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赵元任、高本汉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运用现代语言学原理分析方言特征和方言结构系统，重视语音的细致描写和历时分析，运用古代音韵学原理考察现代方言的演变规律，科学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方言现象。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诞生，在这以后的方言学著作，都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前进发展。

赵元任等开创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积累了汉语方言调查的丰富经验和材料，奠定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础，开创了科学研究汉语方言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调查的范围更广，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的深化和扩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建立许多专业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专业研究队伍；第二，调查材料不断丰富，研究手段不断改进，学术视野更加宽广，取得众多方面令人瞩目的辉煌成果。汉语方言学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最重要的学科之一。总的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进入了一个飞跃性发展的阶段。

第一节 汉语方言研究概况

一 汉语方言普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字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同时方言口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语言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汉语及其相关的语言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提出“要学习人民的语言”。

为了进一步地推广普通话，就有必要对方言有足够的认识，全国汉语方言的全面调查自然而然地就提上了语文工作者的日程。

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会议听取讨论了罗常培、吕叔湘做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以及丁声树、李荣所做的《汉语方言调查》等其他重要学术发言。会议通过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提出六条具体建议，其中第三条提出要迅速拟订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

1956年3月，国家高教部、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方言普查以帮助推广普通话为目的，着重调查语音，同时调查一部分词汇和语法特点，要求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完成。为配合推普和方言普查，从1956年到1960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联合举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养了大批方言调查人员和推普工作骨干。研究班学员将“火种”带回到各自所在单位，主持领导当地的方言调查工作，成为当地方言调查研究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并培养出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人才。为方便方言调查工作，语言所等单位还编制了一批方言调查表格，主要包括《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据赵元任《方言调查表格》修订）、《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年）、《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年，在李荣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讲授方言调查课程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年，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等。

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从1955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共调查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汉语方言。普查面之广，调查的方言点之多，都是空前的。

方言普查积累了大批宝贵的方言资料，这些资料既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也可以作为编写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教材的参考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普查基础上编写的方言调查报告约有1000多种，学习普通话手册300多种，各省区编写的方言概况类著作有约20种。这些方言概况有的后来公开出版，如《四川方言音系》、《河北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等。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方言和普通话丛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八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在全国方言普查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对单一方言进行调查描写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昌黎方言志》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最高水平。1959年，丁声树、李荣两位带队对昌黎县方言进行调查。调查采取少数几点重点调查和大量方言点简单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点每点记录3000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和词组，100多条语法例句，并记录一些故事、谚语等；一般点记录昌黎话内部有差别的条目，用来绘制方言地图。调查所得材料整理成详略两种本子，略本是《昌黎县志》里的方言部分，详本是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198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调查报告首先介绍昌黎方言的内部分区并绘制方言地图，再从总体上介绍昌黎方言的特点，具体介绍声韵调系统并列出声韵调拼合表和同音字表，并将昌黎方言和北京音进行比较，用国际音标标注昌黎方言的谚语、歇后语、故事、语法例句等，最后详细列出昌黎方言的分类词表。《昌黎方言志》描写细致深入，有很强的系统性，分类词表项目齐全，各种语料十分丰富，被公认为汉语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昌黎方言志》采用的重点点和一般点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也可以为方言普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调查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方言普查工作使学界对汉语方言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对汉语方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以及方言字音、词汇汇编之类的材料集也就应运而生，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1983年第二版）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该书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过程中得到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丁声树、李荣等都参加了审订工作。全书大体上包括三部分，前三章是总论，介绍方言、方言学和汉语方言学的目的与任务、汉语方言发展简史。第二部分是分论，描写北方方言以及吴、湘、赣、客、粤、闽七大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以及各方言代表点的音系。第三部分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总结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部书既介绍方言音系，对方言词汇、语法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语音方面既有共时的描写，又有历时的比较。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了此前几十年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成果。

在编写《汉语方言概要》的同时，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还编纂了《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两本资料对照集，分别在1962年和1964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二版，《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二版。《汉语方音字汇》收录20个汉语方言点的字音材料，这些方言点大体可以代表汉语的各大方言。全书收录3000个字目，按普通话音序排列，注明中古音切，并用国际音标标写方言读音。是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汉语方言词汇》收录20个汉语方言点的 1230个词目，词目按词类的前后顺序排列，每类词再按词义分组排列。书中词汇表前列有20个方言点的音系简介，所收词语依据各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标音。本书可以为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材料，为汉语普通话词汇规范化提供参考。

二 《方言》创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

（一）《方言》杂志创刊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成立，方言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79年2月，在李荣的积极倡导和具体策划下，我国第一份汉语方言研究的专业刊物——《方言》杂志创刊，《方言》刊登方言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各种文章，包括专题论文、调查报告、调查表格，以及书评书目、资料介绍、情况报道等。《方言》杂志是国内外汉语方言工作者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的共同园地，是中国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这个园地，锻炼了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队伍，培养了一批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人才。如今《方言》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前沿阵地，在方言研究的各领域中常常起到示范和倡导作用，推动汉语方言研究向深层次发展。《方言》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促进汉语方言学发展进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方言》30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人们领略到汉语方言资源无比丰富，汉语方言研究大有可为。

《〈方言〉两年》（署名“方言编辑部”，应该是李荣所作）对《方言》创刊以来发表的十四类文章分别进行统计说明，并且对各类文章的写法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谈到“方言记略”类时说道：“方言比较不怕资料少，就怕各地的资料对不起来，为方言比较累积资料起见，这类文章最好有共同的要求，一致的调查表格。方言各有特点，要求不能太死，必须留有余地，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这类文章登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出共同的要求。”又如谈到“本字”类时说道：“本字考的第一步工作是确定口语的音韵地位，和《切韵》系统的韵书联系起来（要是所考的字见于《广韵》、《集韵》以前），第二步是方言比较，第三步是文献用例的印证。”这些都是对各类文章的具体写作要求，规范了各类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写法。

（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

1981年11月，第一个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学术组织——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学会组织的成立加强了方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该学会的宗旨是：“本会为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的学术性团体，团结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推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为提高我国的语言科学水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李荣在《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差别。自其同者而观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其异者而观之，语言的使用范围宽，包罗万象，综合性强，研究语言，上下古今各方面都要照顾到；方言的使用范围窄，比较单纯，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必须特别注重语音。研究方言，最好从自己的方言跟工作地点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容易得到语言学各方面的训练。”“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

30多年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召开了17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不同观点的碰撞，促进方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外，官话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乡话土话、赣语、客家话、晋语、濒危方言、海外汉语方言、传教士方言著述等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方言学术研讨会，更是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明显标志。

三 汉语方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一）方言志和方言调查报告

1.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地方志编写工作，新版地方志一般包含方言的内容，编写方言志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方言志编纂方面，山西、山东两省是成绩比较突出的省份。山西省由温端政主持编撰了“山西方言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40余种。山东省由钱曾怡主持编撰了“山东方言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24种。两种丛书都有李荣的序。

这一时期单独出版的方言志还有《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江苏省志·方言志》（鲍明炜主编，1998）、《苍南方言志》（温端政，1993）、《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吴积才主编，1994）、《河南省志·方言志》（崔灿主编，1995）、《安徽省志·方言志》（孟庆惠编，1997）、《福建省志·方言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杨焕典主编，1998）、《厦门方言志》（谭邦君，1996）、《西宁方言志》（张成材、朱世奎，1987）、《银川方言志》（高葆泰、林涛，1993）、《莒县方言志》（石明远，1995）、《苏州方言志》（叶祥苓，1988）、《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刘育林主编，1990）、《江西省志·江西省方言志》（陈昌仪主编，2005）、《广州市志·方言志》（李新魁主编，1990）、《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2008）、《岳西方言志》（储泽祥，2009），等等。

2.在面积较大的一定区域中比较细致深入地调查方言，这是方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区域性的调查报告及研究专著陆续编写出来，下面介绍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1）《江苏省上海市方言概况》（署名“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在汉语方言普查的基础上，各地转入总结方言普查成果、编写本地区方言概况阶段。《江苏省上海市方言概况》是此类著作中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分区、字音对照表和常用词对照表。第一部分分区总说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是各区语音特点，第二项是方言地图，列方言地图42幅。其中前23幅是语音方面的地图，后19幅是词汇方面的地图，图前有说明、参考地图等。第二部分是字音对照表，列举20个调查点的2601个单字音，表前有说明和20个点的方言声韵调表。第三部分是常用词对照表，列举21个调查点的567条常用词和词组，表前有说明和常用词目录等。

本书是在李荣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为方言分区、大范围方言概况编写的框架等提供了范例。《概况》的主要成绩是根据普查材料，经过周密分析，提出江苏省方言分区的标准，阐述了各区的特点。李荣评价“本书的作用可以分三方面说，一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二是为高等学校语言学课程提供参考资料，三是为进一步研究本地区方言创造条件”。

（2）《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是在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全书先从总体上比较山西各地方言的特点，内容包括声母特点、韵母特点、声调特点、历史音韵、词汇特点、语法特点、42个点272个字音对照和116条词汇对照、9个点53条例句的语法对照和长篇语料、50幅方言地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区标准并将山西方言分为六个区，对每个区的声韵调系统和方言词汇进行了精要的描写。该报告是对以往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总结，让学界切实观察到山西方言的突出特点。

全书内容丰富，研究精审，编写细密，是以一个省为单位进行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也为其他省的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有益借鉴。

（3）“七五”期间，贺巍、张振兴主持国家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组织十多位方言学者对福建漳平等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深入调查，以《昌黎方言志》为蓝本，编写出一套具有统一风格体例的方言研究丛书，计有《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洛阳方言研究》（贺巍）、《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黎川方言研究》（颜森）、《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九种。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描写分析深入细致，为同类著作的编写提供了典范样例，同时也是汉语方言保护的重要举措，如果以此为样板，推出一大批类似的描写性方言调查报告，将是汉语方言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

（4）《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90年，詹伯慧、张日昇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是广东省“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成果。第一卷《字音对照》、第二卷《词汇对照》、第三卷《综述》，是对粤语大本营珠江三角洲地区方言进行全面调查所获得的成果，调查范围包括广州、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江门等地市及所属县31个方言点。《字音对照》列出《方言调查字表》3800多个单字在31个方言点中的读音，并与中古音及普通话字音进行对照；《词汇对照》列出1401个词语在31个方言点的说法，从中显示出各方言点词汇的异同。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昇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昇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对粤北十县市和粤西十县市共20个县（市）的粤语进行详细调查记录、描写分析。

以上五部广东粤语的调查报告，涵盖广东粤语的大部分地区，为继续深入研究广东粤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海内外粤语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也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语料。

（5）《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调查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及香港等八省区的34多个方言点（17个客方言点和17个赣方言点），单字音对照表和词语对照表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对对照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客赣方言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差异，总结客赣方言的共同特征和客方言、赣方言各自的区别性特征。34个方言点地域的共时差异透视了方音发展的历史时序，揭示了语音演变的若干规律性现象。

客、赣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该书对此进行有益的探讨，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6）《严州方言研究》（曹志耘）、《徽州方言研究》（平田昌司主编）、《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曹志耘等）是中日学者合作的调查研究成果，采用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调查表，对严州方言、徽州方言、处衢方言进行重点调查，总结每片方言的共同特点和内部差异，每个点的调查内容包括声调、音韵特点、文白异读、连读调、儿化、同音字汇等，收列各点常用词，归纳语法特点，罗列各点语法例句。

其他类似的著作还有：《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丁邦新）、《获嘉方言研究》（贺巍）、《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崇明方言研究》（张惠英）、《长沙方言》（李永明）、《宜昌方言研究》（刘兴策）、《厦门方言研究》（周长楫、欧阳忆耘）、《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天台方言研究》（戴昭铭）、《神木方言研究》（邢向东）等。

（7）其他以省（区）为单位或以方言区为单位的调查研究系列丛书有：

《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吴启主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已出版15种。

《湘方言研究》丛书（鲍厚星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5种。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郑作广、林亦主编，刘村汉执行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共12本，其中11本（全州、兴安、资源、灌阳、临桂义宁、临桂两江、永福、 阳朔、钟山、贺州、富川）重在揭示各个方言点的面貌，每本描写一个方言点的平话（或土话），并辟专节指导当地人学习普通话。第12本为综述，总结分析桂北平话的背景、形成、特点、系属等，并从不同角度探讨桂北平话（土话）区推广普通话的意义及具体方法。这套丛书对广西“官平壮白客”五种语言/方言中的平话进行比较全面的描写，是方言比较研究的好材料。

《广西汉语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余瑾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5种。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邢向东主编，中华书局），已出版5种。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乔全生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已出版10余种。

《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刘纶鑫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版10余种。

《粤北土话研究》丛书（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已出版2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之“徽州方言调查研究”（沈明、谢留文、刘祥柏、陈丽著，方志出版社），已出版4种。

（二）整体宏观性的研究

随着方言调查材料的不断丰富，对方言区片的整体研究、对汉语方言现象进行理论探索和思考类的论著也逐渐多了起来。

1.方言区片的整体研究

（1）《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著，语文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是对50—80年代福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总结，提供50个方言点的第一手材料，论证闽语的一致性和内部差异，提出福建境内闽语分区的意见，揭示福建闽方言的很多深层次问题，是一部研究闽语的人必须参考的重要著作。全书提供的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是两篇重头文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

书中还对方言分区的依据或标准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兼顾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同时“还得利用社会人文历史方面的资料，考察各地区居民之间语言交际及其他联系的情况，但语言材料的依据无疑是首要的”。

（2）《山东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分为概论编、现代编和历史编三卷。概论编论述山东方言的形成、历史地位、特点及分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方言研究在内容上的扩展、方法上的更新等进行简略评介，并附山东方言研究的成果目录。现代编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描写山东方言的现状，语音部分包括各区片的语音特点和声母、韵母各10个代表点的个案分析，全省109个方言点的调类、调值比较表。词汇部分用表格的形式比较1000个常用词语在10个代表点的方言说法。语法部分较为全面地描述山东方言构词法、词类、短语结构、句式四方面的特点。本编附有山东方言语音地图24幅。历史编从韵文、韵图等概括探讨清代山东方言的语音系统，从山东地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或笔记、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记录的语料，分析清代山东方言词汇语法的使用情况。

全书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方言资料，也有对山东方言历史的探索；既有语言本体的研究，也有结合人文社会因素的分析；既有共时的描写，也有历时的考察，不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该书是山东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次世纪性工作总结，是山东方言综合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3）《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2010年版）是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第一部以完整的官话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书的官话方言覆盖中国 26个省、市、自治区，使用人口达82000万。该书第一次对这样一个大方言全面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内部比较，对汉语方言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根据最新的调查材料，把官话方言分成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 8 个次方言，方言特点的介绍详尽准确，全面细致。特别是在方言分区问题上引入基本词汇比较的内容，这样的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

官话方言分布面积大、使用人口多、语言现象丰富多彩、内部差异复杂，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有很大的难度。该书在充分借鉴、整合以往分散调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又补充以作者实地调查的新鲜语料和研究心得，运用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出色地完成了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官话方言代表着汉语发展的方向。官话方言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对其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对汉语的认识，可以为普通话、汉语史、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等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

（4）《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七五”期间重点项目“北方话词汇调查”的主要成果，是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基础工程，对推动北方方言研究、普通话词汇研究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等具有重要作用。全书共分五卷，语音两卷，词汇三卷。共收93个地点的音系（包括同音字表）、2645条词语和63幅方言地图。每个方言点包括调查点简介、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音系说明、声韵配合表、儿化韵表、两字组连读变调以及同音字表。词汇卷单词和短语各自独立，短语主要是偏重于搭配关系不同的各类短语。

以往的方言词典或词汇集大多重视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则同样重视方言与普通话的相同之处。

（5）《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对晋语的范围、特点、归属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是晋语研究的重要成果。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乔全生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采用历史比较法与文献考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方言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构建晋语语音史。运用历史比较法总结晋方言的古今语音对应规律，通过空间差异揭示其历史发展过程；运用文献考证法搜集、排比、整理唐宋时期西北方音以建立晋方言语史。指出：“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延续。”重建晋方言语音史的实践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方言区重建音韵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其他相关的论著还有：《南部吴语语音研究》（曹志耘）、《吴语文献资料研究》（石汝杰）、《浙南瓯语》（颜逸明）、《平话音韵研究》（李连进）、《海南闽语语音研究》（刘新中）、《军话研究》（丘学强）、《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陈立中）、《粤北土语音韵研究》（庄初升）、《客家方言语音研究》（谢留文）、《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主编）、《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等等。

海外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特别是日本的学者，也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汉语方言专著，例如美国余霭芹2005年出版的新著《台山淡村方言研究》、史皓元、石汝杰、顾黔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史皓元《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日本岩田礼《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秋谷裕幸《闽北区三县方言研究》、《浙南的闽东区方言》、千岛英一《广东语动词研究》，等等，都是海外汉语方言学者的力作。

2.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探索

（1）李荣的系列著作《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方言存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涉及汉语方言与音韵的方方面面，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影响深远。通过李荣的引导、倡导和具体实践，汉语方言学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汉语方言事实的描写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积累了一批非常宝贵、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方言材料，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和李荣的作用密不可分的。李荣关于破除“理论”迷信，强调“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为汉语这种方言分歧严重的语言进行分区、将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考订本字、立足方言事实分析探讨音韵现象等论述和实践，对语言学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来影响造成的语音变化及表现形式，深入分析讨论原始闽语构拟的得失，探讨汉语方言分区，并对几种重要的方言现象如儿化韵、子变韵、连续变调等进行深入分析。作者立足汉语方言，尝试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直面汉语方音普遍存在而用现成理论不好解释的种种现象，分析鞭辟入里，解释别开生面，对汉语方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3）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语言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结构这一基本点出发，从语言接触角度分析汉语音韵结构变迁的规律和方向，为学界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4）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收录汉语方言研究论文24篇，内容涉及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调查实践、语音特点、语法现象等各个方面，有方法论的探讨，也有具体方言的实际描写。比如《汉语方言方法论初探》从求实观、系统观、地域观、动静观、更新观五个方面讨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儿化》讨论“儿化”这一汉语中的语音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发展脉络，“儿化”现象的类型及地域差异；《官话方言调查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从汉语方言活的语言现象入手，探讨汉语入声消失的过程以及词缀的发展轨迹。本书对从事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研究的人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5）王洪君《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在对汉语方言20多个个案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探讨历史语言学（语音方面）的理论和方法。阐述方言演变与方言接触各自的规律，以及在两类规律彼此交织的复杂现象中判定与剥离两类规律的方法。依据文白异读这一新资料从不同角度阐释其对历史语言学提出的新问题，并试图建立基于该资料的历史语言的新的工作方法和理论模型。具体探讨汉语方言自身音变（分为连续式和扩散式两种）与接触音变的交织与离析、汉语方言与其他民族语言因密切接触而造成的底层遗留或音系感染、方言平等混合与音类的无条件分化、析层拟测法、方言历史关系建模等理论和方法问题。

（三）方言词典

方言词典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方言词典不仅是可供查检的工具书，也是方言学术著作，方言词典的编写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有助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对摸清汉语方言词汇的分布和扩散情况有很大的助益。

1.在汉语方言词典编写方面，近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42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1998年版）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全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套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编撰，李荣任主编，是我国方言研究史和语文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分卷本42个方言点涵盖现代汉语十大方言，综合本是在分地词典的基础之上，结合汉语方言研究的其他成果编写而成的。分卷本在内容和体例上具有统一的规划，均包括引论（介绍方言和方言使用地区概况）、正文和索引（按义类和笔画编排）三个部分；都强调共时性和地域性，都能确切反映口语里通行的方言事实，以实地调查所记录的方言材料作为词典的基础；都能鲜明反映方言所在地域的人文特色。《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收录条目总量达30多万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直接取材于现代汉语方言活的口语，是方言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理论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的材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2.五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也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方言词典，其特点是融合古今南北汉语方言于一体。该词典收录古今汉语方言词语30万条，引用的古今语言文字类文献多达1200多种，其他各类文献资料如小说、笔记、诗词、戏曲、野史等多达3000多种。编纂者尽量给所收条目加注方言系属，如属古方言词语则尽量注出所属地域，对汉语通语史、方言史和方言词汇扩散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3.《明清吴语词典》（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以明清时期吴语地区作者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吴语民歌民谣、明清传奇、弹词、吴语小说、地方志、字书韵书、笔记、方言圣经及外国人编写的词典和教科书上搜集吴语条目约1.7万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俗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到清末的吴语词汇面貌。该词典所举例句及对词语特别是虚词的释义，也是汉语历史语法特别是吴语历史语法的重要材料。该词典“将开拓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领域”，“能为方言研究者、民间文学作品记录者提供可供参考的用字标准”，“对整理、校勘、标点、研究明清时代的方言戏剧、弹词等能起重要的作用”，“是阅读、理解明清时期吴语地区的文献的详细、可靠的工具书”。（参见该词典“前言”）

（四）方言地图集

1.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了题为《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其中提到“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语言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由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两次正式出版，分为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其中汉语方言部分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地图集》包含三部分内容：A是五幅综合图，B是十六幅汉语方言图，C是十四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每幅图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精炼总结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时包含大量汉语方言研究的最新信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区方案，比较清楚地表述了汉语各个方言区的重要特点，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种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一、提出汉语方言分区的框架，在划分层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二、将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把官话大区再分为八个官话方言区。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把徽语区从吴语区里划分出来。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平话单独成为一个方言区。三、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主要方言区的划分，从大处看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注]

2.《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年，曹志耘主编），分语音、词汇、语法三卷，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该地图集按照统一规范，实地调查全国930个地点的方言，收集100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编写出510幅方言特征地图。这部地图集的贡献在于，较为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为汉语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基础资料，对于汉语语言教学、汉语方言信息处理以及语言侦破等方面也具有直接的作用，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重要成果。无论从现实或历史来看，其价值、意义和影响都是重大的，特别是在地理语言学方面，《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地理语言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五）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侯精一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以录音的形式统一记录现代汉语40个地点的方言语音、词汇与基本语法项目。这是我国第一份综合性方言音档，各点内容都包括音系、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五项，每点录音60分钟。音档还附有相应的书面材料，内容包括方言区概况、所录制方言概述和录音的文本材料。音档在方言点的选择上照顾到各大方言区，内容统一，具有可比性，覆盖面较广，重点突出。录音材料可以帮助人们辨析方言的真实面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科学可靠、方便好用的汉语方言历史资料，对语言资料的保存、研究有重大的意义，还可以为语音的机器分析提供基础。音档录制的都是方言中的老派口音，很明显具有保存资料的性质，与今天的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相契合。

（六）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华人足迹遍布全球，汉语方言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分布，海外华侨社会最主要的方言是闽南话（在海外常被称为福建话）、粤语（广州话）和客家话。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汉语方言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描写海外汉语方言的语言系统；华人族群的语言生活；华人族群的语码转换；因频繁广泛的语言接触（汉语方言与所在国主流语言和非主流语言的接触、与其他汉语方言的接触）而引起的汉语方言固有特征的变化和变异；海外汉语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等。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李如龙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研究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综合性论文集，内容涉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柬埔寨等国家华人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陈晓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吉隆坡的广东话、柔佛士乃的客家话和新山市的潮州话进行详细描写研究，内容包括三个语音系统、3000多个单字音和2000多条词汇的三方言对照表，语法方面也分别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大致可以反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面貌。书中还有三个方言和各自的祖籍地方言的比较以及和移民地的语言的比较；《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陈晓锦、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会议论文30篇，内容包括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海外汉语方言及其研究状况、各海外汉语方言的特点。

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包括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未来语言生活的预测等，都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课题。海外华人语言研究，可以为海外华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对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讨论

一 方言分区简史

汉语方言分区实际上指的是方言的地理分类，这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分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汉语方言分区固然首先考虑方言本身的特点，但历史行政区划、族群文化认同等非语言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

最早对汉语方言进行分区的是章太炎，他在《訄书》（1900）中将汉语方言按照自己的印象分成十种，稍后在《检论》（1915）中又改为九种。

1934年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三次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语言区划图”中对汉语方言进行了分区：

1934年分为七种：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客，粤，闽，海南；

1939年分为九种：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客，粤，闽，皖，潮汕。

1948分为十一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吴，客，粤，闽南，闽北，徽。

在这期间，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分区的看法，如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1937年）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吴，湘；赵元任在《国语入门》（1948年）中分为九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南，闽北，吴，湘。

这些分区方案中，今天公认的汉语各方言如“吴、客、闽、粤、湘、赣”等基本上都已经划分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区也日趋准确。但以上各种分区方案中官话均未作为一个整体，客赣的分合、闽南话和闽北话的分合以及徽语是否独立等，各家意见尚未统一。

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的发言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闽北。这可以看作是对史语所分区工作的一个总结，并且首次将官话（“北方话”）统一为一个区。

1956—1958年的汉语方言普查使学界对汉语方言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在进行方言分区时可以考虑得更加具体和细致，对以往分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有把握地加以修正。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一版，1960年）将汉语方言分为七区：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七区说”从此成为汉语学界的主流意见。

丁邦新的《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提出方言分区有历史性的和非历史性的两种语音条件：“以汉语语音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能确知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而言之前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他根据早期历史性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话、吴、湘、赣、客、闽、粤。

罗杰瑞在《汉语概说》（1988）中用十项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南中两区各分为三个方言：中部（吴湘赣）、南部（闽客粤）。这些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第三人称代词“他”；定语标记“的”；否定词“不”；动物性别标记前置“母鸡”；只有平声分阴阳；舌根音在高元音前腭化；“站站立”；“走步行”；“儿儿子”；“房子整所的”。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两篇论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8）根据古全浊声母和古入声字的今读，将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晋，吴，徽，湘，赣，客，粤，闽，平，其中官话区是大区，又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个区。这一分区比方言普查后的七区增加了晋语、徽语、平话三个方言。

二 对《中国语言地图集》分区方案的讨论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分区方案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设的晋语、徽语和平话，以及官话方言内部的再分区。这次有关方言分区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分区标准、分区方法的深入思考，更大的收获则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晋语、徽语、平话这三种以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方言的研究兴趣。

（一）关于晋语的设立

关于官话方言区和晋语，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基础汉语方言（北方话）分秦晋方言（包括晋语）和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南方官话）。这种看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尽管各人命名可能不一定相同。

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按入声字声调的分派情况把官话方言分成七个次方言（1989年《汉语方言的分区》中改为八个），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用来“指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晋语的独立引起了众多方言工作者的广泛讨论。跟周围方言相比，晋语在有入声、阳声韵尾弱化、圪头词等方面确实有突出的特点，但据此将晋语从周边方言中独立出来还是引起了不少争议。晋语是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一部分，这大概也是赞成晋语独立的学者无法绕开的障碍，将晋语与官话并列，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显然过高。此外，山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语的主要特点（除入声之外），而且某些特点的表现也极为典型，只是因为没有入声就被划入中原官话汾河片，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晋语本身的完整性。贺巍《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991）一文指出：“晋语主要特点是有入声，与江淮官话的特点‘古入声今读入声’相比，在分区的标准上没有明显的差别。”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之一，晋语属于官话，同时晋南方言属于晋语。也就是说，晋语是官话方言中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一个次方言。

（二）关于平话的设立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说：“平话的研究刚刚起步。广西有‘官平壮白（粤语）客’五种主要的语言（方言），这个说法相承已久，所以图B［14］画出通常说的平话分布的范围，留待以后核实。平话桂北片与桂南片差别相当大。平话的共同点是古全浊塞音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不送气，与粤语勾漏片相同。”这是《中国语言地图集》设立平话区的基本出发点。王福堂《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2001年）指出，广西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是同一种方言。平话主要的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一些土话在这方面的不同表现只是壮侗族语言和其他汉语方言影响的结果。平话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强势的方言，但清初以后，两广的经济文化重心移向沿海一带，平话也开始衰落。如果说平话在早期还能对桂东粤西的白话施加影响，使之接受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声母不送气的语音特点，后来则反过来大量接受周围方言的影响，特别是桂北平话所受影响巨大，以致外方言音类的不同读音多方进入。目前桂北平话区和湘南土话区、粤北土话区作为双方言区或多方言区，居民对外多使用西南官话或客家话和粤语，桂南平话区内白话也日益通行，社会交际作用的逐渐丧失还使各地平话失去交流机会，导致方言分歧的加剧，而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加快平话丧失社会交际作用的过程。

平话目前是一个弱势方言，虽然仍然保有基本的特点，但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桂南平话可能融入白话，桂北平话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可能消亡。《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处理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只是需要探讨平话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的关系，比较合适的方案是三者合一成为各大方言以外的一种土话，暂时搁置，观察它的发展，以后再作处理（王福堂，2001）。

（三）关于徽语的设立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指出，“徽语邻接吴语，方言复杂，目前还只能说说徽语各片的性质。徽语的共性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古全浊声母今读这一分区标准上，徽语内部差异很大，不足以作为徽语独立的标准。《中国语言地图集》让徽语独立出来虽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全浊声母今读这一标准，但更多可能还是因为按现有标准徽语难以划入周边任何一个方言区。

徽语是否自成一个方言区，历来就有不同看法，有的将其归入吴语，有的将其归入赣语，有的将其归入江淮官话，就是目前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

自从《地图集》出版之后，有关徽语的调查研究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有关徽语的调查研究成果也比以往多得多。这有助于加深对徽语的理解和讨论。

徽语的底子是古吴语，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即便徽语在后期的发展中受其他方言特别是权威方言的影响而混入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点，或各自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特点，但这些特点还不足以使徽语“官话化”，徽语是受官话影响较大的吴语，可以归入吴语，成为吴语的“徽严片”。当然，对于方言分区，各人所依据的标准不完全相同，对标准的把握也不尽一致，难免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徽语是否能够自成一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徽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四）关于客赣的分合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是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一个老问题。1934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方案中，有客家话，没有赣方言（赣方言包括在下江官话中）。李方桂（1937）和赵元任（1948）所做的方言分区中有了赣方言，都和客家话合在一起，统称“赣客家语”。从1948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开始，客家话和赣方言就不再合在一起了。两个方言是分是合，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王福堂（2005）指出，客家话和赣方言地理上相邻，在重要的语音特点（如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方面又相一致，按照语音特征将它们分开有一定的难度。相较于客赣方言的共同特点，它们不同的语音特点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其中客家话“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都是早期的语音条件，性质上虽然重要，但领字太少。从语音特点的整体情况来看，客家话和赣方言应当可以处理成一个方言中的两个次方言。由于语音特点的总体情况不能有力地支持两个方言的分立，1973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客家方言》一书中提出，客家话有些“古次浊上字归阴平”，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和赣方言相区别。国内学者还补充指出，客家话中古全浊上字和次浊平字也有读阴平的。就是说，客家话一部分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这一语音特点，可以用作区别于赣方言的主要依据。但这个依据对客家话和赣方言来说，其实只是领字多少的区别。

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依据的语音差异，但江西境内说客家话的人和说赣方言的人都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是和对方不同的方言。就是说，两个方言虽然共同点是主要的，但居民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却不相认同。客家话更多地是和客家人，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客家话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也许这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

（五）方言分区的基本理念

方言分区是方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方言分区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又需要通过方言研究来解决。总的来看，从最初史语所对汉语方言进行分区至今，汉语方言分区方案不断有所改进，由粗疏而细密。但有关具体分区方案则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有的分歧到今天已经归于一致，比如湘方言和赣方言从官话中析出，官话区和闽语区的各自统一等。但也有一些分歧一直没有消除，比如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

汉语方言分区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按照西方方言学的观念，方言分区应该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不应该有非语言学的成分，但汉语方言分区大多既考虑语言学因素，也考虑非语言学因素。这跟汉语方言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有的汉语方言分区大多根据移民史和方言形成过程、方言音变历史等因素。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汉语方言分区很大程度上不是谱系分类，而是地理分类。汉语方言的分区分类方法，主要受西方语言学思想特别是高本汉和普林斯顿学派的影响，按照地域观念，先将东南方言分成几个区域，然后才用一些语音标准分片。第一级的分区似乎基于人文因素多于语音、词汇，第二级才开始考虑语言学的因素。方言分区是人为的，分区的标准也因人而异，因而得出的分区方案总难免有些主观性。其实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歧异的汉语方言，理想的分区充其量也只能是无限接近语言事实而已。

第三节 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扩展

汉语方言学是伴随着理论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发展进步的。纵观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大致是由语音、词汇研究向语法、语用、类型学方向发展，由录音转写向数据库方向发展，研究视野上则是从描写向分析解释、从单向比较向多向比较、从本体研究向本体应用相结合研究发展。此外，迅猛发展的多媒体等技术对汉语方言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的改进

（一）历史比较法与文献法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历史比较法原则构拟某个大方言原始语的开山之作。赵元任根据汉语方言的特点，将切韵音系纳入历史比较法，首创“中国式历史比较法”。在这之后的汉语方言和方言音韵史研究，最通行的做法就是以《切韵》的字音分合情况作为方言字音记录和古今字音比较的参照系。这是一种以《切韵》框架作为主要参照系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至今仍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不同，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将《切韵》音系看作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共同源头，直接以《切韵》音系的音类和字音分合情况作为出发点，方言材料只是被他用来为已经得出的《切韵》音类拟音。

王洪君（2013）通过比较赵元任和高本汉的研究方法，指出赵元任的工作目标是历史比较法的，而高本汉的工作目标是文献学的。赵元任是在进行历史比较法的工作时纳入了古代文献作为现代方言字音分合关系的参照系，虽然是从这一参照系出发，但是原始吴语中的音类分合关系是根据所比较的方言中的字音分合关系来确定的，音类所辖字词和音类的音值也是根据所比较的方言确定的；而高本汉是进行文献学工作时引入了历史比较法所用的方言资料，只是用以解决汉语文献不表音的具体问题，并不依据方言来确定音类的多少和音类所辖字词。

（二）方言地理学与地理语言学

贺登崧开创的汉语方言地理学，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在考察的范围上，都跟赵元任、高本汉的研究模式大异其趣。方言地理学在20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时，以历史音韵为核心的“传统”研究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方言地理学方法在引入中国后的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汉语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学者岩田礼等的大力提倡和具体实践，方言地理学才重新为国人所认识。方言地理学的主要特点是：调查一定区域内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编制语言地图，通过对地图的解读，研究语言分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2003年，第一部系统介绍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汉语方言地理学》汉译本的出版，标志着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著，石汝杰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提出一套详细的汉语方言调查方法，包括怎样选择发音人，怎样设计一套符合实际使用情况的词汇，怎样制作方言同言线地图，怎样利用现存的碑铭并结合家族迁徙历史来考察语言变迁等。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近些年来，方言地理学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连续召开三届，首届会议论文集《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地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专题论文集，分别从“理论研究”、“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区域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集中展示了一批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构建了适用于汉语实际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框架，是将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成功范例，代表着当前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项梦冰、曹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旨在以新材料和新角度重新检视方言地理学在汉语方言中的适用程度。该书主要讨论方言地理学的特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绘制方言地图时的注意事项，介绍同言线的画法及其原则，分析各种汉语方言分区图在过去80多年间的传承；讨论如何把方言地理学理论落实到具体的汉语方言分区上。当然，对于能否运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进行汉语方言分区，学者们远未达成一致。

方言地理学传入中国之后，侧重于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以及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察语言的历史演变这两个方面，这与西方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旨趣略有不同。西方方言地理学主要以方言地图为基础，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以及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机制。

我国的语言种类和系属多样，汉语方言纷繁歧异，语言、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情况错综复杂，非常适合进行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可以说中国是当今方言地理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沃土。可以预料，在中国开展方言地理学研究将会对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Glottogram是产生于日本的一种地理语言学方法，是传统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三位一体式的研究方法。Glottogram是包含各年龄段语言使用情况的“地域—年龄”二维图表，其中X轴表示地域，Y轴表示年龄，它引入年龄这一社会变量，可以弥补语言地图难以直接呈现时间性的缺陷，可以更详尽地展示出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过程。目前将这种方法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还很少。

（三）结构主义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是一种分层次的形式结构系统。结构主义在描写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时，特别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体系；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汉语方言研究中，众多的方言调查报告都以描写方言具体面貌为主要目的，运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法描写分析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揭示方言演变规律。

二 方言研究的多维向

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发展，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一方面是有重点地深入研究某些有代表性的方言点或方言片、方言区，另一方面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

（一）汉语方言研究拓展了汉语史研究的视野

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通过揭示各地方言的种种异同表现，可以有效验证汉语发展中的许多重要现象，科学探明历史上汉语的分合变异情况，同时也可以为构拟古代汉语面貌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研究汉语史，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以及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自然要依靠历史文献，但光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长期以来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言文脱节”，古人活生生的口语很难完全在书面文献上反映出来，加上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就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汉语方言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汉语方言中，不同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古汉语的痕迹，这些现象可以帮助了解汉语发展的面貌。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或词义或语法结构往往残留在现代方言口语里，它们可以与古代文献上的记载相互印证。

汉语其他部门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借助方言材料，使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比如李荣从方言事实出发观察汉语音韵现象，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比较重要的有《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汉语方言里当“你”讲的“尔”》、《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以及讨论特字的一系列论文；王洪君从汉语方言实际出发讨论历史语言方法论及汉语方言音韵史，从演变、接触、语音层次分析等方面探讨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对汉语中的许多重要语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如《山西闻喜方言与宋西北方音》、《从开口一等重韵的现代反映形式看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和单字音》、《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等；沈家煊、刘丹青、洪波、吴福祥等学者的论著从认知理论、类型学角度分析汉语方言中的重要语法现象，将语法研究推向深入，如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刘丹青《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洪波《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吴福祥《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等；蒋绍愚、汪维辉等学者从文献和方言结合的角度，探讨常用词的历时更替现象及其规律，如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等，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郑张尚芳等学者从汉语方言（及其他民族语言）语音现象入手，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进行构拟上古音、原始汉语的实践，探讨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如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等。

汉语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无视方言的存在。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还是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方言材料的价值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对方言存在偏见或误解，或是将方言研究视为畏途的研究者，如今开始纷纷从方言学研究成果汲取营养，大大开阔了眼界。可以说，方言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语言学其他部门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二）从重视语音到语音、词汇、语法并重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最直观的表现是语音，所以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都以语音为重点，方言语音研究一直是方言研究的主流。但是，要想充分认识、揭示方言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规律，需要同时兼顾语音、词汇及语法三个方面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展，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有不少论著出现。方言语音的研究也不再只是一般的描写分析，而是更注重对特殊语音现象的发掘与探讨，比如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文白异读、语音的屈折变化、语音层次、方言语音史重建等。

早期的方言词汇研究大多只是列举词汇表，简要比较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异同进而揭示方言词汇的特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方言词典，这些方言词典正是方言词汇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而到《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才真正掀起方言词汇研究的新高潮。随着方言词汇材料的不断积累，21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一些词汇比较研究的成果，如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对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诸多特征进行深入探讨；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通过比较方言词汇，充实和丰富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宝库，而且能引发对汉语词汇问题的一些新思考。

汉语语法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早期只有零星的语法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德熙指出，推进汉语语法研究，必须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和标准语的研究这三者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法研究“大三角”理论。朱德熙发表《北京话、广州、文水话和福州话的“的”字》（1980）、《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1993）等论文，受到语言学界的瞩目。在朱德熙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方言语法调查与研究越来越为汉语语言学者所关注；而现在随着汉语方言类型学研究的逐步开展，方言语法调查与研究更为越来越多的汉语语言学者所重视。

20世纪90年代，除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论文以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论著也陆续出现，一扫长期以来汉语方言语法著作寥若晨星的局面。比较重要的有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余霭芹《汉语方言语法比较》，杨秀芳《台湾闽南语语法稿》，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钱乃荣《上海话语法》，胡明扬《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石汝杰《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张一舟等《成都方言语法研究》，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丛书《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汉语东南方言比较研究计划语法系列《动词的体》、《动词谓语句》、《代词》、《介词》等，伍云姬主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论文集》，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等等。

（三）语音层次分析

汉语方言语音层次分析是近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热点之一，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丁邦新主编的《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该论文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侧重讨论历史层次的理论问题，是比较一般性的探讨；第二部分侧重具体方言中的历史层次分析，直接讨论有关层次的种种关系。

王洪君《历史音变面面观——〈历史语言学：方音比较与层次〉评介》（《语言科学》2011年第6期）一文对国内有关“层次”的不同意见进行概述，下面简要介绍。

关于层次的界定，汉语学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层次”严格对应于国际语言学界对strata的定义，限指语言接触造成的“本语成分与外语成分成规模的共存”，而由单音系自发演变造成的先后阶段不算作层次，如何大安（2007《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王福堂（1999、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洪君（2006《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2007《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陈忠敏（2007《语音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的方法》）等。王福堂（2003）考虑到扩散式音变与文白层次均表现为同一古音类的无条件分化，且有可能被说话人错析为文白异读，因此主张扩散式音变的新旧形式也称做“层次”，但依据成因再做“同源层次”（本地扩散式音变引发）、“异源层次”（外地文读渗入引发）的区别。凡条件式音变引发先后阶段的差异，均不称做“层次”。

第二种看法，将“层次”与汉语史各阶段的语音对当放在第一位，因此不仅包括因外音系渗入而造成的内外层次，也包括单音系自发音变引发的先后阶段差异，如因声母不同引发的韵母分化，某一音变在方言中变化的快慢等。如潘悟云（2007《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与内容》）、郑张尚芳（2007《吴语中官话层次分析的方言史价值》）、李如龙等《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

针对以上两种不同意见，王洪君（2006《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2010《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指出，首先重要的是区分自发音变和语言接触，而且由于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演变”和“层次”需要两根不同的时间轴，两种不同的时间先后度量。为此，王洪君提出自发音变的时间轴用“演变阶”、“先后阶”、“整阶（条件式音变结果）/断阶（扩散式结果）”来表述，接触音变的时间轴用“层次”、“内/外层”或“本地/外来层”来表述。

总体来看，两派目前还未取得观念和术语上的一致，但在多个方面已经互有借鉴，在分析结果上也多有可共通的成果。

（四）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将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考察，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全书论题涉及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借字和文化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历史地理和语言（方言）为基础，从移民、栽培植物、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以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分析。

曹志耘《谈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第一，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关系：（1）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一般关系；（2）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具体、特殊关系；（3）汉语方言研究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关系。

第二，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制约：（1）民族与方言；（2）移民与方言；（3）地理交通与方言；（4）行政区划与方言；（5）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方言；（6）古代经济形态与方言；（7）地域文化特征之于方言特征。

第三，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方言制约：（1）地域文化区与方言区；（2）地域文化的丰厚度与方言的丰厚度；（3）方言在维系和强化地域文化中的作用；（4）方言之于地方文艺；（5）方言之于民俗；（6）地域文化传播的方言制约。

第四，地域文化在方言中的重要沉淀：（1）称谓；（2）人名；（3）地名；（4）熟语；（5）歌谣；（6）性词语；（7）骂人话；（8）隐语。

第五，地域文化的语言存在形态：（1）对联；（2）建筑物上的词语；（3）器物上的词语；（4）地域文化名物（如游艺、物产、食品名）。

第六，方言、地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矛盾与协调：（1）方言价值、地域文化价值；（2）方言、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方言、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也概括了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方言与地方历史、方言与地理环境、方言与地方风俗、方言与文化心态、方言的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联系方言状况考察地域文化的类型区，等等。

众多以《某某方言与地域文化》为题的论文，多以个案呈现的方式描写分析地域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共变互动关系。

（五）方言与共同语关系的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语言生活和谐是应有之义。正确处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同时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第一要务。

汉语方言复杂歧异，不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有时会造成误会，甚至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人员交流广泛的今天。推广普通话是老百姓的自发要求，是民族统一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标志。推广普通话的意义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虽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方言，但客观地说，推普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对各地方言的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方言自身的演变规律被迫中断，方言特征快速衰亡；方言代际传承链逐渐脆弱，有些方言已处于濒危状态。对绝大多数汉族人而言，方言是与生俱来的母亲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出现了一些“无方言族”，但一般也只是“方言普通话”母语族，一定程度上还维系着微弱的代际传承。

方言是共同语的具体存在形式，是语言的组成部分，是通用于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布形态。方言中存在的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要素或表达方式，是共同语表达丰富和健康发展的源泉。比之借用其他语言，借用汉语方言中的要素和表达方式是最方便快捷、最能为大众所接受，也是最有效最健康的方式。如果没有方言，普通话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可能成为一种缺少民族性、缺少活力的语言。

李宇明（2012）指出，在多方言的民族中，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在领土尚未统一的国度里，妥善处理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妥善处理各民族语言间的关系，特别是妥善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至关重要。实践表明，培养双言双语人，实行双言双语制度，提倡主体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语言秩序，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等，是促进文化传承、有效处理语言矛盾、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方略。

地域语言生活各有特色，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处理好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防止语言冲突，促进语言生活和谐；科学保护本地的语言资源；做好语言服务，为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方言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是历史的教科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是地方文化的培养液和营养液，是华夏文明的土壤。方言的衰亡意味着地域文化的式微，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的衰落，必然会导致外来文化的乘虚而入，危害国家的语言文化安全。

保存保护方言，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已经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但语言文化保护任重道远。语言学界、政府和广大民众三位一体的语言文化自觉意识才是中国语言文化保护工程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推普这一国策不动摇的前提下，给予方言适当的使用空间，在一些场合推行双语，甚至让方言进入中小学生课堂；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性手段，及时开展濒危方言的抢救性调查工作；开展对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方言濒危的过程、方式、机制，共同语或权威方言成分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进入方言以及其中隐含的规律进行分析和探讨。

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西部的语言问题将蔓延到东部，农村的语言问题将涌入城市，这需要有解决新的语言问题的对策，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城市建设规划中需要有语言规划，包括城市主要使用的语言、对新老市民语言新生活的指导、对特殊群体提供语言服务，以及本地文化特色在城市建设中的传承（参见李宇明，2010）。

第四节 汉语方言研究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飞速发展，为汉语方言学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语言学增添了珍贵的财富。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正在不断地向着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快速迈进。今后有必要在统一规划下投入更多的力量，组织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来进行大面积的汉语方言调查，拓展方言调查研究领域，深化方言比较研究，加强方言应用研究。

一 实地调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汉语方言研究离不开语料，语料的获得离不开田野调查，正如叶斯佩森所说：“任何时候历史比较语言学都绝不会使描写法变得多余。”田野调查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功，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多种方言调查软件、方言处理软件陆续上市，调查方法的改进、调查效率的提高使传统的田野调查方式逐步变成“老手艺”。不过，方言调查是“问的艺术”，现有的这些调查处理软件虽然可以提高材料处理效率，但并不能解决调查中的所有问题，所以传统的调查方法仍然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学界目前存在着重理论分析轻实地调查的趋势，不少研究者特别是方言学方向的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调查能力亟待提高。

重视田野调查，也是存护方言、保护地方文化、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需要。目前，一大批方言已处于濒危的状态，需要语言学界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也对语言调查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同的理论框架指导下的语言（方言）调查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有不同，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下的方言调查内容和类型学背景下的方言调查内容有所不同。以往的方言调查大多以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为指导，强调对立互补，强调分布，只注重方言中有哪些事实；类型学则有更高的要求，要求站在世界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角度，调查方言实况，既包括方言中具有哪些事实，也包括方言中不具有哪些现象。

（二）音值描写的重要性

语言是交际工具，但语言又并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信息载体，是符号系统。语言虽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只是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但语言作为人类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作为交际工具，作为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物理性质，还具有生理、心理、社会属性，发声和感知同样是语言产生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属性更是语言得以成为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音属性包括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往的语音研究中，重视语音的社会属性（从语言的工具性角度考虑），认为音类比音值更重要，对语音的其他属性特别是生理、心理属性重视不够。

实际语流中的音段及其组合体都是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乃至心理属性的复合体。只有全面认识所有的语音属性，才能为音变的分析和预测提供可能。语音的物理属性（主要指发音的声学特征或实际音值等）是引起音变的最基本条件，今天的音类也许是昨天的音值，今天的音值很可能就是明天的音类。

语言接触中对权威方言或外方言音类的习得或“折合”往往受制于发音器官的既成习惯以及对语音的选择性感知，从而引起“中介语”与“目的语”的偏差，这种因语音的生理和心理属性造成的偏差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音变”。

同样的音节，为什么在有的方言中会发生变化，而在有的方言中不发生变化？或者在有的方言中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别的方言中发生那样的变化？从音位学的观点来看，很难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语音条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同的语音条件发生不同的变化固然跟音变规律起作用的时间、地域有关，但语音自身的原因特别是具体音值或发音特征的差别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理论上对某个音段语音特征的描写主要关注它跟别的音段的区别以及它的本质特征，但在实际的语流中被凸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特征，或者是本质特征以外的某个相关特征被唤醒。

在不同的方言中，相对应的同一音位（音类）的不同变体，其音值很可能具有不同的发音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音值特点，而这，很可能就是语音起变或不变的源头。

音值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反映一个方言的特殊语音面貌和个性；某些音类对应但具体音值不同的音，其后续的变化往往正是由其不同音值所引起的；某些音值特征会导致所在音节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同一个方言发生不同的分化，使音节面貌呈现不同特点。

忽视音值的重要性，对语音的某些变化就不容易解释清楚。具有同一性的音位，音值上的细微差异可能会不断积累强化，最终使具有不同发音特征的同一音位走上不同的演变道路。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的音从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但母语中能够用到的音却是很有限的，成年人因为长期说母语的缘故，发音器官已经习惯于在某些部位用某些方法来发音，而在其他部位或在同一部位用其他方法发音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

所有的音段都是发音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协同作用发出来的，归纳一个音段区别于其他音段的本质特征，主要考虑的是主要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而对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往往不予考虑，但引发语音变化的并不都是主要部位，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有时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即便同一方言的同一音位，即便语音声学特征完全一样，也可能有不同的发音生理机制。

人们对语音的感知并不都使用单一声学特征，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音段的感知可能不同，同一个人感知到的音与发出来的音也可能不存在同一性。语音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这些特点在语言接触、语言习得过程中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语音偏误的产生很多就是因为这些特点的作用，这也是音变“听者启动/学习者启动”说的重要根源。

音变受到发音生理的制约，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语音感知是语言认知的一部分，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耳朵听到各个音段的物理特征，通过一系列生理物理的处理过程变成可懂的音位；听音人根据自身熟知的母语音系，或通过学习，将所听到的语音进行归纳、对比，从而辨别出不同的特征或音位；对语音感知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听话人的母语习惯，听话人常常因为自身母语音系与所听音系的不同，造成感知上的“偏误”（赵日新，2014）。

二 类型学的视野

刘丹青（2003）在讨论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的关系时指出，近年来，语言类型学引入我国，促进了汉语方言研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汉语方言研究而言，所谓类型学视野，就是要处理好单点研究与类型比较的关系，即汉语方言研究需要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单点方言系统、深入的事实描写；二是方言间的类型学比较。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单点研究是类型比较的基础，类型比较使单点研究深入和准确。

目前，汉语方言的类型比较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单点描写成果少，制约了类型比较的开展；二是由于单点描写不够深入，制约了类型比较的深度和解释力。今后，在重视类型比较的同时，应该鼓励更多地、深入地开展单点的描写性研究。这样，类型比较才能拥有丰富的材料。

汉语方言研究引进借鉴类型学视野和方法，是中国语言学界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一条主要途径。类型学可以帮助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创新理念，站在世界语言的高度，更加确切地揭示汉语的事实和真正特点。将汉语方言研究纳入类型学研究框架，汉语方言研究可以为类型学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推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研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将汉语拿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进行观察，需要关注国际语言学界动态，培养跨语言思考习惯，寻找类型学研究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重要课题，以使汉语方言研究走向既全面深入又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道路。

三 地方普通话的研究

地方普通话，也叫方言普通话，是标准普通话的变体，是绝大多数人实际使用的普通话。国家语委于2008 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首次将地方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并列为研究对象，计划对其整理、加工和保存；李宇明（2010）强调：“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是一项填补空白性的工作。”

研究地方普通话具有重要价值：可以真实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微观变化；可以促进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研究，为普通话定义及其性质乃至共同语的本质的探讨提供真实材料。

地方普通话并不是一个匀质的语言系统，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的地方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距不同；即便在单一方言点的地方普通话中，受方言影响形成的项目向标准普通话靠拢的速度也是不均衡的，有些可能很快向标准普通话靠拢，有些则较为顽固，长期保留在地方普通话中甚至有可能向外扩散。究竟具有什么特征的项目容易保留在地方普通话中，又有哪些内外因素影响这些项目的发展趋势，这些都是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课题。地位不平等的方言—共同语之间的接触，与势均力敌的两种方言的接触，其进程、方式肯定有所不同，所以地方普通话的本体研究也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素材。

四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曹志耘（2001）讨论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如：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编写《汉语方言资料集》、建立《汉语方言语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音资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像资料库》，以及建议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在语言政策中明确方言的地位和作用；在适当程度上开放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和发展；把濒危方言和已经消亡的方言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进行保护和开发。

曹志耘（2006）对如何进行方言保护提出了一些设想：明确语言政策，在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写入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内容，在提倡语言一体化的同时，明确地提倡语言多样性，使一体化和多样性成为我国语言政策中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建立相应机构，如方言多样性研究机构、濒危方言基金会、方言博物馆等；开展学术研究，包括对方言多样性、弱势及濒危方言的理论研究，对众多传统方言、弱势方言、濒危方言的抢记和保存；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和广大群众宣传语言一体化和多样性的关系，宣传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和思想，使之深入人心，如能做到这一点，必将为汉语方言的健康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李宇明（2010）指出：“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也必将大幅度改写。这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会造成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萎缩甚或消亡。方言的萎缩与消亡，意味着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流逝，意味着一些人的情感焦虑。我们首先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下今日‘语言地图’的轮廓，留下语言的有声数据。其次应当重视在城市语言规划中留出本地语言文化的空间，重视语言文化博物馆的建设，重视语言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最后，还应认真思考语言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提倡‘双言双语生活’，探讨通过双言双语教育和在一些地方建立‘活态语言保护区’等措施，尽量加强和延续一些语言和方言的活力。”“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会有哪些语言问题需要解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帮助；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语言行动，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畅前行。”

经过一些学者的大声疾呼，濒危汉语方言、城镇化背景下的方言生态、方言保护和保存等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广泛注意，学术界也开始行动起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大型项目已经展开或正在准备中。

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一部分，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意在收集当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带有地方特色的方言普通话的实态、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为推进中国语言信息化、推广普通话和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中国方言文化典藏”是一项涉及全国各地方言文化的大型历史性工程。该项目的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典藏是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保存和展示。该工程以方言文化为调查内容，以方言学、人类学方法和多媒体、形象化技术手段为调查、收集和展示方式，以保存和传承实态方言文化资料为目的。按照统一规划，采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实地调查收集实态的中国方言文化资料，经整理、加工，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网站，编写出版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系列图册和多媒体电子出版物，为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方言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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