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及中外语言学史比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描述中国语言学的总体状况，概括中国语言学的整体特点。把握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整体特点，一方面是同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比较，一方面是与国际当代语言学比较。就中国传统语言学特别是清代语言学而言，梁启超、胡适、王力、吕叔湘、周法高、何九盈等都有所概括。姚小平在与西方传统语言学进行横向比较之后，概括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三个特点：一是重“为学”轻“为道”，也就是重视对语言学具体学科——如训诂学、文字学、古音学的探索，对涉及语言本体的整体性质等相关问题缺少持续而全面的思考；二是重文字轻语法；三是重本族语轻异族语。[※注]

王建军在比较中外语言学史时，对自1898年《马氏文通》刊行之后的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的进展做了如下概括：一是实现重点转移。《马氏文通》的问世激活了沉寂数千年的语法研究领域，使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首次置于语法之上。二是实施语文改革。以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国语统一运动为主流的语文改革运动助推了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语言学也深得其惠。三是充实理论内涵。随着西方普通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引进，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内涵得到了充实。用理论来指导事实研究成为各分支学科的通则。四是推进特色研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框架加上汉语事实一直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的基本格局。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只是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方言学领域体现得比较明显。[※注]陈昌来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世纪末的当代语言学的成就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在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多能结合汉语或民族语言的研究并有所创新；二是语言调查、描写和解释取得重大成就；三是传统研究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四是语言研究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新的分支学科不断诞生。[※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是对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打上了中国当代社会急剧震荡的烙印，在不断借鉴国外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结合中国语言的实际，在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也有所创新，逐步融入世界语言学的潮流之中。下面从借鉴与创新两个方面论述当代中国语言学的主要特点。

一 借鉴国外理论，参与国际讨论

新中国刚一成立，立即就受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语言学思想的激荡。一是来自苏联的学术和政治的影响。当时有俄语背景的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苏联语言学家的论文，特别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在发表当年就翻译成中文，主导了当时跟语言学有关的宏观讨论。苏联语言学界的一些主要观点，也进入了国内大学的《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等课程。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语言学家也发表了跟苏联语言学家不同的意见，显得尤为可贵。1952年苏联汉学家康拉德反对高本汉等人早期提出的汉语没有词类范畴的观点，认为汉语有词类。1953年高名凯提出，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语法范畴和词类范畴[※注]，由此引发了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二是来自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而直接引发这种影响的是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赵元任。1948年，赵元任的Mandarin Premier：An Introduction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国语入门》）在哈佛大学一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反响。1951年在台湾，斐溥言释译、董同龢校阅的版本以《国语语法大纲》为名，以连载形式刊发在台北《国语日报-语文乙刊》；在大陆，1952年由李荣编译的版本以《北京口语语法》为名，由开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不仅一直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重要教材和参考书目，而且对国际国内汉语语法研究学界影响极大。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对《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的影响，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描述框架；另一方面促成了国内少数语言学家应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解释汉语语法的具体问题，如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说“的”》（1961），引发了国内对于描写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

1968年，国内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赵元任在美国出版了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此时，国外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语言类型学都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赵元任的新著进一步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对汉语的关注，引发了一系列与汉语相关的讨论。汉语的基本语序到底是SVO还是SOV，汉语的“把”字句如何引发汉语语序的变化，汉语主语与话题关系具有怎样的类型学意义，这些讨论本身也促进了相关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遗憾的是，当时参与这些讨论的以身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为主，对国内的语言学的影响滞后了很多年。

1976年以后，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再次恢复正常的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界投入大量精力积极翻译、介绍或直接原文引进国外的汉语研究著作以及不同理论流派的著作。比如，在语法方面，有吕叔湘节译的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生成语法方面，有邢公畹等译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句法结构》（1979）；语言学史方面，有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译的罗伯特·罗宾斯（Robert Robins）《语言学简史》（1987）；语言类型学方面，有沈家煊译的伯纳德·科姆里（Bernard Comrie）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也与港澳台学子一样，汇入海外留学的潮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者投身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加入国际语言学的讨论，同时也带动国内语言学紧随国际学术潮流，实现了国内语言学界与国际语言学界遥相呼应的局面。比较而言，生成语言学在海外中国学者中影响最大，其中有好几位中国学者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而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法化、语言类型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内地的语言学界中得到更多的响应。

二 关注本土语言，解决本土问题

中国语言学各个领域在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同时，也都在运用这些理论深入思考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在广泛应用结构主义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时，由于汉语语法现象的特殊性，语法学界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适当的改造，提出了一些更加适合汉语的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实现了结构主义的中国化。比如，提出“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在句子分析时强调结构关系的重要性，主张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等等。（详见本书的现代汉语语法部分）

在本土语言描写特别是在方言、民族语言描写方面，中国语言学界举全国之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出版了大量的方言或民族语言的简志、词典、专著、论文集、参考语法，绘制出《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90）和《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这些描写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描写，总是和某种理论密切相关。比如，汉语方言的描写总是与汉语方言的分区、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参考语法更具有明显的语言类型学的取向。徐通锵根据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现象，提出了历史语言学中新的音变理论；[※注]李如龙根据汉语方言复杂的体貌现象，区分了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体和貌。[※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复杂现象同时也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兴趣，汉语及汉藏语言研究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化程度的学术，汉藏语和中国语言学的国际重要会议相继被引入国内，一些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开始在国际重要组织中申请跟汉语有关的课题，初步形成了西方与东方在中国语言研究方面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比如，曹茜蕾（Hilary Chappell）就在法国社会科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申请了欧洲研究委员会2008年的项目，题为The hybrid syntactic typology of Sinitic languages（汉语及汉语方言的混合句法类型），延请多位国内年轻学者参与其中，深化了汉语语言学和国际语言学的互动。

在应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中国语言学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汉语汉字及民族语言的信息处理、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信息检索等方面，突破了汉字和汉语在输入、输出、自动分词等方面的障碍，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开发了一些新的技术，使中国在信息化的国际潮流中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中国学者提出或弘扬了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权力、语言服务、公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等理念，连续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一些重大收获。在第二语言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和不断成长的教育产业。

回顾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必须承认语言学学科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体系，只能是一组与语言有关的学科群，亟待整合。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对相关学科的理论贡献不多。在语言学史上，语言学一度作为领先的人文学科，为其他学科提供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等方面的营养。但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语言学界的成果借鉴不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语言学还在发展之中，可提供的成果还不够丰富；二是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的沟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成果表述方面只关心语言学自身的需要，很少考虑到其他学科的问题。三是其他学科对语言学的了解还不够，缺少学科之间的旋转门。国际上，学科之间的对话是近50年来学术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催生了一批交叉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

因此，中国语言学未来的发展要冲出学科间的藩篱，主动了解其他学科的需求，找出新的生长点。要把解决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解决社会的语言问题，是促进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另一源泉，就是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精华。姚小平通过对先秦文献的梳理，认为先秦文献涉及诸多语言哲学层面的语言思想，“因其原生而质纯，独异而深邃”，格外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注]李宇明通过对《论语》关于语言和语言行为的论述，发现《论语》基本上是带着语言伦理学的眼光来看待语言的。《论语》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外在表现，是仁、义、礼等的外显形式之一，体现着人的品位类属。《论语》提出了“言与行”这对重要的语言伦理学关系，由之提出了言行相符、言而有信、慎言恶佞等儒家的语言伦理。《论语》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的滥觞，涉及不少语言应用的规范和对语言行为的态度，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能引发当今语言学者的诸多学术思考。[※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