞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把修辞学的研究引向了深入。修辞方法方面，对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都有所探讨；辞格方面，注意研究新的辞格现象；语体风格方面，受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语体风格研究成为热点。此外，古代汉语修辞和文学语言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

第四，由于受时代政治的影响，汉语修辞学受苏联修辞学、语体学理论的影响较大，而对西方修辞学则知之甚少；有的修辞学著作体系不够成熟；富有创新性的修辞学理论著作较少。

（二）普及性读物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同日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对所属机构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发出专门文件指出：必须严肃重视出版物表现出的语文上不可容忍的混乱现象。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学校的语文课堂增加了语法修辞的内容，机关、部队、厂矿等也以《语法修辞讲话》为教材，学习语法修辞。

白话修辞学著作不断涌现，它们多是普及性读物，浅显易懂，非常实用，适合各类人群，一改修辞学深奥、神秘的“形象”；其中也有关于修辞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初步解决了学科方面的基本问题。这些著作内容涉及消极修辞、辞格研究、用词造句，等等。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开明书店1952年版）、《语法修辞正误练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张瓌一《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等。

以集体署名的修辞学教材有：北京师大中文系《汉语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现代汉语》（中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杨欣安等《现代汉语》（第四册，西南师范学院函授讲义）（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天津师院中文系《现代汉语·修辞》（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湖南师院中文系《现代汉语·修辞》（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华中师院中文系《汉语初稿》（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陕西省建工局《语法修辞基础知识》（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曲阜师院中文系《现代汉语》（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

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有：孙毓苹《用词和造句》（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丁羽《好句子和病句子》（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曲北韦《怎样造句》（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张剑声《汉语积极修辞》（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吕景先《修辞学习》（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宋学智《谈用词造句》（辽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张世禄《小学语法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

还有以不同的文化程度的读者为阅读对象的著作，如以一般干部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有：谭正璧《修辞新例》（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倪宝元《修辞学习》（东方书店1954年版）、谭庸《修辞浅论》（通联书店1952年版）、谭庸《怎样做好句子》（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等。

以初中和小学教师为主要阅读对象：彭先初《王老师讲修辞》（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王禹卿《和小学教师谈修辞》（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李仲平《王老师谈修辞》（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倪海曙《初级修辞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张文风《中学生修辞例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等。

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著作的论述角度也有所不同。如：

专门介绍修辞学常识的著作：唐雪蕉、陆文蔚《修辞基础知识》（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彭先初《修辞常识》（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鲁订《修辞浅讲》（北京益昌书局1953年版）等。

讲用词、造句、辞格或篇章的著作：林裕文《怎样用词》（通俗读物出版社1957年版）、张志公《怎样造句》（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年版）、叶长荫《怎样造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孙毓苹《怎样打比方》（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等。

总地看来，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论著，主要以普及性读物为主。

（三）特色性著作

这一时期，白话修辞学研究进入全新阶段，一些白话修辞学著作陆续出版。其中较有特色的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周振甫的《通俗修辞讲话》、张瓌一的《修辞概要》等。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学习把语言运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本着“实用、普及”的目的，力图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该书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当天开始连载，1952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合订本。“文革”之后，又再版几十万册，对白话修辞学的普及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全书共有六讲，除第一讲单纯讲语法外，其他五讲从语言的实际运用角度，讲解语法和修辞方面的知识。作为白话文修辞学的代表作品，其主要特点是：第一，该书通篇用白话文写作，全书所用的材料也是现代白话文作品，书中的经典例子多引用名家名人的经典作品，如毛泽东、鲁迅等；其中的错误例句材料多引自当时的一般书籍、报纸、文件、稿件、期刊、通信、学生习作等。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许多修辞学著作有很大不同。第二，该书的应用性较强，突出了“实用性”目的。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用这个讲话来帮助学习写文章的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即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体现了该书“侧重在语言应用方面”“匡谬正俗”的宗旨。第三，该书把修辞和语法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同时讲解，紧紧围绕着语言的实际应用问题，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在全书六讲的内容安排上，第一讲只讲语法，其他五讲的内容都是既讲语法，又讲修辞，甚至修辞的内容更多一些。作者在本书初版“序”中曾指出：“这个讲话的大纲是经过几度修改的。最初打算只讲语法。后来感觉目前写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辞上的问题，决定在语法之后附带讲点修辞。等到安排材料的时候，又发现这样一个次序，先后难易之间不很妥当，才决定把这两部分参合起来，定为六讲，如上面所记目次。”《语法修辞讲话》的出版，揭开了白话修辞学新的一页，为白话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该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涉及篇章段落的修辞内容；全书只从消极方面讲解，忽视了积极的作用，导致看问题不全面，容易误导读者走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谨小慎微之路。

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通俗修辞讲话》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对当时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普及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该书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较早且全面地阐述了汉语修辞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第一章和第六章两个章节用通俗的语言讲了修辞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主要指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分野问题，并指出两者在不同场合的重要性；第三章和第四章从选词、造句的角度仍然讲消极修辞；第五章介绍了20种修辞格。第二，该书比较正确地阐述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之间的关系，并重点突出了消极修辞的重要性。在第六章结语中，作者特别指出：“我们应该先学习消极手法，因为它比积极手法更急需。”

张瓌一《修辞概要》。《修辞概要》是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下而写的，是白话修辞学创立的标志之一。全书由引言、用词、造句、修饰、篇章风格五个部分组成。该书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修辞学读物，对语言的正确运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与《语法修辞讲话》相比，该书也是把修辞和语法结合到一起来写作的，其不同之处在于该书注重列举正确的语言材料，以此来展示白话文的魅力；并且重视篇章修辞和语言风格方面的探讨，只是论述尚欠全面、深入。

（四）修辞学的理论研究

修辞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范围和作用以及修辞学与语境的关系和语体与风格研究等相关问题。

第一，关于修辞学对象的研究。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一切修辞现象。周振甫的《通俗修辞讲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消极修辞手法比积极修辞手法更重要，更急需”。除了这一个观点外，当时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辞格，即是陈望道先生所说的“积极修辞”部分。谭正璧在《修辞新例》中指出：“修辞就是修饰词句，加强它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功能，以达到语文的美丽生动。”今天重新审视这种观点，不难发现其片面性。

第二，关于修辞学研究的任务。陈望道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也较具权威性。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修辞学的任务就是探求修辞现象的规律，缩小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

第三，关于修辞学的性质和作用。陈望道在多次演讲中指出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范畴，但它却具有艺术现象的某些特点，与美学、文学、逻辑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修辞学要具备多门学科的知识。这也是修辞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很不相同的地方。谈到修辞学的作用，陈望道说：“研究修辞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使阅读更能切实掌握内容，写作更能正确表达内容，而语文经过不断的磨炼，亦将不断增进切实表达内容的能力，日益臻于精密完美。”

第四，语体、风格的研究。语体、风格方面的理论研究问题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热烈的探讨。1956—1962年的全国语言学科规划明确地把语体研究列入议事日程，指出“这项研究对语言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必须逐步展开”。这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林裕文的《词汇·语法·修辞》、周迟明的《汉语修辞》、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以及杨欣安、李运益、文道奎等的《现代汉语》（第四册的内容谈到语体、风格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重点研究了语体、风格学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认为语体、风格的研究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畴，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关于语体的分类，基本上确定了政论语体、科学语体、文艺语体、公文语体四类。这些研究初步建立了语体、风格学的理论体系。

第五，古汉语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研究方面也有建树，如王运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论及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的问题，与修辞密切相关；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的变迁》勾勒了从先秦到现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概况。

二 修辞学的沉寂期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此期修辞学的著作主要有：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修辞常识》（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语法修辞》（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华中师院《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北京师大中文系《修辞常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中山大学《学点修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上海师大、复旦大学中文系《语法修辞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傅经顺《修辞常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等。

从以上这些修辞学出版物，可以看到几个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基本上都是集体出版，很少有以个人名义出版的作品。

第二，这些出版物都是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文革”前期没有发现关于修辞学方面的出版物。

第三，内容上，“文革”期间的修辞学书籍都是普及性的读物，理论研究方面没有提高。在体系上面，要么是由词语的选择、句式的选用和常用修辞手法等三大部分构成，要么是语法和修辞糅合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法修辞》。总的来说，著作体系程式化。

第二节 修辞学的发展期（上）

一 概述

从1978年起，中国修辞学学界对众多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1980年12月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随后华东、华北、东北、中南、西北、西南等大区的修辞学分会也相继诞生，《修辞学习》杂志于1982年创刊（2010年更名为《当代修辞学》）。这些表明，中国修辞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学科意识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之前，修辞学界对修辞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语体风格、修辞研究的方法论、修辞学的科学化、现代化等问题认识都不是十分明确，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争鸣，这些问题逐渐取得了共识。

修辞学研究队伍逐步壮大，学术活动更加频繁，学术成果空前丰富。中国修辞学会的会员（包括各分会）已有近千人。中国修辞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每年都有小型的专题学术会议，各大区的修辞学分会也经常开展学术活动。与此同时，修辞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对修辞学进行了探讨，极大地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普及读物和教材相继出版。这一时期修辞学的普及直接导致了修辞学读物的大量增加。在各个高校修辞学被广泛地引入课堂，在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教材中，有关修辞的内容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全国各高校积极组织修辞学教材的编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10余部专门的修辞学教材。

注重运用国外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修辞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修辞学界翻译了国外大量的修辞学著作，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汉语修辞学中的具体问题，产生了一批国外修辞学著作评介、中外修辞学比较以及运用国外修辞学理论、方法探讨汉语修辞学问题的研究成果。

此外，修辞学内部各个部分的研究较之以往更加全面、深入；修辞学分支学科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修辞学各项专题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成果丰硕。

二 修辞学重要问题的讨论

（一）对“修辞”的认识

关于“修辞”，在早期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已有论述，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学说。如李维琦提出“修饰说”，他在1986年出版的《修辞学》中指出“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吴士文等认为修辞“是语言的一种加工活动”，提出“加工说”（《修辞讲话》）；张志公等学者提倡的“选择说”则强调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修辞学习》1982年第1期）。此外，还有程希岚等的“准确鲜明生动说”（《修辞学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等）、倪宝元等的“经济、简练说”（《修辞》）、吕叔湘等的“适应题旨情境说”（《修辞学习》1986年第1期封二）、刘焕辉等的“言语形式组合说”（《修辞学纲要》）、陈光磊等的“美辞说”（《修辞学习》1988年第1期），等等。这些说法的提出体现出学界对“修辞”的认识更加深入。

（二）修辞学的性质

陈望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修辞学是边缘性学科”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宗廷虎、张志公等坚持陈望道的观点，认为修辞学是边缘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郑远汉、刘焕辉等提出“言语说”，他们认为“修辞学属于言语学”，而以谭永祥、李廷扬等为代表的“美学说”则认为“修辞学属于美学”，这样，就形成了“边缘说”“言语说”“美学说”三大学说鼎立的态势。

（三）修辞学研究范围、任务和对象

学术界对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讨论得比较热烈。首先，篇章结构是不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这一课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反对将篇章结构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并且推出了一批篇章修辞学方面的论著。其次，关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是否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修辞学除研究积极修辞外，还应该研究消极修辞，谭永祥、季世昌、费枝美等少数学者则认为修辞学只研究积极修辞，不研究消极修辞。语体风格是不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谭永祥、季世昌、费枝美、李维琦等认为语体风格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反，郑远汉、黎运汉、郑颐寿、张德明、乐秀拔等则主张修辞学应该研究语体和风格。再次，同义形式是否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同义形式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但也有一些分歧，这主要体现在同义形式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上。林兴仁、王希杰、郑远汉、陈光磊、陆稼祥、林文金、刘焕辉等，认为同义形式不是修辞学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它只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此外，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曾对文风、主题思想的提炼和题材的选择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范围进行过讨论，“文革”以后也有学者关注过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四）修辞学研究的方法

1987年10月，“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199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语法修辞方法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否定传统修辞学中的归纳法、评点法等，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演绎法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还有学者则主张必须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其次是在对待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态度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有反对科学主义，主张人文主义的；有主张科学主义，反对人文主义的；也有提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会议同时探讨了修辞学现代化与方法论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修辞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做到科学化，王希杰、陈光磊、刘焕辉等主张修辞学研究在方法上要注意归纳与演绎、比较与检验、定性与定量等方法的运用，注意采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研究手段。

（五）语法与修辞相结合

语言学界历来重视将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考察、分析语言现象，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等。郭绍虞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中主张语法与修辞在教学和研究中要相结合，并且可以把修辞学与语法学这两门学科合二为一。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发起了语法修辞相结合问题的讨论，他在《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中提出“中国的修辞学已经发展到了与语法学相结合而作科学的有系统的论说的时代了”，“不管学术界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汉语语法修辞结合论的时代总要到来，而且是已经到来了呢”。1985年9月25日他发表了公开信，希望中国语法修辞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一些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对此反响比较积极，以胡裕树、郑远汉等为代表的赞成派，认为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他们同时认为修辞学与语法学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谭永祥、陈炯、高万云等反对派则指出语法修辞是不能相结合的，郭绍虞、郑子瑜的观点站不住脚。以张志公、袁晖、张炼强等为代表的保留派则是有保留意见地认同“语法修辞结合论”。这次讨论的相关文章大多发表在《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上，199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为《语法修辞结合问题》一书出版。这次讨论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学者们在概念使用的内涵上存在差异，究竟是语法学和修辞学两个学科的结合还是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两个角度的结合，是教学的结合还是研究的结合，是两门学科一定合二为一，还是想合就合、想分就分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六）语体的特点与类型

复旦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了语体问题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这次研讨在语体的基本理论问题、不同层次的具体语体类型（范畴）的语言风格特点两方面有重大突破。接下来在华东修辞学会第四届年会和《修辞学习》杂志上开展了语体分类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提出了以超语言因素作为划分标准、以内部因素作为划分标准、以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作为划分标准和以不同思维类型作为划分标准等语体分类依据。这有益于学术界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语体，对于探讨语体与修辞的密切联系有重要意义。

三 词语、句子、篇章等的修辞研究

（一）词语修辞研究

语言运用中如何选词造句，刘焕辉在《用词造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提出了“辨别近似，防止误用；用好前词，指代明确；搞清数量，表数确切；认清对象，介绍得当；看准结构，用对助词”几种方法，他还谈到了把握词语感情色彩应该从词义的褒贬、变换词的形态、了解词的社会文化意义、借助上下文等方面入手。倪宝元以作家锤炼词语为例证，在《词语的锤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名家锤炼词句》（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中探讨了词语锤炼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了一些词语锤炼的规律。石云孙的《词语的选择》（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重点论述词语选择的意义、原则和要求，并从意义、色彩、声音几个方面剖析了词语选择中的具体例子。华宏仪的《汉语词性修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词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词性活用”问题，对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词类的本用与活用、常规用法和变异用法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向群则从量词的语法功能入手，多角度地考察了量词的审美特征、古今流变、规范用法和各种变异用法等问题，从这样的切入角度研究词语的修辞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的《量词修辞审美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对量词做专门的修辞研究的专著。谭汝为的论文集《词语修辞与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讨论词语、修辞、诗词和语言文化等问题。

（二）句子修辞研究

林兴仁主张修辞应该以同义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中，该书在同义手段的选择的基础上选取汉语中30组同义句式，讨论句子的修辞，通过对语言实例的分析来说明各类句式的作用及其与语境的关系。

倪宝元《炼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主要论述炼句的范围，炼句与表意、语境、语体、用词、辞格等的联系，对句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作了阐述。李维琦等的《古汉语同义修辞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修辞中的同义学说统领全书，在谈到同义语法形式时，对同义句型的修辞问题做了分析。黎千驹的《现代汉语同义形式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章“同义句式的选择”着重讨论了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的修辞问题。

（三）篇章修辞研究

在篇章修辞研究方面，郑文贞《段落的组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篇章修辞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代表作。《段落的组织》从“段落”入手，对段落结构与意义表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段落的划分、段落内部联系、叙述角度的统一和变换、段落的条理、段落的波澜、段落的语气等方面探讨了段落修辞的规律。《篇章修辞学》主要是从篇章的表达作用和组织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篇章修辞学是修辞学的下位学科。徐炳昌《篇章的修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从总论、题目的艺术、句群的修辞、组段成篇的要求和方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篇章修辞学。王凤英的《篇章修辞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篇章修辞学的一般理论、篇章结构的一般特点进行了概述，论述了篇章单位、言语结构的类型，阐明了功能语体及其特点。该书还介绍了一些俄罗斯篇章修辞学理论。李胜梅《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研究现代汉语语篇修辞现象的一部新作，它解析了修辞成品的结构成分并对各成分的特点进行了描写，同时也探讨了语篇的组成部分、连接成分及其组合类型，揭示了语篇的结构类型。

（四）汉字修辞、形貌修辞研究

曹石珠的《汉字修辞学》（西安出版社2004年版）、《汉字修辞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形貌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形貌修辞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深入研究了体现汉语特点的汉字修辞、形貌修辞。在汉字修辞方面，他认为汉字的形、音、义可以构成很多修辞方式，汉字修辞具有特殊的修辞作用，汉字和修辞关系密切，在修辞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往还没有人对形貌修辞方面做全面研究，他认为“形貌修辞所利用的材料，是诉诸视觉的非语言要素”（《形貌修辞学》第2页）。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所谓的形貌修辞学，涵盖面是很广的，至少包括字形、图符、标点符号、变列（如移行排列、分项排列）等。

四 辞格与消极修辞研究

（一）辞格理论研究

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全面论述了辞格的定义、范围、结构、类型以及辞格与非辞格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作者重点对辞格进行了理论分析，如关于辞格的定义，作者从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特定类聚系统这四个“特定”出发，分析了辞格的内涵和外延，既有理论色彩，又能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辞格的实质。林文金《辞格》（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阐述了辞格的性质、范围、分类、辞格与语体语境的关系、辞格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等问题。陆稼祥《辞格的运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主要论述辞格的运用，作者把辞格分为形变、音变和义变三类，提出了辞格在运用中要注意四点，即：注意内部特点、适应外部关系、遵循辩证规律和争取美感效果。庄文通《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于辞格结群现象的普遍性、客观性、必要性，辞格群的结构形式修辞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辞格的连用、兼用和套用情况也做了分析。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辞格，借用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这使得该书有很浓的理论色彩，较有新意。

（二）辞格比较研究

代表作有郑远汉《辞格辨异》和濮侃《辞格比较》。郑远汉《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汉语辞格比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主要内容是对辞格进行辨异，探明邻近辞格的异同关系、辞格与非辞格的区别等。在具体辨析中，作者遵循面向实际、不回避问题的原则，对比喻与比拟、借喻与借代、夸张与比喻和拟人、移就与拟人和拈连、婉转与折绕、对偶与排比、反复与排比、层递与排比、回文与顶真和对偶，以及“像”字句、“变成”句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辨析，对辞格与辞格之间、辞格与非辞格之间容易混淆的问题做了科学的比较、分析。濮侃《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常用辞格，对辞格进行了定义和分类，注重比较分析常用辞格的基本特征、相互联系和区别。同郑远汉《辞格辨异》一样，该书对比拟和比喻、借代和借喻、对偶与对比和排比、层递和衬跌等辞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同郑著不一样的是，该书在进行辞格微观比较的同时，还从宏观上进行了比较，如辞格的古今比较、民族比较、方言比较等。除此之外，在一些修辞学教材和论著中，也常常有辞格比较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单个辞格研究

对比喻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多，如袁晖《比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明冈《比喻常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李济中《比喻论析》（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聂焱《比喻新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比喻》对比喻的定义、类型、方式、作用、运用等进行了论述，同时也探讨了比喻与词汇、比喻与语法、比喻与其他辞格等问题。《比喻常识》首先介绍了比喻这一辞格的基本常识，如什么是比喻、比喻的历史、比喻的作用、运用比喻的要求等；然后对比喻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划分，说明了比喻的变化形式、复杂形式；最后，论述比喻与生活、比喻与语言文学以及比喻与其他辞格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国外的比喻学说。相比前两本书，《比喻论析》写得更加全面、更加细密，该书不仅详细叙述了比喻的含义、基础、修辞功能、构成成分、种类、灵活运用形式等基本知识，而且对比喻与其他辞格的综合运用、比喻与词语的构造、比喻与谋篇布局、比喻与语体、风格、比喻运用中应注意的事项、比喻的辨识、比喻的研究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比喻新论》除了研究比喻的定义、构成、基础、分类等问题外，还对比喻的逻辑分析、比喻的潜与显、零度与偏离、比喻的功能等进行了探讨，较有新意。

其他辞格也有研究。徐国珍《仿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仿拟辞格研究专著，该书论述了仿拟的定义及结构、仿拟的构成特点、构成基础、仿拟类型等问题，讨论了仿拟的语言学网络、语言要素网络和辞格网络情况，分析了仿拟的风格表现、仿拟的语体应用、仿拟的修辞效果以及仿拟的应用策略等，是修辞学界研究仿拟辞格的代表性成果。对偶的研究专著有朱承平《对偶辞格》（岳麓书社2003年版）。这本书是目前为止对对偶辞格研究最详细、最全面、最深入的专著。该书的前言部分论述了对偶辞格所具有的三个特点：对称性、装饰性和完形性。同时对对偶辞格的研究历史，叙述研究对偶辞格的目的、对象和方法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作者“对不同偶格的不同修辞方式进行定格定位的规范化梳理，力图构建出一个具有程式化特点的偶格形态系统”（第19页），这是值得肯定的。

（四）新增辞格研究

谭永祥在对新增辞格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修辞新格》（增订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著作在对新辞格的发掘、判定及其运用规律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证、说明，有一定的独创性。如他在《修辞新格》（1983）中所提出的闪避、别解、诡谐、旁逸、异称、巧缀、同异、舛互、序换、断取、返射、歧疑、谲辞、移时、列锦15个格，作者先对这些新格进行定义，然后再选择一些例子进行认证。这些新辞格大部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五）辞格辞典编纂

三部辞格辞典相继出版。唐松波、黄建霖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共收156个格，将其归纳为语义、布置、辞趣、文学四类，前三类是常见的分法，最后一类是对传统分法所做的补充，采用定义、例证、说明的编写法。汪国胜、吴振国、李宇明合编的《汉语辞格大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在编写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它共收条目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231个，辞格正文内容包括出处、定义、举例、分类、作用运用、辨异、说明等。与其他辞书相比，该书除了具有工具性和知识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书中对有些辞格溯源的探讨有首创之功。另外，编者还编了“修辞学著作简介”和“辞格论文索引”以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谭学纯、濮侃、沈孟璎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该辞典除了收录修辞格齐全、解说适当、例证丰富之外，对修辞格论著的收集整理也很有特色。除此之外，黄民裕《辞格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史尘封《汉语古今修辞格通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王德春主编《修辞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和张涤华、胡裕树主编《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对辞格的搜集、整理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六）关于辞格学研究

李晗蕾《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学”的角度论述辞格，分别对辞格的本质、辞格的语义机制、辞格的语义系统、辞格的认知功能、对象和方法等进行了理论阐释。

（七）消极修辞研究

消极修辞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华宏仪《汉语消极修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孟建安《汉语病句修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等。此外，围绕着对“两大分野说”的讨论，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消极修辞的文章。

五 修辞学理论与学术史研究

（一）修辞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富有特色的修辞学理论著作相继出版。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较早的一部著作，具有创新特色。该书对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以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为切入点，结合逻辑和形象化表现手法，讨论各种修辞现象。该书是对传统“辞格中心论”的突破，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新视野，对把握语言要素的特点、探寻修辞的内在规律具有启发性。《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由宗廷虎主持，宗廷虎、邓以明、李熙宗、李金苓四人合著。全书分总论、修辞现象的辩证法、语言风格和汉语修辞学史四部分。该书对修辞学的对象、范围和性质特征、理论营养来源、研究纲领、任务和作用等重要理论问题都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论述，特别着重强调修辞研究中的辩证法，通过辩证统一的原理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字、词、句、段、篇章等各级语言单位的修辞现象组织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在分析上克服了许多修辞学著作只注意对立而忽视统一的毛病，对语体风格的论述也有很多创意，同时，该书简要地勾勒了汉语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给读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汉语修辞学史的清晰的线索。

《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和《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是王希杰的代表作。其中《修辞学通论》集中体现了他的修辞学理论主张。他的修辞学体系是建立在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等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这几组重要概念基础上的。他考察了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关系，将“偏离说”、“潜显说”同四个世界联系起来分析修辞现象，阐释了语言环境的深刻内涵，论证了得体性原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他还对辞格进行了重新归类，对语体风格问题做了新的理论解释。刘焕辉《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论述了修辞和修辞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和范围、修辞要求和原则以及修辞观、方法论问题，其特色是区分了常规修辞的一般组合和艺术修辞的特殊组合。同时，该书对辞格理论和语体风格问题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骆小所《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首先对修辞的含义、修辞学的性质和范围、修辞和语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紧接着以同义手段为纲，从词语、句法、篇法、准语言等方面阐述修辞现象，对修辞的运用、辞格理论以及语体风格等也了一定的探讨。姚亚平的《当代中国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讨论中国当代修辞学，回顾了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程，对修辞观念、人文范畴和修辞方法的民族意蕴等进行了阐释，对汉语修辞的基本属性、规律和内涵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汉语修辞的结构功能、行为模式、语体风格等说明汉民族的文化结构、哲学意蕴、人文性质和民族精神，对传统修辞研究方法也做了评析。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内容包括言语交际活动与言语修辞活动，修辞主体、修辞角色、修辞身份，修辞语境，修辞域和修辞场，修辞心理思维机制，修辞手段，修辞效果和修辞评价等，作者从这7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大”修辞的体系。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大”学科套“小”学科的著作，即在概述了现代修辞学的一般理论以后，讲了修辞学“大”学科内部的12个分支学科，这12个分支学科是：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言语修养学、修辞手段学、修辞方法学、话语修辞学、信息修辞学、控制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和语用修辞学。曹德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修辞学角度对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宗守云《修辞学的多视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微观修辞学、宏观修辞学、核心修辞学、应用修辞学和历时修辞学等方面的问题。

通论性的修辞学著作还有很多，如倪宝元的《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维琦《修辞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颐寿、林承璋《新编修辞学》（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张万有《汉语修辞新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黎运汉、张维耿《现代汉语修辞学》（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高长江《现代修辞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勤《汉语修辞通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鸿儒《当代汉语修辞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版）、汪丽炎《汉语修辞》（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骆小所、周芸《修辞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子智《汉语修辞通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习之《核心修辞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此外，宗廷虎、王希杰、郑远汉、黎运汉、张炼强、陈光磊、陆稼祥等一批著名学者也出版了个人的具有特色的修辞学论文集。

（二）修辞学学术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一方面用功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宗廷虎、袁晖、复旦大学团队等。

这些修辞学史主要著作中属于通史的有：易蒲（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等。这几部通史性的修辞学史著作各具特色，如《汉语修辞学史纲》指导思想为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主要方法为辩证法和系统论，以“史论并重”的写法，明晰地勾勒了各个历史时期修辞学的主要特点和主要成就。《汉语修辞学史》采取“史论结合”的办法，做到描述与阐释结合、点与面结合，详略得当，有条有理，同时该书将港、台、澳地区的修辞学研究情况亦写入书中，富有新意。《中国修辞学通史》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代表了新时期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一部扛鼎之作。

属于断代史的有：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上卷：宗廷虎、吴礼权著，下卷：高万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冯广艺所著《汉语比喻研究史》属于对修辞学史中个别辞格研究史的探讨。

修辞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这部洋洋150万字的巨著，以特定的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的大类为纲，从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篇章结构修辞史五个大的方面描述中国修辞的发展演变轨迹，堪称中国修辞史的重要奠基之作。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对比喻、比拟、借代、示现、双关、对偶、夸张、引用、回环等辞格的发展史做了探讨，在辞格发展史的研究上有首创之功。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讨论了修辞学领域的16个专题的研究情况，也带有“史”的性质。新时期发表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论文较多的学者有宗廷虎、李金苓、李嘉耀、戴婉莹、张松岳、赵蒙良、万国政等。

第三节 修辞学的发展期（下）

一 语体、语境与风格研究

（一）语体研究

自从1985年语体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并出版《语体论》一书以后，汉语语体便成为修辞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随后涌现了一批语体学著作。王德春《语体略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首先对语体研究的历史、语体的含义和语体的分类进行了概述，讨论了谈话语体、科学语体、艺术语体、政论语体和事务语体，阐述了语体的关系和发展，语体和修辞方法、风格的联系，语体理论的实践意义，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语体的专著。王德春、陈瑞端《语体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对《语体略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书从“学”的角度强调了语体学在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黎运汉等《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论述了语体及其形成，语体的特点，语体与修辞、风格，语体的分类和语体学等问题，依次对口语语体、书卷语体、语体的交叉和交融语体及翻译语体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袁晖、李熙宗主编《汉语语体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语体的著作。该书论述了什么是语体、语体的形成、语体的构成及语体的研究等问题，对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文艺语体、演讲语体和广告语体以及语体的渗透和交融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释。

将语体学、修辞学理论运用于广播领域的成果有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对广播语体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汉语广播语体的形成与演变、广播的语境、模拟语境和语体进行了论述，对广播语体、修辞和报刊文体的区别进行了辨析，对广播语体的渗透与创新、广播语体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对广播新闻、广播评论、广播对话、广播讲座、广播广告、文艺性广播体、主持人形式、版块形式等广播语体所赖以存在的传播形式的结构、类型和写作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从广播人也要学点修辞说起，探讨了广播语体的修辞特征和修辞规律，论述了声音类、结构类、描绘类、借换类和引导类辞格在广播中的应用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高歌东的另一部著作《广播语言专题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和林兴仁的另一部著作《广播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

将语体学、修辞学理论运用于法律领域的有潘庆云《法律语体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主要论述法律语体的言语结构、风格特色、表述结构、刑事侦查语言、讯问和查证、调解和谈判、演讲和论辩等问题，具体、深入地对法律语体的风格特色等进行了探讨。

邹立志《诗歌语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运用了语体学、修辞学理论来分析诗歌语言。夏中华《口语修辞学》（远距离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系统研究了口头语体的修辞规律。潘世松《不同年龄段语用主体语体特征研究》（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从不同年龄段的语用主体与交际方式、语言及非语言材料等语体因素的关系着眼，对现代汉语语体进行共时态下的历时研究。该书对语体研究的现状及“不同年龄段语体特征”概念提出的缘由进行了介绍，论述了不同年龄段语用主体语体划分的学科基础，探讨了不同年龄段语用主体语体的理论架构，阐述了学龄前阶段、学龄阶段和职业化阶段语用主体的语体习得及其语体特征。

（二）语境研究

语境和修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修辞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语境的探讨。改革开放以后，语境学的地位渐渐被人们意识到，语境学逐渐被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冯广艺《汉语语境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汉语语境学教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建华等著《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周明强《现代汉语实用语境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曹京渊《言语交际中的语境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寸镇东《语境与修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还有王占馥的几部著作，如《语境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语境与语言运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汉语语境学概论》（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和《境况语义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三）语言风格研究

新时期以来语言风格研究的著作很多，水平也很高。张德明《语言风格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介绍了风格学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论述了风格术语的来源、概念的定义、风格学的学科性质，阐释了语言风格与文学风格、文章风格、文风问题、言语风格、语言要素、语言修辞、语言单位、语言环境等的关系和区别，分析了主观风格和客观风格、语体风格和文体风格、体性风格和表现风格、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时代风格和流派风格、作家的语言风格和作品的语言风格等风格的各种类型，探讨了风格的相对性和风格的优劣性、风格的模仿和创造、语言风格和语文教学、风格的研究方法和概括方法等问题。郑远汉《言语风格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概述了言语风格和言语风格学，包括言语风格的性质、形成及类型，言语风格学的对象和任务等问题，阐述了汉语的言语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讨论了口语体、书卷体、通用体、标准体、变异体、科学体、艺术体和谈话体，探讨了语体与言语作品类型的密切联系、语体和言语规范等方面，对语言规范的二重性、成分省略的规范和词语搭配的规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书后还有一个附录，分析了风格与文体的关系及相关问题。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论述了语言风格的定义、特点、研究方法、研究概况、语言风格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等，分析了语言风格的形成、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个人风格、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以及语言风格的模仿和创造等问题。在此书的基础上，黎运汉又出版了《汉语风格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讲解了风格和汉语风格，语言风格与文章风格、文学风格两个大问题，讨论了汉语风格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和任务、语言风格学的性质和作用、语言风格学与语体学、修辞学的联系和区别，从表达主体、接受主体和表达对象三个方面剖析了语言风格，论析了汉语风格与汉文化、汉语，语言风格的得体性等，对汉语表现风格、语体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也做了深入的探讨。王焕运《汉语风格学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概述了语言风格的概念、性质、分类、形成因素、语言风格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语言风格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建立汉语语言风格学的意义等，分析了口语体语体风格、书面体语体风格、表现风格、个人表现风格和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及文风问题。香港三联书店于1985年出版了澳门学者程祥辉的《语言风格初探》。1993年在澳门召开了风格学研讨会，会议论文由程祥辉、黎运汉主编为《语言风格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此外，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了郑远汉个人论文集《修辞风格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出版了黎运汉的《修辞语体风格论文选》。丁金国长期研究语体风格，2006年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语体风格认知与解读》。

二 修辞学的分支学科研究

不断深化修辞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也是新时期修辞学的一个特点。

（一）广义修辞学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力图建构广义修辞学体系的著作。该书探讨了广义修辞学与狭义修辞学的区别、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讨论了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作为文本建构方式和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的三个功能层面等内容，论述了话语权和表达策略、修辞幻想、修辞原型，阐述了解释权和接受策略、修辞接受的特征、修辞接受中“话语·文体·认知”等，分析了“从表达到接受”“双向互动：微观和宏观”等问题。谭学纯、林大津主编《修辞学大视野》（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属于广义修辞学范畴的论文30余篇。另外，郑颐寿等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广义修辞学的论著。他的广义修辞学就是辞章学，在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辞章学概论》，提出了他的语格（运用语言的规律与方法的品格）理论和“四元六维”理论，又主编了《大学辞章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辞章学发凡》（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辞章学理论。祝敏青《小说辞章学》（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是运用辞章学理论研究小说的一部著作，该书论述了小说审美特征、意象系统、叙述视点、人物话语调控、小说语境和非小说语境、小说编码与解码的界面等问题。

（二）接受修辞学

修辞不仅要研究表达，还要研究接受，这一观点在新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宗廷虎等学者都曾撰文呼吁修辞学界加强对接受（理解）修辞的探讨。谭学纯、唐跃、朱玲合著《接受修辞学》（增订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认为“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审美过程复杂运动的产物；修辞的本质，是获取言语交际的最佳效果”，该书强调从表达视角转至接受视角，说明修辞活动的两极，对修辞活动的角色关系、修辞话语的意义实现等做了详细的分析。该书讨论了接受者、接受对象、接受渠道、接受语境等修辞接受的构成要素，阐述了修辞接受的开放性、选择性、个体性、社会性等特征，剖析了修辞接受中的信息等值、信息减值、信息增值和信息改值等类型，讲解了修辞接受中的正向接受和逆向接受、积极接受和消极接受、离心接受和向心接受、静态接受和动态接受等八种方法，同时论述了修辞接受的阐释学价值、心理学价值、诗学价值和动力学价值。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关于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的问卷调查”入手，认为修辞是人与人的一种广义对话，接受心理是广义对话中的受话心理，采用了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大量问卷的基础上探讨了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的互动关系，强调修辞话语的调节性建构，同时对基于受话心理的典型修辞话语也做了分析。

（三）内外生成修辞学

陆稼祥《内外生成修辞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任务，有选择地引入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从修辞的外部、内部角度，抓住“规范”和“变异”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揭示生成技巧与规律。

（四）模糊修辞学

在模糊理论引入我国之后，修辞学界一批学者如王希杰、吴家珍、戴磊等都发表了研究模糊修辞的文章，也推出了模糊修辞学的专著。蒋有经《模糊修辞浅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模糊修辞和模糊修辞学的一般理论，分析了模糊修辞过程和模糊修辞的原则，探讨了语音、语义、句义、语段、标点中的模糊修辞手段和克服模糊言语所形成的语病问题，阐述了模糊修辞的心理机制和审美功能。韩庆玲《模糊修辞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论述了模糊修辞的含义与特点，将模糊修辞分为常式模糊修辞和变式模糊修辞，探讨了模糊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审美动因、语体分布、文言与白话模糊修辞对比、中文与英文模糊修辞对比、模糊修辞的接受研究等问题。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详细介绍了模糊语言的基本理论，论述了模糊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探讨了模糊修辞的基本原则、心理机制、模糊语言的修辞功能及其负效应等问题。该书运用宏观透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动态追溯法、学科渗透法来研究模糊修辞，阐明了模糊语言对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所起的作用及其规律，建立了以模糊同义手段的选择为纲的模糊修辞学的学科体系。

（五）变异修辞学

修辞学可分为规范修辞学和变异修辞学，新时期对变异修辞学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之一。冯广艺《变异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声响形态变异、简单符号变异、聚合单位变异、词语搭配变异、句子成分变异、超句单位变异等方面建构体系，认为变异是文学语言阐释的基点。骆小所《艺术语言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艺术语言是变异的语言艺术”。叶国泉、罗康宁《语言变异艺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强调“要弄清作家运用语言的奥秘，就必须抓住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艺术”。另外，各地刊物还发表了大量变异修辞的研究文章。

（六）比较修辞学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也不少。代表作如郑颐寿《比较修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比较了常格修辞和变格修辞，总结了它们的不同规律。对中外修辞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也很多，如李定坤《英汉辞格对比与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国南《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胡曙中《英汉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和《英汉修辞跨文化研究》（青岛出版社2008年版）等。

（七）诗歌修辞学

诗歌修辞在新时期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古远清、孙光萱《诗歌修辞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对诗歌词句修辞、篇章修辞、辞格运用、风格等进行了探讨，谭汝为《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澳门语言学会2003年版）从修辞手段和句法形式等方面研究了诗歌修辞问题，段曹林《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海风出版社2005年版）和周生亚《古代诗歌修辞》（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研究古代诗歌修辞的著作。

此外，陈汝东《对外汉语修辞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名方《得体修辞学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苍舒、汪树福《对联修辞学》（开明出版社1991年版），马鸣春《人名修辞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和《称谓修辞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修辞学分支学科的成果。

（八）实用修辞学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李裕德《新编实用修辞》（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彭嘉强、杨达英《实用修辞》（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姚殿芳、潘兆明《实用汉语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徐钜等《中学实用修辞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永远《实用分类修辞》（江西高校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贺诚璋《实用修辞学新编》（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杨燕昌《实用修辞手册》（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王本华《实用现代汉语修辞》（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等。

三 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将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一）修辞学与逻辑学结合

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逻辑学的角度研究修辞，着重探讨修辞理据，认为逻辑思维、心理活动、审美观等都可以作为修辞理据。该书阐述了修辞与逻辑的关系，将修辞分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对词语修辞、句子修辞、话语修辞做了精当的逻辑分析。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陈宗明《说话写文章中的逻辑》（求实出版社1980年版）、李衍华《说话与逻辑》（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等。

（二）修辞学与语法学结合

吴士文、冯凭主编《修辞语法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部著作首先肯定了修辞学和语法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认为修辞和语法在适应题旨、情境、语体等方面有不同之处，修辞规律和语法规律也不同，但由于语法结构是由修辞的需要决定的，同时修辞又受到语法的制约，修辞现象和语法现象可以互相转化，所以修辞和语法是可以结合的，并且有结合的必要。修辞语法学不是将两门学科融合为一门新的学科，而是立足于学科体系，从教学的角度进行的一项革新。该书注意把语法规律和修辞表达对应起来论述，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修辞学与方言学结合

汪如东《汉语方言修辞学》（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是修辞学结合方言学研究汉语方言修辞的著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汉语方言修辞学与传统汉语修辞学的关系、汉语方言的地域特色及与修辞的关系、汉语方言的节律特征对修辞的影响、连读变调与文白异读在修辞中的作用等。该书分析了汉语方言语音构词、谐音中的修辞问题，阐述了共同语和方言在语音互动中的修辞学原则。

（四）修辞学与美学结合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从美学的角度研究修辞的著作。该书论述了古代“修辞”的含义、现代“修辞”的含义、修辞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辞格、辞格辩难、辞趣、修辞的多功能、语境和修辞。作者认为修辞是言语艺术，是言语和美学相互渗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修辞学可以称为言语美学或修辞美学。于天合、俞长江《审美修辞原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同样是一部将修辞学与美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著作，作者认为审美修辞学是介于美学与修辞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提出了“审美修辞学”的概念。姚仲明、陈书龙《修辞美学》（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也是从美学的角度研究修辞问题的一部著作。该书论述了修辞与美学的历史渊源、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等问题，分析了常用辞格的美学价值。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从均衡美、联系美、侧重美和变化美四个方面论述辞格。李廷扬《语文新论——美辞论》（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也体现了用修辞学和美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修辞的观念。

（五）修辞学与文艺学结合

运用文艺学原理研究修辞学的著作也为数不少。如郑颐寿主编《文艺修辞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对文艺修辞学的性质、对象、文艺修辞在语体系统中的坐标进行了论述，分析了文艺修辞的“四元六维”结构，其中“四元”是指文辞元、情意元、物事元、鉴识元，“六维”是指“四元”之间相互构成的六组关系。该书对文艺修辞的基本特征、文艺修辞与美学信息的联系、文艺语体风格的协调和发展、文艺语体修辞、体素的内外渗透、文艺修辞风格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

（六）修辞学与心理学结合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将修辞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研究修辞的专著，阐述了修辞心理学的定义、修辞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研究方法、建构的意义及目前研究的进展等。该书论述了修辞的主体，讨论了修辞文本的基本模式及其建构的基本原则，探讨了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对语言借贷中的修辞心理现象进行了个案实验分析。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以公众言语交际的实际出发为切入点，对社会心理修辞学的基本原理、社会政治、审美心理、社会道德、社会角色以及言语动机与修辞行为的关系、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张炼强等学者也发表了一些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修辞学的文章。

（七）修辞学与文学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修辞学界的一大热点，是将修辞学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文学语言、探讨文学语言的内在规律。如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从变异的角度把握文学语言，认为变异性是文学语言的最显著的特征，该书对文学语言的建构和解构进行了论述，探讨了文学语言的特殊表征、文学语言中符号组合的规律、作家运用文学语言的修辞特色等问题，用语义学的观点诠释了文学语言，还对文学语言中的几种特殊句式进行了定性分析。张万有主编《文学语言审美论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对语言艺术与艺术语言、语言审美与语言文化、语言审美与语言教学、文学语言的审美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用具体的语言例子做了分析。张德明《文学语言描写技巧》（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从描写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文学语言技巧的含义等问题，分析了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从文体特征、表现方法、创作方法、流派特点、语言风格和辞格运用等方面阐述了文学语言描写技巧的一般规律。李润新《文学语言概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对文学语言的性质、特征、源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文学语言的搜集、锤炼、类别以及风格都做了有益的探讨。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以文学语言的规范为起点，借鉴文学、修辞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打通了文学和语言学、修辞学，不仅揭示出了文学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和一般规律，也对语言规范和文学创作有指导作用。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阐述了文学语言观念、文学语言的性质、文学语言的结构和特征、文学语言的类型、形式美、风格以及文学语言的接受等问题。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阐述了语言、文学语言与修辞，文学语言的研究对象及理论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原则、方法，讨论了文学语言节律美、意象美和模糊美的言语生成策略。白春仁《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从修辞学与文学、文艺学交叉处切入研究汉语修辞学，对文学作品结构、语言的艺术功能、话语的艺术运用、语言与形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另外，《修辞学习》1988年出过文学语言研究专号，全国各地刊物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学语言的文章，中国修辞学会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多本文学语言论文集。

第四节 修辞学研究展望

中国当代修辞学，从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普及起步，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沉寂，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发展，走了一条U形的前进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修辞学在理论创新上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积极思考构建新的修辞学体系。本时期以来，学者们在“两大分野说”体系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如以语言要素为纲构建的体系、以同义形式为纲构建的体系、以四个世界的理论为纲构建的体系、以言语的组合形式为纲构建的体系等。

第二，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修辞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对具体的修辞现象进行研究时，学者们更加注意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避免简单的举例说明式的分析模式，如有学者在分析辞格时，运用了结构成分分析法、转换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使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有说服力。

第三，创立新的分支学科、拓展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修辞学界思想活跃，出版了大量的具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性质的著作。

第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修辞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学者们根据这一特点，不断发掘开拓修辞学的实用性，利用修辞学的相关知识实际解决具体语用问题，出版了大批实用性著作，对解决社会语用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今后的研究中，修辞学应多向其他学科学习，与语言学内部的其他学科一起，共同为语言学科的发展而努力，而不是将本学科边缘化。其他学科也应重视修辞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帮助修辞学发挥应有的学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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