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四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热点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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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20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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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多与分类、辨析有关，如词类划分、主宾语的确定、主语与话题的认定、词与短语的划界、单句与复句的区分，等等。这充分显示了非形态语言在语法研究上的困境。传统语法拿来讨论主宾语。认知语法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由“王冕的父亲死了”和“王冕丢了某物”两个结构糅合而成，生成机制是类推糅合。生成语法则拿来讨论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及该句的生成方式。这说明，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难以破解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现象。它们的存在表明了以汉语为代表的一类语言与西方形态语言的差异，带有鲜明的“汉语特色”。后一阶段则提倡以世界语言为背景探索汉语语法的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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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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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 话题 语法 汉语语法 宾语 动词 主语 结构主义 语言 学界 句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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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个热点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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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但问题与问题不同。有的问题事关全局，是大问题；有的问题涉及局部或细节，是小问题。有些问题会随着主流理论的变迁而淡出人们的视野，有些问题则相反，会以不同面貌反复出现于不断变迁的主流理论中。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多与分类、辨析有关，如词类划分、主宾语的确定、主语与话题的认定、词与短语的划界、单句与复句的区分，等等。这充分显示了非形态语言在语法研究上的困境。由于没有形态这种外在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形就难以避免。
理论会过时，而有些问题却可以“常青”。比如“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这一经典例句就经历了若干语法理论的洗礼。传统语法拿来讨论主宾语；结构主义拿来讨论“死”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配价语法拿来讨论“死”是几价动词；功能语法则质疑该句的句法性质，否认“王冕”与“（七岁上）死了父亲”之间具有句法关系；认知语法认为“王冕死了父亲”是由“王冕的父亲死了”和“王冕丢了某物”两个结构糅合而成，生成机制是类推糅合；生成语法则拿来讨论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及该句的生成方式。
这说明，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难以破解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现象。它们的存在表明了以汉语为代表的一类语言与西方形态语言的差异，带有鲜明的“汉语特色”。限于篇幅，下面只谈三个带有代表性的问题。
一 词类
词类是语法研究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词类划分是汉语语法学界殚精竭虑也还未能圆满解决的著名难题。传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无论是马建忠的“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还是黎锦熙的“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都给后人留下一个“词无定类，类无定词”的结论。
汉语语法学界在1953—1955年开展了词类问题大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1）汉语的词能不能分类？（2）怎样划分汉语的词类？最终取得的共识是：汉语的词能分类，分类标准是语法功能。不过，对语法功能的认识仍然见仁见智。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朱德熙的研究，人们对语法功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朱德熙指出：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它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的总和，即词的分布。指导思想明晰后，人们对汉语词类展开了精细化的深入研究，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长期有争议的复杂问题，人们运用数理统计通过数据来解决，对词类的模糊性和相对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随着功能与认知语法、语言类型学的引入，人们对汉语词类有了新的认识。袁毓林（1995、2005）根据家族相似性和隶属度重新分析词类问题；沈家煊（1999）在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建立起了关联标记模式；郭锐（2002）在大规模专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词类是以词的词汇层面的表述功能为内在依据进行的分类。这些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对解决非形态语言的词类划分问题具有跨语言的启示意义。
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当词类充当非典型功能时，词性有没有改变，就成了一个问题。以动词占据主宾语为例，传统语法认为这时的动词已经“名物化、名词化”了。结构主义坚决反对，认为词类没有变化，仍是动词。不过，这种处理有悖结构主义的“向心理论”。如何解决，也是个问题。功能与认知语法虽然没有明说这时词性变了没有，但承认占据主宾语的动词与占据谓语的动词有所不同。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语法位”说（李宇明，1986）；“漂移”说（陈宁萍，1987）；“名物化≠名词化”说（胡裕树、范晓，1994）；“功能语类”说（程工，1999）；“词汇层面与句法层面”说（郭锐，2000）；“零成分”说（熊仲儒，2001）；“标句词/中心词”说（司富珍，2002；陆俭明，2003）；“挑战向心理论”说（吴长安，2006）；“汉语实词包含模式”说（沈家煊，2009），等等。
经过几代学者坚持不懈的钻研，汉语语法学界在词类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词类问题至今仍没彻底解决，争议仍较大。而且除了郭锐、袁毓林等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提出不同词类分析模式的学者并未对汉语词类系统中各个具体词语的词类特征做出全面的分析测试，因此其效度的检验体现得尚不充分，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二 主语、宾语与话题
与词类一样，句子成分也是语法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就连这些最基本的语法概念都有可能难以辨识了。
吕叔湘在20世纪40年代就深入分析过主宾语的问题，并详细讨论了不同解决办法的利弊得失。50年代，汉语学界曾展开过主宾语的大讨论，大致来说有三派观点：意义说、位置说、综合说。经过这次讨论，人们取得的共识是：单纯的意义说和位置说都有较大的缺陷，应该采用综合说，但综合说的致命问题是如何综合。
进入80年代，学界所关注的问题有所改变。人们不再执着于基本概念的认定与区分，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对无比丰富的汉语事实的描写与刻画上，主宾语研究进入了精细化与微观化的新阶段，如李宇明（1987）讨论了主语、宾语的互易现象，而区分问题暂时搁置。这也说明，在理论和方法上没有突破时，诸如此类的分辨问题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到了90年代，随着功能语法与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引入，话题备受关注。话题与主宾语一样，也是普通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同样因为汉语没有形态，话题的确认也成了问题。而且对于汉语句子而言，谓语之前出现两个或多个名词性成分的情况很常见，哪个是主语，哪个是话题，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对话题的研究，又一次引发了“主语的确认”这一老问题。
在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中，主语属语法平面，话题属语用平面，二者本质不同。而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则赋予汉语话题以句法地位，使人们对汉语话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话题与主语的辨析直接影响到对汉语句子基本格局的认识，并进而影响到对汉语基本语序的确认。因此，是个大问题。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汉语的基本语序是TSVO。这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话题仅是个语用概念的传统观念。
关于话题，学界目前仍有较大分歧。受结构主义和“三个平面”思想影响较深的学者，会坚持认为话题是个语用范畴；受“字本位”和当代类型学思想影响较深的学者，会认为话题是个句法范畴。形式语法认为主语属语法层面，话题属语用层面，不过，就话题的生成，形式语法内部也不一致。
总之，从当代影响较为广泛的语法讨论看，它们之所以发生，当然与新、旧语法理论交替所产生的震荡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对建立在形态语言基础上的语法理论的种种不适，这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三 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对语言个性的探索是语言研究的目标之一。语法特点，有宏观与微观之别。这里主要回顾汉语语法学界对比较宏观的汉语语法特点的探索。根据当代语言类型学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这一探索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学界主要通过与印欧语的对比来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后一阶段则提倡以世界语言为背景探索汉语语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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