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汉语语法学由80年代结构主义一统天下逐渐演变为各种理论百花齐放，多元发展。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学界深受国外语言学思潮的影响，与国际接轨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多元发展的理论，汉语语法学者在语言观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结构主义静态、孤立地把语言看作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逐渐转变为动态地、开放地把语言的运作与交际功能、语用语境、认知心理等密切关联。语言观的改变，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语法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与手段。在研究范式上也实现了以“是什么”为主要特征的“描写语法”到以“为什么”为主要特征的“解释语法”的转变，从而把汉语语法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90年代至今，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重要影响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主要有：格语法与配价语法、功能与认知语法、语言类型学、生成语法。其中，以功能与认知语法的影响为最大，堪与80年代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态势相比。

在紧紧追随西方语言学思潮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为汉语语法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借鉴史”而忧虑。一方面，在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汉语语法研究确实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反思：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汉语？已有先行者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做出了诸多带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树。

一 格语法与配价语法

格语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harles Fillmore）创立的，重点研究命题，认为命题的核心是由一个述谓成分与一个或几个实体组合而成，每个实体都与该述谓成分有着“深层格”（dee pstructure case）的语义关系。

谓词与体词，特别是动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格语法的引入，在汉语语法学界掀起了格关系研究的热潮。但是，中国本土的格语法研究，与菲尔墨所说的“格”已相去甚远。后者是“深层格”，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而前者大多基于汉语“表层格”的分析。格语法的引入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动名关系的研究。

配价语法由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配价”这一术语说的是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泰尼埃尔将动词分为四类：零价、一价、二价、三价，它们所能支配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分别是：零个、一个、两个、三个。可见，所谓“价”是以动词的支配能力为标准而聚合成的一种语法范畴。

朱德熙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成功尝试过配价分析方法（朱德熙，1978）。80年代，运用配价语法研究现代汉语的文章陆续多了起来（文炼，1982；吴为章，1982；刘丹青，1987；袁毓林，1987）。进入90年代后，配价语法声势浩大，范晓、鲁川、袁毓林、吴为章、张国宪、周国光、戴耀晶、沈阳、郑定欧、谭景春、朱景松、陈昌来、杨宁、吴继光、邢欣、王玲玲、徐峰等，诸多学者都投入其中。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也由动词配价延伸到了形容词配价（张国宪，1993）、名词配价（袁毓林，1992）上。在大量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还对配价语法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学界还将这种配价研究的观念推广到动结式、动趋式、动介式、“把”字句、“被”字句等结构式及某些固定格式的配价分析中，如郭锐、王红旗、齐沪扬、范晓、邵敬敏、王静、王洪君等。

格语法与配价语法都研究动词与其支配成分，不过重心不同。格语法重在意义，配价语法重在形式。中国学者在将它们引入汉语语法研究中时，无论冠名为“配价语法”还是“格语法”，在实际操作中大都秉承了“形式与意义互相验证”的方法论信条。换言之，这两个源头不同的国外语法理论，在中国多数时候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合流对于揭示汉语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绝对必要的。

进入21世纪，人们进一步将格语法与配价语法的研究思路拓展到句式的配价分析中，并结合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做出了新的探索（沈家煊，2000；袁毓林，2004；宋文辉，2007；施春宏，2008）。

二 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

一般认为，功能主义的思潮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崛起于欧洲的布拉格学派。该学派以注重语言的交际功能而闻名。在当今的功能主义阵营中，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和学说，对汉语语法学有深远影响的有两支：（1）以交际为导向的功能主义，国内一般称为“功能语法”；（2）以认知为导向的功能主义，国内一般称为“认知语法”。

功能主义认为语法结构的形成有动因、有理据。功能语法相信，信息传递对语法具有“塑形”作用。认知语法相信，人的认知结构会深刻地影响语法结构。大致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功能主义开始比较深入地影响汉语语法学界，并对结构主义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冲击。自90年代中期起（沈家煊，1995），认知语法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直至今天，功能和认知语法在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仍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些新的语言理论的指引下，汉语语法学界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论著或论文，如：陈平（1994）、张伯江（1994）、方梅（1994）、刘宁生（1995）、沈家煊（1995、1997、1999）、张伯江与方梅（1996）、袁毓林（1996、1999）、戴耀晶（1997）、李宇明（1997）、张国宪（1997）、崔希亮（2001）、张旺熹（2001）、储泽祥（2001）等。

功能与认知语法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关注的对象。在功能与认知语法的指引下，汉语语法学界在信息结构、话语分析、语用学、篇章语法等领域获得了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

第二，对老问题有了新认识。如：

（1）词类。在结构主义背景下，人们相信词类划分的应有状态是类与类之间泾渭分明，而在功能与认知的理论背景下，人们认识到类与类之间是有连续性的，具有家族相似性。范畴观的改变大大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词类研究的主流：致力于寻找特征、分门别类的词类研究少了，探索词类范畴的功能认知基础、连续性的多了，并出现了以原型理论为指导的词类划分新方案。

（2）句子成分。在结构主义背景下，人们硬性地以位置为标准区分主、宾语。而在功能与认知的理论背景下，人们用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概括并解释主、宾语与各种语义成分之间的配位情况，更逼近语言的真实。

（3）语序。在结构主义背景下，人们知道汉语是SVO型语言，但对为什么是SVO型语言，所知甚少。在功能主义背景下，人们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如：信息结构、临摹性等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又如，多项定语的语序问题，结构主义从黏合式偏正结构、组合式偏正结构这种形式角度入手揭示多项定语的语序，而功能主义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从信息量和处理策略上说明的，也有从距离相似性上给出回答的。

功能与认知语法研究显示出了如下特点：

（1）在语言观上，如果说结构主义是把去交际化、去语境化、去语用化的“提纯”了的抽象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功能与认知语法则正相反，它们赋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句话以名副其实的重要地位。

（2）在研究任务上，结构主义认为语法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语法这套规则系统，而功能与认知语法则要求对这套系统做出解释。

（3）在研究对象上，结构主义基本上不考虑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而功能与认知语法则打破了这个限制，重视篇章、会话等超句单位的研究。

（4）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更多的是孤立地、静态地、离散地观察语言，而功能与认知语法则是开放地、动态地、连续地看待语言。

汉语语法研究由结构主义转入功能与认知语法，符合语法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试想，“句子”还没弄清楚，何谈话语、篇章？静态的还不清楚，何谈动态？没有离散的分类又何谈对“类”与“类”之间连续性的认识？毫无疑问，功能与认知语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也不难看出，汉语语法学界还未能建立一个以功能与认知语法为理论背景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功能与认知语法在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系统性表现得还不充分，尚未出现以整个语言系统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

三 语言类型学

这里的语言类型学，指当代的语言类型学，严格地说，应称为“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学”，由美国学者格林伯格（Joseph H.Greenberg）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当代语言类型学既研究人类语言的共性，又研究人类语言的差异，并认为只有进行跨语言的实际调查才能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与差异的认识。这与乔姆斯基所倡导的通过单一语言的深入研究来提炼人类语言共性的做法不同。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已有关于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介绍，但真正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汉语专题研究并引起广泛关注，应是21世纪初的事（刘丹青，2003）。当代语言类型学影响汉语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但它的一些核心理念和方法，如蕴含共性、优势语序、四分表、语种库等已广为人知。当代语言类型学认为：各种语言的个性其实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各种语言的差异范围或差异限制就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共性。这些新思想的引入，扩大了汉语语法学界的视野，加深了研究者对诸多语言结构特征之间内在关联的认识，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范围内加以考察的意识越来越强。

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引入，为现代汉语语法学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一批国际通行而在汉语本土研究中不太常见的学术概念与分析手段系统地引介到国内（刘丹青，2008），汉语语法学界用世界的眼光看汉语，发掘了一些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如关系从句等（刘丹青，2005），并在语类、体貌、补语等问题上有了类型学背景下的更加深刻、全面的分析（刘丹青，2008；陈前瑞，2008；金立鑫，2011；郭锐，2012）。汉语语法学界对世界语言何以表现出这样的共性也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并基于事实提出了新的有关人类语言共性的假设，丰富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陆丙甫，2005a、2005b、2005c；陆丙甫、金立鑫，2010；陆丙甫，2011）。

中国境内有着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语言类型学与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语言接触研究、语法化研究等相结合，在研究视野与思路上不断拓展，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吴福祥，2009；吴福祥、张定，2011；刘丹青，2011、2012）。

四 生成语法

生成语法由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该学派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人类的语言知识。这个语言知识，不是指语言系统本身的规则，而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存在于心智或大脑中的语言机制。所以，生成语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可见、可听的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学派。

乔氏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被介绍到国内，但80年代是结构主义的天下。汉语学界真正运用乔氏理论研究汉语，主要是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成果不断涌现，并在空语类、指称、短语类型、特殊句式、题元结构、动词特征、词库建设、汉语特殊句法范畴等方面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徐烈炯，1994；沈阳，1994；程工，1994；何元建，1995；顾阳，1996；徐杰，1999a、1999b；沈阳、何元建、顾阳，2001；熊仲儒，2004；石定栩、胡建华，2005；胡建华、石定栩，2006；邓思颖，2008；潘海华、韩景泉，2008）。

生成语法自产生之日起，不断修改。但乔姆斯基要提出一种理论以描写和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的最初目的并未改变。就语言学内部而言，生成语法的思想精华如原则与参数理论、最简方案等，为最广泛地描写和最深刻地解释人类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相对完善、相对有效的理论手段；同时，生成语法对于人类语言的大脑机制、心理机制、生物机制等方面的追问，触及了人类语言作为“人类属性”的本质。虽然这些问题大都带有哲学意味而且难以回答，但无疑，生成语法引领人们更加深刻地、理性地思考语言问题，生成语法也以其无穷的理论魅力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

五 原创性语言思想的探索

当代主流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而汉语与印欧语有着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因此，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思考着创建以汉语为基础的原创性语言理论。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曾萌生出一些带有原创性的以汉语为基础的理论思想，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思想虽不能说绝对原创，似乎更谈不上完备，有的甚至伴随着争议，但仍鲜明地折射出汉语语法学界长期探索的轨迹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