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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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20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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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语言规划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过去几十年的文字改革工作需要总结评价，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1997年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语言文字法规、普通话、汉字、汉语拼音、中文信息处理等语文工作的多个层面提出我国跨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将语言文字法规建设、中文信息处理等新内容纳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领域，预示了21世纪语文工作的发展趋势。我国语言规划学者开始走入国际学术界， 1983年，陈章太在美国夏威夷参加“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学术会议”并宣读《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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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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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 语文 新时期 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国家语言文字 语文建设 汉语拼音方案 中文信息处理 语言文字应用 信息化 国家通用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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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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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语言规划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过去几十年的文字改革工作需要总结评价，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经过80年代前半期的酝酿和讨论，1986年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由汉字简化、汉语拼音化转移至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会议建议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同时认为“汉语拼音化”不再是当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而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则成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目标。会议继续强调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作用，同50年代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和逐步提高”相比，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之后到90年代初，推普工作的方针逐步转变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和逐步提高”，“逐步提高”替代“逐步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成为推普工作的新目标。
20世纪末，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经历改革开放1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面临新一次的调整和改变。1997年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语言文字法规、普通话、汉字、汉语拼音、中文信息处理等语文工作的多个层面提出我国跨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将语言文字法规建设、中文信息处理等新内容纳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领域，预示了21世纪语文工作的发展趋势。
一 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
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以规范化、标准化为主要标志的新时期，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等研究需要语文工作的密切配合。新时期以来的多种语言文字规范逐渐作为语委标准、国家标准得以公布，为此后的中文信息处理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二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订与颁布
20世纪90年代，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等语文工作均获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语言文字生活中的一些混乱无序、发展不均衡现象也逐渐显现，制订一部语言文字法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伴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各地先后出台了4个地方性法规和26个行政规章，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以前，制定并完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公布，共4章28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此前一系列语言文字地方性法规和行业行政规范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主要包括：（1）将“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作为重要指导思想提出，同时用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使用范围；（2）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对汉语拼音的功能和使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3）确立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监督体制，提出“国家和地方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主要职责和任务；（4）本着说服教育为主的原则，引导大家共同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同时以该法为中心逐渐形成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方的中国语言文字法律体系，是自清末《统一国语办法案》颁布近百年以来中国显性语言规划在世纪之交的重大跨越。
三 文献和著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中国语文》复刊和《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出版，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研究逐渐从“文革”时期的中断和沉寂中走出，开始恢复和发展。80年代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和90年代《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创刊是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以语用所、《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汉语规范化研究为新时期中国语言规划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积淀和重要的理论支撑。语用所成立之初确立的三项研究任务包括：（1）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决策（2）语言文字应用实际问题和（3）语言文字应用学科建设，主要承担新时期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与新时期语言规划研究的学术关系则更为凸显，杂志创刊方针明确提出“贯彻执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和理论上的研究”（于根元，1999）。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前半期，学术界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研究有长足进展，“由于现实语言生活的变化，由于语言学科的发展，由于人们许多观念的更新，这一阶段一些学者在现代汉语规范的学术探索方面取得大面积的收获”（于根元，1999）。（1）《语文建设》组织了3次讨论，主要涉及语言规范观和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论文有《当前汉语规范中的几个问题》（吕冀平、戴昭铭，《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语言规范问题十二谈》（于根元，《语文建设》1986年第3期）、《发展链：语言规范的本质》（龚千炎、周洪波、郭龙生，《语文建设》1991年第5期）、《文学语言不规范现象的三个原因》（吕叔湘，《语文建设》1992年第4期）等。（2）学术界逐渐强调社会用语规范的调查研究，对广告、标语、口号、公约、启事、布告、招贴、说明书等社会用语和服务用语进行调查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应用研究室主编《广告、标语、招贴……用语评析400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相关论文有《北京市三条繁华大街社会用语规范调查报告》（龚千炎，《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社会用语研究的两个问题》（冯学锋，《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等。（3）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主要观点包括：交际值原则、规范是不同层次的服务、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发现和推荐、中介状态、过渡状态和语病、惯性、刚柔、层次、潜显、风格、色彩、预测、三要素、评议失误等。主要论文和著作有《汉语规范化中的观察、研究和语值探求——单音形容词的ＡＡＢＢ差义叠结现象》（储泽祥，《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制定语言计划的若干原则》（于根元，《澳门语言论集》，１９９２年）、《“恢复疲劳”及其他》（吕叔湘，《吕叔湘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语言风格初探》（程祥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１９８５年版）、《修辞学新论》（王希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等。
新时期语言规划学者对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定义、内容、类型方法以及目标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构建我国语言规划理论体系与基本框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重要的论文：林书武翻译的豪根《语言学与语言规划》（《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3期）、周四川《语言计划》（《语文建设》1987年第6期）、周有光《二次战后的语言计划》（《语文建设》1989年第4期）、柯平《语言规划》（《语文建设》1989年第7—10期）苏金智《语言的声望计划》（《语文建设》1992年第7期）、冯志伟《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等等。（2）重要的著作：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年版）、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王建华主编《21世纪语言文字应用规范论析》（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吕冀平《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我国语言规划学者开始走入国际学术界，1983年，陈章太在美国夏威夷参加“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学术会议”并宣读《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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