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许国璋于1979年把语用学引入中国，30余年来，语用学不仅已在中国扎根，还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本节将对主要研究成就分几个方面进行概要的总结。

一 对语用学有关理论进行了有益的修正和补充

由于引进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有的并不适合汉语实情，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微观语用学层面，钱冠连（1987）对格赖斯合作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言语假信息的概念，指出言语假信息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是有效的交际手段，从而修正和补充了格赖斯会话理论中的合作原则。顾曰国（1990、1992）从汉语实际出发，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一系列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指出英汉礼貌现象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同时还对利奇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徐盛桓（1992）对古典格赖斯主义和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语用推导机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使得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不再只关注“非常”的言外之意，而是可以处理日常话语中“正常”的意义，从而拓展了语用学在研究日常语言运用方面的适用范围。

宏观语用学层面，杨平（2001）从说话人角度对顺应论和关联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关联—顺应模式，在强调语言认知关联功能的同时，使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具体化，使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的描述充分性得到和谐统一。冉永平（2004）提出了语言使用与理解的“顺应—关联”模式，通过互动式的会话分析，扩大了有关理论的综合运用和分析语用现象的能力。廖巧云（2005a、2005b）则提出了集三大宏观语用学理论于一体的“合作—关联—顺应”模式。这些研究都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并为建立汉语语用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房锦霞（2006）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来探究语境，把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完形性、人本性、动态性和可选择性，从而弥补了前人研究大都集中在语境的定义和构成上的不足，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对言语的生成和理解具有解释力。

我国学者还把语用研究与语法化研究结合起来，如何刚（1997）介绍了语用方式的规约化，他认为语用方式会受语境因素影响，交际者为完成交际或达到互动目的所采取的各种途径、方法和手段一旦为社会文化认可，就会成为交际者在大脑中的操作模型。沈家煊（1998）则论述了语法化概念和语用法固化为语法的一些机制。沈家煊指出，从语用法的语法化来解释语法，实际是在研究共时语言现象的时候引入语言演变的历时因素。虽然把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严格区分开来可以加深对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了解，但这种区分完全是人为的，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要解释共时的语言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历时因素，对“语法化”现象的重视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刘林军、高远（2010）采用语料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话题化和左失位两个基本话题结构在北京话口语中的使用情况，发现在北京话口语中，前者无论在使用频率还是语篇功能的多样性上都超越了后者。通过与英语等主语突出型语言对比，作者指出话题化结构在汉语这样的话题突出型语言中已不单纯是语用的需要，其广泛的句法分布表明它承载着重要的句法意义。

于国栋（2001）着重探讨用顺应论来解释显性施为句的优越性，认为通过研究描写行为与语言行为之间是否匹配可以对显性施为句做出阐释，从而突破过去研究只局限在语言表面形式的缺点，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言语行为动词，为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深层原因提供一些思路。张克定（2002）则第一个指出顺应论对句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维索尔伦的语用理论对语用句法研究有几点启示：（1）语用综观论为语用句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2）语言的变异性和协商性为语用句法指明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3）顺应论为语用句法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以上这些都是对语用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发展，并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性倾向。但总的来讲，我们基本上还是追随者，要有重大建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语用学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如果说我们对语用学理论的创新比较有限，对其应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把所有的语用研究成果都集中起来，最可观的一定是应用研究，而在所有的应用研究中，又当以外语教学和翻译最为显著。因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赘述，在此只粗线条地勾勒一下。

在外语教学领域，首先是语用失误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其后的研究涉及语用学各论题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这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推动外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的重点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中语用现象的理解和表达，如学习者对会话含义、言语行为和礼貌现象的理解，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母语影响及语用失误等，这些研究可归入语际语用学或跨文化语用学范畴。

翻译方面，我国对语用翻译理论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到今天，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指示语、语用前提、关联论、顺应论等都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此外还有跨文化语用翻译和语用翻译策略等研究。纵观我国语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语用翻译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语用翻译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应用再到实证的研究发展历程；（2）语用翻译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维度的综观特点；（3）语用翻译强调动态的翻译过程研究。语用理论之所以如此全方位地应用于翻译研究，与翻译活动的实质密不可分。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语用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随着汉语热在全球升温，有必要借鉴各种先进的理论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做得更好。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从微观层面来谈的研究有一些，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在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但真正应用顺应论、模因论等来研究的就显得比较贫乏了，这也许正是努力的方向。

三 界面研究领域广泛

根据钟茜韵（2012）的统计，近年的界面研究以语用与认知的结合型表现最为突出，占所有界面研究的18%；语际语用和翻译各占17%；词汇、文学、语法语用又次之。此外，还有修辞语用、语篇语用、社会语用、跨文化语用等一系列交叉研究。

所谓认知语用学，即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交际，主要任务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和描述语言的理解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斯珀伯和威尔森（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就是认知语用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作为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跨界面研究，认知语用学为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提供了认知心理理据，对人们的语用推理机制作出了可行性解释。具体来说，国内学者对认知语用学已不再局限于介绍，已开始密切关注认知的心智机制与习得的关系、隐喻的认知推理、范畴知识的语用推理等。[※注]语际语用学方面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侧重于二语学习者如何使用目的语实施言语行为和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注]翻译语用学的研究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将语用学理论用于翻译，如模因翻译、关联翻译；二是研究译作中的语用对象，如预设、话语标记语等。近来翻译研究又出现了口语转向，对口译中的语言现象进行语用分析。[※注]

词汇语用学集中研究不同类型词汇的语用分析和语境构建、[※注]词汇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以及词汇搭配的认知机制等。语法与语用学的结合研究体现在对于语用的语法化和不同句式和时态的语用分析上，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下文将详述。

文学语用学主要探讨文学文本中作者、读者、语言结构、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文本解读的认知过程。修辞的语用研究已经开始，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语篇语用、社会语用、跨文化语用尚停留在介绍阶段，语音语用、实验语用、词典语用等则处于语用学研究的边缘地带（钟茜韵，2012）。

四 洋为中用，成效显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缘起于西洋的语用学理论来攻中华语言之玉，我国的学者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语用与语法研究的有机结合。传统语法分析研究的往往是孤立的句子，是脱离语境的成品，因此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语用学结合语境研究动态的语言，在很多方面有其独特的解释力。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当属汉语语法研究三平面理论的提出，在一些学者看来，三平面说已成为研究汉语语法的新模式，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注]

关于语法研究中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思想率先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年增补本）中提出，胡裕树和范晓（1985）正式明确了这三个平面，他们认为，三个平面各有其形式和意义。语用意义是指词语或句法结构在实际运用中所形成的语用价值或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意向。表示语用意义的形式称为语用形式，语用形式主要是语序和虚词，也有其他形式如语音、韵律等。句法和语义结构中的成分与语用成分之间密切相关，语用平面的信息最终由某些句法或语义成分来承载。

此后，汉语语法学界就三平面学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学说的面貌也由朦胧而日渐清晰。范晓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1996）、《现代汉语句子的类型》（1998）、邵敬敏的《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1996）等专著都是明确运用三个平面学说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如施关淦（1993）所指出的：“三个平面的说法之所以有新意，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就在于其中有个语用平面。有了语用平面，就顾及到了语言的使用，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基本上只搞静态描写的片面做法，而代之以静态描写跟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新局面。”

除三平面说这一重大理论建树外，我国学者还运用西方语用学理论来分析汉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沈家煊。他首先应用蕴涵、含义和预设三个概念解释“差不多”和“差点儿”两个短语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异同，[※注]进而撰文分别探讨了歧义句、[※注]否定[※注]和“好不”的不对称用法。[※注]崔希亮（1993）运用预设、推断（inference）和会话含义分析了汉语中的“连字句”；张旺熹的《“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张国宪的《“的”字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等，都属于该类的研究。

郭继懋（1997）运用会话含义概念分析了反问句使用的语用条件，认为反问句不只是加强语势，其实质是为了表达隐含意义，符合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方霁（1999、2000）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祈使句，认为汉语祈使句的使用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即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语气表现手段、祈使对象人称指示词，其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最为根本。陆镜光（2000）根据粤语口语语料，认为句子成分后置可以部分归结于话轮替换机制，从而说明了作为语法现象的词序和话轮交替结构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

焦点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徐杰、李英哲（1993）从说话者出发，把焦点作为说话者所强调的重点来分析疑问和否定现象，认为这两个句法范畴属于全句，没有独立的范围。方梅（1995）通过对预设的区分提出了句子的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考察了汉语里用于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及其适用范围。刘丹青、徐烈炯（1998）认为“焦点”与“背景”相对，把焦点分为三类：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题焦点，并指出这三种焦点在表达手段和句法表现方面都有明显差异。袁毓林（2000）分析了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从自然语言逻辑的非单调性角度证明，否定句的预设事实上是不可取消的，从而否定了其所谓的辖域歧义和语义模糊，对西方有关否定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五 语用学给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语言的重视，对语言研究的重视引发了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被誉为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其中第一次主要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逻辑句法分析，忽略了语言符号意义的语用学构成方式。第二次转向才是语用学转向，它不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还意味着哲学性质的转变：哲学不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问题，也不再以追问语言的意义和确立科学的客观性为目的，而是面向生活世界，置身于“语言游戏”中来考察语言的用法，探究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与理解，从而把语言的地位从工具性提升到本体高度。

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期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断碰撞、交融。根据张斌峰（2002），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并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而真正适宜于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应该是第二次转向，即“语用学转向”。

汉语言学术界里不乏先知先觉者。傅伟勋所著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一书针对儒家的“伦理谈辩”，主张要由经验语用学转向哲学“语用学”，即转向多向度的、立体性的、情境化的“元谈论”和“基础论辩”。陈汉生（1998）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义和语用三部分，那么可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研究，因为相比较而言，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张斌峰（2002）的系列研究在区分西方哲学两次语言转向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并尝试引入了现代西方的一般语用学、哲学语用学、普遍语用学和语用逻辑，对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名辩学进行了比较和融通，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新指向。

语用学之于逻辑研究的意义体现在语用逻辑的诞生。语用逻辑是语用学与逻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新学科，它从语用学的视野来研究逻辑学，是现代逻辑学中语言逻辑的一个新分支。

逻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从诞生到现在仅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虽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注]从语用学的视角看，逻辑学呈现出两个不同以往的重要特征：第一，逻辑学更加关注语言的使用者，关注语言使用中人的因素；第二，逻辑学关注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内的所有语境因素，离开这些语境因素，任何语句的意义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注]

把语用学思想应用于逻辑研究的先驱当属周礼全，里程碑式的著述是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亲自主笔的几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问题，并将二者密切结合。他不仅对西方的语用学理论有所引述，还创造性地提出成功交际的问题应划归逻辑范畴，因为交际过程就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应用和理解过程，二者都包含有推理过程，而推理恰属逻辑学的研究范围。周礼全指出，该书第二部分中的“认知逻辑”、“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已涉及言语行为和交际活动，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是关于交际活动的理论；全书的重点是成功交际理论，属于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范畴，同时也是语言逻辑的重要部分。总之，他主编的这本书，正如他自己在第一章中所说，“是一本自然语言逻辑的著作”，“根据多数人通常的理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或主要内容是属于语用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