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始于微观层面，到20世纪80年代末，选题就已涉及预设、言语行为、指示现象、会话含义、会话结构等几乎全部微观语用学的论题。[※注]时至今日，我国的研究虽有百花争艳的局面，但仍以微观层面的研究居多。[※注]下面根据不同论题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 指示

指示是语用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涉及一些词语，要理解这些词语的具体或确切的指称意义，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话语中这些跟语境相联系的表示指示信息的词语，叫指示语。指示语主要包括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话语指示、社交指示等。作为最早的语用议题之一，指示现象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微观层面语用学研究的热点。根据钟茜韵（2012：85）的统计，2008—2010年其占比为29%，居所有微观研究之首，这与高航（2004）所说的“关于指示现象的研究较少”已颇为不同。短短数年间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可能是统计方式的偏差，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很可能与认知语言学近十年来在我国的长足发展有关，毕竟指示现象与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对认知研究的加强，带动指示现象的研究应该是比较自然的事。

具体到有代表性的成果，张权（1994）分析了指示语的先用现象（pre-emptive usage）。所谓先用现象涉及语言使用者在使用指示词语时的一种心理趋势，即言语参与者对处于言语指示域内的人、事物、地点和时间优先使用指示词语指示。张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先用现象的性质、制约因素、先用作用对指示词语和非指示称名在言语中发生照应关系的影响，以及指示词语和称名发生同指联系时语言结构的特殊性；此外还结合汉语实际，指出在一定的语境和语体中，先用现象会消失，产生反先用现象。

陈辉和陈国华（2001）以《红楼梦》为语料，对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说话者在听话者面前指称第三者时选择视点的情况，发现人称视点的选择至少受两条语用原则的支配：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此外，人称视点的选择还受到文化传统、说话动机、话语照应等因素的影响，出现违背以上两条语用原则的情况。郑道俊（2001）从分类和理解两个方面对英汉方位指示语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方位指示语的分类和理解是以其所在交际过程的语境为前提的，语境的改变会使对方位指示语的理解和分类发生变化。

陈琳（2001）探讨了语篇指示语在构建翻译语篇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语篇指示语对等翻译的意义：不但使语篇指示语的语用用意在目的语语篇中得以体现，并有助于目的语语篇的衔接及文体特征与源语对等。具体到语篇指示语的翻译，同时存在英语语篇的形合翻译成汉语的意合、英语的意合翻译成汉语的形合两种情况，但后者是有标记翻译。

刘宇红（2002）进行了指示语的多元认知研究，文章采用认知语言学的多种理论，包括兰盖克（R.W.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的平台理论、法康尼尔（G.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和莱考夫（G.Lakoff）的理想认知模型（ICM）理论，从人类认知和心理表征的普遍规律出发，对指示语的语义现象，尤其是对指示语使用中自我中心转移和语境变换的现象，做出了解释，较好地解决了分析哲学和语用学未能解决的问题。

吴一安（2003）研究了空间指示语的主观性，并探讨了语言的主观性特征如何通过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得以体现。具体说来，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在三个语言层面上反映语言的主观性：语义结构、叙事体语篇结构和面对面会话。文章运用意义成分分析和认知语言观的再概念化机制，建构了解释语言主观性现象在三个层次之间联系的概念性框架。分析表明，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的基本语义结构相同，但它们的引申范围和引申意义在自我表达上存在差异。

王立非、孙晓坤（2006）通过语料库的方法研究了大学生英语议论文语篇中指示语的使用问题。该文在指称理论框架下探讨中介语的指示语发展，通过对比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语料（WECCL）和本族语写作语料（LOCNESS），研究二者在指示语使用方面的特点和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作文语篇在指示代词、指示名词短语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情境指示语的使用方面差异不大。总体来说，指示语的使用反映出中介语发展的共性特点，母语迁移的影响不明显，该结论对认识中介语的特点和英语写作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刘澍心、袁涤非（2007）研究了指示语如何帮助构建语境，指出语境是可以按照言语表达者的意图来构建的，指示现象是语言和语境关系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移情指示是话语主观性的体现。说话人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主动选用不同的指示语，以构建有利于实现交际意图的语境。冉永平（2007）探讨了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文章以互动交际中汉语的人称指示语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使用与理解的语境依赖性，重点分析它们在人际交往中的语用视点，并在语用移情功能的基础上提出“语用离情”的概念，以揭示语言选择存在的语用理据以及人际关系制约下的适应性与顺应性。

上述各研究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从选题来看，既有本体和对比研究，又有指示语在外语教学、翻译等方面的应用，还有和语境研究及认知研究的有益交叉。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既有思辨性的，也有实证研究。

二 预设

预设又称为前提、先设和前设，指的是说话者在说出某个话语或句子时所做的假设，即说话者为保证句子或语段的合适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30年来，国内预设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预设的本质特征、种类、投射、功能、预设触发语和预设研究的方法论等，应用研究包括汉语预设研究和语文实践中预设的功能和应用研究。

李锡胤（1990）讨论了预设和蕴涵的区分问题。徐盛桓（1993）把预设分为绝对预设和相对预设两大类别，并探讨了预设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蓝纯（1999）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预设，认为预设有四个基本特征：预设在否定句中仍然保留，预设在特定语境里可被消除，预设的投射现象，预设由句子表层结构中的预设引发项引发。文章共列举了九类在现代汉语中比较活跃的预设引发项，并且发现汉语和英语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由此作者推论：在预设和引发项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密切的、自然的联系。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它将为预设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途径：我们将不必对预设引发项进行逐个的分析、解释；只要给出某个引发项的语义特征，就可以依据一套特殊规则推算出它将引发的预设。季安锋的博士论文《汉语预设触发语研究》（2009）是就这一议题更为全面的研究。魏在江（2010）首先指出以往的研究对预设的接受与理解、预设的表达与接受的互动方面关注不够，进而明确预设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应该探讨预设话语权与表达策略、预设解释权与接受策略以及二者双向互动的运作机制，基于此而提出了预设研究的一个总的框架：表达论、接受论与互动论。纪卫宁（2008）发现以传统语用学为视角的预设研究没有涉及预设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如果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预设，则可以发现预设不仅是为了话语的连贯和表达的经济性，还是话语生产者表达观点、态度，将意识形态自然化并对读者进行操纵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全新的视角不仅能揭示预设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能够解释传统语用学中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应用方面选题丰富，有就汉语本身的微观研究，如王媛的《“比”字句的预设分析》（《语文学刊》2010年第21期）、俞玲玲的《以含副词“就”字句为例浅谈预设理论》（《语文学刊》2009年第6期）等；也有比较宏观的研究，如张斌（2002）探讨了蕴涵、预设与句子的理解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句子的意义是许多因素组成的，有些意义是句子本身表达的，有些意义是语境表达的；句子本身表达的意义有直接表达的，也有依据句子推断或分析出来的，后者包括蕴涵和预设，而且预设不同于前提，原因在于前提是句外提供的条件，预设是依据句子分析出来的，许多语法现象宜用预设来解释。据此他把用“如果”的复句分成两小类，分别表达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此外还有与认知的交叉研究。陈意德（2005）首先明确了预设不仅是语义和语用现象，还是一个认知问题；认知理论能合理地解释预设的主观单向性、隐含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预设推理也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是大脑中的演绎系统根据不同输入手段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即综合、分析新旧信息并寻找最佳关联进行推理的过程。郑亚南、黄齐东（2007）认为预设与认知语境具有密切的关系，预设是认知语境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受认知语境的制约；认知语境为预设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新视角，它对预设的触发、过滤、动态变化、转移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魏在江（2010）提出宾语隐形的预设机制与认知理解问题。他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宾语可以隐形、可以理解，实际上是一个预设问题，语用预设是此类句法结构生成与理解的重要的机制之一，具体来讲有三点：（1）动词本身的预设意义导致句法结构的无宾自足性；（2）宾语预设意义的隐含导致宾语丧失指称意义；（3）构式整体预设意义的制约作用导致宾语隐形结构的高度固化。考虑到语用学的跨学科背景，与认知的交叉代表了语用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三 言语行为

现代语言学认为，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实现某一特定交际意图，这实际上也是在完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称作言语行为。简言之，言语行为指成功地把要表达的意图传递给听话者。该领域的研究也较多，选题和指示语研究类似，也表现出本体、应用和交叉共同发展的特点。顾曰国（1989）评述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来源和方法，着重指出了其有关施事行为的分类和分析取消行为时的缺陷。顾曰国（1994）介绍了舍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涉及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形式化问题，并侧重于理论评价。该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看言语行为理论的价值，第二部分介绍国外学者对舍尔理论的评述，第三部分结合汉语实际，最后交代言语行为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存在的问题。

何兆熊（1984）讨论了间接言语行为，尤其是英语中的间接请求。文章比较扼要地评介了美国语言学家舍尔和欧文—特里普（Ervin-Tripp）对言外行为研究的有关论说，对我国英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绍杰、王晓彤（1997）根据实际问卷调查结果对汉语中请求行为的表现方式做了跨语言对比分析，从分析中得出四点结论：（１）汉语中请求行为体现出与英语相同的序列，可进一步说明请求行为的基本结构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２）社会因素（如社会距离、社会权力）、行为的难易程度同性别、年龄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请求策略的选择；（３）汉语中规约性间接策略是最常用、也是最礼貌的请求策略类型；（４）起始行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使用体现出汉语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特点部分地支持了文化变异论的观点，也部分地支持了语用原则制约论的观点。

王爱华（2001）以莱文森的礼貌理论为依据，以布鲁姆—库尔卡（Blum-Kulka）等学者的“语篇补全测试”为工具，调查英、汉拒绝言语行为表达模式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张新红（2000）调查了汉语法律言语行为在立法语篇中的实施情况以及各类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分布，提出可以根据其中施为动词的有无、施为用意的强弱，把法律言语行为划分为显性、规约性和隐性三大类。卞凤莲、裴文斌（2009）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翻译连贯性的关系，指出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为翻译研究和实践展示了新的视角，可以成为指导语篇翻译的重要理论工具。

牛保义（2009）专文探讨了修辞问句施事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作者通过调查《双城记》、《简·爱》和《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中的100多个修辞问句，发现修辞问句是用来实施断言或陈述行为的一种间接言语行为问句。在一个修辞问句中，肯定命题实施一种否定的断言或陈述行为；否定命题实施一种肯定的断言或陈述行为。作者在认知语言学转喻理论框架中建立修辞问句的言语行为场景模型，发现转喻在修辞问句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表现为传递性的多层级映射，遵循“态度指代断言或陈述”的转喻原则。陈香兰（2009）则从转喻角度探讨了间接言语行为的操作，特别是间接言语行为中转喻的多域操作问题，文章分析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操作更为深入，还在于将转喻操作过程中的认知背景、现时语境和个人语用因素的影响作用纳入考虑的范围。

四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目标是要弄明白发话者想要表达什么，而听话者又是怎么样理解发话人的意思并做出反应。会话分析包括对会话结构、会话策略、会话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会话分析在我国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首先，黄衍（1987）分析了英语日常会话中自谦和赞扬毗邻应对的“优选结构”（preferred organization）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并分析了中国学生与此有关的语用失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不少有关真实对话的实证性研究。刘虹（1992）以汉语语料为基础，提出了话轮、半话轮和非话轮的区分；刘虹（1993）以汉语的会话材料为例，对会话中非理想情况产生的原因和矫正规则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补充。何安平（1998）以近10万字的英语会话语料为基础，分析了英语本族人在日常对话、公开讨论和电话交谈三种类型会话中的听者反馈语，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探讨反馈语发生的语言环境特征，实施反馈语的语言策略以及制约反馈语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现反馈信号与性别和社会阶层等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进入21世纪，王瑾、黄国文、吕黛蓉（2002）用会话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语码转换问题，他们把会话分析看作民族方法学知识框架下的一个分支，着眼语言选择的序列性和嵌入性，尽量疏离宏观社会语境，并分析了该路向的优势和囿限。张荣建（2005）进行了会话分析与批判会话分析的理论对比研究，涉及会话分析及其方法、批判会话分析及其方法，指出会话的批判性分析与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是将语言和语言分析与社会背景中的“社会工作”相连，明确了会话并非仅仅表现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还包括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观、信念和兴趣。新近出现了一些紧贴社会生活实际的研究，如于国栋（2009）把会话理论应用于产前检查的建议序列研究，卢晓静（2012）则把有关理论应用于微博语言的研究，可以说表现了比较好的问题意识。

五 会话含义

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理论，因为任何交际过程都涉及交际意图，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该议题的研究近十年来虽有下降，[※注]但纵观语用学在中国30年的发展，仍占主导地位。程雨民（1983）最早介绍了会话含义学说，随后的对格赖斯非常规意义理论、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新格赖斯会话含义推导机制的各种研究，在国内成为语用研究的主流，其深度和广度明显超过其他领域。

首先，徐盛桓发表了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古典和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的语用推理机制，两相比较发现，两种理论指导下的语用推理，除有一些共同点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点，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语用推理，不像运用“合作原则”来推理那样，要注意是遵循原则还是违反原则，也不必再区分规约含意和非规约含意，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处理日常话语中“正常”意义的一般理解，而不再只关注所谓的“非常”的言外之意。[※注]这一点意义重大，它使语用学在研究日常语言运用的一般规律方面担负起更重的任务。

钱冠连（1987）提出了语言交际中存在假信息的概念，认为这是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钱冠连指出，言语假信息是语言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传递形式之一，假信息虽“假”，但不可以和“坏”画等号，因为功能假信息可以使交际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交际手段之一；离开了假信息的传递，不仅交际是不健全的，而且文学也会是残破的、失去魅力的，为着特殊效果而释放假信息，甚至比释放真信息要好。这样，假信息论就成了格赖斯会话理论中“合作原则”的有益补充。熊学亮（1997）评价了对含义的分类标准，指出语境量大，话语的质和量就可以偏离常规值（即把话说清楚、说明白），产生特殊含义；语境量小，话语的质和量就比较接近常规值，产生一般含义。

新近，姜望琪（2012）从真实的语料出发，说明会话含义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可见，虽然说话人不一定知道会话含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都会想方设法运用会话含义，以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作者还提出，会话是一个实时行为，是动态的，会话含义的解读也必须是动态的，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解释会话含义的一种新路径。

同时还出现了与认知相结合的研究，如陈喜荣（2003）研究了会话含义与隐喻的关系，作者从合作原则会话含义理论出发，针对隐喻的特点，着重分析隐喻喻义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所具有的可推导性和不确定性；刘川（2005）运用现代语言学领域的映射理论、理想化认知模型（ICM）、预设概念，以及思维领域的知觉选择和认知推理，对以往人们认为的会话含义认知过程做了尝试性的探讨。

应用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翻新，非常广泛地用于分析翻译问题、外语教学问题以及影视作品的分析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六 礼貌现象

严格说来，礼貌现象不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但考虑到有关理论的引介与微观语用学大致相同，故在此一并讨论。礼貌现象也是国内研究的一大热点，但与国外有一明显区别，那就是从整体来看，国外的礼貌研究大多以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nson）的面子概念[※注]为核心的礼貌理论为框架，而国内研究则大多以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注]为框架。

刘润清（1987）首先介绍利奇的礼貌原则包括六条次则：策略、慷慨、赞扬、谦虚、赞同、同情，并指出礼貌原则能解释合作原则解释不了的语言现象。同时，作者也发现利奇有几个问题没有讲清楚：第一，应该说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有更大约束力；第二，六条次则的定义前后不一致；第三，利奇论述反语原则时没有区分与礼貌有关和无关的反语；第四，关于玩笑原则利奇没有提到在非严肃场合过于客气的假话也是开玩笑。徐盛桓（1992）参照利奇的礼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注意自身、尊重对方、考虑第三者。束定芳和王虹（1993）讨论了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与礼貌原则的关系，指出扬升抑降与环境关系密切。王建华（2001）认为，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取决于话语是否切合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而这一距离需要在交际过程中进行推定和调整，交际者可以凭借一定的语言手段来维持或改变现有的语用距离，因而话语礼貌具有动态性和可洽商性的特征。

顾曰国（1992）和Gu（1990）从汉语出发，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五条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并且将古时的与现代的一一对应起来：（1）“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2）“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与称呼准则；（3）“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4）“脸”“面子”与求同准则；（5）“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作者还指出了英汉礼貌现象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时还对利奇的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利奇根据英国文化的特点提出了六条礼貌准则，其中策略准则认为，人们应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慷慨准则认为应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顾曰国（1990）认为这两个准则有不当之处，重新修订为：

策略准则（对使役言语行为而言）

（1）行为动机层：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2）会话表达层：尽量夸大得到的益处。

慷慨准则（对承诺言语行为而言）

（2）行为动机层：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会话表达层：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考虑到文章的研究深度和发表期刊的权威性，该文影响较大。综合来考察汉语礼貌原则的还有卢敏的《汉语礼貌原则探析》（《学术界》2007年第3期），武瑷华（2004）则更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礼貌原则。

对比研究方面，Chen（1993）以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在恭维答语方面英汉礼貌策略的差异，发现说汉语的人更倾向于直接否定对方的恭维，陈认为这是由于利奇理论中的谦虚准则在英汉两种文化中重要性不同造成的。李瑞青（2012）在回顾中西方学者对礼貌原则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西方有不同的准则和次准则，揭示了礼貌原则差异的本质在于文化的差异。姜志伟（2009）通过对胡锦涛和布什高校演讲进行个案研究，对中、英政治演讲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礼貌原则的运用受到文化和身份等因素的影响。

交叉和应用方面，高航（1996）比较了布朗、莱文森以面子概念为核心的礼貌理论和利奇的礼貌原则，认为礼貌概念的内涵过于狭窄，可以包括在面子策略之内。周红（2003）研究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指出合作原则可违反，但礼貌原则需遵守，提出礼貌是制约语用的关键。杨文秀（2007）以现行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学习词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应用礼貌原则的方式及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改进提出了建议。孙志祥（2003）则把礼貌原则应用于翻译研究，探讨了汉英翻译中的礼貌等值问题。众所周知，商务活动更需遵守礼貌原则，这方面的应用研究很丰富，在此不一一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以英语居多，似乎昭示着语用学是舶来品的特质，但不管怎样，都应加强汉语、其他语种及跨语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