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语言学是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整体特征是主张在划清各种语言生活边界的基础上，对不同领域的语言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观察，分析事实，解释所以，总结规律，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语言生活，从领域系统的层面推动语言学研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是有人类语言活动的地方，都有可能在那里形成相应的领域语言研究的门类，这将是一个繁丰多彩的格局，一章之内难以尽述。即使是从当下社会语言生活发展及学术研究需要的角度看，要列出一个领域语言学研究的清单，同样也会比较长，30个甚至50个都未必列得全。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各个分支方面固然都有很多成绩及优长，但同时也有很多短板与不足，这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研究的领域意识不强，领域语言研究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乏力；更进一步，领域语言的建设标准及集成力度不够。如果不加强建设，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语言学研究参与和推动国家文化与社会建设的力度与水平，影响国家软实力的质量与效能。

本章只是对几个有代表性的领域语言的实际进行观察与分析，这些领域包括法律语言学、刑侦语言学、地名学、广告语言学、新闻语言学、语言经济学、医疗语言学。这些领域也是近年来在领域内部较多讨论且在国家语言生活和国民语言生活中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其中有的领域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研究与实际语言生活实践中还会有较大拓展与深化的空间，需要及时加以引导和关注。

第一节 法律语言学

作为领域语言学重要分支之一，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法律离不开语言，中国法律语言学伴随着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而产生。历数中国史料文献，虽然也能找到零星的法律语言的研究和论述，但是中国法律语言真正有影响的研究，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中国法律语言学的兴起丰富了汉语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同时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也与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保持密切关系。这时期，外语界法律语言研究者的系列引介和研究对于开辟法律语言研究新领域起了引领作用，如吴伟平（1994）、林书武（1996）、庞继贤（1996）、廖美珍（2004）等；汉语界法律语言研究的综述梳理，如邢欣（2004）、胡海娟（2004）、安秀萍（2004）、肖明星（2006）、朱振华（2008）、李振宇（2008）、宋北平（2008）和李诗芳（2009）等，促进了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化。

一 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四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可以称为法律语言研究的酝酿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律师、公证、仲裁等各种法律机构以及法律院校面临着大量与语言运用相关的问题，这对法律语言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最早涉猎法律语言研究领域的是法律院系的相关学科教师，在高潮主编的《语文教程》（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中，邱世华执笔的“修辞”一章较早探讨法律语言问题。[※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编写的《关于司法文书中的语法修辞问题》（内部印刷）是一部较早运用法律文书实例说明汉语语法修辞规律的书，陆俭明认为，“这是他见到的最早一本谈论法律语言问题的书，但算不上真正的法律语言研究成果”。[※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可以称为法律语言研究的创立阶段。此期间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批研究者着力于法律语言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理论和体系的学术论著，如高玉成的《司法口才学》（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宁致远、刘永章的《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个时期的法律语言研究主要还是“语言内部要素论”，即法律语境下语言构成要素及其修辞、风格等研究。对法律语言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虑并较早提出建立法律语言科学体系的是陈炯撰写的《法律语言学探略》。[※注]最早以“法律语言学”为书名的著作是余志纯等编写的《法律语言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注]最早以“法律语言”为书名的著作是邱实的《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之后，华尔赓、孙懿华和周广然出版《法律语言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可以称为法律语言研究的繁荣与多元化发展阶段。20世纪末，法律语言学研究者开始在原来关注语言层次各要素的分析之外，特别强调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语言表达和篇章组织，更加关注法律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法律语言的事实，产生出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性专著。[※注]王洁等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法律语言学统编教材《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注]其他较有影响的教材或专著有：孙懿华、周广然编著的《法律语言学》（中国政法大学1997年版），潘庆云的《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炯的《法律语言学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振宇的《法律语言学初探》（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王洁的《法律语言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思潮的影响，法律语言学各种视角的探索不断深入，法律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研究态势，倡导法律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要求越发迫切。这段时间先后出版了一批法律语言学研究著作，如吴伟平的《法律与语言——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蔚铭的《法律语言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王道森的《法律语言运用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廖美珍的《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刘红婴的《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潘庆云的《中国法律语言鉴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绝大多数是从语言识别、文体风格、词语特点、修辞理据、句法特征等微观层面研究法律语言，推动了法律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可以称为法律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阶段。随着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立法和司法中的语言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阻碍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解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语言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07年成立立法用语规范化咨询委员会，旨在解决立法中的语言问题；中国行为法学会则于2008年成立法律语言研究会，一批法学界和法律界人士开始思考和解决法学和法律中的语言问题，有代表性的是何家弘；他发表了论文《论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以证据法学为语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并出版专著《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一个法学家的身份投身法律语言研究行列。这个时期的法律语言学专著也更加贴近法律实践需求，如孙懿华的《法律语言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振宇的《法律语言学新说》（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宋北平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和《法律语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苏小妹的《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一部专门研究立法情态动词的专著，李振宇的《法律语言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则是第一部关于我国法律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专门论著。

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借鉴这一时期也蔚为大观，较具代表性的是由廖美珍、苏金智主编的《西方法律语言学译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这5种译著为《法律、语言与权力》（Just Words）、《法官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Judges）、《法律话语》（Legal Discourse）、《法律、语言与确定性》（Law，Language and Legal Determinacy）和《法律语言学导论》（Forensic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廖美珍在这套丛书序言中表达了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要立足本国、走向世界的路径。随后出版的李立、赵洪芳的《法律语言实证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吕万英的《法庭话语权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张清的《法官庭审话语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著作都是立足中国法庭实践的研究。

与前几个阶段不同的是，在这个阶段，不同理念和特点的法律语言研究开始走向融合。

二 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范围与类别

从学科性质上讲，法律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考察法律领域中语言的应用。从法律语言的总体研究来看，法律语言学是“法学和语言学碰撞的结晶，是独具个性化的一门交叉学科”。[※注]法律语言学涵盖法律实践中两大领域——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当代中国法律语言学可以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视角/分类）和国内研究格局四个方面做一陈说。

从研究对象上看，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特定的，即立法、司法、执法研究过程中所用的语言和文本。1997年以前法律语言研究的状况，正如潘庆云所言：“十几年来，法律语言研究大体上已形成司法文书、法庭论辩、法制宣传、公安预审、言语识别、谈判调解、立法语言等分支。”[※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逐步健全和法律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内涵不断丰富，将法律翻译、跨文化法律交流、东西方法律语言对比、法律语篇（话语）、法律言语行为、法律概念等前沿问题也纳入法律语言的研究视野。

从研究领域上看，法律语言研究的论著几乎涉及了诉讼和法律实务的各个领域。一是关于法律语言学科体系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律语言实践的研究，包括立法语言研究、司法语言研究、执法语言研究、普法语言研究、涉法语言研究、预审语言研究和言语识别研究等；三是语言本体角度的法律语言研究，包括法律词语、法律修辞、法律语用学和法律句法学等。

从研究内容（视角/分类）上看，孙懿华将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分为静态立法语言（legislative language）和实施法律过程的动态司法话语（judicial discourse），后者又分为司法书面文本和司法口头话语；[※注]在研究视角上，法学背景的刘红婴、李振宇和宋北平等重在立法语言的法学规范、司法语言的运用；外语背景的吴伟平、杜金榜、廖美珍和刘蔚铭等侧重引介国外的法律语言学理论建设；而汉语背景的陈炯、王洁、孙懿华、华尔庚、潘庆云和姜剑云等重在法律语言本身的研究及其运用，以语言学视角和方法探求法律语言的特点。在学科分类上，早期多将法律语言的应用范围划分为立法语言、司法语言以及其他法律语言，中期将重点转向法律语言的运用，后期外语界为代表的法律语言学研究者受国外语言学的分类的启发，以语言行为说为指导，研究语言与法律及语言与法律权力的关系等。[※注]

从研究格局上看，中国法律语言研究格局与中国法律语言学领域现有的学术组织有直接的关系。在学术背景上，中国法律语言学学者形成所谓“三分天下”的态势[※注]，呈现法学、汉语语言学和国外语言学三种取向。法学取向主要依托高校法学专业及其相关研究机构进行，汉语语言学取向主要依托高校中文专业及其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国外语言学取向主要依托高校外语专业及其相关研究机构进行。近年来，特别是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研究会成立以来，广泛吸纳法学者、法律者、语言学者和法律语言学者等各路人马参与讨论和对话，以往的“三分天下”格局正在改变。有学者认为，2008年中国行为法学会下法律语言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法律语言研究融合各界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注]

三 法律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我国法律语言学建立在语言学和法学交叉学科之上，不可避免要以语言学和法学作为其理论支柱。根据各阶段研究主题的特征和研究方向的不同，先后形成了“汉语模式”、“英语模式”和“法学模式”三个时代模式。[※注]

一是传统汉语言文本分析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研究方法。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法律语言研究，可以说是从事大学汉语类教学的学者们一统天下。经过10年艰苦努力，至90年代末，汉语模式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进入巅峰状态，为数可观的论文先后发表，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先后出版，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内容上以法律文书语言为主，涉及范围广泛；第二，方法上以现代汉语知识运用为主，兼及逻辑学、心理学、方言学、司法精神病学等；第三，学科上局限于语言本身的研究，没有打通其与法学、法律的联系。[※注]

二是西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吸引了一批语言学界，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学者的参与实践，也将法律语言作为其研究对象。由于中国语言学存在大量借鉴索绪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西方学者学说的学术背景，一批高校具有较好外语背景的研究者在引介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捷足先登，利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法律语言的思维，介绍和模仿欧美法律语言研究传统，开启了“英语模式”的法律语言研究时代。[※注]借助娴熟的英语工具，英语界的研究者很快了解到欧美国家法律语言研究的情况，并将其介绍到中国，随后就英汉、汉英法律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展开研究。这个时期，学者们介绍欧美学者基于法律语言问题的研究来如何切切实实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研究汉英语法律翻译中的语言问题。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课题对法律语言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语言变体理论帮助法律语言使用者识别身份，权力关系和同等关系理论用来研究语言使用者（如言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推断相互之间的关系。[※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语言学研究中也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三是法学取向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研究方法。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需求，以及法律语言学研究多年的积累和沉淀，语言学与法学交融的时代到来随之来临。如法学取向的学者一般都从事过法学实务工作，更能确切地了解法律实践对法律语言研究的需求，因此，在自身研究中更注意从解决法律问题出发研究法律语言。这个阶段有关学者还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法律语言语料库，力图解决法律语言研究数十年来因为缺乏语料库的工具进行法律语言研究的尴尬状况。[※注]

同时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语言学研究一样，有关法的理论衍生出各种派别，如自然法学派、功利主义、分析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等，都试图从不同侧面揭示法的真谛，这些观点和理论也给法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和指导。“语言学转向”后的法学研究方法，如语义分析方法、语用学分析方法更成为法律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

四 法律语言学研究的新动态与基本走向

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语言学处于急速发展时期，各种理论和方法尚未成形，缺乏系统性，有些重要的问题尚未有定论。例如，来自语言学界的不少学者认为，法律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法律语言研究。该观点突出了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视角和语言学理论指导的法律语言研究，属于典型的“语言主导”的法律语言研究。具有法学背景的研究者则认为，法律语言研究既不为研究语法而研究、也不为研究翻译而研究，更不为介绍国外研究情况而研究，而是以语言学、法学、逻辑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为工具，解决法学理论、法律实务问题。[※注]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解决法律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突出了法律问题是“本”，语言研究是“末”，是工具、手段。而法律实务背景出身的边缘法学论者则认为：“法律语言学归属于边缘法学，在中国图书分类中已经成为事实。”[※注]也就是说，法律语言学属于法学（交叉学科），而不属于应用语言学。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法律语言学是在完全不同于国外法律语言学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研究传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的语料以及研究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注]

理论构建方面，在语言学与法学充分发展基础上，法律语言学力图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李振宇论述法律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时认为：“成为具有法律属性、高度融合、有相对独立性质的边缘法学学科之一，是法律语言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注]为了实现具有法律性质、法律与语言高度融合的目标，必须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造就大批复合型专门研究人才；第二，加快法律研究与语言深度融合的进程；第三，吸收消化国外法律语言研究的长处；第四，提高法律语言学的科技含量。

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解决法律问题，法律语言学研究要走学科的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组合和结合，从法律语言研究的交叉性、综合性、动态性、哲学性和社会性等多个视角，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途径对我国法律语言进行研究。[※注]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深入和完善，来自法学理论界、法律实务界、汉语语言学界、英语语言学界四个方面的研究者将构成国内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主力军，彼此之间会更加强调交流与合作，充实、改进和完善研究方法和手段，即重视本土的法律语言学科体系的构建，同时也密切关注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加强译介和吸收，为解决中国法律问题作出更好的服务和更大的贡献。[※注]

第二节 刑侦语言学

刑侦语言学又叫侦查语言学，是指运用现代语言学和刑事侦查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对案件语言材料进行研究，探讨所涉语言的形成和演变规律，寻求语言材料和制作人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为侦查破案提供有效途径的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

一 研究的主要成果

我国刑侦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司法学界和语言学界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一是司法界对刑侦语言学的研究。“最初对于案件语言的研究是从识别案件语言材料中的方言词语开始的。”[※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视为刑侦语言分析在司法实践中的开端，语言学知识在案件侦破中主要用于方言土语的语言识别。到了70年代，侦查技术人员开始重视对书面言语进行全面分析。邱大任首先提出“案件语言分析”的概念，先后发表了《语言侦破漫话》《语言分析在侦察破案中的应用》《怎样分析案件的语音》等一系列研究论文（邱大任，1985）。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公安院校文件检验教育工作者相继发表了研究论文。八九十年代，在司法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成果陆续涌现。邱大任先后于1985年和1995年分别出版了《语言识别》和《侦查语言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侦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侦查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对侦查语言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涉及侦查讯问语言和策略问题的教材或著作有《侦查讯问策略与技巧》（徐加庆，2000），《侦查讯问理论与实务探究》（毕惜茜，2004），《侦查讯问学》（王怀旭，2004），《侦查讯问理论与应用研究》（易云飚，2005），《侦查讯问》（侯英奇，2007）等。关于案件侦破中言语分析与鉴定的高校教材有《案件言语分析与鉴定》（袁瑛，2005），《言语识别与鉴定》（岳俊发，2007）等。

二是语言学界对刑侦语言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语言学教育背景的潘庆云先后发表了《预审言语修辞论略》（1987）、《“询问言语修辞”简论》（1988），并于198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法律语言的专著《法律语言艺术》，其中探讨了“讯问语言”问题。到了90年代，法律语言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无不探及侦查语言的研究。如潘庆云的《法律语体探索》（1991）分别探讨了“刑事侦查语言”和“讯问与查证”问题，在《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1997）中又进一步深入细化地研究了“讯问和查证中的语言”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吴伟平在《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2002）一书中分别从“法律语音学及语音识别”“录音会话分析”“笔迹学”等方面进行侦查语言的相关研究，杜金榜在《法律语言学》（2004）中论述了法律语音识别和文本鉴定的相关问题。

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黄萍的《从模糊到精确：侦查讯问的话语策略》（2010）、《中国侦查讯问话语的对应结构研究》（2010）、《话语考量触及侦查讯问的语言本质》（2011）、《侦查讯问话语研究综述》（2013），从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侦查讯问进行的研究。袁传有则研究了中国警察告知体系的建构、警察讯问语言的人际意义以及侦查讯问语言中的言语适应等问题（袁传有，2005、2008、2010）。曾范敬的《侦查讯问话语参与框架分析》（2008）则分析了中国警察讯问笔录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为侦查讯问话语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 研究的主要范围与类别

围绕刑侦语言学的两大任务，上述研究成果涉及刑侦语言的诸多方面，主要概括为刑侦语言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

刑侦语言学的本体研究涵盖语言分析在案件侦查中的重要性、侦查讯问的语言本质属性；刑侦语言学的缘起和发展、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科学依据和原理、教学改革；刑侦语言的艺术性、适应性、规范化、人际意义；侦查讯问的微观互动结构和宏观体裁结构等。

刑侦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覆盖的范围更广、类别更多。主要涉及语言的识别与鉴定，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识别与鉴定。其中书面语主要涉及方言土语的使用、人名的使用、新词语及流行语的使用、精神病患的书面语、聋哑人的书面语、性别集团言语和笔迹学等；口语主要涉及语音，尤其是方言音，同音别字的使用、语音分析的方法、声纹鉴定等；还有关于讯问告知体系的建构以及书面语和口语转换等问题的探讨。此外，还涉及刑侦语言策略和技巧，包括提问和应答的技巧以及修辞方法的使用，如模糊语言、委婉语、比喻和双关语、体态语、警语和谚语等的使用等。

三 研究的手段与方法

刑侦语言学主要运用语言学和刑事侦查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为研究目的而服务。通过考察刑侦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类别，可以发现语言学分析在刑侦语言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无论是司法界的研究还是语言学界的研究，语言学分析都不可或缺，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在刑侦语言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语言识别与鉴定的方方面面分别运用了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微观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刑侦语言学通过具体的语言分析来判断涉案人的性别、籍贯、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身份等，这里面会运用到较多的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会话分析被用于侦查讯问的策略与技巧研究，尤其是答问技巧的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参与框架理论被用来分析讯问笔录中的权力关系；叙事结构理论被用来分析侦查讯问构建的叙事话语。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有助于分析侦查讯问语言的人际意义。语料库语言学为刑侦语言学研究的有效性、科学性、高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此外，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先进语音分析仪器和软件的研发以及相关实验室的建设等都为刑侦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四 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与取向

我国刑侦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阵营：司法界和语言学界。司法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成绩显著，但在涉及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语言问题，尤其是专业强的语言问题方面，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语言学界还没有很多人去关注刑侦语言的研究，即便是在法律语言学的学术圈内，刑侦语言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将语言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刑侦语言的研究，为解决刑事侦查的实际问题作出贡献，是学界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之一，所以两个阵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刑侦语言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当中，针对新出现的、语言学界还没有答案的语言问题，语言学将如何配合和支持是又一个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来看，刑侦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决定了其发展单靠司法界和语言学界一般性交流与合作是不够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该是更为有效的途径，这需要司法界、语言学界乃至科技界和教育界更深入全面的合作。首先，要树立和加强刑侦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其次，要在司法院校或普通高校的语言学系设立相应的专业和学位培养机制；再次，司法界尤其是公安机关为高校此类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基地、第二课堂等有效的平台，帮助学习者提高分析的技术水平。

刑侦语言学是应用性极强的跨学科研究，它不仅和上述的微观语言学、宏观语言学、刑事侦查学等关系密切，与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司法精神病学等诸多学科的联系也很密切。因此，加强与上述相邻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今后刑侦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 地名学

地名学以地名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为地名的渊源和沿革、地名地理位置以及其分布规律、地名标准化、地名学史研究以及地名学理论等，与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地图学有着天然的关系。

一 地名学研究的两个阶段

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古代传统地名学研究和现代地名学研究两个阶段。传统地名学研究主要是地名渊源和沿革的研究。我国对于地名的记载和研究历史悠久，地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是更早的时期。在殷墟记载的甲骨卜辞中所保留的能为今人所理解的地名就有500余处。[※注]“地名”这个术语的使用在中国最早的记录是在《周礼》中。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地名学史上的一部划时代之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记录地名达2万个左右，解释地名渊源2400处，[※注]成为当时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这些成就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地名研究资源。

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我国的地名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与世界的学术大势发生连接，现代地名学渐成规模。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地名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地名学”一词出现于1928年商务印书出版社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这个阶段出现了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金祖孟的《地名通论》和《地名学概说》、曾世英等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民国时期的我国地名研究大致包括地名学理论的探索、地名分类的阐述、地名辞书的编纂和统一地名译名的讨论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了地名标准化研究工作，颁布了有关如何整顿地名的具体方法与规定，清除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及外国人强加于我国的地名，更改了一批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和以人名命名而不宜保留的地名以及一批字面生僻难读难认地名和重复地名，同时制定了少数民族语地名和外国地名的汉字译音规则等，地名标准化工作成果巨大。最近30多年来，我国地名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除传统地名学研究领域外，地名研究更注重综合性与系统性，各种地名研究刊物以及地名研究工具书陆续出版，各级地名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地名研究与管理机构。1977年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1978年确定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统一标准，少数民族地名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地名学研究在全国各地形成一定的气候。以地名研究刊物而论，先是中国地名委员会创办了《地名工作通讯》，继之者还有山西的《地名知识》（后改名为《中国方域》），辽宁的《地名丛书》（后改名为《中国地名》），云南的《地名集刊》，福建的《地名》，以及《内蒙古地名》、《湖北地名》等，为中国地名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注]地名学研究不仅在领域上得到大大的扩展，在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现代地名学研究在地名渊源和沿革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内容涉及地名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地名学史研究、地名标准化研究、地名应用研究、地名工具书编撰研究、地名分类和检索研究、少数民族地名研究、地名保护研究、地名翻译问题研究，等等。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对少数民族地名研究的数量与质量近年来均有很大发展。

二 地名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在地名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方面，对地名学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有曾世英、杜祥明的《试论地名学》（《地名学文集》，测绘出版社1985年版）和《地名学导言》（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王际桐的《王际桐地名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如龙的《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福建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和《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地名学很多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借鉴相邻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测绘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李如龙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中借鉴了语言学的相关知识，作者指出，地名本来就是语言里的一个词汇系统，对于地名学的研究必须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对于地名的语词结构的分析，关于地名词的音、形、义和词汇系统的研究，本来就是描写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的课题；对于地名的语源研究，历史地名、方言地名以及外族语地名的考证，都只能借助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关于地名的命名法以及地名如何反映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则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关于地名的标准化及各项地名工作的研究应该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所以地名学研究则可以采用相应的语言学理论来进行研究。[※注]该著强调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汉语地名研究，是地名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具有相当的标志性意义。

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通用和专用两种。通用方法以综合分析研究为主，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的不同侧面总是会采用一些专门的方法，如研究地名的含义与称读，一般就要采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地名的发展演变，一般就要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地名现象的数量表现，则一般采用统计法；研究地名的分布规律和名地关系，则多采用地理和地图制图法；对解决文献中的疑难问题和收集地名语音、方言词义、俗语源等则需要采用更多的田野调查方法。不同研究专用方法的使用推动了地名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 地名学研究前瞻

我国现代地名学发展虽然成果可谓丰硕，但相对领域语言学发展要求来看，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是应该继续加强地名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现代地名学虽然较传统地名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应该继续积极进行地名学理论的探究与建设，争取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地名研究理论，地名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理论指向及其价值效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二是要继续拓展地名学的研究领域。目前世界地名研究非常丰富，中国固然可以引用借鉴，但中国有着自己灿烂而悠久的历史，中国地名的起源和发展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更值得不断维护与研究发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名研究还需加强。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地名的研究成果还谈不上丰富，较多成果集中在壮族、蒙古族、满族等几个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名研究还是比较欠缺。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对于带有深刻历史文化印记的村镇地名研究亟须引起更多的关注。

三是要重视地名研究对社会发展的应用指导，加强应用地名学研究。理论研究还必须应用于实践，需要把地名学研究的原理、理论和成果广泛应用到社会发展领域，要将我国的地名研究放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来进行观察与安排。

四是要加强地名学的定量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地名学研究较多使用的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着重于地名的来源和含义的阐述或地名音、形、义的研究，定量分析有所不足。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种地名表征可以得到充分集合，能更深刻更精确地阐述地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利用地名资源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要注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新的地名研究空间与研究对象的发生和发展。

第四节 广告语言学

广告语言学是广告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从广告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运用的一门交叉性学科，其交叉涉及的学科包括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市场学、传播学等不同门类，在领域语言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 广告语言学研究的几个阶段及主要内容

我国广告语言的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学界通常将80年代的广告语言研究划为初创阶段，1990—1995年的广告语言研究为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可以称为广告语言研究的深化阶段，进入21世纪后的广告语言研究大体上可以称得上进入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的阶段。

初创探索阶段时期的广告语言研究大多立足语言学本体要素框架对广告语言进行观察分析，同时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市场应用指向，也出现了一些较有质量的广告语言研究成果，比如邵敬敏的《广告实用写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曹志耘的《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林乐腾主编的《广告语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

在研究深化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建设，广告同社会生活越来越紧密，业界和学界都更注重广告语言的市场反响和消费者的接受心理，在广告语言设计时也都更注意语言的人文性和人们的心理诉求。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专题研究，如国家教委语用所广告语言课题组的《广告语言课题研究纲要》[※注]、《广告语言课题研究纲要补》[※注]，对广告语言的研究就有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广告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广告语言的规范与发展、广告语言的定位与创新及广告语言的民族风格等方面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讨论。此时期随着学术视野的放开，出现了一些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市场学等多角度的研究性成果，例如屈哨兵的《广告语言方略》（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广告语言本体研究也有高水平成果出现，如周建民的《广告修辞学》（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广告语言规范问题也是这个时期研究比较多的一个方面。

21世纪之后的广告语言研究从范围所涉到质量深度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广告市场进一步开放，竞争也更加激烈，广告语言更加成为艺术性、实用性、实效性和针对性的综合表现体，对广告语言的研究也更具多领域、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研究的跨学科性也日渐凸显。就语言学本身的分支而言，一些新的学术理论如语用学、系统功能语法、语篇与话语分析技术等的引入也为广告语言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数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间较有影响的相关学术论著有黄国文的《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樊志育的《广告效果测定技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于根元主编的《广告语言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屈哨兵、刘惠琼的《广告语言跟踪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二 广告语言研究的基本学术旨趣

中国知网可以检得1100多篇与广告语言研究有关的文献，分析发现，广告语言学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基于语言学本体各分支的研究，第二块是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进行广告语言的观察研究。

基于语言学本体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通常大都着眼于广告文稿部分的广告标题、广告标语、广告正文的语言形式，在占有一定语料的基础上，从文字、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修辞各个方面，侧重于对广告语言进行静态的观察与描写。[※注]整体看来，在广告语言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基于语言及语言学本体的研究通常是由来自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的，在相当意义上看，为广告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当然，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消费者心理、社会文化、市场特征等因素对广告语言的设计与使用有着直接作用与影响，相关研究者在各自的著述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过一些相应的思考与研究，有的也可以说是相对完善，但是从整体看来还是未成大的气候。

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进行广告语言研究则把广告语言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成果指向也可以说是五彩纷呈，所涉及的学科较多，比较常见的包括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包括消费心理学）、营销学、市场学、经济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这类研究是把广告语言问题放到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其目的是想推动广告语言研究更好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从语言学本体角度来看，也存在着广告语言学研究如何从一些新的语言学研究流派与理论中吸取营养的问题。梳理文献资料大体上可以得知，近年来一些新出现的语言学理论与分析框架，如模糊理论、关联理论、顺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都对广告语言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催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三 广告语言研究前瞻

从发展的眼光看，广告语言研究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应对与研究建设。

一是广告语言研究的市场应对需要进一步得到强化。从语言应用这个角度来看，广告语言可以说是一个表现最为直接的领域。我国早期的广告语言研究多是来自语言学界的人士，他们做出了一些奠基性和探索性的工作，但整体说来还是先天不足，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广告市场蓬勃发展，广告语言表现丰富；另一方面是在广告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来自语言学界的引领与指导还不到位，广告语言的设计建设没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近年来，随着广告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也在逐渐形成，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语言服务视角的广告语言跟踪研究与广告语言谱系研究，就具有比较明确的市场应对。

二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性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相当意义上讲，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广告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语言学与广告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化学、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诸多学科充分结合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领域语言学学科。[※注]跨界综合的色彩非常明显，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观察和得出的相关结论也常常富有启迪作用。进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能够使广告语言领域形成一些更有分量的成果，比如说广告语言营销研究、广告语言传播研究、广告语言心理研究、广告语言美学研究等。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要注意，就是本土的广告语言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与世界的良好沟通与对话。随着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不断走向世界，中国的广告语言也随之会走向世界，需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学术研究上的准备。

三是广告语言建设的评价机制与人才队伍的建设。从宏观层面上讲，广告语言属于国家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行规范，目前情况是从大的法律层面，对广告及广告语言的设计建设有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看，还缺少更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机制，这方面的建设需要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广告语言设计的专门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也是一个弱项，弱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告市场中广告语言设计方面从业人员的专门培养问题，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职业，也没有设立相应的培养标准和准入条件；二是广告语言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问题，目前这方面基本上还是处在各自为政的自由状态，下一步应该创造条件建立平台进行队伍整合与培养建设。

第五节 新闻语言学

新闻语言学是近年来逐渐显示出来有一定领域语言研究特色的一个板块，随着研究的深入，使其逐渐从新闻学或者写作学的附庸地位上剥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领域语言学分支。

一 新闻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早期进行新闻语言研究的规模并不大，成果也不多，前期进行的相关研究多是一些在写作类报纸杂志上的零星文章，谈不上系统，后来才慢慢形成一点气候。较有影响的有李元授的《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著以新闻信息为背景讨论了新闻语言的相关问题，包括“语言信息传递”“话语信息类型与新闻语体”“新闻信息语言的特性”“新闻中的模糊语言问题”“新闻信息语言的规范问题”等。近年来，新闻语言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形成，比较重要的有廖艳君的《新闻报道的语言学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段业辉、李杰、杨娟的《新闻语言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李杰的《媒体新闻语言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匡宇、黄雅堃的《当代电视新闻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王燕的《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2003）、翁玉莲的《报刊新闻评论话语的功能语法分析》（福建师范大学，2007）、林纲的《网络新闻语言的语用分析》（南京师范大学，2008）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新闻语言所涉及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扫描与观察。

在时代变动的格局中，新闻语言同样也会与时俱进，多元、互动、融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这方面逐渐成为相关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新闻语言学主要的研究方法

基于语料收集基础上的比较分析一直是较为常见的新闻语言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比较分析又有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两类。横向对比就是将同一时期的不同媒介的新闻语言进行对比，如段业辉的《新闻语言比较研究》比较分析了四种媒体的新闻语言在语境交际、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并作出总结概括。[※注]。纵向对比法是将不同时期的新闻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比如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将“文革”时期的报纸新闻语言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语言对比跟踪研究就属于这种类型。近年来的新闻语言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依托相应语料库进行研究的趋势。

基于不同学术背景对新闻语言进行观察研究，是新闻语言学显出生机与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早期的新闻语言研究很多是进行语言要素与风格特点层面的观察与分析，对新闻语言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和领域语言研究视野的拓展，新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交叉借鉴，新闻语言学和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更加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二是语言学内部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为新闻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以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为学术背景形成了一批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 新闻语言学研究前瞻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新闻语言学的研究在当下语境中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是新闻语言的多元互动研究。随着各种新兴媒介正在与传统媒介进行融合，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新闻语言的概念及其范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下新闻语言的发展表现。报纸新闻语言、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与网络新闻语言、手机新闻语言现在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优势互补，信息互享，效应互动，图像、文字、声音多位一体的新的新闻语言给原有单一纯粹的研究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二是新闻语言的社会建设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研究新闻语言的目的，除学术上的探究之外，就是要通过这个路径引导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当今大量事实表明，新闻的力量在新传媒时代的作用不论从其瞬间时效还是长久功效，从其个性覆盖到其全面渗入都已经具有了比既往时代中的新闻语言更大的作用。目前，基于传播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交叉研究形成的有分量的新闻语言的研究成果鲜有呈现，这应该是下一步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是新闻语言学研究的数据基础与人才队伍的建设。这里主要有两个要点：大数据时代的新闻语言的语料收集与语料分析，全媒体时代能进行新闻语言分析研究与评价引导的复合型专门人才欠缺。很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既往的那种手工收集新闻语言或者小样本的新闻语言的语料库已经不足以把握未来时代的新闻语言，单一学科背景的人也越发难以对新闻语言的诸多特性与发展可能进行全面的引导评估。这就需要及早进行相应的基础建设。

第六节 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是近年来一门新兴的以跨语言学和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把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工具应用到语言变量研究中，主要研究语言的经济属性、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作用，以及在经济学范式下考察语言自身的形成与演变。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联结语言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科，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一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中国语言经济学发展历史不长，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由语言学者和外语教育学者发起，2004年后逐渐兴起研究热潮，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者和语言学者共同推动的态势，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在稳步推进。

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外语热”兴起，同时普通话推广与方言、特别是与粤语之间的权衡选择问题凸显，这促使一些语言学者和外语教育学者逐步认识到语言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并展开了对语言经济属性的探讨。陈建民、祝畹瑾《语言的市场价值》（1992）较早提出语言的市场价值概念，指出语言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大小往往取决于语言本身的市场价值，并对英语热、扩大共同语言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1997）一书首次引入“语言经济学”概念，分析社会用语和经济的关系，指出语言本身和外语学习是一种经济投资，提出语言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用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其潮《语言经济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1999）对语言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较为全面的引介，这被认为是我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正式开始（张卫国、刘国辉，2012）。

进入21世纪，我国语言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2001）建立了一个演化的语言习得经济学分析框架，开启了国内经济学界对语言问题的研究。2004年，经济学博弈大师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的《经济学与语言》（Economics and Language）一书在国内翻译出版，韦森（2004）随书发表书评《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深化了学者对语言和经济学关系的认识。此后，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逐渐形成研究热潮，研究方法和范式上有所创新，研究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语言经济学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建立方面取得较快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山东大学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尝试招收和培养语言经济学方向博士，200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专门从事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所（现扩建为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山东大学自主设置了国内第一个语言经济学博士招生专业，培养语言经济学研究专门人才。其中，宁继鸣《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2006）、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2008）分别是国内首篇应用语言经济学和理论语言经济学的博士论文。2009年成立的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在语言消费领域进行了诸多探讨。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该中心在语言产业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国家语委近年来十分重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国家的“软实力”，而且也是“硬实力”，全力支持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广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语言经济学研究，于2008年12月支持商务印书馆成立“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旨在“把语言及语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文化商品”，并在《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1年项目指南》中首次把“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列为重要的科研方向，表明语言经济问题开始进入国家的语言规划（李宇明，2012）。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批与语言经济学有关的课题研究相继获准立项，支持和带动了我国语言经济学的发展。相关学术研讨会渐次开展。2009年，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发起，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使中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交流平台[※注]，目前已经举办5届，标志中国语言经济学开始有组织地发展。2011年，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举办了语言经济及语言服务学术讨论会。2012年广州大学举办了“语言服务研究高级论坛”，同年，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语言产业论坛”。

二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几年来，中国语言经济学取得较快发展，研究内容多元化，涉及多个领域，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学科定位与基础理论研究。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国内外都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内学者一方面对国外语言经济理论进行引介和评述，提出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如许其潮（1999a）、林勇、宋金芳（2004）、袁俏玲（2006）、张卫国、刘国辉（2007）、姚明发（2007）、蔡辉（2009）、张卫国（2011）；另一方面立足本国，开展独立研究，对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建设问题进行追问，其核心是探讨语言经济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分析框架的构建。苏剑、黄少安、张卫国《语言经济学及其学科定位》（2012）指出语言经济学是研究语言本身的产生、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活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语言本身的起源、演变和消亡规律和语言、语言政策及其演变与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的相关性构成了语言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研究领域，这是对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同时，学界从语言经济学研究不同侧重点提出了分析框架，有代表性的有：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2008）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提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维度，提出了一个基于语言的经济属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苏剑《语言演化与语言保护：语言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011）提出了基于语言演化和语言保护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王海兰《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2012）提出了关于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分析框架。徐大明（2010）讨论了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对经济学概念应用到语言现象时容易出现的疑问与混乱进行了分析与澄清。但总体上来说，对语言经济学学科的定位和基础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语言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力量分析。作为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语言是组织一切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尽管语言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学界真正开始关注语言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力量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李宇明在其著作《中国语言规划论》和《中国语言规划续论》、论文《语言也是硬实力》和《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以及演讲、报告中，提出语言资源、语言红利、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的经济贡献度等命题，呼吁发展语言经济。

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的重要形态，中国对语言产业的研究正处于上升状态，研究内容包括语言产业的含义、语言产业的业态、语言产业的特征、中国语言产业战略、中国语言产业现状调查以及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率等。2012年3月2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的黄少安、苏剑、张卫国《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学界在语言经济方面的认识（李宇明，2012）。2012年，贺宏志主编的《语言产业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语言产业方面的专著，第二年出版修订版《语言产业引论》。该书分为序言、语言资源分析、语言产业概述、语言产业的经济学分析、语言产业的业态与案例分析五章内容。《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同时发表了5篇语言产业相关论文[※注]，分别从语言的经济属性和经济价值、近期语言产业的研究与实践、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要素、语言产业背景下的语言消费、语言培训的调查和思考等方面探讨有关语言产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设置“国内外语言产业研究”栏目，刊发了3篇文章[※注]，分别对加拿大的语言产业、美国的语言培训产业和中国的语言产业进行探讨。语言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语言资源潜在经济价值的认识（徐大明，2010），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使语言资源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王世凯，2010），保护语言资源的目的之一是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而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产生语言经济（李现乐，2010）。

在语言经济力量分析视域下，学界还兴起了对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的研究。语言服务和语言消费是两个相呼应的概念。关于语言服务，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语言服务的属性、类型、内容、概念系统（屈哨兵，2007、2011、2012；赵世举，2012）、语言服务的定义、意义、性质、主客体等（郭龙生，2012）、语言服务与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的关系（李现乐，2010）和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的关系（李宇明，2014）等问题的探讨。在语言消费方面，后蕾（2003）分析了当前我国语言消费的现状与特点；李现乐（2013）提出要增强依附性语言消费意识，从供求角度观察语言消费，最大限度满足语言消费；李艳（2012）界定了语言消费概念，厘清了语言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关系，从语言产业视角探讨了语言消费发展问题。此外，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语言与贸易、语言与交易成本、语言（汉语）推广的经济效益等。

三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国内学者在评介国外语言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反思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问题，主要分为包括三个维度。其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一般经济学分析。通过介绍西方语言政策经济学分析的案例与理论，提出对中国的启示（宋金芳、林勇，2004）；分析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及评估的影响，以及语言政策研究及其评估的方法和内容（张忻，2007）；通过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分析、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以及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研究建立语言规划经济学分析框架（薄守生，2008）等。经济学为语言规划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需强调的是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纳入语言政策和规划中来，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语言规划研究，而是将其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张卫国，2011）。此外，一些成果从公共产品视角分析了语言和汉语推广、语言（政策）供给问题，如宁继鸣（2008）、宁继鸣、王海兰（2009）、祁毓（2011）。其二，对外语教育和外语教学的经济学分析。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外语界发起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使培养的外语人才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讨论（戴炜栋，1993；蓝仁哲，1993），外语教育和外语教学与经济的关联性开始受到重视。在语言经济学被正式引入后，国内研究人员依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开始尝试利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来分析研究我国的外语教育和教学，涌现一批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和教学研究成果（张卫国，2012）。主要表现为：应用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的经济价值、外语教育是一种经济投资、外语教育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等原理，提出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外语教育规划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商务英语教育中的应用，如许其潮（1999b）、莫再树（2008）、徐启龙（2010）等；对我国的英语教育进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江桂英《中国英语教育：语言经济学的视角》（2010）；基于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英语教学改革提出建议，包括外语教学的指导原则、课程设置等，如王伯浩（2001）、孟晓（2014）。其三，通过微观个体的语言投资行为分析反观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个体语言学习是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这是语言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观点。王海兰（2012）从个体语言投资视角考察了孔子学院等汉语推广政策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影响，对汉语推广提出政策建议；刘国辉《中国的外语教育：基于语言能力回报率的实证研究》（2013）分析了中国外语的投资回报率，对外语教育政策进行评估。

四是语言动态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语言自身的演化、传播与消亡规律是语言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其分析的一个基本视角是从个体对语言的理性选择角度考察语言的动态发展。周端明（2005）从语言的理性选择理论证明了语言演进过程中的最小有效规模特征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黄卫挺（2008）利用博弈论从个体语言学习角度出发分析了语言的动态发展。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2011）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并论证关于语言动态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作为人类的基本制度，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建构的；语言的信息载体及传播工具功能与文化符号功能有分野的趋势，两者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或方向：作为前者，趋同趋简，作为后者，呈现多元化或者力求保持多元化；一种语言的通用程度是该语言的学习成本和相应母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函数。此外，学者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语言传播问题。李宇明（2007）指出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价值，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王海兰、宁继鸣（2014）从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特性角度考察了语言传播规律，认为一种语言的可持续传播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存在对掌握该语言技能劳动者的持续性需求，可为其提供长期的经济收益；二是该语言获得了广泛使用，能为投资该语言的个体在当下或可预见的未来带来具有吸引力的交际收益。

语言经济学研究内容庞杂，很多研究成果无法归入上述领域，但也代表了语言经济学的某种研究取向。例如，立足中国语言生活现实，对我国语言生活中的流行语、网络语、汉字繁简之争等热点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此外，不少学者对经济学的修辞、语用学的博弈分析等进行探讨。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领域语言学，其在研究方法方面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具有社会科学的演绎性。从总体上来说，实证研究和演绎研究的相统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互相支撑，是语言经济学常见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的研究手段来看，既有数学方法，如博弈论；也有费用—效益分析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等经济学常用方法。

三 中国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指向

根据语言经济学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下一步的研究指向大体上应该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探究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构建与完善语言经济学体系。语言经济学是近年来一个迅速拓展的研究领域，但现有研究仍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语言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研究纲领与方法论，语言经济史的考究及其规律探索，语言自身的演化规律，等等。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可能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寻求均衡，即“语言学还是经济学：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注]，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语言学者和经济学者仍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范式下进行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语言学者侧重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现有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工具对外语教育和教学、语言生活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经济学者侧重运用经济学的主流工具探讨语言的经济后果和语言本身的演化与博弈问题，两大学界之间的对话不足。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应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学和语言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上的沟通与协调，使语言经济学真正形成自己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这是语言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是语言经济学的应用研究，着力解决中国自身语言问题。语言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为个体、组织、国家等不同层面提出语言相关问题的对策。我国语言发展的悠久历史与实践和当前丰富的语言生活为语言经济学发展提供了研究土壤，同时提出了学术诉求。首先是对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包括普通话推广政策、外语教育政策、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以及汉语国际推广等进行经济学分析，对其实施效果开展经济效益评估。例如，普通话推广政策实施以来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同时存在哪些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对其成本—收益进行刻画，对其政策效果给予一个公允的评价，这是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都有责任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已经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了评估，但还不够系统、全面。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从理论上说，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可以提高就业，增加收入；如果有一些实证研究成果予以支撑，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也会有推动作用。2000年以来，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有了新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理论研究上还任重道远。语言经济学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包括对汉语国际传播和孔子学院建设的经济效益评估、实证分析母语非汉语者汉语投资回报率、语言经济学相关理论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等等。其次是发展语言经济，赚取红利。语言经济是绿色环保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语言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认识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认识语言经济的运行规律，研究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度，研究语言政策的成本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探讨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各种举措，夯实语言基业，发展语言产业，培育语言职业，壮大语言行业，促进语言消费，使国家和个人充分赚取语言红利[※注]。我国发展语言经济，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维度下功夫。正确认识语言的经济价值和属性，对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各地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外语做出正确的对待和审视，提高汉语的经济价值。发展语言产业，加强对语言产业，促进语言经济在语言服务各个领域（包括行业、职业、产业、基业等）的壮大发展，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发展语言产业，不仅是做理论研究的起步，也是最终实践的目标。比如说语言产业，李宇明从语言教育和测试、语言翻译、语言出版、语言艺术、语言康复、语言创意、语言工程、语言会展等八个方面来进行了举例介绍。[※注]这些业态不一定就完全囊括了所有语言产业的内容，也还有待于继续发掘和开发。在瑞士，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达到10%，那么中国语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有多大，如何测度，这是语言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语言资源保护与开发、语言服务、语言消费的前景十分广阔，如何将其纳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框架，培植为经济增长点，也大有文章可做。

三是语言经济学发展的数据平台和专门人才队伍的建设。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大数据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对提升语言的经济价值也将会有无可置疑的作用。虚拟世界应该拥有相当规模的应对语言经济发展平台与空间。网络世界对语言和经济产生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应该建设相应的平台加强人类彼此之间的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交际成本，催生新的语言经济形态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建设增添新的动力。同时，由于语言经济从研究到应用涉及各式各样的领域，需要及早规划，通盘考虑，设定标准，培育出一支足够量的应对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经济所涉及的相关基业、行业、产业、职业的专门人才队伍。这中间很多人才的培养是需要跨学科的规划与设计，必要时还应该组成语言经济学研究与实践的跨学科跨业态的各种联盟，一起推动语言经济及语言经济学的健康蓬勃发展。

第七节 医疗语言学

医疗语言是指在医院或诊所的工作状态下，医务人员（医生、护士等）、患者（及其家属）两个群体内部或相互之间互动时使用的口头、书面和体态语，医疗语言学是对这种语言的科学研究而形成的领域语言学分支。

一 医疗语言学的理论构建

在医疗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较早的成果有王孝军（1988、1989）、姜学林（1998、2008）、姜学林、曾孔生（2000）、姜学林、赵世鸿（2002）、李永生（2001）、李永生、朱海兵（2005）、王锦帆（2003、2006）。所使用的学科名称包括医生语言学、医疗语言学、医患沟通学、医学沟通学、临床医学语言学、医务语言学等。目前很多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医学沟通学课程，医学沟通学这一学科名称已基本为医学界所承认，医学/医疗语言学也逐渐为语言学界所接受。

王孝军讨论了建立医生语言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医生语言的功能和作用，阐明了医生语言学的基本任务。姜学林、曾孔生对医疗语言学概念系统进行了拓展和增补，认为要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来进行研究。李永生与朱海兵进一步构建了临床医学语言、医务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讨论了临床医学语言学的定义、意义、与思维的关系，以及临床医学语言职业变体的特点，分析了临床医学语言交际的科学性、情感性、道德性三大原则。姜学林等对这一学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包括其学科性质、学科特点、重要意义、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二 医疗语言的研究队伍、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研究医疗语言的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一些带有汉语语言学、医疗实践和管理背景的研究人员，他们总结医疗实践和管理中的医患交际的经验，归纳医患语言的特征和功能，以医疗管理、临床实践的体系为框架，建立了医疗或医学语言学的体系，最终目的是规范和改进医患语言互动。这里称这一阵营为汉语语言学理论和医疗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包括上面构建医疗语言学理论的各位研究者。二是有外国语言学背景的研究人员，他们借鉴了西方的语用学、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实际语料，结合访谈和问卷，分析了中国医患语言的特征，并做出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提出了对医疗实践的建议。

研究医疗语言的方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是汉语语言学理论和医疗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色：侧重于构建医疗语言学或医学语言学的框架，具有学科开创性，结合医疗管理、实践的体系和普通语言学的体系来建立医疗语言学的框架，比较符合医疗语言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对影响医疗语言的因素、医疗语言的特征和分类、医疗语言的运用方法和艺术进行了分析，论述较为细致、透彻；研究人员熟悉医患交际，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比较现实；大部分是规范性研究和定性研究；研究的不足在于：较少借鉴一般语言学包括语用学、会话分析等相关语言学理论，因而所构建的医疗语言学框架在语言学意义上显得科学性、逻辑性、理论性不强。

二是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医患会话中的某类语言现象、医患会话互动的语用策略和原则、言语障碍患者的语言、会话分析模式的构建以及医患话语研究的综述及研究方法的反思等，其研究方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如话语分析、会话分析、语用学和批判话语分析等，与西方的医患互动研究接轨，有利于揭示语言和交际的共性和中国医患会话的个性，且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带有鲜明的实证特色，大都进行实地调查，并采用录音或录像方法收集语料，并转写成文字；有些还结合访谈、问卷等方法，对语料和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处理；研究途径多样，如话语分析、会话分析、语用学和批判话语分析等；针对具体的语言问题进行分析，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有一定的深度；都是在对实际医患会话充分描述的基础上提出对医疗实践的启示，结论具备客观性、现实性和可行性。

医疗语言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医务人员语言的研究方面。对于医务人员语言的研究再根据研究对象分，主要有两个类别：医护语言以及非语言沟通。这方面讨论医护语言的文献较多，包括对医生、护士各自语言的研究包括医务人员语言的作用、功能、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注] ，医务人员语言沟通的内容研究[※注]，医务人员语言沟通现状的调查研究[※注]，医务人员语言沟通的方式、方法、技巧和艺术[※注]研究等。其中涉及正确理解患者的语言，正确表达医生自己的意图，多用鼓励性语言、解释性语言、正性暗示语言，适当自我表露、让患者了解医务人员自己的信息，针对不同心理特点和不同疾病患者使用不同的语言，要有文化敏感性，采用多种形式沟通，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等内容。对于医务人员非语言沟通的研究[※注]主要集中在非语言沟通的作用、重要性、必要性和使用现状的研究和非语言沟通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方面，涉及善用副语言信息、通过目光接触、面部表情进行沟通、注意把握适当的交际距离、细心观察患者体态语、保持体态语与有声语言和谐统一等内容。与医护人员语言研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员的语言能力培养问题的研究。[※注]

从伦理、文化、哲学、历史的视角审视医疗语言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一种趋势。包括试图通过语言路径来认识人及医学活动，认识人类独有的健康和疾病现象以及医学诊断和治疗，并希望促进人员的修行，而使其成为说真话的主体[※注]。有研究提出要重视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结构上医患两者之间的不同，医生是理性的线状思维和隐性描述的因果式语言结构，患者是面状思维和类似文学故事的交织式语言结构，理想的医患会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经纬交织和两种叙事方式的融合[※注]，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医学语言的伦理应该是摆脱现代性/文化霸权的一种诠释学的谈话，是一种境遇伦理[※注] ，这些研究视角无疑为医疗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 医疗语言学的研究前瞻

从发展的眼光看，医疗语言学的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是从医疗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语言研究。当前的情况是，除了对语言障碍患者语言的研究外，对患者语言的客观分析较少。患者是医患语言互动两极中的一极，当然值得进行透彻的研究；也只有掌握了患者语言的特点，才可能对医务人员的语言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还缺少对医方与患者家属及其陪同人员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患者家属及其陪同人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医患互动，对于年幼、高龄患者和其他一些缺乏正常行为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患者来说，患者家属及其陪同人员在互动中代表患者扮演了主要的参与者角色[※注]。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与医务人员的互动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视野。医方内部的语言互动也应该成为是医疗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是医疗过程中不同语言场景的研究，包括诊疗各个阶段的医患语言的研究、医患的门诊诊疗语言与住院诊疗语言研究等。

三是医疗过程中不同语言表现形式的研究，包括对医生、护士的书面语言（病历、处方、单据等）研究。对医患语言的研究可采用多模态的分析方法，因为医疗语言互动是语言、动作、图片等模态相互融合和配合的互动，不采用多模态的方法，不能揭示医疗语言互动的全貌和本质。

同时，对医疗语言的研究还应该借鉴最新的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叙事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视角，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领域语言学的范围十分广泛，本章只是对法律语言学等七个领域语言学分支进行了述评研判，相对可以列出的领域语言学的分支来说，只能是片隅管见。事实上，领域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其研究空间未可限量，其他如儿童语言学、军事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网络语言学、康复语言学等很多领域，都可以拿来专作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示。可以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领域语言学的研究是理论语言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人类语言学历史发展的表明，如果没有特定语言领域研究成果支撑，很难有语言学理论上的革命与创新，至于说在诸多语言领域中哪些分支能够脱颖而出，则与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学术旨趣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同时和国家社会发展对某些领域语言生活提出的需求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整体趋向是，社会越发展，文明越发达，人类对各个领域的语言生活的质量要求也就越高，据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领域语言学的研究将会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会有更多的学术力量进入到这些领域，其所产生的成果也必将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做出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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