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学史研究概貌

学术史的发展体现着学科的自觉意识，标志着一个学科成熟的情况。中国的语言研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从侧重文献和文字的传统语言学向侧重语言本身的现代语言学的转变，只是在20世纪初才得以完成，因此，语言学史作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相应地产生得比较晚。不过，中国语言学批评和学术史的总结，不完全在专文专著中，还常见于论文的研究现状述评中，见于著作的序跋中。本章对中国语言学史的概括就在很大程度上参阅了相关著作的序与跋。

最早产生的中国语言学史类的著作，多属于语言学专题史，且集中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几个分支学科，如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1937）、《中国训诂学史》（1937），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1938）。颇有意味的是，第一部中国语言学史通史类的著作《中国语学研究史》，由日本中国语学会编著，于1957年9月出版，该书是《中国语学事典》的第三种。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立达以该书为基础编译而成的《汉语研究小史》。该书首先分别概述文字、训诂、音韵的研究，然后分三章介绍《马氏文通》之前、1949年之前、1949年之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可见该书对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历史尤为重视。该书还分章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日本、欧洲及美国的汉语研究状况，具有较广的研究视野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本土最早出版的语言学史通史类著作是岑麟祥的《语言学史概要》（1958）。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内容和材料安排的次序是参照苏联各高等学校语言学教师近年来在《语言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意见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意见决定下来的，跟苏联高等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教学大纲（草案）所列的不尽相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就是说，既包括一般语言学的历史，又包括本国语言学的历史”。[※注]因此，该书首先在古代语言学史部分穿插讨论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思想和语言研究工作，然后在普通语言学史的最后部分专章概述中国语言学从先秦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作者指出，“我国过去对于语言文字研究有一个特点，即都是以古书和古代文物为研究对象，对于当前语文似乎不值一顾”。[※注]可见，中国的语言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直接受到世界语言学史的研究与教学的促动，进而中外对比，反思中国语言学自己的特点与发展方向。

真正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中国语言学研究历史的通史，还是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该书是王力1962年在北京大学的讲义，全书共四章，将中国语言学史相应地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时期。其中前三章于1963—1964年在《中国语文》连载。王力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是以语法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注]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是作者多年的中国语言学史的教学与科研的总结，不仅在材料上更加丰富，在内容上更加系统，而且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看法。她认为，“说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因而只能是语文学，称不上语言学。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语言研究实际的”。[※注]她主张，“要继续努力对中国语言学史进行研究，继续发扬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建立起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和气派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注]可见，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既是中国语言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课程建设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中国语言学史通史类著作的繁荣。稍后，相继出版的中国语言学通史的著作还有李开的《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班弨的《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1998）、赵振铎的《中国语言学史》（2000）等。

中国语言学通史类著作的出版只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奠基性的一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深入有待于断代史、专题史乃至于个案研究的逐步完善。中国语言学断代史研究中，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1995）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95、2008）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前者按照年代从先秦论及清代，后者按照学科分野论述从《马氏文通》到1949年的学术历程，并专章讨论了非汉语语言学，介绍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使中国语言学史的断代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作者指出，欧化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关键词，“欧化，导致古今学术大别。故中国古代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必须分别对待，各自独立成篇”。[※注]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批断代史与专题史著作接踵出版，这是一种世纪情怀的典型显现。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的《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与展望》（1996）主要总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状况。刘坚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98）分19个专题论述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缺少一个专题从整体上论述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潘悟云、邵敬敏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2005）分为四篇，依次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概论，20世纪中国语言学各学科的发展与主要成就，20世纪中国语言学重大论争，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大型工具书。该书脉络清楚，重点突出，史料翔实；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分专章论述语言学史的研究，既有小学专著的研究历史，又有各分支学科史的研究，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语言学分支学科的专题断代史与语言学通史的研究是语言学史研究相互促动的两个方面。分支学科专题断代史的研究既是语言学通史产生的前提，又是语言学通史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推进器。21世纪来临之际，山西书海出版社组织出版“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已出版的有于根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1996）、戴庆厦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1998）、温端正、周荐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1999）、许威汉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2000）、袁辉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2000）、苏培成的《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2001）、严修的《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2001）、袁宾、徐时仪、史佩信、陈年高的《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2001）、陈昌来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2002）、赵诚的《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2003）和《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2006）、焦立为、石锋、冉启斌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2004）等。除该丛书之外，还有陈保亚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999）、费锦昌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1997），两者分别从虚实两个方面进行了不同风格的总结。世纪之交，中国的语言学学者为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集体功课。

在语言学专题史的研究中，汉语语法学史和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尤为突出。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著作数量多，达10余种；分期细，既有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1990、2006）、陈昌来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2002），又有陆俭明的《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1993）、邵敬敏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2011）；门类全，既有吕必松的《现代汉语语法学简史》（1983），又有林玉山的《中国语法学思想史》（2012）。语法学史的研究者有的本身就是语法学的著名学者，了解重要事件的背景，深知不同研究方法的得失，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在集大成方面走在了其他学科的前面，由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1998）共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当代五卷，为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纵览当代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可以发现断代史的研究尚待充实，断代史中当代史的研究尤为薄弱。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就不足以成为史的研究对象，二是史的研究容易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60余年，并经历了新旧两个世纪的更替，在对中国语言学进行了世纪总结之后，应当也可以以此为契机对当代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再作探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已经于2009年率先推出了五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包括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中国翻译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国国外语言学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论坛等方面的内容。本书也可视为在此契机下对当代语言学史的再次审视。

二 语言学史研究的新追求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在学术建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收获，在马建忠逝世百年之际，举办了“纪念中国语法学先驱马建忠（1845—1900）逝世百年——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2000），稍后相继出版了姚小平主编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2003），《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论文集》（2008）。在语言学史的研究取向上，也表现出若干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