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首先对汉语史的分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几种较为成熟的意见。王力在《汉语史稿》就提出了汉语史的分期标准，指出由于词汇较易发生变化，其稳固性和系统性没有语音和语法两个要素强，语言史的分期应该结合语音、语法的变化进行。《汉语史稿》把汉语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各期的起止时间和特点如下：

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前）为上古期：判断句不用系词；疑问句中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入声有两类。

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判断句必用系词；处置式产生；“被”字式普遍应用；“了、着”产生；去声产生。

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全浊声母消失；-m尾韵消失；入声消失。

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吕叔湘在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序中对汉语史分期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还不太大，汉魏以后渐渐分家，晚唐五代形成的以白话为主的文献和前代相比在语法、词汇上差异十分明显，特别是语法上有系统性的变化，因此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两大阶段，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这样就把汉语史分为两个时期，强调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唐宋时期的汉语语法演变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汉语史二分的意见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认为，白话的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二分”有道理。但唐宋时的“白话”和今天的现代汉语还有相当的不同，构成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体系的诸要素从萌芽到定型、成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且从研究的实际考虑，应该三分，分上古、近代、现代三期，近代汉语起止时间是初唐至清初。三分使近代汉语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全面开启了分阶段地、动态地研究汉语史范式。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汉魏六朝时期语法的发展受到关注，很多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现象，其萌芽可追溯到汉魏六朝。而东汉至六朝时期，汉语语法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如量词、使成式的产生等。因此，目前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倾向于把汉语史分为四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中古汉语指东汉到隋以前。

二分、三分都反映出近代汉语时期的重要性，近代汉语时期汉语出现了动态助词、事态助词，产生了新的代词、结构助词、语气词、介词、副词、连词等，虚词系统发生了全面的新旧兴替，出现了处置句，产生了新的被动句、使役句，这是汉语语法变化最大的时期，因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最深入、成果最多的部分。下面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的十个问题。

1.代词。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是一部详尽的汉语代词演变史。近代汉语时期汉语代词系统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代词，如第三人称代词“他”、人称代词复数词缀“们”、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与排除式（即“我们”与“咱们”）的区别、疑问代词“什么、怎么、哪”、指示代词“这、那”等。作为虚词，代词的语义与字形的关系不紧密，很多代词的语义不能由它的字形得到解释，同一代词在产生早期有多种书写形式，《近代汉语指代词》对新代词的产生过程、早期的各种书写形式都有详细描写，关于“他、什么、怎么、们”等词来源的讨论十分深入。该书关注的代词并不限于近代汉语时期，对中古文献中出现的代词及其用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如对中古汉语出现于南方文献中的“侬、奴、渠、伊”等。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则是对中古汉语代词的专题研究。[※注]

2.结构助词。吕叔湘（1943）详细描写了唐宋时期结构助词“底、地”的用法，指出二者使用上有区别、“底”来源于“者”。曹广顺（1986、1995）根据晚唐五代的语料《祖堂集》对“底、地”的用法做了进一步描写、分析，修正了吕叔湘的部分意见。王力（1958）、梅祖麟（1988）提出“底”来源于“之”。冯春田（1990）提出“底”并非由“者、之”音变而来，而是对“者”的替代，拓宽了解释“底”的来源的思路。江蓝生（1999）提出“底”来源于方位词，文章举出汉语史上若干处所方位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事实，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相较“底”来源的研究，关于“底”在唐宋以后的演变则研究较少，刘敏芝（2008）则对宋以后“底（的）”的用法演变做了专门的研究。王力（1958）对结构助词“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做了简要的论述，指出结构助词“得”来源于“得到”义动词“得”，“得”引导的补语开始只表状态，后来发展出表可能的用法。这些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如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2）等。杨平（1990）通过对语料的细致分析指出晚唐时期“得”字句表结果还是表可能取决于语境，太田辰夫（1958/2003）、蒋绍愚（1994）分析了汉语史上出现过的表示不可能的“V（O）不得”和“V不得（O）”两个结构，指出其来源不同、结构不同、产生时期不同。

3.动态助词。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由动词“了”（“终了”义）而来，其出现的标志是“V了O”式的出现，助词“着”由“附着”义动词“着”演变而来，中古汉语中出现的“V+着+处所语”式中“着”虚化，以后演变为体助词“着”，“过”由表示从甲处到乙处的动词“过”演变而来，这些意见基本为后来的学术界所接受，成为后续研究的起点。梅祖麟（1980）将“了”的演变与“V+O+完成动词”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开阔了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曹广顺在考察唐宋大量用例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的动态助词系统做了详细描写，他于199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助词》一书对汉语动态助词系统的产生和演变做了深入而精当的讨论。关于“着”的研究主要有赵金铭（1979）、曹广顺（1986、1995）、蒋绍愚（1994）等，学者们都同意“V+着+处所语”式的出现是“著”演变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结构里的“着”进一步虚化而成为助词，曹广顺（1995）则认为“V着”结构中“着”通过虚化、所结合的V的扩展最终成为助词，“V+着+处所语”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之一。关于“过”的研究由于晚唐文献中助词“过”的用例不多以及此期对动态助词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因而研究并不很多，主要有曹广顺（1986、1995）。

4.语气词。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的来源、用法。刘子瑜（1998）、吴福祥（1997）、伍华（1997）均联系反复问句的发展讨论了语气词“吗”的来源，杨永龙（2003）则运用语法化理论对由“无”到“吗”的演变过程做了深入分析。江蓝生（1986）在六朝文献中找到了“尔”用于疑问句的用例，使语气词“呢”来源上古汉语“尔”的假设有了关键性证据。曹广顺（1986、1995）详细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聻、那、在、里”的用法及其与现代汉语语气词“呢”的关系。

5.动结式。动结式由连动结构发展而来，动结式的判断标准是动结式研究的核心问题，判断标准确立了，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产生的原因都可因之而确定。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2003）关于判断动结式的标准的讨论对动结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对整个语言史研究都有借鉴意义。梅祖麟（1991）将动结式与同时期相关的语法变化结合起来解释动结式产生的原因，开阔了动结式及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蒋绍愚（1999、2003）基于对汉代和中古时期文献的大量考察，以具体的实证说明动结式的产生于中古汉语。趋向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种，关于趋向补语的研究相对薄弱，曹广顺（1995）、江蓝生（1995）较早描写了“来、去”的演变过程，他们的研究更重在“来、去”的助词用法的产生与发展，对其作趋向补语的用法论述较简。钟兆华（1985）讨论了复合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

6.选择问句。上古汉语的选择问句主要是在并列的两个分句之后用上一般是相同的句末语气助词，如“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墨子·兼爱》）有时还在第二分句句首用选择连词“将、且、抑”等，如“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中古汉语产生了用表判断的词作选择问标记的选择问句，如“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北史·何妥传》）基本奠定了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形制。中古以后选择问句的主要发展是用系词“是”代替了其他表判断的词语。选择问句的研究可参看梅祖麟（1978）、李崇兴（1990）、刘子瑜（1994、1998）、吴福祥（1996）。

7.判断句。王力（1937）最早对汉语系词的产生和演变做了精当的研究，提出系词“是”来源于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判断系词的若干标准。文章讨论先秦时期是否存在系词时，特别强调不能仅根据一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作用与后来的系词相同而认定它是系词，强调从词的语义句法系统中去考察其是否是系词，强调不可以今天的语感去分析古代的用例、“例不十、法不立”，这些观念对整个汉语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关于系词和判断句演变的重要研究有洪诚（1957）、唐钰明（1992）、何亚南（2004），这些研究或提出新例证讨论系词产生的时间，或补充系词的判断标准，对汉语判断句的演变过程学界认识较统一。

8.被动句。王力最早提出“遭受”义动词“被”演变为被动标记、“被”字句被动句表示“不幸”义，这些观点基本为学术界接受。唐钰明（1987、1988）调查汉魏至清多种文献，描写了汉魏至清汉语的被动句式。袁宾（1987）、俞光中、植田均（1999）、蒋绍愚（1994、2005）、岳立静（1999）讨论了近代汉语特殊被动句的使用情况和成因。江蓝生（1989）讨论了“吃”字被动句的来源。汉语里不少使役动词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被动标记，如“教、叫、让”，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9、2000）总结了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三个条件。汉语史上使用的被动标记还有“着”，向熹（1993）、吴福祥（1996）认为“着”字被动句来源于表“遭受”的“着”字句，冯春田（2000）、蒋绍愚（2009）认为“着”字被动句来自其使役句的用法。

9.处置句。王力（1943、1944）最早提出了“处置式”的概念，祝敏彻、王力20世纪50年代提出处置式由连动式演变，这一观点得到海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本时期许多研究更详细地揭示此过程，贝罗贝（1989）则用语法化理论进行分析。Bennett（1981）提出上古汉语“以”字句是处置式的前身，梅祖麟（1990）对处置式做了语义分类，提出不同类型的处置式来源不同，连动式演变而来的处置式只是一部分。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研究围绕此展开。争论的焦点有：上古汉语“以”字句是不是处置式；“以”字句与“把、将”字句的关系；工具介词与处置介词的关系；处置式产生的时代，上古汉语是否有处置式。

10.这一时期对中古汉语的两项语法演变有了重要结论：李崇兴（1992）深入研究了汉语方位词范畴独立、成熟过程，指出汉代开始方位范畴从名词、代词中独立出来；唐钰明（1990）探讨了动量词的产生过程，认为上古汉语后期“动词+数词”式大量涌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动量词。